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族经堂语的背景、特点及发展

◎杨占武

回族经堂语，顾名思义，是回族经堂教育中所使用的一种语言。因为经堂语并不脱离于汉语，而只是一种在汉语基础上形成并通行于回族宗教教育中的语言。所以，在语言学的学科分支中，它应该归属于社会语言学，经堂语的语意内涵也应该是汉语言的变体 ——回族经堂社会语言。

作为汉语言的一种变体，回族经堂语首先给汉语言学的研究增添了新的内容；由于其宗教语言的性质，也可以把它和回族日常口语进行比较研究，无疑，这将会给普通语言学理论研究增添新的材料。然而，本文的目的尚不在此。笔者在此只是勾画一下回族经堂语的大致轮廓，以此为将来的研究打下一个初步的基础，抛砖引玉，以期来者。

一、经堂语的历史渊源

经堂语依附于经堂教育，经堂语的历史也至少应该和经堂教育一样古老。然而，“明代以前，清真寺有无回文大学之设，无从查考”[1]，有文献资料可以证明的经堂教育创立时间是16世纪末。这个时间的确定完全依赖于中国回族经堂教育陕西学派的始祖胡登洲（1522—1597年）的生平资料。胡登洲，字明普，陕西咸阳市渭城人。据说他年近五旬时曾客居北京，拜一位来华的阿拉伯缠头叟为师，学习《母噶麻忒》等经典，之后归故里设帐讲学，是为回族经堂教育之溯。以此推论，则回族经堂教育的创立时间大约在16世纪70年代以后。经堂语的时间下限最晚也不会迟于这个时间。

如果单纯从语言特征的相似性角度来考察的话，回族经堂语的形成年代还应提前一些，进而与元代白话与明初语体文搭上界。为此，我们可以选择一段经堂语和元明白话进行比较。

我凭着普慈今世，独慈后世的主的尊名起，感赞调养普世界的主，好结末是在一些行计较的人上。主的慈悯与安宁，降在他的钦差穆罕默德与他的家眷一总上。在赞主、赞圣之后，祈望主在两世里边给你吉庆者。你知道这件事情者，这本其他布，是解明修伊斯俩目的根脚。包含五个模干狄卖，作为五门十四篇。（私刻《尔目德汉译精华全册》，以下简称《尔》）。

至元二十三年四月二十三日中书省奏过事内一件：“系官的库里仓里钱物，偷了来的，少了来的，拿着底人多有。钱赔不起呵，他底田产、人口、头匹的，不拣甚么，准折属官。地不勾呵，保人根底交赔者。更不勾呵，本人根底交配役，他每工钱算着，那钱数到呵，放呵。怎生？”么道来，奏呵。“交保人每赔底，知它怎生有？然那般，依着您的言语者。偷了钱物来的贼每根底不合放。”（《元典章·刑部卷九》）

这两段话的语言风格十分相似。比如，其中的祈使句均用语气词“者”（又作“着”，宋元通用）字来煞尾。所不同的是，前者译自阿拉伯语经典，其中夹杂着阿拉伯语的语汇，如“其他布”（经典）、“伊斯俩目”（伊斯兰教）等，后者却是蒙古语的直译体，其中出现了“么道”（“说着，这样说着”的意思，用于句末，大约如古代汉语的“云、云云”）这样的蒙古语词。如果详加分析前段经堂语的语汇，就可以发现除语气词“者”以外，还有好几个词都与元明语汇大有干系，如：

结末：结果。《刘知远诸宫调》十一：“四方国柄我权握……有印后为安抚，无印后怎结末？”

一总：总共、所有的。《薛仁贵》一折：“当日三箭定了天山，杀退摩利支，都是我薛仁贵的功劳也。则不这件，一总过海平辽，有四十五件大功，都被张士贵赖了。”

根脚：基础、底子。又引申为出身。《朱子语类辑略》：“贾谊之学杂……然终是有纵横这习。缘他根脚只是从战国中来故也。”《元朝秘史》：“拾得个小儿，鼻上带一个金圈子……诃颜仑说：‘必是个好根脚人的儿子’。”

但是，有几种因素使我们不会遽然下断语，认定经堂语的形成年代在元末明初。首先，语言的发展变化具有渐变性。语言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变化，但语言的发展变化是渐进的，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从元末明初的文献资料可以发现，经堂语形成的时间约有200年的历史，要在这大约200年的历史中给语言划一个比较严格的界线是很困难的。其次，汉语发展史中始终存在着文言与白话的对立。《三国演义》 《三遂平妖传》和《水浒传》的作者都与罗贯中有关，但其语言风格迥然不同。《水浒传》是明快流利的明初口语，而《三国演义》却夹杂着大量的文言成分。二者所反映的口语成分比例不可同日而语。一般来说，这时的白话文作品更多保留了宋元白话的语言成分。经堂语是一种讲经语言，它的性质决定了它只能是地道的口语。因而，我们在论述经堂语直接发端于元代或明初口语，但也不能仅仅由此而排除它是在保留元明语言成分后来的某种方言的基础上形成这一可能。

这样的论述并非毫无意义。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考虑语言的渐变性特点，还是口语文保留更多宋元语言成分的因素，经堂语的语言时间大约有200年这样一个时间跨度。这一结论对考察经堂教育的起源将不无裨益。如果我们有办法证明经堂教育起源于元末或明初，进而推断经堂语的源头是元末明初口语，在经堂语的语言特征上，这是允许的。

事实上，有很多迹象表明，胡登洲并不是经堂教育的创始者，而是经堂教育的继承者和集大成者。刘迎胜先生分析了元明回回语言文字学后认为，“从目前的资料分析，中国的穆斯林语言文字学兴起于元代，明代胡登洲的经堂教育应该是明初官办穆斯林语文教育的继承和发展。”[2]他用这样的图式来表示这种继承关系：唐代波斯移民和中国摩尼教教徒中的中古伊朗语、波斯语教育→元代，“回回国子学”和“回回国子监”的回回语文教习→明代，“四夷馆”和“会同馆”中的“回回馆”的波斯语教育→明末胡登洲开始的经堂教育。[3]

除了文献资料外，我们可从经堂语本身再提出两点证据来支持回族经堂教育发源于元明穆斯林语言文字之学的推断。其一，是经堂语的“通语”或“准通语”性质。众所周知，汉语言的基本特点是地异言殊。依照方言的内部特点可以将全国的方言划分为北方方言、吴方言、湘方言、赣方言、客家方言、粤方言和闽方言等七大方言区。方言区之下又有次方言区，如北方方言又可划分为北方官话、西北方言、西南方言和江淮方言4个次方言区。虽然如此，各次方言区内部仍然存在着不小的分歧。回族居住大分散、小集中，遍布全国，其交际语言也与当地方言大略一致。经堂语言随回族的居住特点而存在于各个方言区内，但除了各方言经堂语在语音上的差别以外，其词汇、语法结构具有明显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说明经堂语在回族经堂教育中具有某种“通语”或“准通语”的性质。

经堂语的创始人如果是胡登洲，我们很难设想这种相沿已久的经堂语只是由于他个人的努力提倡而通行全国，这是很难理解的。

仔细分析经堂语的译文风格，就会发现它与元明时期的译文风格十分相近。元明时期的翻译作品其内容大都是译自元代蒙古语的公牍的《元代白话碑》碑文、元贯云石所作的《新刊全相成斋孝经直解》以及明初洪武年间译成汉语的《元朝秘史》等语言材料来加以研究。如《孝经直解》：

原文　直解

子日　孔子说

先王有至德要道　在先的圣人有至好的德、紧要的道理

……　……

复坐，吾语汝　你再坐地，我说与你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　身体、头发、皮肤，从父母

不敢毁伤，孝之始也　生的，好生爱惜者，休教伤损者，么道。阿的是孝道的为头儿合行的勾当有

再来看一下经堂语的语言：

圣人每一位是本光阴至贵的，至有智慧的，禀性至好的。

归信好与歹的定夺一总是主的造化与板代的营干。

你们的每一位可亦喜这件事者。

他吃他的死弟兄的肉，既然如此，你们憎恶他者。

元明两代的政府机构中都设有从事包括回回语言文字学教习、研究的机构。元代有“回回国子学”和“回回国子监”；明代在“四夷馆”和“会同馆”中专设“回回馆”，流传至今的《回回馆译语》和《回回馆杂字》即其成果之一。考虑到回族经堂教育与元明官办穆斯林语文教学的继承关系，揆诸经堂语的语言实际，我们可以推断：中国回族经堂教育中使用的这种经堂语，其实发源于当时通用的翻译语言 ——无论是外来语言（如蒙古语）还是古代汉语经籍，在翻译成汉语白话文时采用的一种较统一的语体。回族的先民在译解阿拉伯语或波斯语的经典时，也无一例外地仿效、采用了这种口语文。这种翻译语言人所共用，具有权威性或“通用”的地位，因此才很容易为全国教胞所接受。当然，在其流行过程中，或许有胡氏的提倡之力。

二、经堂语的词汇构成

语言的构成成分包括语音、语法和词汇三个要素，这里只选择词汇进行探讨，并非经堂语的语音和语法没有研究的价值，而是有原因的。一是关于经堂语的语音。正如上述所言，经堂语的语音是与全国各方言区的语音特点相一致的。一个北京牛街的阿訇和一个银川的阿訇讲同一部经典，前者使用地道的北京口语，而后者却操兰银官话的腔调。各地经堂教育中曾使用过一种叫“小儿锦”（“消经”）的拼音文字，即用阿拉伯字母来拼写汉语，但这种拼音文字却按照各自的方音各自拼写，未能像汉语拼音那样做到全国统一，而这正是造成南北音殊的直接原因之一。关于经堂语大量借用阿拉伯语、波斯语词汇而吸收了阿拉伯语、波斯语语音这一特点，笔者将在下面的讨论中论述。二是关于经堂语的语法特点。这一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研究。一方面，经堂语由于借用阿拉伯语、波斯语词汇以及受阿拉伯语语法的影响，形成了独特的语法现象，如“汉语动词+阿拉伯语/波斯语名词”的动宾结构（做乃玛孜、做杜哇）、“汉语修饰语+阿拉伯语/波斯语被修饰语”的偏正结构（汉其他布）等。对于这一问题，今人已多有涉及，在此不再做更多的论述。另一方面，经堂语的语法还保留了元明白话的语法特点，如：

（1）他命一个押雷，到在某一棵树的跟前……（《尔》第25页）

（2）一日圣人过在一个坟茔里边，站在两个坟头上……（《尔》第41页）

（3）嗣后给衙埋台的日子有了，命令到在天堂的人上。（《尔》第78页）

（4）牛羊驼雀鹁鸽白翎斑鸠等，从器皿上饮了，不把水转的秽污……大小净皆使的。（《尔》第41页）

例（1）（2）（3）“趋向动词/移动动词+‘在’字构成的处所补语”和例（4）“否定词”+‘把’字结构+‘得’字补语”（“的”“得”近代汉语通用），这都是明显的宋元明语言特点，对这种现象的研究，一定会给本文第一部分的结论提供佐证。但由于语言材料不足，笔者拟在以后专文讨论。

本文在此重点讨论经堂语的词汇构成。经堂语词汇的主要特点是汉语词汇中夹杂着数量不少的外来词，外来词的主要来源是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等。形成这一特点的因素主要是经堂语的宗教语言性质，另外，还有可能是回族先民所操母语（阿拉伯语或波斯语）词汇的底层遗留。比如：阿拉伯语有克拉麦提（奇迹）、阿黑热提（后世）、古尔阿尼（《古兰经》）、尼卡哈（结婚）、给亚麦提（后世）、舍希德（殉教者）、色瓦布（感谢）、尔里玛依（学者）；波斯语有阿布德斯（小净）、戴斯塔尔（缠头巾）、多斯达尼（教友）、朱乎德（不信仰真主的人，异教徒）、阿訇（教师）、杜什蛮（敌人）、阿斯玛（天空）、邦布达（晨礼）。

这种阿拉伯语、波斯语借词有十分广泛的文化学研究角度。比如，可以用语言统计学的方法测算出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词汇的比例，以此给回族族源、回族伊斯兰教的传播来源提出语言学上的证据。其次可以通过词汇的分类研究，探讨隐于其后的文化、历史内涵。像借用波斯语的“阿斯玛”来表示“天”，这并不是平常而随意的举措。汉文化中常用“天”来对译伊斯兰教的“真主”，唐杜环《经行记》：“其大食法者，不食猪、狗、驴、马等肉，不拜国王父母之尊，不信鬼神，祀天而已。”这一理解是不能被伊斯兰教所接受的。明詹应鹏《群书汇辑释疑跋》：“其教专以事天为本，而无像。无像诚是也，第以为天则非也。盖所事者宰乎天地万物之主，惟古故无像也。若曰天，天即有像矣。有像者，皆真主之造，吾教事主之外，凡一切所造之物，俱不事焉。故曰事主非事天也。”这一段话对“天”与“真主”的本质区别辨析甚明。为避免混同，对汉语一般意义上的“天”也采取了摒弃的方法。

从纯语言学的角度看，值得认真分析的是这种对阿拉伯语/波斯语词汇的借用方式。汉语借用外来词的方式一般有三种：（1）译音，即把别的语言中的词连音带义一并接受过来，如坦克（英语tank）、苏打（英语soda）、弥撒（拉丁语missa）。（2）仿译（或曰“摹借”），即保留外语词的形态结构和内部形式，用自己语言的材料逐词（词素）翻译过来，如：马力，英语horse-power （horse：马，power：力）；蜜月，英语honeymoon （honey：蜜，moon：月）。（3）形译。这是汉语借用日语词的一种特殊现象。由于日语常采用汉字来书写词语，并且经常用汉语词素来构成新词，汉语借用这些词时就连形带义搬过来，如破产（hasan）、手续（tetsuzuki）等。

经堂语中的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借词可以和前面（1）和（2）两种借用方式相比较。汉语借用外来词时，受制于汉语词汇的音节特点（还可能有汉字的特性），尽量采用仿译的方法，比如英语football，传到法语里原封不动，仍是football，传到俄语中依旧是Φyrбол，只不过改用了斯拉夫字母，而汉语却仿译成“足球”（foot：足或脚，ball：球）。对于译音词，也尽量调整其音节结构，如romantic，旧译罗曼蒂克，现通译浪漫，个别地方译作罗曼，如罗曼史，指恋爱史。只有这样，才能从音节构造、词形方面显出“像”汉语来，达到与汉语完全同化的效果。(www.xing528.com)

经堂语的阿拉伯语、波斯语借词，看来是完全采用原来的音节构造，而不考虑汉语音节的特点。换言之，经堂语在借用阿拉伯语、波斯语词汇时，首先考虑的是它像不像原语言的形式，至于它是否像汉语，那是次要的。甚至，在用汉字译写借词时，还努力保留原有的发音。比如，笔者在私刻《尔目德汉译精华全册》中发现，译者用给汉字加“口”字部的办法来译写阿拉语的语音。这种译借方式的形成，没有语言规划所施加的影响因素，因而反映了译借者心理上对阿拉伯语、波斯语的亲近感及其力图保持其宗教不被汉化的强烈愿望。

保持借词原有语音，无可避免地带来经堂语中存在着阿拉伯语、波斯语的语音的情况。这一特点颇类似于中亚东干族语言，中亚东干族语言中由于借用俄语词汇而出现了俄语的/P/音。经堂语中有阿拉伯语的la音，这是很容易发现的事实。经堂语的汉语词汇构成要注意以下情况。

（一）宋元明口语

但：凡，所有的。《尔》第17页：“知道一吗尼的规矩断法是至关紧要的。要是一个人，他不知道，但是他干的乃吗子、掳则、在卡台、汗折。一总使不的。”《玉镜台》一折：“则见脂粉馨香，环佩丁当，藕丝嫩新织仙裳，但风流都在他身上。”

使不得：不能，不可以。《尔》第65页：“假若把一处宅子或十个银钱在两个富贵上的人上散了甩得盖他使不的。”《京本通俗小说·志诚张主管》：“使不得。第一，家中母亲严谨；第二，道不得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断然使不得！”

总然：纵然，即使。《尔》第18页：“有阿各立的妇人……人断她从丈夫上离开，临近在她上是哈啦木，总然她的尼卡哈在这个之前凭着已思俩木明显的塞拜布是真正的罢。”《风光好》三折：“总然你富才华，高名分，谁不爱翠袖红裙。”《快嘴李翠莲记》：“待我留些整齐的，三朝点茶请姨娘。总然亲戚吃不了，剩与公婆慢慢。”

营干：作为。《尔》第29页：“又明归信好与歹的定夺，一总是主的造化与板代的营干。”按：宋元白话的“营干”意为“办事”。如《东京梦华录》卷三：“至三更，方有提瓶卖茶者。盖都人公私营干，夜深方归也。”

样：量词，相当于“种”。《尔》第32页：“随俗有两样，有真正的随俗，有坏随俗。”《鹤林玉露》卷三：“今也有一样古钱，其文曰‘半两’，无轮廓，医方中用以为药。”

搭救：拯救。《尔》第74页：“要是一个人在时候的临尾入在乃吗子里边，就在那个时候，一个穆斯林在水里边受淹了，可该割断乃吗子，从淹上搭救他。”《朱砂担》二折：“苦奔波，有谁人肯搭救。”

定然：真主安排好的。来源于宋元语言“定然”，意为必定。如柳永《长寿乐》词：“对天颜咫尺，定然魁甲登高第，待恁时，等着回来贺喜。”

打算：宋元语言中意为“结算”，进入经堂语后，指教徒去世后，天仙要计其行为之好歹而发落。《元史·刘秉忠传上》：“今宜打算官民所欠债负，若实为应当差发所借，宜……一本一利，官司归还。”

好共歹：无论如何。《破窑记》一折：“您孩儿受的苦，好共歹我嫁他！”

干办：功修。来源于宋元语言“干办”，意为“处理、办理”。如《古今小说》卷三十六：“便教周五郎周宣，将带一行做公的去郑州干办宋四。”

的实：确实。《尔》第22页：“乃吗子是教门的柱子，他立站他的人的实他立站了教门了。”《赚蒯通》二折：“今日个萧何问及施谋智，黑洞洞不知一个的实。”

（二）其他宗教用语

经堂语为表达需要，还借用佛教、儒教及其他宗教用语。如“无常”，意为“死亡”，常含有避讳的感情色彩。唐代俗文中多见这个词，一是表示“无常鬼”，传说中可以勾走人魂。敦煌歌辞《禅门十二时》：“人身犹如水上泡，无常煞鬼忽然至。”王梵志诗：“无常煞鬼至，火急被追催。”另一个意思是典型的佛教用语，来源于梵文意译。佛教认为世间一切事物，都处生起、变异、坏灭之中，迁流不息，绝无常在，谓之无常。《弘明集》卷一三引严明郗超《奉法要》：“少长殊形，陵谷易处，谓之无常。”王梵志诗：“来如尘暂起，去如一坠风。来去无形影，变见急匆匆。不见无常急，业道自迎君。何处有真实，还凑入沓冥。”表示“死亡”意义的“无常”，恐怕与这两个用法都有关系。还如“参悟”，这个词无疑出自佛家“参禅悟道”之类的语汇。

嫁接佛教用语比较巧妙的是“归真”一词。《释氏要览》下《送终·初亡》：“释氏死谓涅磐、圆寂、归真、归寂、天度、迁化、顺世，皆一义也。”可知“归真”本是佛家对人死的别称。梁任昉《述异记》云：“卢府君墓在馆陶县南十里，不知何代，铭曰：‘卢府君归真之室。’”进入经堂语后，它的意思虽仍然表示死亡，但其语意内涵却是“从真主那儿来，仍回到真主那儿去”。像“归真”这类完全伊斯兰教化了的词在经堂语中的可接受性是毫无问题的。相反，像“参悟”之类仍明显带有佛教色彩的语汇，其可接受性较差。如“出家”一词，马通先生在《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制度史略》一书中提到“戛德忍耶信徒认为此名与佛教相混淆，而表示反感”。语言要表达思想，对佛教语汇的排斥反应了回族伊斯兰教对佛教因素渗入的戒备和提防。

与佛教语汇的受排斥情况形成鲜明对比，儒教词汇在经堂语中具有较强的可接受性。像“君臣”“父子”“孝道”之类的术语，在经堂语中俯拾皆是。这一点，我们很容易从伊斯兰教对待儒教的态度上得出解释。清何汉敬叙《正教真诠》云：“独清真一教，其说本于天，而理宗于一，与吾儒大相表里……其教亦不废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之序，而洁己好施，更广吾儒所不足。”《正教真诠·弁言》：“吾教大者在钦崇天道，而忠信孝友略与儒者同。”究其实，语言上的这种可接受性，是伊斯兰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向本土文化倾斜的表现。

值得注意的是经堂语汉语词汇特定的宗教意义问题。在以上的论述中我们已经看到，无论是宋元语汇还是佛儒用语，一旦进入经堂语后，便大都被赋予了伊斯兰教的内容，语意也产生了变化。有些词如果仍按照汉语词汇的本来意义去理解，就不能准确领会其语意实质。如“有水”，经堂语特指“有大净”（沐浴过），“洗头”，指女性穆斯林做大净。还有些词，虽然其概念意义没有变化，但却具有独特的感情色彩，如“宰”的语意内容与“杀”相同，但在经堂语的使用上二者有严格的区别：凡按照教义可食用的牲畜曰“宰”，凡按照教义不可食用的牲畜曰“杀”。

三、经堂语词汇的规范化和书面化

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伊斯兰教在千余年的发展中，从未成为某朝某代的“国教”，因此对它的研究也很晚。有清一代，有识之士感于伊斯兰教教义不倡，于是起而进行译经、解经活动。金陵刘介廉呕心沥血著成《天方典礼》，《四库全书提要》评价说：“回回教本僻谬，而智颇习儒书，乃杂援经义以文其说，其文也颇雅赡，然根柢先非，巧为文饰无益也。”

无须仔细翻检文献加以考证，只要看一看汉语言中来自宗教的语汇，就很容易发现这两种文化对中国本土文化的影响。比如，汉语中有数量很多的佛教语汇。较专门的词：禅（禅那）：静虑；偈（偈陀）：颂；般若：智慧；菩提：觉；悉檀：成就；摩尼：宝珠。这类语汇有较强的宗教语言性质，通行范围也只在于研习佛典的少数人中间。然而，像下面的一些语汇，如：佛、塔、僧、尼、和尚、菩萨、罗汉、阎罗、地狱……都已经成为全民的语言。至于“世界”“现在”“因果”“结果”“庄严”“法宝”“圆满”“魔鬼”这些词，本自佛教中来，但已深入汉语的血液之中。它与汉语水乳交融，要验明其“正身”，倒是很困难的。

刘正琰、高名凯等编撰的《汉语外来词词典》，是汇集汉语中外来词的一部专著，但其中大多是“葡萄”（大宛bādaga，伊斯兰语Bātaka）、“苜蓿”（伊斯兰语或大宛*buksuk，*buxsux，*buxsuk）等早期来自西域的借词，语词的借用情况已经很清楚地表明了两种宗教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的消长。

回族经堂语至今仍不具备书面化的条件。比如：

（一）借词书写混乱

其他布、可他布、克塔布（经）

垛子海、多灾海（火狱）

都哇、都瓦、杜阿义（祈祷）

哈只、汗直（朝觐者）

胡达、胡搭（真主）

别吗尔、别玛尔、别麻热（疾病）

这只是随便举例。实际上，译音词异写的情况十分普遍，一个译音词的写法多达三四种，这种现象甚至出现在同一作者的同一部著作中。

（二）有些词的正确写法不能确定

如“就里”，本义为在里面、内部的，与“浮层”相对。但在许多著作中，又被写作“究里”，笔者认为应作“就里”。《国语·齐语》：“处工就官府，处商就市井，处农就田野。”现代汉语“各就各位”，都用此意。“就里”在近代汉语中也已出现，意为内情、内中。《京本通俗小说·错斩崔宁》：“便问：‘老兄下顾，有何见教’，刘官人一一说知就里。”

统一译名、规范词语的正确写法，是进行科学研究的基本要求。作为一种宗教语言，经堂语负载着深层的文化积淀。如果在研究著作中，使用译写混乱的术语、舛误百出的语汇，在科学研究中这至少是不严谨的，更遑论究明真谛、探微索隐？

因此，现实迫切需要语言学家、历史学家和宗教研究者携起手来，编撰一部《回族经堂语语言辞典》，它不仅可以规范经堂语词汇，而且具有长远的文化功用。

杨占武（1963— ），男，回族，宁夏同心人，宁夏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研究员，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回族语言文化研究。

本文发表于《回族研究》1992年第2期。

[1]庞士谦：《中国回教寺院教育之沿革及课本》，载《中国伊斯兰教史参考资料选编》下册，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

[2]②刘迎胜：《明代中国官办波斯语言教学教材源流研究》，《南京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

[3]刘迎胜：《明代中国官办波斯语言教学教材源流研究》，《南京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