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澳当代唐代文学研究史述：论著集成（第1卷）

邓国光

用系统的方法及客观的态度研治中国文学，是20世纪的新事物，以专题论文或专书的形式表现，不同于明、清两代流行的选集附缀评点为写作和欣赏的指导的形态，而基本属现代学校制度、报刊发展等现代社会的产物。但20世纪中国的历史进程相当艰难和曲折，于时代困境没有实在对应纾解作用的纯学术研究，亦自然匍匐蠕挪。尤其是在香港、澳门这类殖民地区域，纯学术根本是奢侈品，政治和社会现实均不存在对纯学术的现实需要。教育制度以至整个社会结构皆因应殖民地的特殊环境和要求发展，与主权国家的形态完全有别。自1900年至1950年之间的50年，中国社会的发展经历了亘古未有的大变，而港澳地区内部保持相对的稳定，除了日寇统治香港的三年零八个月（葡萄牙为中立国，澳门因此得免日寇蹂躏），基本上处于历史旋涡之外。但基于殖民地的特殊性，这种安定的环境，并未能为中国现代学术的发展提供动力。这50年，中国文学的研究，港澳一片空白，无分彼此。这又跟学校的畸形发展以及社会弥漫的游民投机意识关系至为密切。20世纪初建立的香港大学，迟至20年代后期才建立中文班，延聘前清科场文人为讲师。这批文人标举阮元督粤时所立的“学海堂”，成立“学海书楼”，讲论骈语、诗、赋，影响所及，香港70年代的高中中文教材，还是《中庸》《大学》《论语》和《孟子》的选章，仍未脱明、清科场的气味，与中国急遽的转变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当然，孰优孰劣，亦不能粗率判断。至20世纪30年代中，始建立中文系，由宗教学学者许地山（笔名落华山）主持，始注入中国现代学术研究的气息，然不久，神州沦陷，香港亦不免，这初生的学苗根本无从生长。可以说，20世纪前半叶，港澳地区和中国文学研究完全沾不上边。在唐代文学范围，除了学校教授一些唐诗或《古文观止》所收录的唐文外，有系统的研究根本不存在。

转变在1950年之后，尤其在香港，唐代文学的研究，竟然在一种奇特的大时代气候和奇狭局促的空间中，产生了颇可观的成果。这归因于蓬勃的民间办学以及本土学术力量的逐渐成长和成型。民间办学的资源来自南下的学人，这里所指的资源，不是资金和图籍。事实上，1949年前后南逃香港或澳门的学人，大部分都是仓皇启程，连家人都未能同行，遑论家当。他们带来的是脑袋、热情或是遥不可及的幻想。他们拥有的知识和能力，本来应属中国文化建设的重要力量，这时都消散到台、港、澳这类边缘地区。一消一长，凭着大批学人聚集，国内学术的部分主流气脉，竟然在殖民地的香港得以延续和发展。20世纪50年代民办专业院校相继出现，诸如钱穆的“新亚书院”及“新亚研究所”，教会主办的“崇基学院”，从广州南迁的“珠海书院”，绅商主持“联合书院”，都有具体的学术实绩和影响力。这突如其来的学术新力量的注入，令香港顿时成为处于中国南陲的学术中心。学院学术刊物霎时涌现，为学术研究提供重要的促进作用。这些民办学院的主持者大部分又是人文学科的学者，文学、历史、哲学、艺术、政治等“文化”领域都是关注的重点。于是，突然涌现的学术力量，集中于人文学科的领域，而中国文学的研究就是在这种历史机遇中延绵。港、澳地区的文学研究，从一开始，便是由大师级的学者开辟，延续国内的学术气脉，而不是原生的事物，事实上，港、澳地区均欠缺人文学科发展的客观条件。唐代文学的研究的历程，亦充分反映了这特殊现象。港澳地区的唐代文学研究，并不经历自然的生成过程，即由幼稚而趋于成熟的过程，而是甫始便是以极高层次的姿态出现。

1949至1959年之间，钱穆、饶宗颐、吴天任、左舜生、王韶生、南宫博、刘百闵、梁宜生、梅应运、曾克端、金达凯、谢扶雅、高伯雨等人，在这十年喘息的阶段，分别发表独具慧解的唐代文学研究专篇，涵盖诗、文、小说、词等文体，内容包括文学思想、作家及作品的批评、文体研究、版本考订等。而专书方面，则有吴其敏的《屈原与杜甫》（1953），强调传统诗学忧世伤时的精神，具有明显的时代烙印。至于专文凡52篇，综论唐诗的文章有：谢扶雅《唐诗新论》（1956）；金达凯《唐诗的思想性和艺术性》（1957）；综论唐文的有：钱穆《杂论唐代古文运动》（1957）；《读姚铉〈唐文粹〉》（1958）；伍锦仁《隋唐之文学复古运动》（1957）。

其中以钱穆《杂论唐代古文运动》（已编入论文摘要）最具代表性。钱氏强调古文运动的复古意识源自唐诗人的复古主张，韩愈一再称颂陈子昂，表明古文气脉的相承。主张以研究诸子的方式，深入理解“集”学；指出韩文重“理”，开出宋学。表明以通观全局的眼光来进行研究，对问题可得到更完整的解释，这正显示通儒的识见。若放在整个大中华学术的环境中审察，跟处在广州的陈寅恪同时发表的《论韩愈》，正相比美。钱穆不但勾勒大问题，在治国学至关重要的入门功夫，即版本和目录学上，亦一丝不苟，他的《读〈柳宗元集〉》（1958）（此文已载摘要中），展示出治文学版本目录学的范式，于考证的文辞背后涌动着文化事业的关注之情，这便不是书斋里的死工夫。然不能一概说南下学人的文章都具有这股潜在的精神，但大部分作品于行文之际均自然流露一种深沉的情绪，这是跟时代及其个人阅历有密切的关系。而论述的对象，李白的有9篇，涉及一般的介绍（吴天任）、身世和籍贯（蓝文征、南宫博、沉嗣诚、左舜生等），诗风（吴天任、左舜生）；杜甫14篇，遍及生活和经历（梁石、吴天任、研奔）、成都草堂（刘玉笛、穗轩、黎本初），诗歌（郑枢俊、王恢、王韶生、志孙、左舜生）；而比较李杜的有2篇，李杜的研究是主流。柳宗元3篇（梁宜生、王韶生、钱穆），李商隐五篇（吴天任、明堂、孙甄陶、顾翊群）。其他重要作家，如白居易、韩愈、温庭筠、韦庄、寒山子等各1篇。词体方面，起源和音乐问题受到关注，分别有郑水心《词的起源与体裁》（1954）、穗轩《由音乐的词说到文学的词》（1956）、梅应运《词调与唐宋大曲的关系》（1957）（选入摘要）；唐人小说2篇，以饶宗颐《〈虬髯客传〉考》（1959）（选入摘要）为典范。饶氏溯流追源，与史相证，考订为《虬须客传》；以苍鹰抟兔之力治小说，以正统的学术手段考述“俗文学”，足见此时的唐文学研究，“雅”“俗”均受到平等对待；期间不存在刻意的主张和倡导，这除了学者自身的学术趣味外，香港社会的自由环境毕竟是重要的因素。于唐代文学文献的研究，则有高伯雨的《唐人集校勘记》，思遥的《略论〈唐诗三百首〉》（1959），潘重规的《〈文镜秘府论〉研究发凡》（1955），钱穆《读〈柳宗元集〉》（1958）（选入摘要）等，这些都不是初涉学术的人所可以率尔操觚的。

1949年至1959年的十年可算是唐代文学研究的奠基期，若从港澳地区的特殊环境观照，这批成果完全是新兴事物；若从国内学术力量言，则是严重的流失。但就整个大中华学术生命看，则可说是学术生机的保存。就地区的状况而言，经历十年的安定时期，香港大学中文系、新亚书院及新亚研究所、珠海书院、崇基学院、联合书院等院校培养了大批文科毕业生，初步形成了以后地区学术的新生力量。1960年以后，南来学人与本土学术生力军继续推进唐代文学研究。

1960年至1969年是前阶段的延续时期。院校的规模大致稳定下来，民办学府渐受社会认同，得与官立的香港大学并存，成为香港教育体系中的组合部分。至于澳门地区，虽有天主教区所立的圣约瑟师范学院以及一些私办小型学院，但基于特殊的客观环境，除了师范学院因其实用功能仍然生存外，民办学院相继消失，在尔后20年直至私办东亚大学的出现，澳门不存在学术研究所依系的高等学府或学术机构，学术研究基本上缺乏客观的生存空间。而香港的情况则完全相反。20世纪60年代上半期，由于民办学院的成功，香港政府终于把新亚书院（连新亚研究所）、崇基学院、联合书院纳入公费营运的“香港中文大学”体制之内，大批学者及教学人员获得实质经济待遇的大额提升，基本上已摆脱50年代困乏的局面；加上文科毕业生获得与港大毕业生同等地位，为吸纳优秀年青人进入人文学科领域提供了物质和心理上的保证，本土原生的学术队伍在这条件下得以成长。以下具述这十年的唐文学研究业绩。

20世纪60年代出版的唐代文学专书，有《文学世界》杂志社组稿的两辑《唐诗研究专号》（1960年3月及12月号）。第一编收录的文章有：

黄天石《唐诗的特征》

饶宗颐《杜甫与唐诗》

陈荆鸿《浪漫旷放的李白》

劳思光《论孟浩然诗》

王韶生《王维诗研究》

冒季美《白居易其人其诗》

严南方《元稹诗平议》

曾克端《李商隐诗及其风节》

徐亮之《温庭筠的生平和诗歌》

陈炳良和陈炜良《杜诗书目汇编稿》

第二编收录的文章如下：

李素《唐代女诗人总评》

李栩厂《论韩愈诗》

郑水心《陈子昂诗评价》

岳骞《高适之生平与作品》

金达凯《杜牧诗歌概论》

邓中龙《韩偓诗浅论》

郑春霆《韦应物诗概述》

李建丰《诗家天子——王昌龄》

黄天石《孟郊贾岛诗合论》(www.xing528.com)

两辑计收文19篇，大抵范围了当时的唐代诗歌视野，而作者群中亦有年青的本地学子如陈炳良。这两集基本上反映20世纪50年代后期香港学界唐代诗学研究的特点，具有比较重要的坐标性质的作用。梅应运的《词调与大曲》（1961），则是他在1957年发表的系列论文的结集；黄华表《韩文导读》（1964）属讲义，是传统评点和集评之学；邓中龙《唐诗偶释》（1965）属赏析汇编。若论专书，20世纪60年代实无足观。然在专文方面，则颇可观。就上述两集的专辑言，初露头角的本地学子陈炳良的《杜诗书目汇编稿》，便属实在的治学工夫，而这种目录学的根柢，是陈氏尔后30多年的文学研究的基础。至于邓中龙《韩偓诗浅论》运用辞汇比勘的互证方法考订韩偓诗的特点，进而考订《香奁集》中韩偓诗的真伪问题，是很具体的研治。邓氏原毕业于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前身），抵港后长期执教于私办学院及政府津贴中学，一直笔耕不辍，1965年出版的《唐诗偶释》，是20世纪60年代惟一的唐诗专著。

除了《文学世界》的两辑专号的19篇文章外，这时的单篇文章凡112篇，较前十年多一倍有余。论述的范围有所扩大，表述的方式亦丰富得多。综论唐诗的文章7篇，以香港大学中文系罗香林《唐诗与中韩文化交流的关系》（1967）及《唐诗的传播于韩国》（1967），具有开拓性的意义；新亚书院学生方幼蘭的《隋唐文学家地域分布》（1967）是跨学科的尝试，发扬钱穆讲求博通的治学精神。在作家及作品研究方面，范围扩大和深化了。1949年至1959年专文论述的作家只有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柳宗元、李商隐、温庭筠、韦庄、寒山子；自1960年至1969年，除上述作者外，专论陈子昂的2篇、王昌龄2篇、王维7篇、孟浩然2篇、高适1篇、岑参3篇、韦应物1篇、元稹2篇、李贺5篇、李益1篇、杜牧5篇、韩偓2篇、司空图1篇、曹邺1篇，而合论孟郊和贾岛1篇。显示研究视野正不断开拓。这十年间，值得一表的是李素在《当代文艺》杂志连载的《读诗狂想录》，自1966年至1968年之间所写的13篇唐诗评赏文字，涉及王维、孟浩然、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作品，文字清新流利，体会细致，分析独到，极受欢迎，于推动唐代文学的普及化及影响本地学子对唐代文学深入探索的兴趣，起巨大的促进作用。李素抗战前毕业于燕京大学外文系，抵港后从事文教工作，在《文学世界》的《唐代文学专号》二集之中便收入她的《唐代女诗人总评》，是香港研究女性文学的开山作。此外周诚真对李贺的细致研究，亦值得一述。周氏自1969年至1970年，在四期的《纯文学月刊》分别刊载4篇论文论述李贺的“闺情诗”“讽喻诗”“长吉体”，显示了学院式研究的精细特征。李素和周诚真截然不同的表述，充分反映出香港社会自由共融的特征；如果把这时的香港的自发繁艳跟国内天地一色的情况相比，便了解政治干预于学术生命的极严重伤害。

于前十年唐代文学领域所涉及的9位对象，即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柳宗元、李商隐、温庭筠、韦庄、寒山子，这时期也得到延续的重视。就论文量说，论李白有9篇，其中凌子鎏的《唐诗选本李白诗采选统计》（1964），选题和方法别开新面，并用相同的方法撰《唐诗选本杜甫诗探统计》（1970），这类“实测”式的研究实属学科的基础建设。论杜甫诗的文章凡43篇，较前期高出两倍。其中以陈炳良和陈炜良昆仲的《杜诗书目汇编稿》（1960）为学科基础，曹聚仁《杜诗研究过目记》（1964），徐复观《从文学史观点及学诗方法试释杜甫《戏为六绝句〉》（1963）、佘汝丰《杜少陵论诗证旨》（1963）等，都属独具心得的论文。基于香港的中西文化交流的特色，黄兆杰的《杜诗翻译的检讨》（1968）便是讨论杜诗英译的专文，并阐述杜诗意象的丰富性而发；这些论文显示研究视角的转变，20世纪50年代的政教观转移至诗学本身，明显是学院式学术发展的自然趋势。这时期杜诗研究尚有一特点，是本土学子纷纷于学校刊物刊载修习杜诗课的习作，如前述的佘汝丰，还有邝健行、陈志诚、潘铭燊、陈乃琛等，这是非常良好的学术风气，文章虽然稚嫩，却表现出本土学子对学术的热诚。

李、杜固然是这十年的研究热点，但在其他作者和作品研究也有可观的成果。论白居易诗凡7篇，而前十年只有1篇，其中以李素的《同是天涯沦落人》（1966）和孙述宇的“The Head Ornaments on the Ground-A note on Chung-Hen Ko and Jeh Shih Chuan”（1968）最具特色，前篇充分体现知人论世式的评赏，孙文则体现学院式细致的分析。于中唐的韩愈，备受注目，文章凡11篇，而前期只得刘百闵1篇。其中有数篇亦是院校学生作业，颇有可观处。惟值得一表的是刘茂华的《韩愈学谱》（1968）及马幼垣的“Prose Writings of Han Yu and Chuan Chi Literature”（1969）。刘文以编年方式叙述韩文，资料翔实。而马文实发挥陈寅恪的观点，在文体分析过程中寻求文学叙述的特质。至于柳宗元，亦有7篇文章论述，比较可观的是新亚书院学生杨家教的《读柳子厚〈论语辨〉志疑》（1968），其他文章俱属泛论所见。相比韩愈，柳宗元在香港所受的待遇远比不上国内。至于论李商隐的有5篇，集中于《无题》及《锦瑟》，各自表述，没有新的发展。论温庭筠2篇，一述其诗，一论其词，再衍成说而已。论韦庄2篇，以叙述其生平和作品为主。但在寒山诗的研究，却有可喜的成果。钟玲在《新亚学术集刊》发表的“The Reception of Cold Mountain's Poetry in the Far East and the United States”（1968），此文后来以《寒山诗的流传》（1973）在《明报月刊》发表（收入论文摘要），详尽说明寒山诗流行于西方和日本的因由，并分析寒山诗特殊的内涵。作者中英文行文俱佳，此篇可说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文学研究论文的典范。

除了作家研究的范围扩大，20世纪60年代的研究还有一些全新拓殖的领域。在词学方面，新亚书院两位学生吕景州和张世彬分别发表了《从〈花间集〉看晚唐五代词》（1965）及《论唐宋词字声之演变》（1967），都是具体的研究。而饶宗颐《词籍考》中的《唐五代词籍考》（1963），则更属文学文献学的范式。而运用敦煌文献，亦在20世纪60年代中叶发遑，此中有吴其昱的《敦煌本故陈子昂残卷研究》（1966）和梅应运《敦煌变文与佛寺壁画之关系（变文与变相）》（1969）；阮廷卓撰《唐代〈文选〉之盛》（1961）。以上三文虽以叙述为主，但都反映研究手段与视角的扩张。在这里必须一表饶宗颐在唐代《文选》学和敦煌学的贡献。饶氏早在1956年发表了精审的《日本古钞〈文选〉五臣注残卷校记》，则饶氏论唐代选学，亦渊源有自。尔后饶氏与法国汉学家戴密微合编的《敦煌曲》（1971），无疑是敦煌文学研究的重要成果。

至于唐人小说方面，通论式文章1篇，另2篇专论《虬髯客传》，均属泛论，远不能与饶宗颐《〈虬髯客传〉考》并论，后出不一定转精，惟前述孙述宇和马幼垣之文以唐人小说考论白居易《长恨歌》和韩愈古文，较为专精有得；不过都是张扬陈寅恪的观点，始终未能跨越。唐人小说在香港学界虽受重视，但相对于诗歌，研究颇为滞后。

综20世纪60年代香港地区的唐代文学研究，研究队伍壮大了，本土学术队伍基本上成型，研究方向专门化，与前期浓厚的时代感及政教意识的区别较明显，表明唐代文学研究能够在讲求客观、规范、精确的学术环境中进行。20世纪50年代保存下来的学术生机由是得以巩固及延续。尔后30年的发展，便是建基于此20年的努力。

1970年至1989年20年是香港学术研究显示自我特色的时期。所谓“自我特色”，指相对于大陆和台湾比较单一的研究思路和框架，表现出较多样化的研究方法，亦较少受特定的思想框架所范围，虽未至百花齐放，但可说随心所欲，可看为香港学术的黄金时期，唐代文学的研究亦步入繁荣期。20年间，专书19种，其中包括《诗风》杂志社的杜甫和李白的两个专辑（分别于1979年和1980年出版），跟20年前《文学世界》杂志社的两集《唐诗研究专号》比较，显见专业意识的强化。专业意识突显在个别作家、作品、观念、文体、专书的系统、客观而规范的研究，而不在发挥、引申、辩驳个别成说与经验，亦即是说，个人的意见和感受渐渐退出行文的主体，而处理材料成为首要观察指针。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个别唐代作家的论述专书尚未出现，自1970年开始，陆续涌现，如周诚真《李贺论》（1970）、庄申《王维研究》（1971）、黄兆杰“The Genius of Li Po”（1974）、苏文擢《韩文四论》（1978）、吴天任《中国两大诗圣——李白与杜甫》（1971）、黄国彬《中国三大诗人新论》（1982）（论屈原、杜甫、李白）。有作品的专门考述，如何沛雄《柳宗元〈永州八记〉析论校注集评》　（1974）、何文汇《陈子昂〈感遇诗〉笺》（1978）。亦有专书的文献整理或研究，如曹树铭《杜集丛校》（1978）、王晋江《〈文镜秘府论〉探源》（1980）。有专题研究，如蔡国均《唐五代词之地域发展》（1970）。有通论之作，如白华芝《唐诗百首浅释》（1979）及徐伟《美的唐诗》（1987）。有论辩之书，如林曼叔《评郭鼎堂〈李白与杜甫〉》（1974）。有研讨会论文集，如浸会学院中文系《唐代文学研讨会论文集》（1978）。更有国际汉学合作的重要成果，即饶宗颐和戴密微合编的《敦煌曲》（1971）。前期的播种在这20年相继开花结果。于上举众秀之中以《敦煌曲》和苏文擢《韩文四论》（论文摘要选录部分精彩论述）至为特颖，经受得起时间的考验。《敦煌曲》是唐代韵文的重要文献考索的成果；香港学者向来少在文献上做工夫，在上列专书可见一斑。是书不但是香港学者的一项突破，亦是中国文学文献学研究的范式。苏文擢《韩文四论》摆脱当时尊柳抑韩的偏见，亦跨越黄华表《韩文导读》的集评之学，在古文和辞赋的行文技巧本身说明韩文的特点，行文之间显见特异的文学才华和渊博的学养。饶宗颐和苏文擢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一直主持古代文学研究的风会，蔚然成为学坛的两大支柱。二氏俱自学成才，终于领袖学院训练之人才，此中原因实堪深思。相对于前20年，此时期专书之多无疑是一大跃进。

在单篇论文方面，也繁花似锦。综论唐诗的篇章凡30篇，涉及文体的如黄兆显《唐代杜甫以前的七律诗》（1970），邝健行《吴体与齐梁体》（1994），黄坤尧《唐诗中之齐梁体》（1983）。黄兆显自学成才，才情卓著，是本土学者之秀颖者，其文可视为七律体流变史。以现代诗学阐释唐诗特质的，有余光中《连环妙计——略论中国古典诗的时空结构》（1981）（收入论文摘要），及黄维樑《唐诗的现代意义》（1987）（收入论文摘要）。显示浸润西方学术之后的精神回归，而不是自我吹捧，夜郎自大；余、黄二氏的论述表明两种异质文化互融过程中的清醒而超越的心境，于滔滔媚洋自薄的大时代波涛中仍然紧持精神上的楫舵，不致荡然无所守。当看到部分香港学者滥套术语及故作深奥的时候，切不可以偏概全，误以为香港中国文学研究者竟是如此不济。此外，亦有就唐诗发掘其他学术资源的，如谢扶雅《中唐诗里的佛教成分》（1971）、黄麟书《唐代诗人理想中的边疆》（1981）、蔡思果《唐代好诗中的妇女》（1988）。除了热点的边塞诗的论述外，也留意到中心地区和文学的关系，如刘秀群《洛阳与唐代文学》。至于唐诗中声诗的问题，黄坤尧有《唐声诗歌辞考》（1982）。而关于唐、宋诗的批评史问题，开始受到关注，有苏文擢《唐宋诗较论简述》（1987），叶辉的《诗分唐宋》（1989）。

值得一表的，是这期间的唐代文学研究领域，渐渐出现解读文本自身的独立审美意趣的倾向，这多少受当时美国流行的“新批评”的文本至上论的影响。事实上，20世纪六七十年代李素的连串《读诗狂想录》已经为文本感性评析立下社会的基础；周诚真《李贺论》运化西方文论，与钱钟书《谈艺录》深刻对话，为文本解读树立良好典范。于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文本内在解读的流行，可说是自然的发展，而非勉强进行“横的移植”。1970年叶珊的《唐诗举例》，分别从“角度和取景”论柳宗元《江雪》、就“坏诗的定义”论张旭《桃花溪》、就“诗人和读者”的内在关系论李白《早发白帝城》、就孟浩然《宿建德江》论“伤感”。这都有别于传统的“知人论世”或当时流行的“阶级”分析论。陆润棠的“A CinematicⅠnterpretation ofWangWei’s Nature Poetry”（1978），胡燕青《浅探杜甫诗中的“动”》（1978）、《大雁塔的几个高度——试读杜甫〈同诸公登慈恩寺塔〉兼谈高适、岑参、储光羲同题诗》（1979）、《仙人之旅——读长吉、想李白》（1980）、黄国彬的《神功接混茫——论杜甫的诗》（1979）、梁锡华的《也说〈锦瑟〉》（1989）（收入摘要中）都是成功的尝试，阐发作品所潜藏的深刻内容，令作品成为立体而充满生机的存在，而不徒是一堆古旧的文献资料。黄维樑的《春的悦豫与秋的阴沉——试用佛莱基型论观点和杜甫〈客至〉与〈登高〉》（1985），说明杜诗中的永恒而普遍性的意义。而陈炳良用“形式主义”解释杜甫的连章诗的内在理路。这种把西方文论观念注入唐代文学作品之中的尝试，彻底摆脱了评点或考据式的套格子，令研究充满挑战的空间。前述的所谓“自我特色”，就在应用西方文论的过程中充分演示出来。应用西方文学元素于传统文学研究之中，从事者亦非轻率粗浅之辈。黄维樑和陈炳良于传统学术根柢深厚，陈氏于20世纪60年代初已发表《杜诗书目汇编稿》，而黄氏毕业于传统国学气息极浓厚的新亚书院中文系。至于余光中、梁锡华则学贯中西，本身是出色的作家。叶珊、胡燕青、黄国彬俱本地才俊。他们的努力尽管不曾得整体的认同，甚至惹来不屑的目光，但新事物的出现总须有先行者，亦不容易被完全接受。但肯定的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运用西方文论的尝试，背后隐藏着对传统文学极严肃的关怀，努力为古典文学研究寻求和当代学术对话的机会，视这种研究为严肃的文学事业，以期在当代学术机制中为古代文学研究建立专业的位置。所以，像余光中、黄维樑、胡燕青、黄国彬诸人，对传统文学持由衷的尊重和肯定，而且文化的情怀是十分深厚的。并非国内及台岛一般人所想像，误以为他们拿舶来品号吓华人的半中不西的浅薄分子。花这么多笔墨，都是为了说明树立香港唐代文学研究自我特色的精神实貌的一面，以保存大中华现代学术发展史上重要的一环的历史真相。

另一方面，运用传统文献考论真实事相或诠释诗人立言宗旨的征实之学，亦同时得到充分的发展。前述何文汇对陈子昂《感遇诗》的笺释，水平超过清人陈沆。严耕望《杜工部〈和严武军城早秋诗〉笺证》（1974）以丰富而严格的历史地理学及唐史知识落实诗句的实指。苏文擢《谈许浑诗在诗史中的地位》（1984）（录入摘要），原原本本考论许浑诗的流传、版本、历代评价、优劣所在，为许浑作一全面而深入的描述。苏氏的《韩愈对佛教徒之接触与态度》（1973）考述韩愈和释子的交往，表明韩愈在日常生活的层面是开放而非排他的。潘铭燊《从比较角度看唐代小说的特色》（1987）（录入摘要）实事求是从唐、宋、明小说流变过程中反观唐代小说的真相，以事实摆脱时下的陈腔滥调。而孙国栋《从〈梦游录〉看唐代文人迁官的最优途径》（1972），于传奇之中寻求唐代制度史的研究资源，这种以传奇治史和严耕望以史地治诗均相映成趣，表明唐代文学作品蕴藏着丰富的学术资源，关键在后人是否懂得开采和冶炼罢了！还应注意的，是这类考实为主的研究路向并没有在故纸堆中掩埋生趣，如前述何文汇博古通今，而才华卓异，于公众事务的参与极积极；潘铭燊师从钱存训，精通版本目录之学，更是多才多艺的出色作家，学生时代已主持学生刊物；苏文擢更古道热肠，为香港国学的发展尽心尽力；更值得一表的，是陈耀南那份家国兴亡、匹夫有责的深厚责任感；陈氏每运化智慧、才情、学识于日常讲学与公开讲座，以深入浅出的睿知处理唐文和唐诗，在唐代文学研究中注入思想和文化的元素；《韩文与国学》（1981）（收入摘要中），反映了治学的终极关怀，仍在于时代与人心，而行文雅丽流畅，文如其人。苏文擢和陈耀南是这20年考实研究路向的佼佼者，是传统国学研究与思想文化反省成功结合的榜样，视学术为端正人心的坦途，于是行文之间自然流露强烈的时代忧患感，感人的力量在此。香港唐代文学研究自我特征的树立，正是这考实的一系表现浓烈的感情色彩，与前述运化西方文论的一系，不仅不互相排斥，双峰并峙，群才竞秀，漪欤盛哉！

叙述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研究业绩而特别表彰研究方法与精神的特点，表明香港的唐代文学研究已经发展出自己的特色；相较当时的大陆和台岛，香港不啻是学者的天堂。但事物是辩证地发展的。香港的学术包括唐代文学的研究，全凭学术机构；另一方面，学府的制度、人事又无时不起着阻碍的作用。于20世纪80年代，参与唐代文学研究的学者，多集中于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两所公营高校的中文系，但相关机构未能有效组织学术力量，学者于是随心所欲，各自表述，以至基础的文献研究及专集的文献整理基本上不在视野范围，大型专题的研究项目更付阙如。在人才较为集中的两所高校，甚至未举办过有关唐代文学的研讨会，却待规模较小的浸会学院于1987年举行过一次。这类人谋不臧的事实，白白虚浪了大量极具潜力的本土学术力量。缺乏组织、关怀、推动，繁荣的局面亦不可能维持下去，事实上，这时期经得起考验的论著极为有限。在人才培养和学科研究而言，这时期的高校远不如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初期般积极。事后回顾，不免令人慨叹。

1990至2000年的世纪过渡的十年，港、澳社会起了很大的变化，与内地的关系日趋紧密，在经济活动方面最为显著，然而，在意识形态或文化行为上，经济活动一体化的趋向并未能带来同步的相受和共融。这在人文学科的领域至为明显。学术的传统可以说是持久而稳固的，与世俗的次文化那种迅速变化的特色是两种不同的形态。20世纪七八十年代所迈开的本土学术的步伐，尽管有点随意和凌乱，但自身特色基本成型，多元化和个性化成为基本的学术精神特点，这在20世纪90年代第三代的学者的研究中充分显示出来。另一方面，澳门地区自80年代成立私立的东亚大学，饶宗颐和罗慷烈两位学坛领导人物主持中文系本科和研究生课程的学术，为澳门创建高水平的中国古代文学教研的学术空间。20世纪90年代初，澳门政府在东亚大学的基础上成立公营的澳门大学，于是，在大中华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领域，增添了学术生存的空间。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澳门高校的学者在唐代文学的研究开始发挥影响力。

综20世纪90年代，港、澳两地高校学者出版的唐代文学研究专书、专题及专家论述的有邓国光《韩愈文统探微》（1992）、梁锡华《李商隐哀传》（1993）、邝健行《诗赋与律调》（1994）、《科举考试文体论稿》（1999）、饶宗颐《敦煌曲续论》（1996）、刘燕萍《爱情与梦幻——唐朝传奇中的悲剧意识》（1996）、邓仕樑《唐宋诗风——诗歌的传统与新变》（1998）、何文汇“Chen Tzu-ang-Ⅰnnovator in Tang Poetry”（1998）、陈耀南《唐宋八大家》（1999）等，基本上范围了唐代文学的关键领域，而且行文上突显学术上的规范，立言有据，大部分均属原创及具前缘性质的论述，显示了成熟而精密的特色。上述人物代表了50年来学术上的递承，各自体现研究的风格。与此同时，通俗性的唐代诗文注释或译介的专书，亦大量出现。其中比较突出的有庄泽义《唐诗金榜》（1990）、施议对《唐诗》（1995）、黄鼎康《杜甫诗自修读本》（1996）及《李白诗自修读本》（1999）、璧华《李白》（1996）及《李商隐》（1998）、周锡《杜甫》（1998）及《杜牧诗选》（1998）、邓中龙《李商隐诗译注》（2000）。作者都是当行的专家，作品深入浅出，为初涉唐代文学者提供指导。其中邓中龙已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治唐诗著名，其《李商隐诗译注》是邓氏治诗50年的代表作。此外，虽不以唐代为断限，但涉及大量唐代作品的品评的指导书籍，亦不容忽视，举其著者，如黄维樑的《古诗今读》（1992）、陈耀南的《古文今读》及《古文今读续编》（1999）、黄嫣梨《诗词名篇欣赏》（1999）、黄绳《黄绳文集》、张文灿《诗词鉴赏圭臬》（2000）等，均具有丰富的学术内容，作为入门的阶次，水平是十分高的。陈耀南与黄维樑在港、澳学界深具影响力，行文本身已属学术文辞的一种独具风格的体现，而且见解透辟，机灵睿智，入门读物罕见如此水平。黄嫣梨擅长写作，特别注意历代女性作家，在这方面特具创见。张文灿的《圭臬》属评点之学，解读作品，时有会心的体悟。值得一表的，是居于澳门的葡国学者Antonio Grace de Abreu（汉名“阿伯留”），在澳门出版了《王维诗》（1993）、《李白诗》（1991）、《白居易诗》（1991）三部译介性质的葡文本诗选，是葡语世界中有关读物首类，于推动葡语世界深入认识高层次的中国文化具有积极的作用。阿伯留曾留学北京，娴习汉语，在澳门出版这三部译诗选集，文化上的意义较学术意义更大。所谓“文化意义”，指中葡文化的高层次交流，而学术意义则指对相关问题的原创性探索。

从单篇论文呈现的学术风貌，显示更进一步的专业化，这特别表现于文献学方面的重视和应用。举其著者，如汪淑玲《〈全唐诗〉所存张志和诗九首校笺》（1990）、郑楚雄《流传崔颢〈黄鹤楼〉诗两字之误》（1991）、罗慷烈《八仙中的张果老——正史有传，唐人有诗》（1994）、黄坤尧《〈唐诗三百首〉律绝部分校误札记》（1996）、刘卫林《国立故宫博物院所藏宋刊本〈刘宾客文集〉版本考略》（1997）、陈万成《〈赋谱〉与唐赋的演变》（1999）（录入摘要）、贾晋华《〈汉上题襟集〉与襄阳诗人群研究》（2000）。贾氏是于2000年加入香港学坛的学者，在文学文献学的基础上对唐代诗歌流变的研究有非常突出的业绩。陈万成以《赋谱》考索中唐以后赋体的发展，亦是实事求是的文献研究工夫。而值得一表的，是邝健行对韩国古代文献之中有关唐代诗学的研究，像《韩国诗话中论李白诗新义举隅评析》（1994）（录入摘要）《韩国学者李晬光〈芝峰类说〉中解杜诸条举隅析评》（1999）都是实在的研究相关域外文献的成果。自20世纪60年代起，学界已注意到中韩的文学交流，罗香林已撰《唐诗与中韩文化交流的关系》（1967）；在台岛升学及发展的香港学者李立信亦是以杜诗流传韩国为题撰写高级学位论文；邝氏则在韩国全面搜罗有关文献后，系统进行研究，为当前唐诗学提供有价值的补充性材料，而且强化中韩文化的交流和研究。

专业化趋向又表现于对作品和文体的深入研究。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这方面已经有很好的累积，至90年代延续并深化。举其著者，如翁文娴《一个意象在诗中纯熟的程度——自七首诗看李白用“月”的变化》（1991）（此文录入摘要），结合传统诗评和现代西方文论重点探索李白的诗素材的具体运用，是香港学者论李白诗的佳作。陈炳良《〈枫桥夜泊〉析论》（1996）以及其他唐诗分析，时见精巧独特的分析。前述陈氏运用“形式主义”诠释杜甫《咏怀古迹》五首的内在结构，自觉运用西方文论的元素。此时有关唐代同题韵文作品的内在肌理亦进一步发展，著者如郑滋斌《李义山〈无题〉诗的研究》（1998），于李商隐《无题》诗进行了以意逆志式的细致分析，说明组诗本身已足够表示作者细致的情思，不待过分搜求。吴宏一《温庭荺〈菩萨蛮〉十四首的篇章结构》探讨作品是否一体的问题。温庭筠于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是“显学”，20世纪70年代便分别有李淑文和黄坤尧撰硕士论文。至于录入摘要的邓仕樑《刘长卿在唐代七律发展的地位》（1998），说明刘长卿所处的时代，突出平易一脉，以实在数据说明问题。另一方面，唐代律诗及其文体的研究得到正视，邝健行和陈万成造出可喜的成绩。邝氏《唐代律赋与律》（1998）、《初唐题下限韵律赋形式的观察及引论》（1999），陈氏《〈赋谱〉与唐赋的演变》（1999）（收入摘要），实在地揭示律赋的文体特点和发展。综以上各家有关唐代文学文体的研究，方法上虽各有特色，但都是精心雕磨的成果，结论每能令人一新耳目，一方面纠正了口耳相承的成见的谬误，又提高了所论对象的认识。文体研究的强调可以说是20世纪90年代香港唐代文学研究的一项显著特色。文体研究必待细密的文献学工夫，不能空言发挥，由是安定的治学环境至为重要。港、澳的高校的环境比较安定，正适合这类专业性很强的教研工作。因此，学术的进程也是和客观的物质环境相应的。20世纪90年代的唐代文学文体研究，是在没有“主张”的环境中各自进行，显示出自然自发的学术进程。

与此同时，唐代文学思想和理论也受到重视。邓国光《唐代诗论抉原——孔颖达诗学》（1998），发掘及说明孔颖达的“诗理”以及对唐代诗学的深远影响。其《明道与为戏——韩愈文心表微》（1993）分析韩愈“修辞明道”和“以文为戏”相辅相成的古文实践和理论。至于《韩愈文统探微》一书则属系统的韩文理论的论述。邓氏透过孔颖达和韩愈重铺唐代的诗文理论的双轨，不再困囿于成说的框架。陈国球《诗的本质与理论——皎然诗论初探》（1997）、刘卫林《中唐以境论诗之说与佛教思想关系》（1999）、《中唐诗学造境说与佛道思想》（2000），都为中唐诗论的研究开创活泼的空间。总20世纪90年代的唐代文论研究，可说规模已具，而且大都是原创和前缘，是港澳地区唐代文学研究最突出的领域。

至于这时期的小说或唐词的研究，亦不愁寂寞。饶宗颐《敦煌曲续论》（1996），汇聚了饶氏20年的成果。录入摘要的《唐词辨正》（1992）释名彰义，纠正了名词上的混淆，学术意义是重大的。刘燕萍《爱情与梦幻——唐朝传奇中的悲剧意识》（1996），以西方心理学注入唐代文学研究之中，延续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其中一脉方法，充分体现学术园地自由奔放的特点。

以上就四段时期介绍50年来香港和澳门两地区的唐代文学研究概况，可概括为以下特点。

一）始于移植，一直发展不息，生命力极强大。

二）研究者始于南来学人，而经历两代本土学者，至今三代同堂。

三）研究范围不断扩大，方法和观念不断更新，人才不断出现，至今依然处于发展的过程。

四）讯息通畅，能充分掌握学术界的动向。

五）研究属自生自发，而非任务之完成。自生自发则以学者兴趣为依归，研究具强烈的个性色彩。

展望21世纪的发展，肯定会更上一层楼。

2003年7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