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藏族作家文学：丰富多彩的文学世界

21世纪是一个注重文学艺术多元化的时代，它尊重个体和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研究各少数民族文学，有利于完善中国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文学基本状态，反之，缺少任何一种少数民族文学，中国文学都将是不完整的。

藏族是云南世居少数民族之一，在文学创作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整体看来，云南当代藏族作家数量相对较多，从20世纪50年代的饶阶巴桑到80年代的查拉独几和阿布可南，再到现今文坛的永基卓玛、央今拉姆、斯那俊登、扎西尼玛、单增曲措、鲁仓旦正太、琼卡尔扎西邓珠、此称、永宗、扎西顿珠、边扎等，其文学作品是丰富多产的，且文学体裁种类也愈加宽泛，从最初的诗歌到小说、散文再到影视文学剧本、报告文学等，不得不说，云南藏族文学一直以一种蓬勃的生命力向上攀援着，对于少数民族文学来说，其价值与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一、云南当代藏族作家文学创作概述

文学是以语言为手段塑造形象来反映社会生活、表达作者思想感情的一种艺术。云南藏族作家文学更是反映了云南藏族人民的生活，表达了其丰富而具有民族特色的思想情感。云南藏族文学起步晚，发展快，形成了独特的作家创作群体，体现了自己的价值。当然，云南藏族文学作为藏族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其价值的创造也离不开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熏陶。

（一）云南藏族及其文化

云南藏族主要聚居在迪庆藏族自治州的香格里拉、德钦、维西等县（市），这些地区是云南藏族文化的集散地，也孕育出富有云南藏族特色的当代作家群体，“其作家作品以浓郁的民族地域特色和迷人的魅力，成为云南文学的一大特色”^[1]。

“迪庆”在藏语中意为“吉祥如意的地方”，是云南省唯一的藏族自治州，位于云南省西北部，地处滇、川、藏三省区结合部的青藏高原南延地段，是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腹区。

世居迪庆的藏、傈僳等民族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具有多宗教并存、多民族共融的文化特色，体现了东西文化荟萃和南北文化交融的特点。迪庆境内有26种民族，千人以上的有藏、傈僳、汉、纳西等民族，而据2010年云南省第六次人口普查统计，该州有藏族人口129 496人，这在云南各少数民族人口数中已经十分可观。

“迪庆藏族自称 ‘博’，使用藏文，有自己的宗教信仰，信奉藏传佛教——吸收了藏族土著信仰苯教的某些仪式和内容，形成具有藏族色彩的大乘佛教。”^[2]“藏族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而云南藏语属藏语系卫藏、康方、安多三种方言中的康方语系。”^[3]迪庆藏族性格刚毅，长于骑射，热情好客，且能歌善舞，如弦子舞、锅庄舞等都充分体现了民族风格。世人久久不能释怀的“世纪梦想之谜”“世纪追寻之谜”——“香格里拉”就在迪庆。藏族作家心中也有这样一个“理想乡”，乃至将其赋予自己的作品。

迪庆文化多样，特色鲜明，民族杂居的特点促进了各种文化的交流与吸收，这种状态或多或少影响了其民族文学的碰撞与融合。

（二）日新月异的云南当代藏族作家文学

相较于云南其他少数民族文学，云南藏族作家文学是发展较快的，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其作品数量十分可观，且体裁丰富，许多优秀作品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随着时代的发展，云南藏族作家文学日新月异，创作群体也越来越庞大，从时间上看，主要分为三个阶段。

1.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文学创作的云南藏族作家

云南藏族的作家文学起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而这个时期的作家只有一个——饶阶巴桑。1935年，他生于云南省德钦县的乎日林，是云南本土藏族诗人，也是一个战士出身的诗人。1951年2月，他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当过战士、翻译、侦察兵、干部，藏族特有的民族熏陶和部队里的生活让他对诗歌创作有着浓厚的兴趣，自1955年发表《绿色的底层》开始，30多年间，他的诗作不断。1956年3月，他的《牧人的幻想》在《边疆文艺》上发表，之后他又发表了《夜过草原》《牧马人之歌》等作品。1956年到1964年，是饶阶巴桑创作的高峰期，《战斗生活散歌》《步步向太阳》《爱的花瓣》等诗作频频出炉。196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将饶阶巴桑那个时期的作品集成《草原集》出版，这是新中国成立30年来出版的唯一一本藏族诗人诗集。“文化大革命”十年间，饶阶巴桑被迫停笔，在这片无法挽回的空白中隐现的只有《楠竹颂》等几首小诗。之后他在昆明军区政治部文艺创作室从事专业创作，还把自己的诗作编选为《鹰翎集》出版。他的组诗《棘叶集》曾获首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骏马奖”。

饶阶巴桑的诗歌多以清新的格调和奇巧的构思描写部队生活，80年代后题材上发生了些许变化，但是其内里始终保持着一个雪域高原战士的本色。

2.20世纪8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的云南藏族作家

与20世纪50年代相似，80年代开始创作的云南藏族作家也可以用稀少来形容，但是在创作体裁上已经不单单局限于诗歌，开始出现小说、散文、随笔、影视文学剧本、报告文学等，并且在题材的选取上明显比50年代更加宽泛，这个时期的作家有两位：查拉独几和阿布可南。

查拉独几是云南藏族作家文学的领军人物，也是一位高产作家。他的名字在藏语中是降魔金刚的意思，而他的小学汉语老师曾帮他取了一个不无中庸的汉名──李和群，自此，他在生活中大多用的是汉名，但是在发表处女作时，他启用封存了近30年的藏名——查拉独几，这源于他血液里的民族情怀。其作品从20世纪80年代伊始到21世纪初层出不穷，发表了近60部作品，涉文体较广。他的代表作有中短篇小说集《九曲绿松石》，影视文学剧本《密林深处的弓箭》，报告文学集《请喝这碗青稞酒》，短篇小说集《雪域风景线》，长篇纪实小说《中秋月正圆》，纪实散文《三江腹地的精灵》等。他的个人成就体现在他所获得的诸多奖项上：1989年，中篇通俗小说《九曲绿松石》获第二届云南省《彩云》孔雀杯通俗文学创作二等奖；1999年，小说集《雪域风景线》获迪庆州第二届文联优秀作品奖。他的作品也曾入选多种作品集：小说《沼泽地里的女神》《热巴的传人》《山神》入选中国当代藏族作家优秀作品集；小说《高原大江》始发于《滇池》，入选《云南边地小说佳作集》。

查拉独几擅长重复单一性叙事，这与藏民族语言样式的惯性导引和西方现代叙事观念影响不无关系。而多民族语境中的民族杂居、语言杂媾、文化混血现象，则成就了查拉独几小说“杂语喧哗”^[4]的特点。查拉独几就如一座路标，伫立在云南藏族作家创作的前沿。

80年代另一位藏族作家是阿布可南，1983年开始文学创作，大量作品发表于《诗刊》《天涯》《滇池》《民族文学》《西藏文学》《边疆文学》等，出版中短篇小说集《雪后的阳光》，短篇小说集《河谷里的村庄》。2012年12月，诗歌《雪光照耀的四月》入选《贡嘎山》“云南藏族作者小辑”。阿布可南的创作大多数以自然物为对象，且多直抒胸臆的咏叹，对云南西北的缅茨姆峰、香格里拉奶子河、雪域的秋天、古老的通天河均谱写出一首首心灵的挽歌。

3.活跃于21世纪文坛的云南藏族作家

新世纪的少数民族文坛不断渗透着新鲜血液，云南藏族也深陷此间氛围，其作家文学也如雨后春笋，绽放着自己的那一份青春与活力。这个时期的作家以永基卓玛、央今拉姆、斯那俊登、扎西尼玛、单增曲措、鲁仓旦正太、琼卡尔扎西邓珠、此称、永宗、扎西顿珠、边扎为代表，体裁多为小说、诗歌、散文，而这个时期云南藏族作家文学最显著的特点是出现了女性作家。

（1）21世纪以小说创作为主的云南藏族作家

央今拉姆和永基卓玛，在文学创作方面均取得了傲人的成就，将她们放在一起介绍不仅是因为两人同为女性作家，更是因为她们是这个时期唯一涉及小说创作的云南藏族作家。央今拉姆，曾用笔名上下九，是立足于藏族文化传统进行写作的作家，至今发表了30万余字的作品。小说《风之末端》获2008年度边疆文学奖，《彼岸》获滇西文学奖。2012年12月，小说《丑丑》入选《贡嘎山》“云南藏族作者小辑”，同年，她携短篇小说《桑吉卓玛与黑兀鹫》《情舞》参展第二届高黎贡文学节，成为了八位参展作家入围高黎贡文学奖的作家之一。评委韩旭这样点评央今拉姆的小说：“她的小说语言充满诗意，结构严谨，人物特征鲜明。且关注人和大自然的命运，展现了一个活跃的世界，很能打动人心。”的确，央今拉姆的小说就如韩旭所说，诗意自然，她把率性质朴的笔触伸向美丽的大自然，将自己的作品与世界呼应。而被高度评价的央今拉姆却这样回复道：“写作只是我的兴趣爱好，没有想过要通过写作来挣钱、获奖、成名，我希望文学成为自己的一种修养和情趣。”或许，正是因为央今拉姆有着这样的无垢之心，才能写出如此澄澈干净的作品。

永基卓玛于21世纪初开始创作，作品常发表于《边疆文学》《民族文学》《西藏文学》等文学刊物。散文《雨的音韵》入选《中国2006年散文精选》，小说《扎西的月光》获迪庆州优秀文学艺术作品成果个人三等奖。2012年12月，永基卓玛的小说《这一场青春》入选《贡嘎山》“云南藏族作者小辑”。

（2）21世纪以散文、诗歌创作为主的云南藏族作家

央今拉姆和永基卓玛的文学成就多在于小说创作，而这个时期云南藏族重于小说创作的男性作家是缺失的，以散文创作为主的作家是斯那俊登。2012年12月，斯那俊登的散文《1980年的春夏秋冬》入选《贡嘎山》“云南藏族作者小辑”。同年，他发表于2009年《边疆文学》的《白马雪山笔记》获滇西文学奖和迪庆州优秀文学艺术作品成果个人三等奖。

21世纪文坛上的云南藏族作家作品所占比重最多的是诗歌。代表作家有扎西尼玛、单增曲措、永宗、边扎、此称、扎西顿珠、鲁仓旦正太。而为人所熟知的是扎西尼玛和单增曲措。

扎西尼玛是一位有才气的青年，曾于2003年度“《边疆文学》奖”颁奖暨作家联谊会上荣获民族新人奖。他还与斯郎伦布、李贵明（傈僳族）等朋友发起创办卡瓦格博文化社刊物《回归》（民刊）；与马建忠合著田野笔记体散文集《雪山之眼——卡瓦格博神山文化地图》，拍摄纪录片《冰川》《苏瓦仁巴》，参加国内外多个纪录片影展。但是在文学创作上，我们对他的称谓仍然是“一位精力勃发的藏族诗人”，因为在藏人文化网等网络创作平台上，我们时常能看到他的身影。他的代表作品有诗歌《扎西德勒》《荒凉》《塔尔寺》《贡山之夜》；散文诗《风花雪月大高原》等。

单增曲措与另一位90后作家——永宗，均是云南本土藏族女诗人。自1999年开始文学创作，单增曲措已先后在国家级刊物《诗刊》、省级刊物《诗歌月刊》、州县级各类报刊发表作品近百篇（首）。其中，诗歌《白塔》《黑色沉默》曾获2005年第二届“乐山杯”全国文学艺术作品大赛奖，现已出版诗集《香格里拉——一个雪域女子的诗意表达》《雪》。单增曲措的诗歌继承藏族诗歌特有的抒情传统，充盈着雪山般高洁的意境，语言丰富而不失洗练，宛如各种杜鹃花盛开的高原，饱含明亮的忧伤，温婉的激情，是自饶桑巴阶以后，又一个自如驾驭藏族题材的藏族诗人。她个人的诗歌观念是用最朴素的语言描述不平凡的心灵。

最特殊的一位作家是琼卡尔扎西邓珠。他不仅是一位诗人，还是这个时期唯一一位用藏汉双语进行文学创作的云南藏族作家，诗歌作品散见于《贡嘎山》《西藏文学》《民族》等刊物，他还参与编著《圣地卡瓦格博秘籍》，编译《康区雪山圣地卡瓦格博指南——仙人授记之太阳》，编写《汉藏英常用新词语词典》《汉藏英常用新词语图解词典》等多部书籍及词典。琼卡尔扎西邓珠有着强烈的民族情怀，他曾经激励自己：我越来越感到本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越来越感到自身知识的匮乏，这种感受促使我用剩余的人生时间更多地吮吸本民族文化的乳汁。

二、云南当代藏族作家文学的思想内容

云南藏族作家文学时代特征鲜明、民族特色浓厚，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云南藏族作家作品频出，无论是在体裁上，还是在主题上均有了较大的发展，其间包含着丰厚且独特的思想内容，如同汩汩的血液，渗透在云南藏族文学的内里，生机盎然。

（一）刚朗质朴的战士情怀

在前面提到，20世纪50年代的云南出现了一位藏族诗人——饶阶巴桑。他是云南藏族的文学发端者，他的思想内容填补了整个云南藏族同一阶段的文学精神内涵空缺。

“饶阶巴桑是一位出色的新中国诗人，他是新中国出色的藏族诗人。”^[5]张光年在《爱的花瓣》“序言”中曾这样评价饶阶巴桑。他是一个战士出身的诗人，他有着作为一名军人的全部情感：对理想的追求和对革命的忠诚。这是那个时代最刚朗质朴的战士情怀，而他，谱写了一曲革命年代的颂歌。

诗人的生活塑造了诗人本身，在他毅然投入革命洪流时，就终究会找到他终生的归依。诗歌是一个民族集体精神和生活状态的体现，因此，读饶阶巴桑的诗歌，不只是读其本身，还有他灌注于其中的淙淙思想。

饶阶巴桑是在生活与斗争的磨炼中逐渐成长的，革命的人生和战斗的生活，反而使他陷入创作的陶醉中，如《战马西行》中以马写人：“鹰翅——重叠盘旋的刺刀／连云／连风／连雨／孤军深入霄汉／又劈向天际一隅。”又如《战斗生活散歌》中充分表现了士兵们的坚毅与果敢：“我们自来就不怕艰苦困难／沸腾的生活更使人艳羡／能得到战斗的考验／生活才更美更甜！”而《鹰翎集》更是呈现了一个战士的气度与气魄：“敌人用电波通牒冬天／阻止春回大地／妄想把寒冷的季节／从森林推广到人间／我也用电波通知四方／把队伍向目标调集／我又用电波报告胜利／捕获了春天的仇敌。”

饶阶巴桑用诗人的眼光看待生活，用诗人的眼光看待战斗，却以战士的性格与热情渗透作品，浓郁且刚朗质朴的战士情怀，使人为之震撼，也使整个云南藏族为之激奋与昂扬。

（二）具体强烈的民族意识

“每一个民族在其总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随着物质生产方式的改变，形成了本民族特定的生活方式以及与之相联系的文化、心理状态等。”^[6]就如弦子琴、弦子舞、藏袍、藏刀等是云南藏族文化的载体，也是该民族特点的体现，而这种特点在某些程度上承载了其具体强烈的民族意识。“出生于少数民族的作家，如果其文化身份是非少数民族的，他们的作品既非反映少数民族生活、也非体现少数民族意识，那么也不能纳入少数民族文学范畴。”^[7]所以少数民族作家在其作品中体现民族意识是十分常见的。

民族意识一般包括两个层面：一是认识自己属于某个特定族群，即自我认同；二是对自己族群历史、习俗、文化和民族心理的认同。并且每个民族或多或少都具有排他性，特别是特点鲜明的民族，这一点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强烈的民族意识，可以从其文学作品中体现出来，云南藏族也不例外。

查拉独几的小说《弦子舞与迪斯科》是以热爱弦子舞的藏族汉子尼玛对现代舞迪斯科从讨厌到喜爱，并下决心对它有所改造的心路历程展开叙述的。在尼玛接受弦子舞与迪斯科的融合之前，他有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排他心理，甚至不惜与心爱的拉姆争吵、分手、斗舞，他也不喜欢拉姆脱下藏袍，穿着西服的样子，他保卫着弦子琴，保卫着弦子舞，保卫着藏袍，他把迪斯科比作“魔鬼”，害怕心爱的拉姆被“魔鬼”吞噬。这是因为他心中有着强烈的民族意识。

无独有偶，查拉独几另一部作品《雪域风景线》中收购虫草的藏族小伙多杰泰，在省城落魄时依然记得藏族人出门可以丢钱、丢老婆却决不能丢藏刀的传统。所以当一个瘦扒手捏住他的藏刀时，他大吼一声，顺手一刀砍破了瘦扒手的水洗布衬衣的后襟。这样的民族意识不可谓不强烈，其对藏民族的自我认同和对藏族文化、习俗的认同是具体可感的。

“在肯定少数民族文学民族意识的同时，我们有必要对文学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性进行一些思考。”^[8]民族意识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形成该民族群体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进而保护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和心理状态，但是过于强烈的民族意识又会制约这个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这是每个民族都需要去思索的。

（三）隐秘神圣的香格里拉情结

“香格里拉”是世外桃源的代名词，它远离尘嚣，风景优美，宁静安详。这个词最早被人所熟知，是因为英国作家詹姆斯·希尔顿的小说《消失的地平线》。此后数十年，人们都在苦苦找寻作家笔下的香格里拉原型。直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向世界宣布，迪庆（中甸）就是人们苦苦寻找的香格里拉原型，而“香格里拉”在藏语中的意思是“心中的太阳和月亮”，即“理想乡”。

虽然在地理方位上人们知道了香格里拉的所在，但是在很多人心中，“香格里拉”早已不单单指一个地名，而是如它本身的含义一样，是人们心中理想乡的代名词，是一种心灵上的慰藉与寄托，因此，久而久之，“香格里拉”便成了一种情结。而这种情结在云南藏族作家心中是双重的，既包括对自己故乡的眷恋，也包括对精神世界的诉求。

在外人看来，香格里拉是隐秘的、浪漫的，甚至是神圣的，而作为云南藏族作家来说，他们捕捉的是蕴含其中的雪域的灵魂、故乡的灵魂，它超出尘寰，遗世独立，神秘缥缈，含而不露，给人以心灵的震撼与洗涤。云南藏族女诗人单增曲措对香格里拉的情愫是升华的：“在深秋／在香格里拉／在那片美丽得让人／像酥油般化掉的高原。”这是一位雪域女子的诗意表达。体现香格里拉情结的还有现居香格里拉的云南迪庆藏族诗人此称的诗作《身世》；永基卓玛的《深深雪域江河情》；查拉独几的散文《雪域魂——香格里拉四季花》等。

香格里拉情结，除了内在形态的体现，其实更化为一种慢节奏的生活方式：对物质需求有限，对精神需求无穷。如央今拉姆笔下的丑丑，她享受着身处雪域，开着客栈，闲适安逸的生活。文学作品中的香格里拉情结本质上也体现了作家对故乡强烈的情感，斯那俊登在《守护白马雪山的那群人》《白马雪山笔记》中更表现了对这片圣洁土地的热爱与守护，这也蕴含着整个云南藏民族的情感依托。

三、云南当代藏族作家文学的艺术特色

云南当代藏族作家文学在艺术表现上有着自己的特点，且在小说、散文、诗歌三种体裁上体现较为突出。小说的人物刻画是丰富而细致的，情节上富于变化，场景描写恰当而巧妙；而诗歌与散文则有着独特的民族意象，且多用质朴和谐的语言直抒胸臆。

（一）小说的艺术特色

1.丰富而细致的人物刻画

小说的三要素是人物、情节、环境，其中人物是小说的核心与灵魂。小说中塑造人物往往是从外在和内里两个方面出发，即外在的形态和内在的人物心理，从而体现该人物的形象表征和思想内涵。云南当代藏族作家小说中对人物的刻画和塑造是丰富而细致的，个性十分鲜明，无不体现着云南藏族作家小说创作的真挚，但是各个作家在塑造人物形象时所用的手法又不尽相同，各显特色。以查拉独几、央今拉姆、永基卓玛三位作家为例：

查拉独几的小说《雪域风景线》中的男主人公多杰泰是个在县城里跑虫草生意的中甸藏家汉子，命穷心雄，即使落魄到只剩祖传藏刀，也依旧坚守“藏家人可以丢钱、丢老婆但绝不能丢藏刀”的原则，而后为了报答“大哥”对他的援助，“自己动脑子”思索藏区最走俏最赚钱的方式——射杀贡颂山草甸上的公獐。但是就在多杰泰开枪的一瞬间，彼时和他交往的“相识中带着偶然自然甚至突然”的卓玛却一把推开了公獐，最终受伤的卓玛带着受伤的獐子一块儿消失在远远的雪线上……小说塑造了既单纯又不够单纯，既守护藏族尊严又丢失藏族尊严的矛盾交杂体——藏家小伙多杰泰的形象，通过对他的描述，表达了作者对伤害自然，捕杀野生动物以达到自己物质要求的行为的斥责，即使是为“报恩”“谋生”也难以令人原谅。至此，也可以看出作者对自然的热爱和对民族与自然共生关系的重视。小说中为表现其人物形象做了很多细致的刻画：“大哥的恩他一辈子报不完，他常常问大哥需要什么。大哥说：‘没什么，你看着办吧！’然后一笑。”单单从这个“一笑”中，我们就能了解到这个“大哥”就是促成多杰泰“犯罪”的幕后黑手。而在刻画多杰泰喜爱的卓玛时，查拉独几运用了自己擅长的单一重复的叙述方式，成功塑造了卓玛俏皮可爱的形象，体现了她对多杰泰的眷恋之情，小说中这样写道：

多杰泰来了走，走了来，每次离开之前都会问卓玛：“我什么时候再来呢？”卓玛说：“你什么时候再来呢？”多杰泰：“我真的什么时候再来呢？”卓玛嘻嘻一笑：　“你想明天来你就明天来，你想后天来你就后天来。”

查拉独几笔下的人物还常常以多才多艺的自身塑造原型：他是在外读书，之后回乡的藏族大学生；是屡屡写稿、投稿却无音信的作家；是既善歌又善舞的“热巴的传人”。

小说《风之末端》中的女主角用的是与作者一样的名字——央今拉姆，文中塑造了一个离开孤僻偏激的恋人，而后“逃”至有着美丽传说的娜格尼苏萨疗伤，却始终逃不过自己痛苦内心的藏族女性形象。作者善于揣测人物的心理，小说中对央今拉姆的心理刻画十分细腻：“蝉加是与我相处了6年的朋友，我也想做一个她一样趾高气扬地被男人宠爱着的女人，只是，我不想她留在娜格尼苏萨，哪怕只是一夜。”充分表现了她落寞与哀伤的失恋状态。

而永基卓玛的小说多用简单的对话刻画人物的性格，如作者在《扎西的月光》中塑造了向往外面世界的扎西和依恋山村生活的曲珍。当扎西从外地回来，与曲珍相遇时，有这样一段对话：

“村里的年轻人都走了，你干嘛还留在这里？”

“干嘛留在这里？”

“嗯。”(www.xing528.com)

“这里有什么不好？”

寥寥几句，就阐明了整篇小说中两个主人公的性格特征和他们之间最主要的矛盾——截然相反的理想追求，这也是扎西与曲珍最终没有走到一起的原因。

从以上作品中塑造的人物形象看，无论是80年代的查拉独几，还是现今文坛上的央今拉姆、永基卓玛，他们对人物的刻画虽手法各异，但都十分细致可感，这也是云南当代藏族小说艺术上的一个显著特征。

2.富于变化的故事情节

云南当代藏族作家小说的故事情节呈动态发展，富于变化，主要有单线条与多线条两种，在时间上，分为两个阶段：

20世纪80年代的云南藏族小说的故事情节以单线条呈现，直接性与流畅性是其最明显的特征，最具代表性的是查拉独几的作品。如《雪域风景线》以围绕藏族汉子多杰泰“去县城做生意——生意失败后被困县城——遇到 ‘大哥’解围——与卓玛交往——为射击公獐 ‘报恩’而误伤卓玛”的单线条叙事展开，直击人与自然的共生关系；《高原大江》的《高原》篇述说了巴桑历经了“丧妻”“丧子”“与孙子和孙媳一起生活”三个阶段，铺陈高原老牧人的一生；而《弦子舞与迪斯科》则是以热爱弦子舞的藏族汉子尼玛对现代舞迪斯科从讨厌到喜爱，并下决心对它有所改造的心路历程展开叙述的，充分体现了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碰撞与融合。

现在文坛上的云南藏族小说的故事情节以多线条为主，如央今拉姆的小说《丑丑》《风之末端》。《丑丑》的情节是双线条的，除了丑丑白玛央真与丈夫丹增益西打理客栈的日常生活，贯穿全篇的还有被丑丑抚养的弃婴——“我”，对丑丑感恩、崇敬之情的表白，明暗两条线交织叙述，更加能体现丑丑这一人物善良淳朴的品格。《风之末端》的故事情节则更加复杂，主线是小说主人公央今拉姆与恋人丁坦之间的情感经历，而副线却不止一条：央今拉姆的母亲卓玛拉初、父亲江巴和朋友蝉加三人之间的纠葛；外婆维玛与外公桑吉次仁传说般的爱情故事；央今拉姆与老喇嘛门巴之间的忘年之交。情节交织，跌宕起伏，扣人心弦。

富于变化的故事情节，使作品的层次更添复杂，突破了单纯的叙事功能，进入到揭示深刻思想的层面，强化了叙事的表意性，使作品情感更厚重，人物更鲜明，主题更突出。

3.恰当而巧妙的场景描写

小说是由一个接一个的场景连续构成的。场景描写，是小说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人物的活动离不开场景，场景是人物活动必需的舞台。

场景描写可以作为人物出场的背景而加以渲染，也可以设置为人物活动其间的舞台。特定的时间和环境内以人物活动为中心而展开的总体生活画面的描写，给小说人物参与其间搭建了平台，且着意突出主题，或明示，或暗点，让人物在在这个活的场面中完成自己的使命，揭示性格，也将作者的倾向在具体的场景描写中自然流露出来。

云南当代藏族小说中的场景描写往往是恰当而巧妙的，如一支支注入旱地的清流，伏贴读者的心灵。场景描写一般包括场面描写和景物描写两个方面。

恰当而巧妙的场面描写。查拉独几的小说《弦子舞与迪斯科》中以男主人公尼玛和女主人公拉姆为首的斗舞场面不可谓不经典：

录音机和弦子舞几乎是同时响起来的。

拉姆在跳弦子舞，并未因不穿藏族服而逊色，仍然使其他人的舞姿黯然失色。由于拉姆“回归祖国”，弦子们“强盛”起来了，迪斯科却显得有些后劲不支。

有一个人大叫起来：“真是存心捣乱，弦子舞，满街满坝都可以跳的，偏要闯进舞厅。”

弦子不理睬迪斯科们的抗议，用不超出舞蹈动作的脚尖，不时去踢踢抗议者的小腿肚，姑娘们，也把长袖甩到人家眼睛上。

这个场面描写是整部小说的高潮，是以尼玛为首的“保守派”和以拉姆为首的“改革派”争辩的最高点。尼玛一心想要保卫弦子舞，不让外来的迪斯科侵害，他在小说中一直以压抑的心态出现，因为想要“改革”弦子舞的是他最爱的拉姆。这种矛盾是需要爆发点的，而作者在尼玛崩溃之际安排了这个斗舞的场面，它及时地发泄了尼玛心中的愤懑，也为之后拉姆的解释做了很好的缓冲，使情节朝着支持民族文化融合的方向发展，不得不说是极其恰当而巧妙的。

恰当而巧妙的景物描写。云南藏族小说中的景物描写很多，如央今拉姆的小说《风之末端》、永基卓玛的小说《扎西的月光》。《风之末端》中有这样一段话：“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雨，像瀑布一样不留缝隙地从天空倾泻而下。娜格尼苏萨暴涨起来，迅速淹没了小土坡，小坡上的木屋离开了地面，像鱼一样游在水里。”这是女主人公因失恋来到娜格尼苏萨后梦中的景物描写，恰到好处地表现她当时心中的灰暗无依，虽然梦到的是被淹没的娜格尼苏萨，其实暗示着主人公自己就像离开地面，泡在水中的木屋，无所慰藉。《扎西的月光》在表现多吉老人的孤僻、高傲与孤独时并没有直接从这个人物入手，而是写了他的住处：“多吉老人的房子孤零零地坐落在村头一个高高的小山包上，俯视着永格这个小山村。”一句简简单单的描写就体现了多吉老人的性格——跟他的小房子一样“高高在上”，从而引出跟他一样有些“古怪”的女儿曲珍也让人仰视，暗示着男主人公扎西最终不会与曲珍在一起的“宿命”。作者对景物描写的把握甚是巧妙，安排得十分恰当。

一段具体的场景描写，它的作用往往是多方面的，这需要根据具体的语境去体会。场景是为人物服务的，恰到好处的场景描写往往能给人以美的艺术享受，使单纯的人物刻画更添精彩。没有场景描写，小说的人物和情节就如无米之炊、无根之木、无源之水，缺少韵味。

（二）诗歌、散文的艺术特色

云南藏族作家文学体裁多倾向于诗歌，从20世纪50年代的饶阶巴桑到80年代的阿布可南，再到现今的扎西尼玛、单增曲措、此称、永宗、扎西顿珠等新生代诗人，诗歌作为表现力极强的存在始终贯穿着云南藏族文坛。

而相对于丰富多产的诗歌创作，散文就显得单薄很多，以散文创作为主的作家是斯那俊登，其代表作有《1980年的春夏秋冬》《白马雪山笔记》；女性作家单增曲措的散文《雨的音韵》以笔触自然、意境高远著称。虽然云南当代藏族作家作品中散文远远不及诗歌繁茂，但是观其艺术风格，两者却十分相近。

1.独特的民族意象

意象在文学创作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它是鉴赏文学作品必不可少的参照，也是作为作者抒怀的凭借，而民族意象更多的是本民族文化的载体，鲜明且具有识别性。

云南藏族诗歌和散文中的民族意象是十分丰富的，主要有以下几类：

一是民俗类，有哈达、酥油茶、青稞酒、糌粑、热巴、弦子舞、锅庄舞等，代表作品有鲁仓旦正太的诗选《青稞岁月》，琼卡尔扎西邓珠的《北方草原》，单增曲措的《羿》《往昔》《水中之月》等。

二是宗教类，有白度母、六字真言、朝拜、喇嘛、经幡等，永宗的诗歌《那些虔诚的故事》中就有涉及。

三是自然景物类，如梅里雪山、白马雪山、缅茨姆峰、卡瓦格博峰等，相应的作品有阿布司南的诗歌《缅茨姆峰》，斯那俊登的散文《白马雪山笔记》等。

四是精神意象“香格里拉”，如单增曲措的《香格里拉的狼毒花》，此称的诗作《身世》等。

民族意象具有鲜明的民族性，也具有生活化的特征。上述民族意象的选取，主要是由作家本身对生活环境的感知决定的。意象一般有两方面的作用，表征和达意，有时也作为全诗或全篇的线索，把作者的所思、所想、所感贯穿在一起，达到融情于景的效果。藏族诗歌与散文中出现的民族意象，既表明了作品的民族倾向，也体现了作者抒发的情感，这是借助一般意象所达不到的。

2.直抒胸臆的咏叹

云南藏民族从不吝惜自己的情感，他们喜欢直抒胸臆的表达，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作品中。

扎西尼玛在诗歌《扎西德勒》中写道：“哦，扎西德勒／这个美好的词语／如此的滚烫／像惊雷滚过血液／我喝下一杯杯酒／也咽下一阵阵的泪水／在这个时刻／我没有更好的方式／回报他们／我唯一能做的／在酒中滤净泪水／唤醒内心的山脉、河流／血肉之乡／和亲人的名字！”诗中诗人对朋友的祝愿，对自己故乡亲人的无限感激，诗人的情感不是含蓄内敛的，而像热烈的火山，到了喷发的时间就自然而然喷涌而出，不需要酝酿，也不需要修饰，这样真挚而浓郁的情感抒发比含而不露更让人动容。

鲁仓旦正太在讲述青稞的故事时引发了对祖先、祖母、奶子河、儿子的不同情感表白：“岁月带走了云端的故事／孤独的青稞／在祖母的眼窝里发芽”，“奶子河是卓玛的河／芒曲河是我家乡的一条河／卓玛喝她的奶子河长大／我喝我的芒曲河长大”“在没有牦牛的驮重／马匹的蹄声里／我的儿子／请收好这一粒青稞种子／愿你／荣耀祖先／爱自己所爱的人”，作者对故乡、对亲人的如此感悟，是作者细腻的情思使然，表达了最真挚的爱，抒情性极强。

而斯那俊登在其散文中也时常表现对故乡直接炙热的情感，他在《1980年的春夏秋冬》中以回忆的方式表达了对故乡往昔岁月的感叹，而在另一部代表作《白马雪山笔记》中则以故乡白马雪山美丽的风光为线索，于字里行间填充着自己的眷恋。

这种直陈肺腑的抒情方式，直抒胸臆的咏叹，使作品显得更坦率真挚，朴质诚恳，从中也强烈地体现了云南藏民族热情与质朴的品格。

3.质朴和谐的语言

“语言是文学作品的存在形式，文学语言风格往往是作家追求的艺术形式之一，也是作家创作个性的显著标志。”^[9]诗歌和散文在语言方面，有着其不可言说的作用与魅力，而纵观云南当代藏族作家的诗歌与散文，无论是抒情话语，还是叙述话语，均质朴和谐。

扎西尼玛的诗歌《风花雪月大高原》以亲切柔和的笔调描写了静谧安详的高原风景线；《朝圣路上》写的是朝圣沿途的风光：“雪山在云雾里面／云雾弥漫在山脊线后面／朝圣的队伍沿河而上／穿进峭壁上的森林／竹杖踩响了雨水／醒了两只鸟／一只画眉／一只山雀。”自然的景、质朴的语言带来特别的感官享受。

女性作家单增曲措的作品，语言质朴而不失洗练，在2006年7月7日的香格里拉古城，当代汉语诗歌研究中心、上游生活诗歌俱乐部和香格里拉中甸文联曾联合举办了“藏族女诗人单增曲措朗诵会”，纯净自然的诗篇给灼热的夏季带来一股股高原雪域的清凉。

同是女作家的永基卓玛的散文亦是清新质朴的，从她的《雨的音韵》中可以看到一半如碧、一半堆云的蓝天，也可以欣赏被雨浇灌的小城。在自然精灵的洗礼下，一切是那么清爽和谐，好似一不小心走进了一幅清美的画卷，就如同散文中写道：“湿漉漉的垂柳刚刚抽出嫩嫩的叶子，树叶上的水滴，映着清晨的阳光，金光点点，闪闪烁烁地跳动着；那在小草叶尖闪烁的水珠，好似是草儿的一个个梦想。”

质朴和谐的语言使诗歌、散文创作少于做作，多于自然，更多地表现作品本身带来的情感，让读者身临其境，实是真挚可贵。

四、研究云南当代藏族文学的意义与价值

云南当代藏族作家文学发展至今，创作了许多突出的作品，它不仅丰富了少数民族文学的文化内容，同时还向人们展现了藏族作家文学的独特魅力。研究云南当代藏族文学有着重要的意义与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与整个藏族文学的横向联系。云南藏族文学的发展是置于整个藏族文学大环境进程下的小环境，但是并不是说整个藏族文学就能代表云南藏族文学，它有着自己的独特性与独立性。现今学者大多关注藏族人口较多、较密集的省、市、地区，而对各个小范围藏区的文学缺少直接性的研究，因此，对云南当代藏族文学的探索，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藏族文学的地方性缺失。

第二，与云南藏族本身的纵向联系。云南少数民族众多，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特征，或口头或书面，或有意识或无意识，或已挖掘或未挖掘，但是不可否认，一个民族的文化探究对这个民族来说是十分重要的。民族文学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云南藏族来说，对其文学作品的研究，除了可以更好地了解这个民族，也是对云南藏族内在的发掘，且拓展渠道越宽，价值性就越大。正如尼采所说：“我们对于世界或现象的透视角度越多，我们的解释认识就越丰富越深刻。”^[10]这对于了解一个少数民族来说同样适用。

第三，与当代文学的全方位联系。全球化背景下，少数民族地区不断被入侵，其封闭的格局被打破，民族文化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云南藏族作家对云南有一份无法割离的感情，而且熟悉的边地生活也为他们的创作提供了丰厚的资源，他们善于写自己传统熟悉的生活，对外界有一定的抗拒心理，在强烈而不可避免的新式文化冲击下，其文学终究受到了或多或少的影响，但是在一定程度上，这并非不可取。云南藏族作家将本民族文学的发展放在全球化语境中去体现价值，这样才能实现双方共赢，而研究当代云南藏族作家作品正好能提供众多必要的依据，了解其在当代进程中所变化的程度，进而实现半封闭半开放的状态，既保护本民族文学特征又不显得故步自封。

云南当代藏族作家文学，虽然取得了令人欣喜的硕果，但比之汉民族当代文学，差距还是较大的。由于现代文明的巨大冲击，云南藏族作家创作视野变得更加开阔，但是本民族创作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所以研究云南当代藏族文学对保护、承袭、发展藏族特有的文化传统，丰富云南少数民族文学，具有一定的价值。

总的来说，对当代藏族作家文学创作的基本状态进行了概述，并分析和总结了其思想内容和艺术特点，利用先进的网络传播技术，关注云南藏区写作文化平台，让研究更具有动态性和实时性。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依旧存在着缺陷，由于收集的资料有限，本研究并没有对云南藏族作家文学进行更加全面的把握，除此之外，在行文的思考、分析与表述上也存在着不足，这是需要深入探究和改进的。

（徐霞　执笔）

【注释】

[1]张永权：《云南民族文学的盛世》，《边疆文学文艺评论》2009年第9期，第7页。

[2]闫丽娟：《民族宗教知识简明读本》，甘肃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第41页。

[3]李欣：《旅游礼仪教程》，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79页。

[4]张直心：《语言杂媾与文化混血——查拉独几小说的文体描述》，《民族文学研究》2006年第1期，第78页。

[5]耿予方：《藏族当代文学》，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2页。

[6]范道桂：《探求集》，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第57页。

[7]王炜：《云南少数民族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他者》，《曲靖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第21页。

[8]张永刚：《后现代与民族文学》，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76页。

[9]梁明：《回顾与展望　新时期红河少数民族文学探微》，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6页。

[10]道吉任钦：《新中国藏族文学发展研究》，《西北民族研究》2009年第3期，第2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