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干语在语言接触中的演变

◎林 涛

东干语是中亚的东干族人所使用的语言。东干语分布在中亚的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东干人聚居区。

东干语来源于我国汉语西北方言，它原本是清代晚期西北陕西、甘肃、宁夏一带的回族语言（俗称“回回话”）。公元1862年，我国西北地区的回民由于忍受不了清朝统治者的政治压迫和民族歧视，爆发了一次声势浩大的反清斗争。起义失败后，他们被迫背井离乡，进入中亚。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在民族识别与划界中，把他们定名为“东干族”。

迄今为止近140年的漫长岁月里，东干人一直生活在俄罗斯、吉尔吉斯、哈萨克、乌兹别克、塔吉克、日耳曼、鞑靼等多民族中间。他们和这些民族的群众和睦相处，经济上互相往来，文化上互相交流，生活上互相联系，把自己融入了中亚的民族大家庭。由于东干族和上述多种民族共同生活、朝夕相处，他们所操的东干语与其他民族语言互相渗透、互相吸收，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

语言接触所发生的变化有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牵涉面很广，主要的有语言成分的借用、语码混合、语码转换、双语和多语，进一步发展还可能导致语言的混合、同化和融合，也就是一种语言被另外一种语言所代替。值得人关注的是，所有这些变化形式在东干语里我们都可以看到。

一、语言成分的借用

一般的语言接触所发生的语言成分的借用现象主要是词汇的借用。为了表达新事物和新概念，一种语言从另外一种或多种语言里吸收他自己所没有的词语，发展和丰富自己的词汇系统。而东干语在语言接触中借用的语言成分不光是词汇，它还深入到了语音和语法层面。

东干语接触比较多的语言有印欧语系的斯拉夫语族（如俄语）、阿尔泰语系的突厥语族（如吉尔吉斯语、哈萨克语、乌兹别克语）、蒙古语族（如蒙古语）、闪-含语系的闪语族（如阿拉伯语、波斯语）诸语言。这些语言的音位系统里都有舌尖中音、浊音、颤音，属于［r］音位。随着这些语言中词汇的借入，东干语的音位系统里也多了一个［r］音位。［r］音位在东干语里写作［r］。它在拼写上述语言的借词时做声母用，如无线电（俄语借词）、肉末面条（吉尔吉斯语借词）、斋月（阿拉伯语借词）。除此以外，［r］音位还可以在东干语的儿化词里做儿化韵尾。如口歌儿、口溜儿、老婆儿、熊娃儿等。

东干语在语法手段上有时候也借用外来语的语序。东干族的话里经常会出现主语后置的句式，比如：“说哩这个话的人是法蒂玛”“做哩这个事的人是张尔利”。宾语前置的句式，比如：“打仗的来，白馍馍我都没见”“这个报回族人念的呢”。有时候复句中的主句和从句之间还经常借助俄语的连接词“Ч TO”来连接，如：“医生说，法蒂玛感冒哩。”东干语里表示年月日，有时候儿也采用俄语的时间表示法，即用“先小后大”的语序代替汉语中“先大后小”的排列顺序。东干人常说“初一的正月”（正月初一）之类的话。中亚《回民报》上有篇文章写道：“初一的五月节气上我们在城呢去呢。”这句话用汉语普通话说是：“五月一日劳动节，我们去城里呢。”

东干语在表示钟点数目时，采用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吉尔吉斯语的数量表示法，常把数词放在量词的后面。如，东干人把“两点钟”说作“小时二”，“五点钟”说作“小时五”。东干文里有句话：“列宁的母杰依（博物馆）撒哈特（小时）两个上开的呢。”翻译成汉语普通话是：“列宁博物馆两点钟开放。”从这句话里我们可以看出，东干语借用吉尔吉斯斯坦语量词时，其词序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至于外来词的借用，在东干语里不仅数量多，而且语种也比较繁杂。我们在阅读和翻译东干文诗歌小说时，经常会碰到俄语、英语、吉尔吉斯语、哈萨克语、乌兹别克语、波斯语、阿拉伯语、维吾尔语、蒙古语等借词。东干语外来借词中，从俄语里借入的最多，据东干语学者哈娃子统计多达几千条，约占东干语词汇总量的7%。东干语的俄语借词多为名词和量词，内容涉及社会、政治、经济、家庭、饮食、服饰、用器、度量衡单位，如巴尔基阿（党）、卡木尼斯特党（共产党）、卡木萨莫力奇（共青团员们）、乌达尔尼克（突击手）、考拉号子（集体农庄）、哨夫号子（国营农场）、玛什乃（汽车）、维木（扬场机）、阿库闪（接生员）、根诺（电影院、电影）、康比尤特（电脑）、基万（沙发）、苏萨（貂皮）、布拉吉（连衣裙）、合列巴（面包）、乌哈（鱼汤）、伏特加（烈性酒）、马林那（果酱）、阿尔申（俄尺）、嘎（公顷）等。

东干语中的吉尔吉斯语、哈萨克语、乌兹别克语、维吾尔语等突厥语借词主要是通过人口分布借入的。居住在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骚葫芦、米粮川地区的东干人的语言里借入了比较多的吉尔吉斯语，如赫尔赫孜（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旧称伏龙芝）、阿勒该（对哥哥的尊称）、巴家（连襟）、马沙克（庄家茬儿）、别什巴儿玛（肉拌面）、那雷（肉末面条）、考姆孜（三弦琴）、撒哈特（小时、钟点）、哈打（磅）、索目（吉尔吉斯斯坦货币单位“元”）等。居住在哈萨克斯坦境内的营盘、新渠、阿斯塔拉、杜德威客等地的东干人的语言里借入了比较多的哈萨克语借词，如哈萨克、阿拉木图、阿拉升（祖先）、巴依（财主）、萨满（哈萨克人曾经信奉过萨满教）、库里卡塔依（饭会）、冬不拉（二弦琴）、瞎孜儿（现在）、坚戈（哈萨克货币单位“元”）等。维吾尔语借词是居住在中亚各地的东干人所共用的，如巴扎（集市、市场）、洋杠子（妇女、妻子）、巴郎子（儿童）、褡袢（大襟上衣）、塔玛厦儿（游戏）、塔哈儿（口袋）、脱依（婚礼）、维囊（跳舞）、馕（烤饼）、沙木沙（烤包子）、乌麻什（面糊糊）、曲曲儿（馄饨儿）、皮牙子（洋葱）、亚克西（好）、亚曼（不好）、海买斯（全部）等。

东干人信仰伊斯兰教，他们虔诚、谨守宗教信条和教规，因此东干语中来自波斯语、阿拉伯语中的外来词比其他地区更多一些，如：胡达（真主）、阿斯玛（天、天空）、阿訇、阿布德斯（小净）、杜什蛮（敌人、对头）、板代（仆人）、依布利斯（魔鬼）、别麻热（病）、立干（大盘子）、巴旦（偏桃）、撇射（逗号）等都是波斯语借词；安拉（真主）、阿林（学者）、筛海（长者）、伊玛目（清真寺的领拜人）、满拉（念经的学生）、哈吉（朝觐者）、克尔白（天房）、干兰（铅笔）、泰斯比哈（念珠）、主麻（星期五）、阿黑热提（来世）、木沙粉儿（异乡人）、耶梯目（孤儿）、苏赖（《古兰经》的章节）、尔德（节日）、讨白（忏悔）、尼卡哈（证婚词）、白俩（灾难）、乌巴力（可怜）、色俩目（祝安词）、艾力夫别（字母表）、海（凤仙花）等都是阿拉伯语借词。另外，东干族男女姓名大都来自波斯语、阿拉伯语，如穆罕默德、易卜拉欣、主麻子、叶塞儿、玛丽亚、祖哈拉、法图麦等。

二、语码混合和语码转换

语码混合是指在语言交际中，说话者在使用一种语言语码时，同时掺和了另一种语言的成分，特别是词汇和短语（语码）。这种语言现象在东干族的口语和书面语中随处可见。下面是笔者翻译的东干族女作家阿依沙·曼苏洛娃用东干文写作的儿童文学作品《雪花儿》一书中的几段话：

妈妈买哩十个曼打林（橘子）。拿回来给给碎麻曼儿（小孩名）叫给客娃们分给呢。

——《我算出来哩》

我是拖拉科多利斯特（拖拉机手），知道哩。我阿达的普里嘎底儿（村长）说的。我连阿达拾掇哩拖拉科多勒（拖拉机）哩。

——《我是拖拉机手》

到哩场子呢娃们都喊的“乌啦！”……把鸽子放开哩。

——《我的鸽娃》

她连奶奶一边在铁列维兹儿（彩电）上看哩目林特（动画）电影哩。

——《孽障死哩》

“盼舍儿！”赛娃儿坐到跟前给他说的：“你要好好念呢，把乌罗可（功课）时候儿上要做呢。再不准逃学哩。因此是为你一个儿咱们的可拉斯（班级）剩到后头哩。”

——《为啥盼舍儿不逃学哩》

以上几段话中，东干语借用了俄语词汇，和自己的语言成分和在一起构成了混合短语。其中，“十个曼打林”“阿达的普里嘎底儿”“咱们的可拉斯”是偏正短语，“我是拖拉科多利斯”是主谓短语，“拾掇哩拖拉科多勒哩”“喊的（着）乌啦”“看哩目林特电影哩”是动宾短语，“在铁列维兹儿上”“把乌罗可”是介词短语。这些短语都是由东干语和俄语词汇混合构成的。

再如：

“麻乃起来，给依斯哈儿说哩个色俩目，把头低下可跪下哩。这儿依斯玛儿把麻乃问的：

“麻乃，你哈巴知不道咱们的乡俗。”

“啥乡俗，爸爸？”

“咱们，回族往坟上不隔花儿。记想开亡人哩过乜帖呢，散乜帖呢……”(www.xing528.com)

——《一抱子红花儿》

“我没有是谁，我是全耶提目。”

——《春天》

“埃迪儿跑的看去哩啥，癞呱儿在海花（凤仙花）跟前蹲的，扇的歇荫凉的呢。”

——《到哩乡庄呢的埃迪儿》

“长长儿念哩个苏儿把都瓦儿接哩，依斯玛儿起来哩。”

——《一抱子红花》

上面几段话中的语码是由东干语和阿拉伯语词汇混合构成的。其中，“说色俩目”“过乜帖”“散乜帖”“念苏儿”是动宾短语，“全耶提目”“海花”是偏正短语，“把都瓦（接哩）”是介词短语。

在语码混合时，东干语里还会有两种以上语言的词语混合，如：

“唉咦，萨丽玛！她是俄罗斯娘娘，你给她要说斯特拉伏斯特乌伊呢（您好，俄语借词）！不说色俩目（阿拉伯语借词）……”

——《孽障死哩》

“这是俄罗斯丫头玛莎。这个丫头也是全耶提目……”

——《春天》

“丫头儿转过来把我望哩下，失笑哩：‘娘娘，她是回族，名字叫的哈丽玛。我是维拉，她是苟俩一乌兹别克，阿纳是吉尔吉斯……’”

——《雪花儿》

以上三段话中前两段由东干语和俄罗斯语、阿拉伯语相混用，后一段由东干语和俄罗斯语、阿拉伯语、乌兹别克语、吉尔吉斯语词语相混用。这些现象是东干族和中亚多种民族频繁接触中不可避免的。

东干人在日常的对话和交流中，有时还经常从一种语码转换成另一种语码。在吉尔吉斯斯坦笔者的合作伙伴、老朋友M.X.伊玛佐夫家中会常常遇到这种情景：伊玛佐夫教授和儿子沙明在用东干语对话时，有些语言的语义儿子不能理解，他不得不立即改用俄语。在中国回族学会的多次学术研讨会上，东干族朋友先用东干语发言，后来发觉用东干语在某些问题上不能很清楚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意见时，便中途改用俄语，大会立即给他配备中文翻译。

笔者在吉尔吉斯斯坦年轻诗人伊斯哈儿·十四儿家里还看到过多种语码转换的情况。晚上诗人家里人聊天，一开始大家都使用东干语，不一会儿女儿插入了俄语，妻子又转用了吉尔吉斯语。随着语码的自然转换，营造出了一种和谐、快乐的家庭气氛和幽默、随和的生活情趣。这种交际和他们的家庭成员的构成是相适应的。伊斯哈儿·十四儿是东干族，他的妻子是吉尔吉斯族，儿媳妇是塔塔儿族。每个家庭成员都会说俄语。这种情况在中亚的东干人中是比较常见的。

三、双语和多语现象

双语和多语现象指在同一个社会中存在着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民族语言，社会中的个人和集体能够经常至少使用两种语言进行交际。在社会生活中，东干人一般都能在使用东干语的同时，也学习和使用中亚多民族通用的俄语，还会使用所在国家主体民族的语言，如吉尔吉斯语、哈萨克语、乌兹别克语等。俄国学者曾称赞东干族是能够使用多种语言的民族。

东干人的双语和多语现象既是民族接触、语言接触中所造成的直接结果，也是在漫长的民族融合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的。130多年前最初过境进入中亚的东干人都是贫苦农民，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文盲。来到异国他乡，生活在多种民族语言的环境之中，为了生存，他们需要与其他民族交往，与他们在语言上沟通。这样东干人在与当地的吉尔吉斯人、哈萨克人、乌兹别克人、俄罗斯人等广泛地接触中，自然而然地学习他们的语言，使自己成为了“多语人”。不过在俄国十月革命前，他们主要是使用所在国家主体民族的语言，他们中能使用俄语的人还比较少。俄国十月革命后，中亚地区的国家都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成员，苏联政府宣传和强调俄语作为民族共同语的重要性。加上普及文化教育，各个学校普遍开设俄语课，使俄语得到了广泛的推广，成为了中亚多民族都使用的族际语、官方语言。现在中亚大部分国家的政令、文件都用俄文和国家主体民族的文字公布，群众的文化生活和通用的证件也都使用两种文字。如司机的驾驶执照，一面是俄文，另一面是民族文字。正如东干人所说：“在中亚不懂俄语就无法进入社会文化生活。”

中亚东干族的多语现象也非常富有地方特色和家庭特色。东干人一般都能熟练地运用东干语和俄语，但在吉尔吉斯斯坦阿尔代克东干人乡庄，人们除了使用东干语和俄语之外，还能掌握吉尔吉斯语。在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州的营盘、新渠、江尔帕克-提别等地的东干人除了说东干语和俄语外，还讲哈萨克语。阿拉木图、潘菲洛夫等地的东干人除了使用东干语、俄语、哈萨克语之外，有些还能使用维吾尔语。据有关资料统计，1999年，吉尔吉斯斯坦15岁以上的东干族有30993人，掌握了吉尔吉斯语和乌兹别克语的有4285人，约占这一人群的14%。新疆大学的海峰博士对300名东干人做了抽样调查，其中兼通吉尔吉斯语和哈萨克语的有92人，约占31%。60岁以上的老人明显地超过年轻一代，92人中就有57人，约占总人数的62%。东干族家庭中的多语主要是和其他民族通婚造成的。有不少东干族男子娶其他民族姑娘为妻，由于共同生活的需要，相互学习对方的语言，他们的子女也会受到影响。

从20世纪中期来看，在东干族中突厥语语言的使用率低于俄语和东干语，但从90年代以后随着中亚五国的独立，俄语的社会地位逐渐降低，民族语的社会地位逐步提高。可以预测，突厥语族诸语言将在东干族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四、丢失和同化现象

双语和多语现象是东干族与中亚其他民族长期融合的重要结果，它不仅促进和加强了东干族与其他民族之间和睦相处与友好关系，而且有利于东亚多民族的共同繁荣与进步。但是双语和多语现象对东干语的纯洁和健康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它带来了东干语语义丢失和被其他民族语言同化的严重后果。

东干人进入中亚这段历史时期里，东干语离开了汉语西北方言的大环境，失去了音译文字汉字对东干语词义的依托，东干人虽然能够使用东干语进行交际，但东干语不少词义的原意由淡化逐渐走向丢失。笔者和吉尔吉斯斯坦东干学部的朋友们在一起时，他们经常会问答词义上的一些问题。他们出版的书报里面，尤其是在东干族青年学习汉文的双语对照文章里面，常常会出现讹误的地方。如东干族口歌：“三人结义在桃园，桃园结义哩弟兄三，三战李布虎狼关。刘备年长把位站，关公为二，张为三。”这段话里把“吕布”说成了“李布”，把“虎牢关”说成了“虎狼关”。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一位研究员冬拉儿告诉我说：“桃饱杏伤人，李子树下埋死人。”这句口歌他们还可以有另外一种理解，即“掏宝很伤人，历史书下埋死人”。又如“黑和尚洗里不洗外”这句话，他们认为还可以理解为“黑褐衫洗里不洗外”等。听到这些，笔者深深地意识到东干语的语义正在丢失。

还有更甚者，东干族中有一小部分人已经整体丢失了自己的母语。这一现象是伴随着东干语双语化和多语化进程的加快而出现的。丢失母语的是生活在吉尔吉斯斯坦南边奥什地区的东干人。他们的前辈是1878年在马大人的率领下，由新疆达埃尔克什·达姆山口进入中亚的，大都是陕西、青海、甘肃的回民。后来青海的回民从奥什又继续北上，到达哈萨克斯坦的江布而州，建立了江尔帕克-提别东干人乡庄。剩下的陕甘回民大概有3000多人，今天仍生活在距离奥什约1公里处的卡拉松乡卡布洛夫集体农庄。这些东干人处在乌孜别克族人群的包围中，大都和乌孜别克族通婚，再加上他们远离了楚河两岸的东干人群体，现在他们的语言除了保留筷子、桌子、辣子等几个简单的词语外，已经不会讲东干语。他们的语言已经被乌兹别克语同化，乌兹别克语完全取代了他们的母语。据说那里今天很难找到会说东干语的人。为了抢救他们的母语，10多年前吉尔吉斯斯坦教育部门特地派教师为那里的孩子教授东干语，但最终也没有什么效果，在东干人进入中亚100周年的纪念大会上，奥什东干族人号啕大哭，痛惜他们第二次丢失了母语。

东干族不使用母语的现象在散居于使用俄语城市的东干人中也随处可见。比什凯克年轻人中就有一些不会讲东干语，他们认为自己的母语是俄语。有关统计资料说，1979年，吉尔吉斯斯坦东干族总人口为26661人，其中，认为自己的母语是吉尔吉斯语的有204人，认为母语是俄语的有471人，认为母语是其他语言的有473人，共计1148人，约占吉尔吉斯斯坦东干族的4.3%。从统计材料可以看出，中亚东干族中确实有一小部分人放弃使用自己的母语，而将俄语或其他民族的语言作为自己的母语了。

东干语所发生的以上变化都是在和多民族语言的接触中产生的。东干语的这些变化不仅使它具有了亚文化的特征，而且使东干语遭受了严重的损害，它逐渐丢失，甚至逐渐消亡。

林涛（1941— ），男，汉族，宁夏中卫人，北方民族大学文史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汉语方言、东干语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