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干语甘肃方言调查研究成果

◎林 涛

东干语研究以前是俄罗斯学者和东干族学者的专利，后来日本、澳洲、欧洲的学者相继介入，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我国是东干族的故乡，东干语的发源地，但由于历史和政治方面的原因，长期以来人们对这部分西北回民的去向及生活状况知之甚少，更谈不上对他们的语言文化进行研究了。“文化大革命”结束，伴随着我国和中亚五国友好合作关系的建立，不少学者走出国门，开始考察东干族的历史、文化、语言。

笔者接触东干语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1984年，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教授桥本龙太郎先生来函，请求我给他寄几篇我的母语中卫方言的研究文章。文章寄出去不久，意外地收到了桥本龙太郎先生回赠的一包书。里面的《语言地理类型学》《东干语的类型》《东干语的声调及语音分析的现实性》等文章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于是便开始积累这方面的资料。

1993年我调入现在的北方民族大学，便将科研方向由宁夏方言的研究转向了“回民汉语方言研究”，申报了“宁夏纳家户回民汉语方言研究”的课题，发表了一些文章。1999年秋，听到宁夏回族自治区友好代表团出访哈萨克斯坦东干人乡庄的消息，我便约见了该代表团成员、宁夏民族研究所秘书长马青同志，作了一次比较详细的交谈，对中亚和移居到那里的东干族有了初步认识。

2000年，笔者组织了一个“东干语研究”课题组，通过宁夏社科院回族研究所与吉尔吉斯斯坦科学院东干学部取得了联系，之后对方寄来了一份学术访问邀请函。2001年暑期，我们办好了出国护照，飞抵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为了熟习东干语形成、发展的地理环境和社会历史文化背景，接待我们的科学院东干学部主任伊玛佐夫教授和他的儿子沙明带领我们参观了比什凯克市容，拜会了科学院杰扬巴耶夫院长，拜访了东干协会主席、《回族》杂志社主编，访问了吉尔吉斯斯坦甘肃东干人的主要聚居区骚葫芦，哈萨克斯坦陕西东干人的大本营营盘、新渠，以及楚河两岸的米粮川、托克马克等东干人的乡庄。通过参观、访问和座谈，我们进一步认识到中亚的东干语远没有我们先前想象的那么简单。东干人中有来自陕西的、甘肃的，还有宁夏、青海和新疆的。他们的语言主要有甘肃话和陕西话两大方言，并在甘肃方言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民族共同语，创制了东干文。我们认为，对东干语进行调查研究不能毕其功于一役，必须分片进行。这次我们主要调查了东干语中的甘肃方言，调查点选在离比什凯克30公里处的骚葫芦。这里居住着13000多名东干人，是中亚最大的东干乡庄。发音合作人请伊玛佐夫教授担任，他世居本地，是语言学博士，有很多东干语研究成果。我们利用了20多天的时间对东干语的语音、词汇、语法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调查，还利用空闲时间到东干人的巴扎里去感受东干人互相交流的语感、情调，采集东干族口传文学中的儿歌、口歌、口溜儿、曲子、猜话、古今等。我们还广泛收集东干语研究的科研成果、文献资料、书面文学作品、东干文识字课本、《回民报》《回族》杂志以及歌曲磁带等文学资料和音像资料。(www.xing528.com)

回国后，我在整理调查资料和文献资料时，感到了所面临的巨大困难。东干语里有比较多的俄语、突厥语、阿拉伯语和波斯语介入。更困难的是，我们带回来的研究成果、文献资料都是用俄文或东干文写成的，要利用这些资料，必须通晓俄文和东干文。值得庆幸的是，我中学和大学所学的外语就是俄语，重新拣起来再借助于词典还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但东干文必须从头学起。我花了三四个月的时间学习东干文，在掌握了东干文字母和国际音标的对应关系后，制作了一张近两米长的东干语声韵调配合总表，在东干文音节的空框内填满了同音的汉字，很快便进入了转写翻译状态。我开始转写翻译带回来的东干文报纸、杂志、诗歌、小说及东干语其他著作。从转写过来的材料中提取同条、摘录例句、归纳句型和语法规则。与此同时，也整理出来了东干语甘肃方言的声韵调系统，编制出了同音字表，撰写了分类语汇和语法特点。在完成这些主要内容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东干语的性质、特点，比较东干语内部方言的差别，探讨东干语在和多民族语言接触中的变化等。2006年6月，完成了由我主编，另外两名教授参编的《中亚东干语研究》一书的初稿以及转写翻译的几本文学作品。8月，我和学校的杨大庆书记、宁夏社会科学院回族研究所的几位同志又前往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进行参观访问，我和合作人伊玛佐夫教授将书稿中的主要内容作了核对和复查。对一些缺失或遗漏的部分进行了补充调查。还到伊塞克湖畔的二道沟，对生活在那里的甘肃籍和宁夏籍的东干人进行了访问和调查。2003年，《中亚东干语研究》一书由香港教育出版社出版。

2004年，笔者将转写翻译的吉尔吉斯斯坦作家伊玛佐夫教授的《诗歌小说集》和哈萨克斯坦诗人兰阿洪诺夫所辑录的《旧歌和口溜儿》书稿带到中亚，和作者交换意见，解决疑难问题，并共同为书稿作了注释。回国后，分别以《中亚回族诗歌选译》和《中亚回族的口歌和口溜儿》的书名相继出版。2005年，为了准备调查东干语陕西话，笔者转写翻译了由东干族语言学家杨善新先生在1968年所撰写的《东干语的托克马克方言》一书。这是研究东干语陕西方言的一部重要的语言学历史文献。此外，还组织力量翻译了他的《东干语—俄语简明词典》，这两本书虽然没能出版，但为东干语研究中语汇的收集提供了丰富的材料。2006年，我偕夫人崔凤英女士第4次赴中亚调查东干语陕西方言。到比什凯克后，由于哈萨克斯坦的入境签证没有办下来，只好住在离调查点营盘比较近的托克马克，请住在营盘的调查合作人兰阿洪诺夫每天早晨从家里来到托克马克配合我们调查。在十五六天的调查中，我们了解了中亚陕西话的语音、词汇、语法，探讨了“中亚东干族陕西村”的形成、发展以及中亚陕西话中新派和老派之间的语音变化等问题。2007年，在西北第二民族学院迎接高校评估、更名和北方语言研究院成立之际，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东干语论稿》一书。同年，笔者所申请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东干语调查研究》被批准立项。我在筹划出版《中亚回族陕西话研究》一书的同时，也启动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08年，我所编著的《中亚回族陕西话研究》一书，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2008年7月，我和宁夏电视台的四位记者第5次赴中亚，到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对东干语作补充调查，收集口传文学、图书资料和照片，请吉尔吉斯斯坦东干语广播电台播音员拉黑木和科学院东干学部副研究员法蒂玛进行东干语语料录音。和儿童文学作家曼苏洛娃核对翻译小说《雪花儿》，和年轻诗人十四儿核对《骚葫芦白雨下的呢》诗集译文。这两本译著分别在当年11月和12月由中国科学文化出版社出版。

2009—2010年，笔者集中全力完成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东干语调查研究》最终结项成果，和丁一成同志一道编译出版了《东干起义的最后一幕》。其中《东干语调查研究》一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这本书综合了东干语甘肃方言和陕西方言的研究成果，全面展现了中亚东干语的整体面貌，探讨了东干语由来、形成的演变过程及发展趋势。书前有张振兴先生、戴庆厦先生、何莫邪先生、赵杰校长写的序言，书后附有“东干语有声语料库朗读光盘”。这本书是笔者调查研究东干语十年来的一个总结。

十年来，笔者之所以五赴中亚，对东干语进行调查研究，是认识到中亚的东干语是一种濒危语言，它正一天天走向消亡。语言是历史和文化的载体，东干语一旦消亡，东干族的历史和文化也会从人类文明中消失。而任何民族历史和文化的消失都会使整个人类生存的前景受到极大的损害。我想，我能为中亚的东干人做点什么呢？我愿尽我所能，为东干语言文化保护和流传作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在东干语的调查研究中，需要做的事情很多，我只想出几本关于东干语研究的理论著作，转写一套《中亚回族文学译丛》，编纂一本《东干文—汉文双译词典》。这些愿望不知能否完全实现，但我会尽力来保护和传承中亚东干族的语言文化、风俗民情，探索我国汉语西北方言跨越国境、漂泊海外后的发展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