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文学研究论著集成（第1卷）提要：大陆1949～1980

这一时期，作家作品论的最大特色是注重思想性研究。1949年后，新旧学者尝试运用唯物主义辩证观来研究唐代文学。在评价作家作品时，他们坚持“作家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这一标准，对古代作家作品加以探讨，“人民性”成为对古代作家最崇高的评价，“现实性”成为对古典文学作品的最好的肯定。唐代作家中杜甫、白居易首先在这种学术气氛中获得肯定。冯至的《杜甫传》作为1949年后大陆第一部文学家传记，介绍了“人民诗人”杜甫悲剧性的一生；傅庚生的《杜甫诗论》对杜诗的人民性和现实性多有抉发；萧涤非的《杜甫研究》（上卷“评论”部分）也对杜诗人民性的内涵作了充分的阐述与高度的赞扬。白居易的新乐府因其符合“人民性”的评价标准，因而他的诗歌也得到了学术界的极大关注，不少学者对白居易其人其诗展开研究，涌现了一批白居易研究专著，如王拾遗的《白居易研究》、《白居易》、苏仲翔的《白居易传论》、范宁的《白居易》、万曼的《白居易》、褚斌杰的《白居易评传》，对白居易的生平事迹与作品的政治意义多有发明。李白研究也受到这种学术空气的影响，学者努力从李白作品中发掘富于人民性的政治思想。林庚《诗人李白》结合盛唐时代的精神面貌、政治斗争、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的发展，使李白从过去“诗仙”等脱离政治的概念中纠正过来，恢复了作为诗人的李白的本来面目。这种研究风气不仅体现在唐诗研究领域，也体现在唐代散文、传奇的研究方面。学界在肯定“永贞革新”的基础上，一改以往贬抑柳宗元的做法，对柳宗元的思想与人格、对柳文所体现的政治斗争性作了高度的评价，这一点鲜明地体现在黄云眉的《韩愈柳宗元文学评价》中。刘开荣的《唐代小说研究》原为旧著，著者后来用新观点对其加以改写，力求通过小说中的形象，更好地理解和认识唐代社会现实生活的本质面貌。这些研究成果，就其积极意义方面来说，一是摆脱了传统的笺注、评点式的研究方式，具有一定的理论性，体现出现代的学术品格（这一点只要看看王运熙等人的《李白研究》就不难体会），二是使一些重要作家作品的意义得以丰富起来（如李白作品的现实意义，杜甫从“诗圣”到“人民诗人”的演变）。但其不足也是十分明显的。它完全从当时的文艺观点出发去评判古代作家，以古律今，很多方面并不符合唐代文学的实际；由于它偏重作品的政治思想的分析，使得几个大作家的研究人为地成为学术热点，一些作家则因其作品的思想性不强而受到忽视，成为研究的冷门乃至学术空白（如李商隐的研究到1980年才出现第一部专著），不利于唐代文学研究的全面发展，同时它还造成在几个作家之间强分优劣，任意抑扬，这一点在“文革”时期出版的两部著作《李白与杜甫》《柳文旨要》中表现得最为典型。二著固然在研究资料的搜罗或作家生平的考证等方面有其不可忽视的贡献，但书中或抑杜扬李，或抑韩扬柳，轩轾失当，有失学术公正。凡此种种，皆助长了当时比较“左”的同时也比较空疏的学风。

当然，这一时期的作家作品研究也并非全无实证之作。传统的为作家撰写年谱或诗文系年的研究方式仍被不少学者所采用，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这些成绩的取得有许多是建立在著者1949年以前的相关成果的基础上的，它们崇尚实证，颇不同于其后作家论中那些空泛之作。不仅李白、杜甫等大作家的研究有实证成果，许多中小作家的研究亦不乏同类著作。詹锳的《李白诗文系年》及其副产品《李白诗论丛》、四川省文史馆编撰的《杜甫年谱》皆是这方面的成果，在前人有关成果的基础上，后出转精，特别是《李白诗文系年》是同类著作中的典范之作。夏承焘的《唐宋词人年谱》（修订本）、孙望的《元次山年谱》、施子愉的《柳宗元年谱》、卞孝萱的《刘禹锡年谱》、《元稹年谱》、周勋初的《高适年谱》以及缪钺的姊妹篇著作《杜牧传》、《杜牧年谱》，不仅对作家生平事迹、诗文系年加以详细考订，而且对作家思想、创作的发展与心理的变化轨迹，时有精彩之见，将年谱与传记有机结合起来，不仅在体例上有所创新，也增强了这类著作的文学性。由于这种研究更注重实证，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当时的空疏学风，使得许多中小作家的研究也得到了关注，并以其实绩成为后人展开研究时不可或缺的基础。(www.xing528.com)

与作家作品研究相关的是文学史的整体研究（由于体例关系，本书对文学通史类著作大多未作提要）。20世纪50年代初，文学史的撰写并未提上日程，为应急需，先后重版了几种旧文学史的修订版，如陆侃如、冯沅君的《中国文学史简编》、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等。1958年随着“厚古薄今”“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拔白旗”等口号形成浪潮，老专家的文学史旧著和以他们为主编来编写文学史的做法，不能使青年学生满意，他们一方面开展对老专家的批判，一方面开始动手编写文学史。1958年、1959年中涌现出许多由学生集体编著的文学史，其中最著名的是北京大学中文系55级同学、复旦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组学生集体编写的两部《中国文学史》和北京师范大学55级同学编写的《中国民间文学史》。书中认为，“中国文学史贯串着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斗争”或“贯串着人民的进步文学与反人民的反动文学的斗争”这样两条文学发展线索，这种看法与作家作品研究领域强调人民性、现实性的做法一致，在理论上具有明显的缺陷（参董乃斌《中国文学史百年回顾与前瞻》，《中国古典文学学术史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11月出版）。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期，由于学术风气有所好转，由何其芳亲自主持、文学所编写的3卷本《中国文学史》和高教部组织、游国恩等人主编的4卷本《中国文学史》问世，才多少扭转了前一阶段的不良倾向。这两部文学史在总结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取得了较高的成就（唐代部分的内容亦是如此），被大多数高校用作教材，影响甚巨（由于体例的关系，本书对于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的通论、通史式著作未作提要）。此期的唐代文学断代史则以周祖编著的《隋唐五代文学史》成就最为突出，全书立论亦平实，但许多地方突破了当时局限，至今读来仍觉其中不乏真知灼见。王士菁的《唐代诗歌》亦可视为一部关于唐诗的断代诗史，但该书既受到传统上重视盛唐而忽视初、中、晚唐文学的观点的影响，也深受当时以现实主义的发展作为文学史线索的学术风气的影响，局限性是不言而喻的。可以说这方面的研究在经过几起几伏之后，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才进入健康发展时期。程千帆的《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傅璇琮的《唐代诗人丛考》的出版是整体状况得以改观的标志。程著以其对行卷与唐代文学的关系的考察，开始对唐代文学史进行专题研究，这对新时期有关唐代文学繁荣成因问题的探讨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傅著以其对唐代一批中小作家特别是作家群体的丰富的考辨成果，为唐代文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也推动了文学史的整体研究，直接启迪新时期学界对唐代文学史上许多中小作家以及流派（如大历诗人）的关注与研究。二著在扎实的文献基础上进行学术创新，其意义不限于一般的文献考据或文学史专题研究，而是深刻影响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整个唐代文学研究的学术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