回族经堂语中音译词特点研究-北方民族大学文史学院文库

◎马辉芬

明代经堂教育家胡登洲，仿照中国传统私塾形式在家中设帐讲经，后移至清真寺办学，传授伊斯兰教知识。此后，在清真寺内设学之风迅速传开，成为延续数百年而不衰的一种教育制度，后人称之为经堂教育。经堂语是经堂教育中使用的一种专门语言，它是运用汉语语法规则将汉语、阿拉伯语、波斯语的不同词汇或短语交互组合成句的独特汉语表达形式，在全国回族穆斯林中普遍流行。

音译是通过记录外语词的语音形式来借用词语。通过音译的方式借入的词语叫作音译词。世界上各种语言相互吸收外来词都是以音译的方式为主，音译是最普遍的、最基本的、最常用的吸收外来词的方式。根据周荐（1991年）的统计，在刘正等编《汉语外来词词典》所收1万余条外来词中，音译词达6213个，占该词典所收外来词（包括音译词、半音译半意译词、音译附加表意成分词、形译词）的半数以上。从这一事实来看，音译词是汉语接受外来词的主要形式之一，应该是毋庸置疑的。回族也会借用外来词，在经堂语这个特殊的语言环境中，音译词数量占有绝对优势。究其原因，经堂语最早是在经堂教育中，经师用来讲经或阐释有关伊斯兰教经典所用的一种语言形式。在讲经或阐释过程中，一些经典的意义，尤其带有宗教意义的词语，无法用适当的汉语词汇来表达，在这种情况下，译经者又不可妄自揣度经义，他们抱着严谨的译经态度，为保持经典的纯正、精确，创造了大量的阿拉伯、波斯语的音译词，这构成了经堂语的一大特色。下文将总结回族经堂语中音译词的特点并就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做一说明：

1.词无定形，记音为主。一个音译词往往有若干个书写形体。如：托鲁特—托鲁台[1]、而林—二林[2]、艾立夫—艾立府[3]、汗盖—汗改[4]、而杂卜—而杂不[5]、八推来—巴推来[6]、孩哇—孩挖[7]。汉语音译外来词的基本方法有两种：（1）语音对应法，即根据语音对应规律进行谐音音译。（2）“汉读法”，即把外文字母按照汉语拼音字母的读音读，并转化为汉语的音节形式，尤其是结合外语词的音节切分和汉语译名的音节表达，而不管原文里读什么音。[8]音译词的语音实际上是本民族语言的语音形式，并不是外语词的实际读音，由于受本民族语言语音系统的制约和改造，与外语原词的语音联系只是语音上近似。经堂语中的音译词多用“汉读法”，而“汉读法”译成的词与外语原词的语音之间，往往语音相差较远。所以会出现一词多种译法，只求大概读音相似。造成这一现象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回族经堂语以译经开始，而汉译不是一个人或某几个人来完成的，汉译者人数众多，文化水平参差不齐。在汉译过程中，难免会造成一词多种译法的局面。但大家还是遵从“用最简单的汉字反映最贴近的读音”这一原则。此外，随着一些伊斯兰教文献的正式出版，一些音译词的写法将得到统一与认可。

2.汉语中词的音节数量一般不超过三个音节，其中双音节词和单音节词占大多数。四个音节以上的词汇单位，主要是成语等熟语性质的单位。而经堂语中的音译词，字数较为灵活，常用全称，1～6个音节不等。如：昆（有）、足落该尔乃尼（亚历山大大帝）等。杨锡彭认为，汉字是语素—音节文字，汉字的特点决定了汉语中音译外来词的特点。不同语言的语音系统不同，为了适应于本族语言的语音系统，在借词过程中往往要有语音的“折合”“对当”，这种语音的“折合”“对当”可以通过文字书写形式上的“折合”“对当”来完成。不同语言的语音差异首先显著地反映在最小音义结合体（语素）的语音形式上。汉语的语素以音节作为基本的语音形式单位，汉语中绝大多数最小音义结合体在语音形式上表现为一个音节，且不能小于一个音节，因而在语音形式上与音节对应的汉字能够用一个整体的形式记录汉语中最小音义结合体。汉字在语音形式上与音节对应，因而用汉字音译外来词时，实际上是以一个个语音形式是音节的符号切分外语词，这就使得汉语中的音译外来词在语音形式上以音节作为最小的语音形式。外语中一个音位，音译到汉语中来，也成了一个音节。汉语中词的音节数量一般不超过三个音节，其中双音节词和单音节词占大多数。因而，音译词也以双音节词居多。而经堂语中的阿拉伯语、波斯语音译词，完全采用原来的音节构造，而不考虑汉语音节的特点。换言之，经堂语在借用阿拉伯语、波斯语词汇时，首先考虑的是它像不像原语言的形式，至于它是否像汉语，那是非常次要的。

3.大多数音译词声调特征不明显，有些特殊的音节形式只在音译词中出现，如fæ、næ、ȿæ、t′ua、ʐa、ʐei。然而，习经者在读经，在用汉字译写借词时，还努力保留原有的发音。经堂语中有某些词表现出习经者努力保留的阿拉伯语喉壁擦音［ħ］和舌尖顶颤音［r］的发音特征。例如：哈吗尼［ħər］、太格第热［rə］、法日作［rʅ］。

4.多是宗教词语。20世纪初，胡以鲁虽然坚决反对随意“借用”（“音译”），主张“意译”，但也认为“事物固有比字属名以定其号而终不可题号者，则无妨从其主称”的音译办法。他总结了十类可以音译的词，其中包括宗教上神秘之名不可译。经堂语最早的用途是作为译经、讲经的工具而存在的，其中必然要涉及很多宗教词语和宗教概念，当在汉语中无法找到合适的词语来解释它时，最有效也是最保险的办法就是直接音译，用汉字把其读音记录下来，因而形成了音译词大多是宗教词语的这一特点。

5.汉字在音译过程中，为了对应原词的音兼表其所属的意义范围而另造新字，通常是形声字。这样的翻译方法有人称之为“造译”。[9]汉语中最为典型的就是各种元素的译名，义符为“气”的大致是气体或与气体有关，如氟、氪、氖、氩；义符为“金”的则表示金属或与金属有关的物质，如钛、钒、钴、铷。关于音译的方法的作用和价值，张清源曾总结了以下五点：“一是为了更具体、更精确地表示中外交流的器物和概念。二是有些概念在汉语中没有相应的词语能简明地表达。三是简称词的意译不如音译简便。四是一些标示了一定民族风格或特征的音译词不易为意译词所代替。五是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一般不能意译。”[10]回族穆斯林在译经过程中，为了显示宗教的神秘性，自创一些字来记音，最常用的方法是给汉字加“口”字偏旁的办法来译写阿拉伯话的语音，例：（音雷）、（音来）、（音卢）这种译借方式的形成，没有语言规划所施加的影响因素，反映了译借者心理上对阿拉伯语、波斯语的亲近感及其力图保持其宗教不被汉化的强烈愿望。

此外，回族经堂语中的音译词还具有以下特征：处于组合中的每个音节每个字都没有独立的意义。如“筛托尼”，当它拆开为“筛”“托”“尼”时，每个字都没有独立的意义。即单字本有的意义在组合中不能形成合理的语义组合并进而形成一个整体意义，每个字都只是音节符号，只有当它们组合成一个整体的时候，才完整表达一个源自外语词“恶魔”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刁晏斌.现代汉语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

［2］何克俭，杨万宝.回族穆斯林常用语手册.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2.

［3］李树俨，张安生.银川方言词典.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

［4］林松.古兰经知识宝典.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

［5］马坚译.古兰经.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6］马千里.回族经堂语词汇的源流与构成刍议.语言理论研究，2006（5）.

［7］马振武.《古兰经》（经堂语汉文、阿拉伯文、小儿锦对照本）.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

［8］王静斋译.古兰经译解.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

［9］杨惠云.中国回族大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3.(www.xing528.com)

［10］杨万宝.回族穆斯林常用语词典.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6.

［11］杨锡彭.汉语外来词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12］杨占武.回族语言文化.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6.

［13］余振贵，杨怀中.中国伊斯兰文献著译提要.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

［14］张安生.同心方言研究.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

［15］张安生.同心方言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6.

［16］周燮藩.清真大典.合肥：黄山书社，2005.

[1]托鲁特：人名。

[2]而林：知识、科学。回族穆斯林习惯上对精通或熟悉伊斯兰教经典、教律、教法者的尊称。

[3]艾立夫：字母名。

[4]汗盖：责任、义务、知识、权力。

[5]而杂卜：疼痛、罪罚。

[6]八推来：假的、诈术。

[7]孩哇：私欲。伊斯兰教哲学用语，多指损人利己的私念。

[8]杨锡彭：《汉语外来词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9页。

[9]转引自潘文国：《汉语音译词中的“义溢出”现象》，载《社会语言学论文集》，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002年。

[10]转引自刁晏斌：《汉代汉语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