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 著
全书共分三部分：一、关于李白；二、关于杜甫；三、李白、杜甫年表。前两部分为全书的重点，涉及李杜生平、交游、思想信仰、诗歌创作等多方面的问题。关于李白，著者考证了他的出身、家室，探讨了他在政治活动中的两次大失败（待诏翰林而被赐金放还；入永王幕却遭贬逐）的过程以及长流夜郎前后的情况，评述了李白的道教迷信及其觉醒、与杜甫在诗歌上的交往。关于杜甫，著者评析了他的阶级意识、门阀观念、功名欲望、地主生活、宗教信仰、嗜酒终身，也评介了他与严武、岑参、苏涣的交往关系。
本书在史实考证上，不无创获。著者提出李白生于中亚细亚的碎叶城，引起学术界的极大反响，虽有人持异议，但至今仍为许多文学史和研究著作采用。20世纪60年代稗山首次提出李白两入长安说（《中华文史论丛》第二册），一反历来认为李白只在天宝初年进过长安一次的说法，并把李白首入长安的时间拟定在开元二十六年至二十八年之间。本书同意两入长安说，但推定李白首次入京的时间在开元十八年。此后研究者大多采用这一见解（如郁贤皓《李白丛考》、安旗《李白年谱》）。
本书抛弃著者以前视李杜为“诗歌史中的双子星座”的观点，对杜甫多有苛求和指责，堪称“扬李抑杜”观的代表。著者声称用对待人民的态度这个批评标准来评论李杜，却往往为某些先入之见所囿，导致明显的臆断与偏见。对于李杜的生活、思想、创作多做比较，故加轩轾，贬低杜甫。史实的考证，亦有此弊，如谓“杜甫死于牛酒是毫无可疑”的，即相当武断。(www.xing528.com)
本书完成于20世纪60年代末期，并非纯粹的学术著作。著者本人诗风浪漫，对李白一向偏爱，再加上特定的政治背景和受毛泽东爱好“三李”的影响，故对李杜的评价失去了应有的公正态度。萧涤非在《关于李白与杜甫》一文中指出了本书有扬李抑杜、曲解杜诗、误解杜诗以及主张杜甫之死与腐肉中毒有关等错误。但本书也不可一笔抹杀，其中某些重要观点和发现应该予以重视和肯定。如关于李白的出生地，关于安史之乱期间玄宗集团与肃宗集团的矛盾对李白、杜甫、高适三人政治遭遇的影响以及李杜与高适后期的关系问题，等等，郭著所提出的见解，都应予以重视。即使是对唐诗研究史上抑李扬杜的批评，也并非毫无积极意义。陈贻焮在《杜甫评传》中指出：“该书持论偏颇，褒贬往往失当，但总算是一家之言，可以从长讨论。”《文学遗产》1990年第3期载王辉斌《学术中的误区与误区中的学术》一文，结合本书出版以后有关李杜研究的新成果，对郭著进行重评，指出本书“仍不失为一部颇具学术价值的著作”，大体符合实际。
书中所附李白与杜甫年表（约1.8万字），包括年代、李白、杜甫、史事札记四大部分，简介了李杜生平、仕历、游历、交游有关情况，既与书中论述互相印证，也可供研究者使用。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1年11月出版 2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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