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千帆 著
关于唐代的进士科举，虽有不少史料记载，但大都是详于制度的叙述，对基于这种制度而形成的一些风尚，尤其是其中与文学甚有关系的行卷问题，很少正面论及。1936年《哈佛亚细亚学报》上发表了陈寅恪的《韩愈与唐代小说》的英文论文，程千帆将其转译成中文，载《国文月刊》第57期。程氏敏锐地感受到陈文中提出的“行卷”这种社会现象的重大意义。为此，程氏首先写成《王摩诘〈送綦毋潜落第还乡〉诗跋》一文，后又撰成《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一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更为全面、深入的探讨，其成就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著者博采群书，搜罗宏富，涉猎大小八十余种文献，以及三十余种近代学者的论著，对现存文献进行整理、爬梳、考订、绎述，尽可能完整地向现代读者介绍在唐代十分普遍而今人至为陌生的行卷之风的原貌，论证了这一特殊风尚的由来及其具体内容。这不仅具有史学的意义（尤其对科举史的研究有参考价值），也为唐代文学研究提供了一幅生动的社会图景。书中对主司与通榜、制科与常科、进士与明经、省卷与行卷、试杂文（试诗赋）以及准备和投献行卷的时间与地点、卷轴的内容、编排、款式与数量、投卷的对象、避讳、衣着和情态等等，都有细密的考察或清楚的剖判，不仅旁征博引，如数家珍，且有驳正前人（如陈寅恪、岑仲勉、冯沅君）的错误之处。
其次，著者用更大的篇幅剖析了行卷之风与文学发展的关系。前人对唐代文学与进士科举的关系有两种代表性的意见：一种是严羽，认为唐人以诗取士，故无不工诗；一种是王世贞，认为唐人工诗与以诗取士无关。著者对这个问题未作笼统之论，而是做了具体细致的分析，认为唐人以诗取士之诗，由两大部分组成，一是省试诗，一是行卷之作，唐人因以诗取士而工诗，但其工是出于行卷而不是省试。可见，唐代进士科举对文学的影响是一分为二的。继而，著者专列三章，选择唐代最有代表性的文学样式（诗歌、古文、传奇小说），分别论证行卷之风对唐代文学发展的促进作用。(www.xing528.com)
本书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唐代文学研究的重大收获。它不仅开创并丰富了唐代文学发展与行卷关系研究这一领域，对于探讨唐代文学繁荣的原因亦不无启迪。同时，本书兼有端正学风与示人门径之效。著者对资料的鸠集与考辨颇见功夫，显示出深厚的文献功底，持论有据，又不盲从他人，立论公允，体现出务实尚真的科学态度，对于转变学界此前的空疏学风，起了很大作用。著者选择行卷这一直接跟文学有关的问题，不仅直接启发了后来学者进一步探讨科举与文学的关系，而且对如何寻找中介研究文学发展与外部环境的关系具有启示意义，有利于人们从外部研究文学并最终落实到文学本位。全书共九章，篇幅并不大，但精义迭出，内容十分丰富，问世之后，立即得到国内外学者的重视和赞扬。日本奈良女子大学村上哲见教授著文介绍，发表在《东洋史研究》第41卷第2号上，对此书作了很高的评价（该文由王长发译成中文，见《唐代文学论丛》总第五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出版）。另外两位日本学者松冈荣志、町田隆吉也将此书译成日文出版，译名《唐代科举与文学》，东京凯风社1986年版。
本书收入2001年5月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程千帆全集》（共15卷）第八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8月出版 6.1万字，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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