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公骥 著
本书包括两大部分:一为唐代民歌考释,一为论文。其考辨文字大都是资料性或考据性论文的缩写,论文部分亦注重考证。亦考亦论,是其行文上的重要特点。
所谓“唐代民歌”,是著者在20世纪50年代初从刘半农辑《敦煌掇琐》中的“五言白话本”中选出来的,共选28篇。著者利用唐代各种文献为这些民歌作出考证和注释,由此勾勒出府兵、贫雇农、逃户、地主、官吏、和尚、道士、商人、工匠、后娘、男女二流子、老夫少妻等各色人等的生活形象。这些民歌大多作于玄宗朝(开元、天宝时代),个别的是高宗、武后时的作品,最晚的作于天宝初期或中期(750年前后),最早的定为高祖武德年间。著者介绍了书中入选民歌所反映的社会众生相。其注释文字对民歌中使用的方言俗语多加诠释,明其源流,断其要义,有其语言学的价值。
清编《全唐诗》中收录唐代民歌很少,本书考释的民歌不无填补空白的作用。过去学者多将唐代俗文学作为中晚唐或五代的作品,这些创作年代可能较早的民歌的发现使这种认识得以更正。它证明了当时诗人与人民生活、人民创作的联系,有利于人们重新认识唐代文学发展的因果关系。此外,这些民歌亦能正史书之不当,补文献之不足,有助于我们认清盛唐社会真相和府兵制、租庸调法的流变。(www.xing528.com)
关于“变文”,著者经多方考证,认为“变”(变相)是当时人们对具有故事性的寺院壁画的俗称,“变文”是解说“变”中故事的说明文,是结合着“变”上的故事情节来讲唱的。“变文”是利用了“传”“赞”的样式,由散文和韵文合组而成。著者除引用汉·刘向《列女图传赞》和武梁祠石刻作证外,还从敦煌变文本身找到众多例证,由此证明变(图画)和变文(图文)是继承我国古代“图、传、赞”相结合的独特的艺术形式发展而成。至今在国画上还书写散文的“序”,题韵文的“诗”,正是这一传统的余绪。变文是外来故事(印度佛教故事)与民族形式相结合的产物,是文学形式被宗教利用的结果。这些看法,立论有据,不失为一家之言。
(吉林人民出版社1962年4月出版 27万字,354页)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