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文学研究中的学术争论与政治批判

1954年以来，大陆学术界批判俞平伯、胡适、胡风，1957年反右斗争，1958年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等运动，对古典文学的研究（包括唐代文学的研究）起着消极的影响，但这些批判毕竟不是专门发生在唐代文学研究界，兹不论。五六十年代以来有些学术论争发生在唐代文学研究界，对当时的唐代文学研究起着或积极或消极的影响，至今仍值得我们的回顾与反思。本文试就其中几次较大的争论，分别评述如下。

作品论方面有关于《长恨歌》主题的讨论。1955年褚斌杰在《光明日报》（1955年7月10日）发表了《关于〈长恨歌〉主题思想及其评价》一文（后来收入褚著《白居易评传》），由此引起争论。当时学术界关于《长恨歌》主题的意见大致有三种：讽喻说；歌颂李杨爱情说；双重主题说。实际上，《长恨歌》题材本身所包含的多重意义、作家思想感情的矛盾性、作品的客观效果与作家主观的创作意图之间的差异，均对作品主题的构成有影响。《长恨歌》的主题是多重的，也是隐含的，似乎不必寻求争论的一致性，当时要从作品中寻求“人民性”的内涵，有关争论不免偏执。

作家研究方面有关于杜甫与“人民诗人”的关系、李白诗歌与“盛唐气象”的关系、李煜词与爱国思想的关系等问题。萧涤非用“人民诗人”取代“诗圣”的称号来称呼杜甫，是为了赞扬杜诗的思想性，但由此引起争论，不少人不同意这种提法。实际上，这种争论的不足不在于萧氏是否过高地赞扬了杜甫及其作品，而在于双方肯定或否定杜甫的理论依据本身就有欠缺。1954年林庚在《诗人李白》一书中标举“盛唐之音”，1958年又发表论文《盛唐气象》，认为李白诗歌典型反映了“盛唐气象”，“盛唐气象”是盛唐时代精神面貌的反映，其本质是蓬勃的朝气和青春的旋律。他的观点遭到了裴斐等人的反对。这场争论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仍有学者标举“盛唐之音”，并获得学术界很多人的赞同。实际上，裴斐等人拘泥于作为历史社会的盛唐来论诗中的“盛唐气象”，显然是以社会学的分析方法肢解了李白等盛唐诗人诗歌的美学意义，其驳论所依据的理论与方法亦不科学。有关李煜词的争论也是就李煜词是否有人民性、爱国主义等政治意义展开的（可参考《李煜词讨论集》），同样显示出当时文学研究界在文艺理论的运用上所存在的单调与生硬之弊。(www.xing528.com)

关于研究方法的讨论主要是围绕着陈寅恪的《元白诗笺证稿》而引起的。陈氏1949年后仍然采用他一贯的治学方法来研究元白诗歌，他的《元白诗笺证稿》在诗史互证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虽然，他研究的对象（白居易的新乐府）正是当时学界关注的热点，但由于陈氏不去研究白诗的思想价值，所以，他的成果在当时被视为一面需要拔去的白旗，他的研究方法也被定性为一种繁琐主义的、主观主义的考证方法。这种批判将马列主义文艺观点与中国传统的考据方法对立起来，助长了当时空疏的学风，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学界对这种空疏学风的厌弃，陈著的学术价值及其中所体现出的实证学风才被人重视起来。

关于唐诗繁荣的原因。对这个问题，学术界先后有两次讨论，一次是在马茂元的《唐诗选》出版以后，另一次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唐诗选》出版以后，都是由前言引起的。马茂元认为唐人没有文学的教条主义是唐诗繁荣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个观点立即引来批评，不过并未展开广泛的讨论。余冠英、王水照的《唐诗选》“前言”引发的讨论从1978年到1981年，差不多持续了4年，讨论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唐诗的繁荣和唐朝经济的繁荣有没有直接的关系；唐诗的繁荣和庶族地主的勃兴以及诗赋取士有没有直接的关系；唐诗的繁荣和唐朝政治民主有没有直接的关系；唐诗的繁荣和唐朝艺术的繁荣有没有直接的关系。对于这些问题一时还难以得出一致的意见，但这场讨论对80年代以后的唐代文学研究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它不同于以往的学术争论以及政治批判，是在政治气候与学术环境逐渐改善的情况下展开的，所以讨论的持续性与深入性都比前述学术论争强得多（参袁行霈《中国大陆唐诗研究的回顾与前瞻》，《汉学研究之回顾与前瞻·语言文学卷》，林徐典编，中华书局1995年9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