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文学作品选注与文化传承

如果说，文献整理与资料建设为学术研究奠定了文献基础的话，那么，文化普及则为古典文学的研究奠定了群众基础，同属于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工程。1949年后，大陆对于文化普及工作相当重视，所谓“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成为这项工作的方针，而更看重的还是普及，相当多的著名学者包括何其芳、余冠英、钱钟书、马茂元等，都介入了这一工作，因而本期在古代文学作品的选注以及古典文学基础知识的介绍工作方面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不仅扩大了古典文学的现代影响，丰富了人民的文化生活，也对研究工作起了铺垫和促进的作用，当今的一部分学者就是在这种文化普及的情况下开始产生对古典文学的兴趣乃至走上学术研究之路的。

一如文献整理，1949年后大陆的古典文学知识的普及工作也具有一定的规划性，这也体现在一系列丛书的出版上。上海春明出版社于50年代出版了“中国文学名著丛选”——其中包括吴宗济的《唐宋小说》、潘勤孟的《韩柳散文》、苏仲翔的《李杜诗选》和《元白诗选》；其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包括顾肇仓、周汝昌的《白居易诗选》、张友鹤的《唐宋传奇选》、山东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选注的《杜甫诗选》、童第德的《韩愈文选》、刘学锴、余恕诚的《李商隐诗选》、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唐诗选》；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的“古典文学普及读物”丛书（即后来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选读”丛书）——其中包括《唐诗一百首》、《唐宋词一百首》（胡云翼选注）、《唐代散文选注》（张起文选注）、《唐代传奇选译》（施瑛选译）等均以作品选注的方式来进行古典文学知识的普及。此外，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古典文学基本知识丛书”（即后来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典文学基本知识”丛书）以及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文学史知识丛书”等知识性读物的出版，其中也有不少唐代部分的内容，如中华书局出版的《韩愈》（钱冬父著）、《李商隐》（刘学锴、余恕诚著），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唐宋古文运动》（钱冬父著）、《李白》（王运熙、李宝均著）、《杜甫》（刘开扬著）、《柳宗元》（顾易生著）、《刘禹锡》（卞孝萱、吴汝煜著）、《白居易》（陈友琴著）、《唐诗》（詹锳著），也发挥着与上述选本同样的作用。

本期除了提供一批重在普及的选本外，也贡献了一批学术价值相当高的选本。由于当时专著难出，而出版界对普及性著作有很大的需求，许多功力深、基础好的专家投入了这一工作，而且态度相当认真，所以许多选本质量不仅远远超过1949年以前的水平，而且至今仍具有参考的意义，一再重版。如作家选本中的复旦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组选注的《李白诗选》、萧涤非的《杜甫研究》（下卷“作品选注”部分，后来单独出版，名为《杜甫诗选注》）、顾肇仓与周汝昌选注的《白居易诗选》、陈贻焮选注的《王维诗选》、刘学锴与余恕诚选注的《李商隐诗选》、童第德选注的《韩愈文选》、王汝弼选注的《白居易选集》等。这些单个作家的作品选本选目较为精当，注释较为准确，大多进行了作品的校勘与编年，有的还用“备考”或“辑录”的方式，汇集了部分前人的研究成果，这些在1949年以前的许多选本中是没有或很少见的，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兼具普及与提高之效。关于唐代文学总集的选本则有：马茂元的《唐诗选》是1949年后大陆第一部唐诗新选本，书中充盈着鲜明的唐诗史意识，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旧选本的门户之见；汪辟疆的《唐人小说》是一部有关唐人小说的精选本；龙榆生的《唐宋名家词选》（修订本）以及俞平伯的《唐宋词简释》则是有关唐宋词的精选本。这些成果对新时期以来的唐代文学研究有着直接的推动作用。(www.xing528.com)

本期的作品选注工作积累了不少关于文化普及的经验，这对新时期的唐代文学研究（包括普及工作）有着启迪意义。其一是古诗今译。古诗今译是普及工作的一种方式，它要求用现代的白话翻译古典诗歌，但在翻译的过程中如何保持原作精神，又能体现出译者的创造，一直是个困惑，本期有作者尝试着这种工作。倪海曙在《唐诗的翻译》中首开风气；其后，傅庚生的《杜诗散绎》、霍松林的《白居易诗选译》用现代诗的方式译杜、白之诗，较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后来，高嵩在《李白杜甫诗选》中也用同样的方式来译李、杜诗歌。这些尝试无疑丰富了古典文学普及的方法与内容，对现代新诗的创作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其二是文学鉴赏。本期大多数的作品选注本由于面向的阅读对象是一般读者（特别是工农大众），因而注重注释的详尽以帮助读者疏通大意，间有说明性的文字，也大多发掘作品的思想意义，而不大注重对具体作品的艺术分析，而刘逸生的《唐诗小札》以及夏承焘的《唐宋词欣赏》不为这种风气所束缚，注重对唐诗及唐宋词的具体作品加以整体把握与细致分析（何其芳的《诗歌欣赏》1962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书中亦有关于李白、杜甫、李贺、李商隐等人作品的欣赏）。这些著作与那些学术性较强、艺术分析较细的选本一起，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陆古典文学“鉴赏热”的兴起有着某种先导作用，也推动了新时期唐代文学研究界对作品展开更深入细致的艺术研究。当然，本期的普及工作也有许多不足之处，如选录的标准过严，选录的范围过窄，对《唐诗三百首》这一类的旧选本重视得不够，这些不足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得到弥补，其中的得失与教训也应为新时期普及者或研究者所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