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达著
这是一部论文集。共收论文23篇,因为首篇“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一文比较长,故以其名集。这些文章大都发表过,发表的时间始于1926年,止于1954年。重印时,大体保存原样,只在有大错误处略加改正,或加几条补注。论文性质都和中西交通史有关。按照内容,可以分成四个部分:第一部分(1—4篇),和唐代历史有关;第二部分(5—14篇),属于“敦煌学”范围;第三部分(15—17篇),谈摄山佛教石刻和明清之际传入中国的西洋美术;第四部分(18—23篇),和目录学有关。向氏长期从事敦煌学,其研究成果不仅直接丰富了唐代俗文学的研究,而且为唐代文学研究提供了广阔的文化背景。兹就其中与唐代文学研究最为相关者加以评介。
著者最初是从敦煌通俗文学入手的,开始接触到“佛曲”,于是追溯到音乐方面,在1926年6月出版的《学衡》(第54期)上,发表了“龟兹苏祗婆琵琶七调考原”,提出了苏祗婆琵琶七调源于印度北宗音乐的假设。这一假说后经中外学者的论证而被接受,影响很大。其后,向氏在1929年10月出版的《小说月报》(第二十卷十号)上发表著名论文“论唐代佛曲”,对前文中的假设进行论证,对前文中沿用罗振玉《敦煌零拾》中将敦煌俗文定名为“佛曲”的错误加以纠正,认为佛曲与俗文、变文截然不同。该文正确地辨明了佛曲与俗文、变文的不同,并对佛曲的定义与渊源作了比较科学的说明,是敦煌学早期的名作。
向氏30年代初受命奔赴伦敦、巴黎,在那里亲眼看到许多敦煌写本。1937年,他在《新中华杂志》(第5卷第13号)上发表“记伦敦所藏的敦煌俗文学”,对俗文学首次作了分类处理(共分变文、词文、故事、白话诗、俗赋五类),分类基本合理,简介中略有评析,亦称精当;并论述敦煌俗文学对我国俗文学史的贡献在于题材与词汇两方面,所论精辟。后来,著者在此基础上对俗讲问题专门研究,写成《唐代俗讲考》,初稿曾刊于1934 年12月出版的《燕京学报》第16期,其后不断修改补充,1944年又发表于《文史杂志》3卷九、十合期,1950年又载于《国学季刊》6卷4号。向氏第一个为敦煌写卷中诗、词之外的一些有说有唱、类似后世弹词体裁的文学作品确立了“俗讲”的名称。全文体大思精,触及唐代俗讲的所有基本问题,如俗讲的分类、唐代寺院中俗讲的盛行、俗讲的仪式、俗讲的话本、俗讲文学的演变和对后世文学的影响等等,标志着敦煌文学的研究走向科学的自觉阶段。(www.xing528.com)
“唐代的长安与西域文明”一文原载于1933年10月出版的《燕京学报》专号之二,篇幅长达百余页。著者运用的材料不限于敦煌学资料,而是广泛涉猎,遍及音乐、戏曲、绘画、服饰、杂技等方面的中籍资料,所论虽止于传入中国之西域文明与长安有关者(间及有关洛阳之新材料),实则关系到对中国与西域文明关系之研究。著者在冯承钧《唐代华化蕃胡考》、日人桑原骘藏《隋唐时代来住中国之西域人》诸文有关考证的基础上进行研究,范围更广,材料更富。该文触及对唐代文化(包括文学艺术)的源流这一重大课题的探究,也与对唐诗繁荣成因问题的探讨有关。对此问题,学界有三说:本土说、西来说、交融说。向氏持“西来说”,这是早期研究者比较流行的观点,在当时尤其是后世逐渐受到质疑与挑战,然其引发的讨论是有意义的;至于书中有关资料与考据成果,更是后来的学者不能不借鉴的。
(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4月出版 48.3万字,6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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