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族语言底层与历史文化传承

◎杨占武

语言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历史上所发生的一切重要事件，都会在语言中留下痕迹。对语言史的研究，其意义不仅在于能够弄清楚语言本身的语音变迁、语法嬗变、词汇源流等问题，为现实的语言现象提供历史的解释，而且能够对一个民族的历史发展、文化交流提供直接的或间接的解释和证明。“语言忠实地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全部历史、文化，忠实地反映了它的各种游戏和娱乐、各种信仰和偏见。”[1]在语言反映文化历史中，词汇是比较容易把握的要素。伽达默尔在《文化与词》中有一个俏皮的比喻：动物依靠自己身体的气或撒下的便溺来辨认自己的来路，人却通过语言来辨认自己的来路，一个人是这样，一个社团、一个民族都是这样。[2]“语言的词汇多多少少忠实地反映出它所服务的文化，从这种意义上说，语言史和文化史沿着平行的路线前进。”从语词的相互借用可以看到，语言像文化一样，很少是自给自足的，而文明也像是一件东拼西凑的“百衲衣”，谁也不能夸口是独家制造[3]。

一、语源资料与文化传播途径

语言借用途径可以反映文化传播途径。一种语言的词汇被另一种语言借用，有时还要经历一个辗转的过程。仔细考察这一过程，可以发现文化交流的曲折经历。之所以说“曲折经历”，是因为文化交流不仅走过了不同的地理路线，也可能经过其他民族的媒介。关于地理上的路线，这是显而易见和容易理解的，因为当不同的文化处于不同的地域时，地理暌隔，相距遥远，其传播的路线选择当然不必是固定的一条通道；而关于民族的媒介，情况要更复杂一些，比如“西学东渐”至中国时，很多概念都以日语为媒介。

季羡林先生曾通过“佛”与“浮屠”两个音译字的对音来源考察佛教传入中国的途径和时间，其结论为：

（1）印度→大夏（大月氏）→中国

buddha→bodo，boddo，boudo→浮屠

（2）印度→中亚新疆小国→中国

buddha→but→佛

并特别指出：“这两个阶段都不是直接的。”[4]巧得很，从语源资料来看，阿拉伯—波斯文化传入中国也不是“直接的”，它既有不同的路线，也存在不同的媒介。

历史上中阿文化交流以突厥语为媒介应该是很通常的事。今天回族文化的基因中，或许就有不少的突厥文化因素。下面的一些词，其语源是阿拉伯语和波斯语，但在今天的回族口语和土耳其语等突厥语中都共同存在。[5]

土耳其语与回族口语语源及意义表

当我们把目光放在突厥语言的“西域地面”，就可以发现今天回族语言的外语词汇中，有许多与维吾尔语、哈萨克语、柯尔克孜语、撒拉语、塔塔尔语、乌兹别克语等突厥语言相同的词汇。这是很有比较研究价值的。[6]

各种突厥语与回族语言相同的词汇表

续表1

续表2

续表3

续表4

上表中回族语言与突厥各语言相同的词汇有87个，但笔者相信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以下简称《简志》），各语言《词汇附录》的收词标准并不是很统一，表示某一意义的词，在某一语言中虽然存在但却没有收录。同时，其编撰时间为20世纪80年代， 2007年虽出了修订本，但修订的总原则是“只改错，不作大的改动，适当增补新的成果”[7]。由于成书比较早，受某些因素的影响，有些词汇，比如宗教意义明显的阿拉伯语、波斯语词汇就收得不够。因此，表中空出的词汇并不见得该语言中不存在。这有待于做进一步的补充。

这些语言材料能说明什么问题呢？当然，最直接的回答是这些民族都信仰伊斯兰教，所以从阿拉伯语和波斯语中借取了共同的伊斯兰教文化词汇。但问题似乎并不这么简单：第一，回族语言中的突厥语词汇当然都来源于此，这是显而易见的。第二，回族语言中大部分的阿拉伯语、波斯语词汇也可能都来自于突厥语。如回族语言中的波斯语asman（天）、gøʃ（肉），很早就存在于维吾尔语、乌兹别克语、塔吉克语中。以维吾尔语为例，“伊朗语借词进入维吾尔语的时间较早。历史上新疆地区曾经居住有操伊朗语支语言的居民。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维吾尔族逐渐与新疆各地的原有居民包括操伊朗语支语言的居民相互融合，形成了一个共同体，即今天新疆的维吾尔族。现代维吾尔语中的大批伊朗语词，甚至某些语法成分，正是维吾尔语长期跟伊朗语支语言相互渗透和相互作用以及跟这些语言融合的必然结果，或者说是伊朗语底层影响的反映。因此，伊朗语渗入维吾尔语的时间，除早期的汉语借词外，是先于其他语言借词的。”[8]所以，这类词汇是信仰伊斯兰教的突厥人进入中原时就带来的，是回族语言的语言底层。第三，将这个表与属于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的东乡语特别是保安语比较，可以发现其相同的词汇只限于一部分宗教文化词汇，日常生活词汇相同的很少，个别的词汇如“阿达”“哥哥”属于阿尔泰语系的同源词。“保安语里的借词以汉语借词为多，其次是藏语借词，另外还有为数很少的来自突厥语和阿拉伯语的借词。”“保安语里突厥语和阿拉伯语借词很少。”[9]至于保安语中的波斯语借词，《简志》甚至没有提及。东乡语的语言接触情况要复杂一些，其词汇构成中阿拉伯语、波斯语、突厥语的成分较多，但与回族口语相同的突厥语词汇实在罕见。所以，从语言的角度看，我们相信历史学的这一结论，即作为今天回族主体人口形成的元朝，“回回人以波斯人或中亚波斯化的突厥人为多。”[10]回族文化的底色也应从波斯化、突厥色彩方面多加考虑。

文化传播往往不是点对点的直线传播。从语源资料来看阿拉伯—波斯文化的传播途径，一样可以发现一些十分有趣的线索。

“镔铁”之名始见于《魏书》。杨宽先生曾指出：“波斯萨珊朝的‘镔铁’，是使用熟铁配合定量的渗碳剂和催化剂，密封加热而炼成的优质钢。这种镔铁制品，在北魏时期已传入我国。”[11]多数学者认同该词是波斯语Spain的音译，镔铁也就是西方人所说的大马士革钢。镔铁虽在南北朝已传入我国，但其兴盛的时期是元时期。元政府曾在国家机构中设立了管理和生产镔铁的部门即“镔铁局”，大量的波斯、西域工匠管理并从事冶炼工作。关于这种技术如何传入我国，有一种观点认为：“‘镔’字很可能来自印度帕拉克语中的一个类似于‘pina’的伊朗方言。如果唐朝人得到了大马士革刀的话，那么它就有可能是以印度或者是印度化的民族为中介的。”[12]

如果说“镔铁”这样的词汇反映出中阿文化交流中曾以印度为中介的话，像“莳萝”一词所反映的却是另一种情形。“莳萝”，是波斯语Zeer－ah的音译，原产于波斯，又名小茴香，唐宋时由陆路和海路分别传入中国。这些译名今天都已不复存在，但却保存在维吾尔语中，这就是今天人们所熟悉的“孜然”，与Zeerah的译音相近。经过历史的轮回，汉语中的这个外来词失而复得，但后来的借用又是以维吾尔语为中介的。类似的例子还有“无花果”。《古兰经》中提到过这种植物，《古兰经·无花果》的第一句经文就是：“以无花果和果宣誓。”（95∶1）无花果很早就传入中国，《酉阳杂俎》卷十八：“波斯国呼为阿驵，拂林呼为底珍。”阿驵，波斯语Anjir；底珍，阿拉伯语al-Tini。“阿驵”这个词汇在现代汉语中已不存在了，但维吾尔语还保留着。它由波斯语引进，读为“安吉尔”。今新疆的无花果种植已成为一种传统产业。

原产地在希腊、小亚细亚、波斯等地的藏红花，又叫番红花或西红花。《本草纲目》记载：“藏红花即番红花，译名咱夫兰或撒法郎，产于天方国。”“咱夫兰”即阿拉伯语、波斯语Za‘farān；“天方国”指波斯等国家。因为这个东西是经印度传入西藏，由西藏再传入内地的，所以，人们把由西藏运往内地的番红花，误认为西藏所产，称作“藏红花”。宋岘先生在《古代波斯医学与中国》中引《维吾尔药志》：“本品为番红花柱头，商品因过去多自西藏由印度和尼泊尔进入，并转销内地，故俗称藏红花。”这说明，藏红花既由波斯—印度—内地（云南）这样的路线传入，也由波斯—西域—内地（西北地区）这样的路线传入。

按照历史学家的研究，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交通路线主要有两条：一条是陆路，即沿袭古代著名的丝绸之路，从新疆取道中亚、波斯、伊拉克、叙利亚到地中海东岸。另一条是海路，从中国沿海港口出发，取道马来群岛，经过印度洋，穿过阿拉伯半岛东部的霍尔木兹海峡，进入波斯湾，经波斯湾巨港西拉弗，然后进入底格里斯河，直抵巴格达。阿拉伯的商船也走这一条海路，东行直到中国海港。杨怀中先生描述道：“丝绸之路的商道受到朝廷的保护，来往的阿拉伯贡使、商人可以在驿站投宿，可乘骑驿马。于是穆斯林商人来华进贡贸易者络绎不绝，丝绸之路商旅如织，阿拉伯的贡使、商人骑着高高的骆驼越过中亚草原、新疆戈壁，来到了黄河绿洲 ——灵州、兰州城下或六盘山下萧关古城（今固原），在这里洗去塞外风尘，然后再缓缓进入长安或洛阳。而南方海港穆斯林商人也竞相云集，云帆遮天，一派繁荣昌盛的景象。”[13]白寿彝先生在其《中国通史》中也指出，元代从陆路和海路入华的回回人之间也有比较明显的区别。自唐宋以来，不少波斯、大食商人从南海坐船来中国贸易，寄居在南方的对外贸易港。入元以来，回回人继续从海路入华，并定居于沿海港市。例如至大年间重修泉州“圣友之寺”的阿合马，即为耶路撒冷人。与从陆路入华的回回人不同，他们的文化更多地体现了阿拉伯色彩。近数十年来在泉州发现了许多元代伊斯兰教文物，如回回人墓碑、礼拜寺碑铭等，有相当一部分是阿拉伯文。在其他地方也发现过阿拉伯文的元代伊斯兰教文物，如广州怀圣寺的元末阿拉伯文碑铭、扬州的元代阿拉伯文墓碑、北京牛街清真寺内的元代阿拉伯文墓碑等。但此类文物都不及泉州的多。

由于南北音殊，汉语方言对借词的译写方式不同。借词的对音资料提供了文化传播殊途同归的历史线索。

现代汉语有七大方言，这种方言区的形成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至少在西汉的杨雄写作《方言》的时候，已经是“古今言殊，四方谈异”的一种局面。汉语文献中对于反映阿拉伯文化的外来词汇，具有不同的译写方式，即北方汉语的方式和南方汉语的方式。

北方汉语居于“通语”的地位，以此译写的外来词汇极多，仅举一例，唐代著名高僧不空曾翻译了《文殊师利菩萨及诸仙所说吉凶时日善恶宿曜经》，时为759年。5年之后，其弟子杨景风在“七曜”中作注云：“夫七曜者，所为日月五星下直人间，一日一易，七日周而复始，其所用各各于事有宜者、不宜者，请细详用之。忽不记得，但当问胡及波斯并五天竺人总知。”注中提到了“胡名”“波斯名”的“七曜”[14]。波斯名的“七曜”经过法国学者沙畹（Ed.Chavannes）、伯希和（P.Pelliot）等多人的研究，还原为中古波斯文：[15]

日曜太阳 曜森勿 *yū Sumbad

月曜太阴 娄祸森勿 *dwa Sumbad

火曜荧惑 势森勿 *še Sumbad

水曜辰星 挚森勿 *chahar Sumbad

木曜岁星 本森勿 *Panj Sumbad

金曜太白 数森勿 *šū Sumbda

土曜镇星 翕森勿 *haft Sumbad

汉语发展史的研究表明，盛唐以后的不空学派开启了汉语词汇对外来词汇译音的新方式，其语音基础是唐代西北方音。与波斯语“七曜”名称对译的汉字，即唐代汉语的西北方音。其中“森—勿”对译的是波斯文的shan-bah。“森”的对音为“shan”，声母自无问题；“勿”，《广韵》列为“文弗切”，是明母物部合口入声三等字，中古音拟为mǐwət，对音“bad”，说明轻唇音尚未从重唇中分化出来。其对音特征可以说明，伊斯兰天文学的这一概念传入中国的时间比较早，可以追溯到盛唐时期，其传播的路线是西北的陆路。

唐宋以来，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十分频繁，在南方汉语特别是闽粤语中也保留了这种文化交流的足迹。《酉阳杂俎》续集卷九：“那伽花，状如三春无叶花，色白心黄，六瓣，出舶上。”那伽，即水仙，波斯语Narges，粤语音为nāgaa[16]。注明“出舶上”也告诉我们，它是从海路带入中国的。

白寿彝先生考证了宋代大食商人在中国贩卖的商品。他指出下面的几种商品名都是粤语的音译词：

乳香。史料所见，是宋以后的阿拉伯商人贩运到中国的著名香药。《诸蕃志》卷下云：“乳香，一名薰陆香，出大食之麻罗拔、施曷、奴发三国深山穷谷中。”“乳香”一名，是阿拉伯语laban（意为“乳”）的意译。乳香又叫作薰陆香。薰陆，粤语音为ian-luk，古音为hun-luk，应为阿拉伯语Kundur的对音。

龙涎香。《岭外代答》卷七：“大食西海多龙，枕石一睡，涎沫浮水，积而能坚。鲛人采之，以为至宝。新者色白，稍久则紫，甚久则黑。因至番禺，尝见之。不薰不莸，似浮石而轻也。人云龙涎有异香。或云龙涎气腥，能发众者，皆非也。龙涎于香，本无损益，但能聚烟耳。和香而用真龙涎，焚之一铢，翠烟浮空，结而不散。座客可用一剪分烟缕。此其所以然者，蜃气楼台之余烈也。”龙涎香就是《酉阳杂俎》所记的“阿末香”，卷四云：“拔力国，在西南海中……土地唯有象牙及阿木香。波斯商人欲入此国，团集数千人，赍绁布，没老幼，共刺血立誓，乃市其物。”阿末，粤语音为Omut，是阿拉伯语anbar的对音。[17]

在地名、人名的译音中，也存在着南北音殊的特征。南宋周去非《岭外代答》、赵汝适《诸蕃志》都保存了这种特点，比如：

哑巴闲。《诸蕃志》记栀子花出自大食“哑巴闲”。这一地名为波斯语Isfahan的译音，元代文献中记作“亦思法杭”，即今伊朗伊斯法罕。“哑巴闲”，粤语音为aabaahaan或akbaahaan。

白达。《诸蕃志》云：“有白达国，系大食诸国之京师也。”白达，即“巴格达”，阿巴斯王朝的首都。“白达”，粤语音为baakdaat。

勿斯离。《诸蕃志》云：“有勿斯离国，其地多名山。”勿斯离，粤语音为matsilei，即摩苏尔。

“穆罕默德”的译名，自唐以来历代均有不同，如“暮门”（唐《经行记》）、“摩诃末”（唐贾耽《四夷述》）、“马合麻”（《元史》）、“谟罕蓦德”（元末明初），虽然汉字选择的习惯不同，但语音对译基本一致。只是由于南北音殊，对音方面才存在着区别。《岭外代答》 《诸蕃志》均译为“麻霞勿”。广州话今天读音仍为Maahaamat，可以看出译音是很接近的。陈垣先生在《回回教入中国史略》说：“麻霞勿之名，始见于《岭外代答》，《诸蕃志》因之。非闽粤音不能得其解也。”罗常培先生也特别注意到这一点：“假如咱们请一位广东人念‘麻霞勿’三字，岂不是很好的对音，比‘穆罕默德’更贴切吗？”[18]

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在传入地中国，这种南北异趣、殊途同归的情形在今天各地的回族方言中还应该留有痕迹，是可以进一步追寻的。唯因所掌握的资料有限，不能从文化语言学的角度做出更有深度和广度的研究。举例来说，云南回族口语中的波斯语比其他地区更为多见。[19]之所以形成这种状况，有赛典赤的母语可能是波斯语这一因素，也可能是“吐蕃”古道这一交通路线的因素。自云南经缅甸或印度到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这也是一条中阿交流的路线。至今云南的佤族、傣族等民族称回族为“帕西”，它可能是Parsi（波斯）或Farsi（法尔西）的译音。

二、底层词汇与波斯文化色彩

回族口语的外语词汇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居多，但这两种语言的词汇却存在着一定的功能分别。仔细考察它们的语意、语用，我们能够发现一个基本的分野：波斯语的词汇侧重于日常生活用语，而阿拉伯语的词汇则在宗教生活中出现频率较高。

波斯语词汇表

续表

这些词汇的日常用语特点是很明显的。有些词如“戴斯塔尔”（缠头巾），作为一种衣饰，它似乎让人依稀看见当时回族先民的音容笑貌；在回族穆斯林的心理状态中，它又是神圣的饰品，我们只在那些为阿訇举行的毕业仪式 ——“穿衣”中才难得一见这样的盛装。为了说明这些词汇的日常用语特点，我们还可以选择一些词汇进行比较。

“胡达”与“安拉”的区别从词意上说，这两个词的所指是没有区别的，在伊斯兰教中都指至高无上的真主。但放在具体的语言运用环境中去考察，我们却发现二者之间往往有雅与俗、庄与谐的风格差别。有一个流行于宁夏的民间笑话说：

从前，有个河州人从来没吃过包子。一天，有人请他在饭馆里吃包子。这人拿起包子来，端详再三，感叹道：胡达的机密猜不透，馍馍里头包的肉，没有门、没有窗子，（肉）从阿达进去的呢？

为什么这则笑话矛头直指河州人，据说是当年人们不满河州籍的马家军阀的缘故，这些背景可以略而不论。从语用的角度看，如果文中的“胡达”换成“安拉”，似乎与笑话中讽刺挖苦的气氛不相吻合。就是说，用“胡达”的语言环境可以随和一些、轻松一些，用“安拉”的语言环境则显得庄重、严肃一些。回族穆斯林发感叹时常说“胡达呀！”表示可惜、惊讶等，但不常用“安拉呀！”这样的感叹句表达类似的语气。用“安拉”一词时，通常连说“安拉乎台尔俩”（至高无上的真主），崇敬的语气与庄严、肃穆的气氛随之而出。其他人对这种细微的分别是很难体会的。

关于星期的称呼，回族口语中有一套完整的波斯语词汇：

星期一 杜闪白 Do Shanbe（伊斯兰历礼拜三）

星期二 斜闪白 Se Shanbe（伊斯兰历礼拜四）

星期三 彻闪白 Chāhar Shanbe（伊斯兰历礼拜五）

星期四 盼闪白 Panj Shanbe（伊斯兰历礼拜六）

星期五 主 麻 Jum‘ah（伊斯兰历礼拜日）

星期六 闪 白 Shanbe（伊斯兰历礼拜一）

星期日 叶克闪白 Yek Shanbe（伊斯兰历礼拜二）

从星期一至星期日的七天，只有公历星期五（教历星期日）的称呼是阿拉伯语，其余均为波斯语。这是因为按照伊斯兰教教义，这一天是聚礼日。《古兰经》说：“信道的人们啊! 当聚礼日召人礼拜的时候，你们应当赶快去记念真主，放下买卖，那对于你们是更好的。”（62：9）从宗教的角度看，这一天比其他几天更为重要。所以，“主麻”一词被使用不同方言的穆斯林所接受。(www.xing528.com)

关于波斯语基数词的使用，从词汇学的角度来看，这是更有语言底层意义的材料：

叶米子（叶克） 1

堵米子 2

卸米子 3

彻米子（彻哈勒） 4

盼米子（盼只） 5

舍米子 6

新米子（海夫特） 7

考米子（海十特） 8

弯米子（努） 9

叶米子（待） 10

与数字有关的这些词汇，有的我们可以在文献中找到对它们的记载。比如，南宋初洪遵所著《谱双》卷五《总录》之七《名称》中记载“大食双陆”说：“大食双陆曰吧（下音齐），板曰毯，马曰偃，一局曰亦。”文中涉及的几个词都是波斯语，其中，“吧”，为波斯语Bazi，有打、游戏之义；“毯”，为波斯语Takhtah，译为“木板”，此指棋盘；“偃”，为波斯语Asb，译为“马”，此处指棋子；“亦”，为波斯语Yek，译为“一”。正如上文，波斯语Yek这个词还保存在今天回族的口语中。

今天回族穆斯林常用语中的这些波斯语词汇，应该是回族先民的语言被汉语取代以后，残留在回族口语中的底层成分。这说明，回族先民中可能为数很多的人是操波斯语的，或者说具有明显的波斯化倾向。文献所见，远在唐代，“大约从公元8世纪起，吐鲁番地区曾有过一个相当稳定的操伊朗语的移民团体，他们在那里生活了数百年之久。”从语言情况看，他们使用着中古波斯语的几种方言。不过，当时这些操伊朗语的人大多数是摩尼教教徒，与回回人没有关系。[20]今天回族口语中的波斯语词汇是伊斯兰文化传入中国时的产物。韩儒林先生在其著作《元朝史》中指出：“从公元10世纪起，波斯语作为东部伊斯兰世界文学语言的地位逐步得到确立，到蒙古兴起的时代中亚已普遍使用波斯语了。蒙古人最早是通过河中及其附近地区的回回人接触伊斯兰教的。在元朝时期，从西北方面涌入中国境内的回回人中，相当大部分亦来自上述地区。因此，元朝境内尤其是北方伊斯兰教的文献和文物留下了明显的波斯文化痕迹。在哈剌和托回回寺遗址发现的碑文是波斯文，山东曲阜出土的1235年圣旨碑‘后有回回字一行’，被沙畹认为是八思巴字，实际上也是波斯文。元朝政府公文中有关伊斯兰教的专用词汇，亦有相当一部分是波斯语辞。”[21]应该说，当今我国回族文化特别是西北回族文化中的某些传统包括语言中的一些特点，都与此有关。

在阿拉伯文化向中国的传播过程中，波斯语是一种比阿拉伯语更为重要的语言媒介。早在7世纪，伴随着萨珊王朝的灭亡，波斯就变成了伊斯兰文明的新中心。美国历史学家希提更说：“历代哈里发在巴格达建立了萨珊王朝胡斯洛式的政府，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受到波斯的影响，哈里发的职位不过是伊朗专制的复活，与阿拉伯酋长制大相径庭了。在那个时代，波斯头衔、波斯老婆、波斯歌曲、波斯思想逐渐占了上风。相传曼苏尔本人首先采用波斯式高帽子，他的臣民也自然仿效他。值得注意的是，波斯影响挫败了阿拉伯人原始生活的锋芒，而为一个以发展科学学术研究为特点的新纪元铺平了道路。阿拉伯人只有两件东西保存下来，即作为国教的伊斯兰教和作为国语的阿拉伯语。”[22]在中阿交流比较活跃的唐宋元时期，进入汉语的有关阿拉伯文化的外来词汇大多是波斯语。词汇学的这一根据大体支持学界关于“一切经由波斯”的论断。伊斯兰文化向中土传播过程中，但凡天文学、医学方面的名词术语都多以波斯文表述。如：《元史·天文志》记载了天文学家扎马鲁丁制造的七种阿拉伯天文仪器。经考证，还原如下：[23]

咱秃哈剌吉 Dhātuhālaq 多环仪

咱秃朔八台 Dhātu sumūt 方位仪

鲁哈麻亦渺凹只 Luhma-i-mu ‘wajj 斜纬仪

鲁哈麻亦木思塔余 Luhma-i-mustawi 平纬仪

苦来亦撒麻 Kura-i-samā 天球仪

苦来亦阿儿子 Kura-i-ard 地球仪

兀速都儿剌不 Usturlāb 观象仪

对上面这些仪器的名称，“正确的说法是，阿拉伯语的词汇，波斯文的结构和读音。”[24]其中的“亦-i-”，是波斯语用来表示属格的语法成分。从语言本体来说，可以认为它就是波斯语。比如，我们说“约翰的布克”（约翰的书），不能因为使用了“约翰”（John）和布克（book）两个音译词而否认它是汉语。

明代天文学家贝琳（？—1490年）的天文学著作《七政推步》中记录了七曜名和十二月名。这些名称都属波斯语。七曜的名称前面已叙述。十二月名如下：

一月大 名法而斡而丁 Farwardin

二月小 名阿而的必喜世 Ardibihischt

三月大 名虎而达 Churdd

四月小 名提而 Tr

五月大 名木而达 Murdd

六月小 名沙合列翰而 Schahriwr

七月大 名列黑而 Mihr

八月小 名阿斑 bn

九月大 名阿咱而 dhr

十月小 名答亦 Dei

十一月大 名八哈慢 Bahman

十二月小 名亦思番达而麻的 Isfandarmadh

宋岘先生研究了《回回药方》的文字特征，证明《回回药方》的底本可能是阿拉伯文古医书，其语言呈现出阿拉伯语、波斯语、突厥语、维吾尔语等多种民族语文的特征，但波斯语在其中有最大的影响。“这种内容为阿拉伯的、风格为波斯的文书，成了元明年间中国伊斯兰医方书的典型代表。”宋岘先生另在《古代波斯医学与中国》一书中，考证了唐高宗显庆四年（659年）苏敬主纂的《新修本草》中所列从波斯引进的17种药物、段成式《酉阳杂俎》中的22种波斯药物，宋元明时期传入中国的449种波斯药物。这些药物并不全产于波斯，但一概以波斯语命名，可见波斯语在文化传播中的巨大影响。

回族口语中的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词汇是并存的。以上的考察还给了我们一个启示，即波斯语中存在着大量的阿拉伯语词汇，现今回族口语中的某些阿拉伯语词汇并不见得是直接从阿拉伯语中来的，恐怕也是通过波斯语这个媒介进入的。比如，《回回馆杂字》实际上是一部波斯语—汉语词典，其中有许多阿拉伯语词汇在今天的回族口语中都可以见到。这一点，似乎应该引起回族历史文化研究和语言研究的注意。

本文发表于《回族研究》2011年第2期。

[1]L.R.帕默尔：《语言学概论（中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39页。

[2]转引自申小龙：《汉语与中国文化（修订本）》，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页。

[3]〔美〕爱德华·萨丕尔：《语言论》，陆卓元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197页。

[4]季羡林：《现谈“浮屠”与“佛”》，见朱庆之编：《佛教汉语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9年，第497页。

[5]上述资料是胡振华先生提供的，作者为土耳其安卡拉大学Inci Ince Erdogdu（殷珍珠）博士。

[6]突厥各语言的材料来自于《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民族出版社，2008年11月，以下简称《简志》）。回族语言的材料主要来自张安生《同心方言研究》、林涛《中亚东干语研究》及《中亚回族陕西话研究》，笔者只对个别的音译用字做了调整，如sunnat，来自于阿拉伯语，同心北片话读为［sun na t'i］，汉字译写为“逊奈提”，现改为“荪奈提”。加＊号的词汇主要是依据笔者的家乡话（同心豫旺话，属中原官话）补充的，如“焉家”。回族语言的材料是官话系统（中原官话与兰银官话）的读音。所收词汇均按照回族自己的语言习惯，如“伊斯兰教”，回族习惯说“伊斯俩目”；又如回族自称“默民”，至于“回族”一词，是我国民族认定的称呼，回族口语中很少使用。“语源”栏中，“阿”为阿拉伯语，“波”为波斯语，“突厥”为维吾尔语、哈萨克语、柯尔克孜语、撒拉语、塔塔尔语、乌兹别克语等突厥语言。

[7]《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编委会：《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修订再版说明》，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年。

[8]《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编委会：《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修订本·卷伍《维吾尔语简志》，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年，第101页。

[9]《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编委会：《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修订本·卷陆《保安语简志》，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年，第340页。

[10]杨志玖：《元代回族史稿》，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8页。

[11]盂杨宽：《中国土法冶铁炼钢技术发展简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212页。

[12]谢弗：《唐代的外来文明》，吴玉贵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574页。

[13]杨怀中：《回族史论稿》，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1年。

[14]聂鸿音：《粟特语对音资料和唐代汉语西北方言》，《语言研究》2006年第6卷第2期。据考证，这里的“胡名”指的是粟特语。见伯希和，沙畹：《中国之旅行家摩尼教流行中国考》，冯承钧译，载《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八编》，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

[15]明代天文学家贝琳的天文学著作《七政推步》中的“七曜”名称为“：日一数名也闪别，月二数名都闪别，火三数名写闪别，水四数名察儿闪别，木五数名盘闪别，金六数名阿的那，土七数名阙闪别。”这种不同的译写方式，除“阿的那”外，主要是由于汉语语音发展的变化。

[16]本书的粤语注音除注明外，均采用詹伯慧主编：《广州话正音字典》，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

[17]白寿彝主编：《中国回回民族史》，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273～275页。

[18]罗常培：《语言与文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3页。

[19]据马利章先生的调查，云南回族口语中的阿拉伯语、波斯语词汇有500个左右。马先生在《试析云南回族穆斯林语言中的波斯语词汇》（见《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1卷第3期）一文中所列举的有些波斯语，即使保存阿拉伯语、波斯语词汇较多的西北地区也不常见。

[20]刘迎胜：《唐元时代中国的伊朗语文与波斯语文教育》，《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19卷第1期。

[21]韩儒林主编：《元朝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734～735页。

[22]〔美〕希提：《阿拉伯通史》，马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

[23]马坚：《回历纲要》，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江淳，郭应德：《中阿关系史》，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1年，第160～161页。

[24]江淳，郭应德：《中阿关系史》，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1年，第1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