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佤族作家文学：多彩的文学世界

“从口头文学的盛行到书面文学的出现再到作家文学的诞生，是佤族文学的发展历程。”^[1]佤族作家文学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诞生，这意味着佤族社会的文学的新发展的开始。用不同于传统的艺术方式来反映人类的社会生活，并用文字作为媒介，标志着佤族人民进入了文字时代，其具有重大的历史转折意义。佤族当代作家文学由董秀英、聂勒、布饶依露、袁智中等组成，他们的创作在小说、诗歌、散文方面的成就，给云南民族文学注入了新鲜血液，使其更有活力。

一、云南佤族及云南佤族作家文学概况

（一）云南佤族概况

佤族共有人口39.6万人，其中云南有38.30万多人（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主要分布在云南省西部和西南部的西盟佤族自治县、沧源佤族自治县及耿马、双江、镇康、永德、澜沧、孟连等县和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其中沧源佤族自治县和西盟佤族自治县是佤族的主要聚居区。佤语语言属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佤德昂语支，有三种方言。新中国成立前，除部分地区曾使用过一种以拉丁字母拼写的文字外，佤族无本民族文字，人们用数豆数、刻木和结绳记数、记事和通信。以物传情，如村寨间发生纠纷时，即送干火炭表示要烧对方寨子；送子弹或火药表示要与对方打仗等。佤族传统的宗教信仰是万物有灵的自然崇拜。他们认为各种灵魂和鬼神有大小之分。他们最崇拜的最大的鬼神是木依吉。佤族有木鼓崇拜，祭祀木鼓是佤族的重要习俗。佤族的集体剽牛活动是重要活动，佤族人擅长打猎。

（二）云南佤族作家文学概况

佤族作为云南的本土民族，尽管其在民间文学的地位还很坚固，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其主流地位终究是会逐渐退去的。取而代之或者说与之争相发展的作家文学在中国改革开放后诞生，这意味着佤族社会新的文明的开始。从民间文学到作家文学，佤族文学经历了转变与发展，大批优秀作家相继出现，佤族作家文学的阵势强大起来。他们的创作主要集中于小说、散文、诗歌等方面。

1.小说创作

“董秀英是佤族文学史上第一位书面文学作家”^[2]，在1949年2月18日出生于云南省澜沧县竹塘乡大塘子村的一个平凡的家庭。她家共有五兄妹，她排行第三，是家里唯一的女孩。幼年时她阿爸阿妈相继去世，他们由舅舅舅妈抚养长大。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不会写字，靠刻木记事。这样的生活方式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是，很多佤族人还是向往文化知识，他们想学习文化知识来改变佤族不识字的状况，而董秀英加入这个行列，她在老师的帮助下念完小学后，全然不顾家人反对，在老师的资助下顺利读完初中。1975年从云南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进入中国鲁迅文学院深造，在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长期从事民族语翻译、播音工作，历任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拉祜族语播音员、新闻编辑、文艺编辑。在著名作家彭荆风先生的影响下，董秀英真正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在1980年的7月，彭先生为选出佤族作家代表去参加中国作家协会举办的第一次全国少数民族创作会议，他注意到了董秀英，并且与她交谈，且为董秀英的作品做修改。在这样的条件下，董秀英写出了她的第一篇文学作品《木鼓声声》。后来，在1981年，在彭先生的推荐下，这篇文章发表于《滇池》1981年第1期。从此，董秀英开始了她的文学创作。董秀英的一生是短暂的，但她的文学创作却是有深刻意义的，从1981年的第一篇作品开始，到1996年她因肝癌逝世，她先后发表小说、散文、报告文学、广播剧20多部。其中包括获云南省“民族团结征文”征文一等奖的《海拉回到阿佤山》，还有《佤山风雨夜》《九颗牛头》《最后的微笑》《马桑部落的三代女人》《摄魂之地》《背阴地》等作品。此外，她也有报告文学《姆朵秘海·天崩地裂——澜沧大地震纪实》曾获昆明新时期10年文学艺术评奖报告文学奖。^[3]

如果说董秀英是敲响佤族文学第一声木鼓的人，那么袁智中就是佤族女作家的接力者。袁智中是20世纪90年代活跃于少数民族文坛的佤族女作家，她于1967年3月出生于沧源佤山的一个佤族山寨。1989年获得云南民族大学文学学士学位后，她被分配到云南省临沧市沧源佤族自治县文化馆工作。1996年被调到云南省临沧市临沧日报社工作，后任临沧日报副刊部主任、临沧日报周末执行主编。后来在各种报纸杂志上发表小说，如《最后一封情书》《落地的谷种，开花的荞》《猎王》《丑女秀姑》等小说，出版小说集《最后的魔巴》。

依蒙红木是佤族作家中的新锐，她是古老摩巴的女儿，云南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在临沧市沧源县文联工作。小说有《阿妈的姻缘线》《母鸡啼叫》等；散文有《特别的岩丙》《我的老木鼓》等。

王学兵，佤名艾劳奥·王学兵，1996年生于阿佤山中心区岩帅镇贺南新寨。1991年毕业于云南民族大学。后担任过县广电局副局长，勐董镇副镇长、县文体局副局长，后又被调任“沧源县中国佤族文化研究中心”秘书长。后来加入了云南省作家协会，成为会员。他的主要作品有1992年的处女作《铁匠尼劳奥》，第二篇小说《牛屎公公》。后来又创作出《山雨》《千山木鼓响》《一匹母马》《再见吧，我的山寨》《萨姆宝叔叔》等小说。除此之外，王学兵还著有《猎人赛布勒克》《萨姆森·雅奥西涅》《父亲的朋友》《我的朋友》《多美的花儿》等微型小说。

李明富，生于1959年，云南沧源县人，现居于临沧市临翔区。他的作品有原载于《民族文学》1991年第8期的短篇小说《鸡头恨》、原载于《边疆文学》1991年第8期的《花牛梦》等。

肖则贡，生于1947年，云南沧源县人，现居沧源县。他的作品有原载于《佤山文化》2008年第2期的短篇小说《路向》、原载于《佤山文化》1990年第3期的短篇小说《汉人》等。

爱星·西涅，生于1970年，云南沧源县人，现居沧源县。他的作品有原载于《佤山文化》1995年第1期的短篇小说《捷克外特叔叔》、原载于《佤山文化》1994年第2期的诗歌《老猎人》等。

岩改，生于1972年，云南西盟县人，现居于西盟县。他的作品主要有原载于《佤山》2011年第3期的短篇小说《呼魂唤命》。

尹桂美，生于1966年，云南沧源县人，现居沧源县。她的作品有原载于《佤山文化》1991年第2期的短篇小说《叶嘎·雅奥斯古》。

岩来刀，生于1975年，云南西盟县人，现居西盟县。作品有原载于《佤山》2011年第3期的短篇小说《我也被拐卖了》。

2.散文创作

布饶依露是佤族作家文学的新生代作家，“布饶依露”为母系家族佤族的姓氏。她的外公刘国用（佤族名：尼嫩），曾是云南省沧源县南腊佤族部落的头人（酋长）。1934年，英国军队侵犯佤山，刘国用出任抗英“军师”，与佤族8个部落的头人联合起来，英勇抗击英国侵略者，最终把英军驱逐出中国边境。布饶依露的汉文名为吴萌，是父系家族吴尚贤的第十代子孙。她向往内地的文化，在1986年，因抄写散文、诗歌、小说遇到偶然的机会，进入云南一个文化馆的文学社，从此开始尝试文学创作。到了1989年，她创作的报告文学《绿色的风》《高原上的丰碑》等，散文《故乡》《初秋》等，诗歌《山里的女人》《悄悄流淌的小河》等文学作品不断问世，并受到社会的关注，同年加入了云南省作家协会。20世纪90年代初，布饶依露调入云南省民政厅《云南民政》杂志编辑部。在这期间，她发表了《佤山新米节随想》《你是一束灿烂的阳光》《金沙江的种子》等大量散文作品。后来，为探索“边缘文化怎样进入中原文化的共存与发展”，她带着此课题，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研修班学习，得到中国文学界的专家、艺术评论家的指教，她的创作进入了佳期，散文《佤家的四代女人》《木鼓声声》，诗歌《故乡的猛懂河》《季节走过山寨》等作品，先后刊登于《民族文学》《边疆文学》《人民日报》《中国民族报》《云南日报》等报刊。1996年开始，布饶依露借调全国政协《人民政协报》任副刊记者、编辑。期间她写出了《他用生命歌唱》《寻找中国人的自我》《为了佤山求学的孩子》等多篇文学作品。4年后，为了补充少数民族记者队伍，她又借调国家民委《中国民族》杂志，任“百年树人”专栏记者。在这一期间，她经常往返于云南少数民族边远山区，调查了解到老百姓的困苦生活。期间，写下《哈尼山上，好大一棵树》《基诺山里，好大一条江》《阿佤的亮眼睛》等文章。多年的创作过程，她以自己的亲身经历，生命体验，创造出了各种文学体裁的佳作，其散文成集《神树的约定》出版。

王有明，生于1940年，云南沧源县人，现居沧源县。作品有原载于《佤山文化》2005年第3期的散文《恋山赋》。

娜伟，生于1975年，云南西盟县人，现居西盟县。她的作品有原载于《佤山》2008年第3期的散文《被转嫁的爱情》。

田芳，生于1984年，云南澜沧县人，现居澜沧县。她的作品有原载于2011年12月5日《普洱报》的散文《幸福》。

高宏慧，生于1967年，云南省永德县人。她的作品有原载于《临沧文艺》2011年第3期的散文《盛开在低处》、原载于《临沧文艺》2010年第1期的散文《单音梵唱》、2009年12月5日原载于《临沧日报》的散文《比翼》等。

袁智中散文集《佤文化探秘之旅：远古部落的访问》，是“走笔临沧”丛书的系列之一。除此之外，还有尹桂美的原载于《佤山文化》2000年第1期的散文《流淌在母亲心灵深处的那份情》等。聂勒也有散文《山路》《我是牧人》《斑鸠鸟的啼声》《彩色的山雨》《飞翔的声音》等。

3.诗歌创作

聂勒，佤族，诗人，1968年12月生于佤山西谷部落，毕业于云南民族大学。新世纪以来创作了大量的诗歌作品，诗作先后获“青年月刊”诗歌奖、“民族文学”诗歌奖、“边疆文学”文学奖、“云南日报”文学奖和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出版诗集《心灵牧歌》《聂勒的诗》，现为云南民族出版社编辑，是第一个用汉语出版诗集的佤族诗人。

张伟锋，生于1986年，云南永德县人，现居临沧市。他的作品主要是原载于《边疆文学》2011年第3期的组诗《风吹过原野》。

陈学玲，生于1986年，云南西盟县人，现居西盟县。她的作品主要有原载于《佤山》2011年第6期的《云海之下》组诗。

赵俊梅，生于1980年，云南西盟县人，现居西盟县。她的作品主要有原载于《佤山》2010年第3期的诗歌《寂静》（外一首）。

依蒙红木从2004年开始写作，主要作品有诗歌《爱上一只鸟的翅膀》《女魔巴》《城市的精灵》《赛梭姑娘》《达奥与镖牛桩》等。

二、云南佤族作家文学艺术特点

（一）形式上的艺术特点

1.贴近作家生活的创作题材

“艺术来源于生活，却高于生活。”这句话用在云南佤族作家群是再贴切不过的了，作为云南佤族作家，作者最先把视线投放在自己民族的、自己身边的平凡的事件中，并以这些事件为材料展开创作。

例如在布饶依露的作品《佤家的四代女人》中，作者选取的就是自己的外婆、母亲、自己及女儿的生活事迹来写的，四代女人的生活经历，是她亲身的经历与见证。通过对其描写，真实而平凡的生活轨迹，表达自己的真情实感。在《木鼓与神灵的对话》中，作者写了佤族对木鼓的崇拜：“佤族非常重视木鼓的保存和运用，凡是重大的祭祀活动，都离不开木鼓……”木鼓是佤族的圣物，作者选取了佤族人们对木鼓的自然崇拜，给人们展示了神秘的佤族民族习俗。《佤山新米节随想》中作者对佤族新米节进行了描述；《红懋树》中作者写了关于佤人李有清对佤山的贡献的事迹；《染饭花》写母亲给他们做染饭的事；《往事化作青烟——与父亲走过的岁月》选取关于父亲的事迹来描写等。在布饶依露的散文里，她的选材都是她身边贴近她生活的平凡的人或事，越是平凡，越是真实得打动人心。不脱离于生活的写作，会是成功的写作，布饶依露做到了。

一个作家的创作必然受到他所隶属的那个空间影响，那个空间给作家们的创作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只有植根于这片土壤上，他们的文学之花才会茂盛开放。云南佤族作家们的作品中所写事迹基本取自佤山，佤山的人或物给了他们创作的源泉，董秀英如此，聂勒如此，布饶依露如此，袁智中、李明富、依蒙红木、王学兵、肖则贡、高宏慧、张伟锋等云南佤族作家都如此，他们的作品中聚焦点都在阿佤山，或是写阿佤山的民风民俗、或是写婚姻制度、或是写宗教信仰、或是人们日常的生活，都关于阿佤山。

2.方言的运用

在语言方面，云南佤族作家文学体现出来的共同的艺术特点就是朴实无华而接地气，作家对云南方言口语的或多或少的运用，体现出他们自己的特色，也由于云南佤族是有自己的语言，其跟汉语有很大差别，而新中国成立后佤族作家们接受了教育，学习汉语。汉语博大精深，其口语与书面语有很大的区别，所以当佤族作家用汉语进行创作时，难免出现口语进入作品的现象。口语进入作品，给作品增添了更接近民族特色的感觉。

读董秀英的小说，我们不难发现，作者的语言是朴实无华的，有时甚至是违反汉语规范的，但是这样也才更接近佤族的真实。如：“……饿土块比饿饭还难在”“一个人多阵想吃就多阵吃”等等，这种由佤族方言提炼而成的文学语言大量出现在小说中，极大地增添了其感情色彩。董秀英独具佤族特性与她自己独特风格的句子，朴素无华，却生动有趣，比较具代表性的就是她那极富生活气息、节奏感又强的短语：“背阴山腰背阴地，下栽苞谷上撒旱谷占了整块地。缅瓜黄瓜横爬竖走，叶连藤、藤连瓜，绿瓜头上戴朵淡黄花。地心里蝴蝶飞，蜜蜂来，野鸡叫，小雀闹。”（《背阴地》）这几句对背阴地的描写充满了韵律感，使小说读起来更有美感。“这是阿佤山可可怜怜的一个小坝子，坝头坝脚山对山，山上山下岩望岩，大山大岩围着小小的坝子出不来。”这是作者写到一个小坝子时用的语言，在作者简简单单的叙述里，我们读到了阿佤山的环境的险恶，交通的闭塞。

董秀英的小说语言是多样的，是具有佤族民族特色的，其小说中出现的如“直苗苗”“白咋咋”“拿婆娘”等类似的词语，都表现出她作为一名云南佤族作家的特色。除此之外，我们不得不提的董秀英的语言特色还表现在她运用了许多修辞手法，比如比喻、拟人、排比、比兴等的运用。布饶依露的语言风格是诙谐幽默而有自己的特色的，她的笔下，一个个故事以独特的姿态向我们走来，有的读来甚是好笑，比如她在写李有清的事迹的时候，多次写及李有清的爱情经历，总共写到五次，第一次是父母包办的，第二、三次在领导的命令下放弃了，第四次又是妻子出了事，第五次是娶了小姨妹。如果把这个情节割裂开了来看，你或许会觉得好笑，可是当把这节放进李有清的一生的人生轨迹里，你会发现他的不幸正好反证了他的善良，如此的反差，让李有清的形象更鲜明起来。作者笑中含泪，看似平淡的叙述中有她复杂而真实的情感。

和董秀英一样，因为是佤族人，布饶依露的语言中也有许多的方言，比如“二婆娘”“躺在火塘边干烤火”“阿婆”“五指爪耙（手）”“苦哈哈不觉得累”“格是得了哪样痨病了”“生娃娃”“盐巴”“咋个办”“咯是”“干哪样”“为哪样”“干一架”“晚妈”“小伴（恋人）”“不想跟他在了（过日子）”“不好在（不舒服）”“忙整吃食（做饭）”等类似的词语，这是云南本土的语言，是佤家的语言，这些朴素的语言里，是一个作家对母土深深的眷恋。

聂勒的诗歌，语言是朴素的，他用朴素的语言抒发着最真实的情感。“不要笑我描述多么幼稚，这些简单的情节，是我诗歌的全部”，他的诗歌，所选描述对象是阿佤山的平凡的一草一木，通过这些平凡的意象，用朴素的语言写出了自己的情感，诗人的心灵是丰富的。诗人朴素的语言在他的诗歌中如此体现：

透过薄薄的记忆，翻越一千重思念，我抵达了童年的河边……透过记忆之河，超越思念的海洋，我一眼便看见了天堂，看见了那条小黄牛，看见了童年边上站立的亲人。（《我一眼便看见了天堂》）

整座山岭是我的，整座山的鸟语是我的，整座山的泉流是我的，野性的山风浪荡在山里，像童年无羁的时光……山风和野兽是阿妈圈养的，在我心灵牧场里的宠物。（《牧场》）

在祖先的土地上，你可以调遣一万座大山，你可以挥霍一千条河流，你是那块土地上永远的主人。（《故土》）

在寂静的山谷里，我看见一个匆匆的背影，我看见手持尖利长矛的男子穿过森林，他唱着一首属于男人的歌儿……我看见一群寻找方向的人们，在多舛的山林里徘徊，我看见庄严而肃穆的葬礼，在乡村的土地上隆重举行，我看见一个匆匆的背影，就这样消失在寂静的山里，这一切都发生在祖先含泪开辟的道路上，在一个男人宣布姓氏的时候，我看见的一切也许你永远无法理喻，我的朋友，因为我是一个阿佤人。（《背影》）

作者的诗歌语言是朴素的，它没有经过华丽的修饰，他就像在跟一个朋友倾诉着心底的话，不需修饰，却真实感人。从他的这些诗歌里，包含着浓浓的对家乡的情感，家乡的事物入诗，它可能只是一头小黄牛，可能只是佤族男子手中的一柄长矛，可能只是村外的那条小道。它们是那么平凡，却也是作者最熟悉的，最思念的。

（二）内容上的艺术特点(www.xing528.com)

1.塑造了一批活灵活现的艺术形象

“文学是通过形象思维来反映生活的，它把对生活的本质、规律和认识体现在活生生的形象描写和典型塑造之中。”^[4]云南佤族作家文学的一个艺术特点就是塑造了一大批活生生的形象。

例如在董秀英的小说中她所塑造的活灵活现的又极具悲剧意识的佤族女性形象，可以说董秀英的小说是一幅女性形象展图，一个个佤族女性形象被她成功塑造。“《马桑部落的三代女人》是一部边地佤族女性的苦难史”。在《马桑部落的三代女人》中作者写到的女性实际是四代，首先向我们走来的是无名的叶嘎的母亲。她是一个普通的佤族女子，守着佤族女子的本分与老实，很容易地就能得到满足，她知道自己的职责——为佤家男人生儿育女。她依附于自己的男人，有着佤家女子的坚强与勤劳。她守着自己的家，见证自己部落的灭亡与新生，然后默默死去。她是无名的，但却是佤家女性的代表。接着是如花般的叶嘎，她也是勤劳的，坚强的，在阿爸阿妈离开后自己一个人生活，活得很自在。但是，她也是逃不掉宿命的，她自己有了自己的想法，并勇于和自己所爱的小伙结了婚，也有了孩子，但幸福终究太短暂，男人最终死在野牛锋利的尖角下。叶嘎还是逃不开“依附男人”的咒，丈夫死后，她转房嫁与男人的烟鬼弟弟，生活像个大笼，圈住她欲飞翔的翅膀，她无从反抗，也并未反抗，最后死于无情的大雕锋利的爪子下。她是一个坚强而试图把握自己命运的女性，但最终的结局却是悲剧的。第三个女人娜海，自己也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在她的意识中，她也深深坚信自己要委身于男子才会活下去，以至于她在被烟鬼继父“卖”给自己不爱的男人时，她也并没反抗，即使自己有中意的心上人，她还是嫁给了自己不爱的人。后来在为自己丈夫生孩子时，因生女儿不受待见，终于生得一个男孩时，换得丈夫的一碗鸡肉烂饭，一丝笑意，娜海此时觉得满足。这是一个女人的悲剧，自己终究只是依附于男人的生孩子的工具，最悲剧的还是女人接受这样的境地。娜海是一个活生生的佤家女子的代表，她们因接受古老的意识约束，又由于佤族这个民族自身发展的独特性，所以导致一个个女子悲剧的前仆后继，“这是马桑部落女人的感伤”^[5]。但是，小说的结尾处妮拉的出现却给了人们一丝光亮，妮拉不再沿袭自己母辈的路，她本是被丢弃的，这也预示着她的命运将有改变。的确，她接受了学校教育，找到了自己想要的路，她的思想与视线都开阔了。她要飞出去，飞出佤山，不再依附于男人，自己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在另外的小说《摄魂之地》中，作者的创作虽与《马桑部落的三代女人》有很多相似点，在塑造女性形象时也沿用了一些《马桑部落三代女人》的思路，作者的女性形象同样是处在佤族村落中的一群单薄的弱女子们，她们同样是受男人保护与压迫的对象，但是，她们却有了自己对命运的反抗，娜巴拉的外婆娜瑞为了爱情，不惜与自己爱的人去住岩洞，其母亲叶嘎也同样选择。娜巴拉虽然在爱情上没有与自己爱的人在一起，但她也曾用生命反抗过，这是女性的反抗，而在反抗中，她们的形象就高大起来了。

总之，在董秀英的小说中，她对女性形象的塑造是极具代表性的。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她塑造女性形象的模式化及单一化的略微的瑕疵。

除了董秀英的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外，还有其他许多丰满的艺术形象，这些形象，都是生活中阿佤人的映照，作者通过这些形象，表现独特的感情。在布饶依露的散文中，她描写着自己的外婆、父亲母亲、女儿、阿佤山的县长李友清以及一大批佤山人，歌颂着他们。袁智中塑造了丑女秀姑、汉人吴、艾社·亚茹翁、叶隆姆等形象。王学兵塑造了铁匠尼劳奥、猎人赛布勒克等形象。李明富塑造了尼不勒，肖则贡塑造了白莲、姚老大，爱星·西涅塑造了捷克外特叔叔等等形象。在这些形象的身上，作者嬉笑怒骂，用他们来表现自己对佤山人的关心。

2.浓郁的地方特色

在云南当代佤族作家文学中，无论是董秀英、袁智中，还是聂勒、布饶依露、王学兵等其他作家，都涉及佤山环境描写，佤族作家群给人展示了佤山美丽的风景。他们笔下的阿佤山，大山环绕交通不便，半山腰是人们开垦的土地，里面种上红米或荞。森林到处都是，里面有年龄很大的树木，参天耸立，佤族人民认为树里面住着神灵。森林里有人们赖以生存的野生动物，各种品种都有，动物们占据着它们的领地。人们居住的房屋是用草、树木、竹子等为材料建起来的房屋，房屋有晒台，在上面人们可以晾晒东西或者到上面休息。总之，在云南佤族作家文学中，作家们给人们呈现了美丽而神秘的佤山风光。

除此之外，在云南佤族作家文学中，还呈现出来神秘的巫风土俗，几乎所有作家都写到佤族的社会形态：佤族社会群体多数是以同一个祖先繁衍下来的氏族部落为基本的社会组织形态，这些氏族部落的政治、军事、宗教祭祀和民俗活动都是整体进行的。每个村寨都有“窝郎”“头人”和“摩巴”来管理本部落的事物。在董秀英的作品中，她给人们展示了这一风俗习惯《摄魂之地》中部落间因为争执战争不断，每个部落都有自己的组织形式。而男女婚俗上也是由他们自由地交往后得到允许就可结婚，青年男子们在适当的年龄就去串姑娘，例如董秀英的《马桑部落的三代女人》中，叶嘎在父母死后长大了——“当年阿妈抱在怀里逃难的小叶嘎，长成了大姑娘，是部落里的一朵花。来串她的小伙子，像采花的蜜蜂，出出进进，没完没了”。她最后嫁给了住在山洞里的一个勤劳的小伙子。她们结婚后，在翁嘎山上开了一块地，男人打猎，女人种地，日子过得顺心自在。后来叶嘎怀上了娃娃，在她快要生的时候，她的男人说去打野牛来给她吃。他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了。在佤族作家文学作品中作家们都写到鸡肉烂饭，这是佤族人最喜欢吃的和招待客人最好的饭菜，也是佤族人民的一种传统食品，往往在逢年过节、祭祀、娶妻嫁女或者招待贵客时才做。在作家文学作品中，鸡肉烂饭是作家们都爱写到的素材。

而西盟部分佤族地区过去有转房的习俗，转房，即在丈夫死后，可以再嫁给丈夫的亲人，一般在平辈之间，如丈夫的兄弟，也可转房给夫之叔伯。转房需女方自愿，不能强迫。叶嘎就是在丈夫死后转房给了丈夫的烟鬼弟弟，这个烟鬼，导致了叶嘎及她的女儿娜海的不幸。在佤族社会中，氏族内部同姓男女是严禁通婚或同居的，这种行为被视为“乱伦”，违者要受到严厉的惩罚，并要杀牛做鬼，祈求饶恕。佤族的男女地位是不平等的，在新中国成立以前，佤族家庭中主要以男子为中心，家庭的经济和其他一切事务都由男人做主，女人不能过问和参与。在佤族社会里，女人不能参加政治和宗教活动，更不能担当头人和巫师，女人的职责就是生产劳动、生儿育女和侍奉丈夫。无论是叶嘎、娜海，还是叶隆姆，只要她们是佤族女子，她们都必须依赖男人，因为生产方式的独特性，男子是打猎的主角，所以他们主宰话语权。

佤族是一个神话色彩浓郁的民族。“世界上所有民族都经历了神话时代，神话是每个民族由野蛮走向文明的必由阶段。神话通过人类无边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为人类的生活构筑出合理存在的依据，人类的文明社会由此开始。”^[6]云南佤族是一个有深厚神话崇拜历史的民族，人们的生活没有脱离神话世界。文学作品所表现的世界是现实世界的投影，在云南佤族作家文学中，神话崇拜的意识在作品中表现出来，深深影响作家的创作。几乎所有作家的作品中都会写到占鸡卦、祭祀木鼓、剽牛等等，这些都是佤族的神话崇拜下集体民族意识的体现。佤族神话中影响最大的是广泛流传于佤族地区的著名神话《司岗里》。

3.对民间文学的借鉴

民间文学传承的一种生活文化，是集体大众创作口头流传的一种语言艺术，是广大民众认识社会、寄托愿望、表达情感的重要方式之一。其创作客体也是真实化的，是劳动者自身所处的自然、社会及历史生活环境。云南佤族的文学发展从民间文学开始，作家文学渐渐脱离民间文学独自发展，它必然会对民间文学有所借鉴。作家文学虽然已经采用书面语，但是其中的很多地方还是口头语言表述。作家文学所叙述的自然环境、历史变化虽有一定程度的虚化，但它是有原型可以寻找的，是民间文学中大众进行创作的客体的引用。

（三）思想情感上的艺术特点

1.真挚的感情

任何文学作品的创作都无法避开感情这个话题。作品中，作家体现的感情的组成部分又是非常复杂的，从佤族作家群的创作看，他们的感情是对亲人的感情，是对家乡的感情，更是对民族的感情。

在布饶依露的散文中，首先体现的是她对自己母亲深挚的情感，《佤家的四代女人》中写到母亲时，作者对母亲的慈爱与坚强做了描述，在生活面前，怎么贫苦，母亲都撑住了。她的身躯不再挺拔，却换来孩子们的健康成长。《染饭花》中，作者回忆母亲给孩子们染饭吃的情节，久久烙印在作者心里，想起来是温暖的。《想母亲的时候》更是直接抒发对母亲的思念。《流泪的红毛衣》描述小时候母亲买不起红毛衣给自己避邪及自己长大后给母亲买的红毛衣，一件红毛衣，是一个女儿对母亲深深的爱的寄托。

聂勒的感情在他诗歌中体现最明显的是对民族的关注，对家乡的热爱以及渴望心灵回归故土——“用不着太阳介绍，我可以告诉你，我是一条小河的主人，用不着绿叶解释，我可以告诉你，我是一座山寨的美梦”“用不着告诉你，我是一个古老部落，落难降生后的幸福”（聂勒《用不着》）。这就是佤族诗人聂勒，他用他的诗歌书写着自己的民族，聂勒是从阿佤山走出来的阿佤人，处在大都市中，他处于一种“身份迷失”而导致的孤独状态，他的诗歌，在追求着心灵的回归。“我的嘈杂的耳朵里，灌满了汽笛声声，我的昏花的眼神里，耸立着一幢幢高楼大厦，我的脆弱的步履下，延伸着宽广的道路，我的肤色和乡音，却是不变的乡村原色。”（《乡村的声音》）“在城市宽厚的街道上，在密密匝匝的人群里，我寻找着牧人的眼睛，我寻找着忧伤和快乐的源泉，当一辆辆漂亮的车流，从身边匆促而过，像一群发狂的野马群，孤独便从心底淌滥，我泪水盈盈可以告诉你，我是一个农牧民族的儿子，打从森林来到这个城市，我就注定属于一种孤独的边缘……”（《牧人的眼睛》）在现代大都市里，聂勒这颗属于农牧民族的灵魂被孤独啃噬着，这个在大城市生活了许多年的人，也依然在高楼林立的间缝中寻找自己的心灵空间，那份迷失带来的孤独与揪心的疼痛，那个心灵深处最真实的聂勒并不属于高楼大厦和宽广的马路组合的大城市，尽管他的耳朵里被汽笛声灌满，尽管眼神里都是高楼大厦，尽管脚下都是宽广的大马路，但是诗人的根却不是在这里，他的根在偏远的却美丽神秘的阿佤山，他的血液流淌的是对家乡的无尽牵挂，他的肤色，他的乡音都打上阿佤山的烙印。在宽阔的街道与密集的人群里，他感受着孤独，这孤独来得那么真实，因为密密麻麻的人群里，只有他一个人，他寻不到自己的伙伴，那熟悉的牧人的眼睛，作者找不到。他只被孤独吞噬，他只记得那自己民族茂密的森林，那森林里，或许还有他儿时的记忆。那对故乡的期盼，那渴望回归的心灵，在飘荡，飘在故乡的田野上——“我不知道我属于这群小鸟中的哪一只，但我确信我属于田野中的一部分”（《孤独》）。也飘在家乡的大山中——“后来呢，大山是一封叠了又叠的家书，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读起它，就像读亲人一张张亲切的面孔。现在，大山是遥远的岸堤，我像是一条失修的船帆，搁浅在异乡的港湾，等待风把我吹灭或吹散”（《大山》）。阿佤山是聂勒的故乡，当他在外面漂泊时，作者感到倦了，于是他渴望回归，心灵早已经还乡。聂勒的诗歌里，心灵还乡是一个很明显的艺术特点。“自我迷失与分裂必然意味着疼痛和流浪的开始。其实，像聂勒和我这样的人，当我们从自己弱小的族群出发的那天起，当我们从属于一旦离开，就永远不可能再在原初意义上重返家园了。因此，还乡只是一种精神之旅，在这个意义上，我以为，诗歌成了聂勒的一只巨大的怀乡的胃。”^[7]聂勒的诗歌，确实像一只怀乡的胃：“曾经我执拗地离开那片土地，渴望在山外的世界，像雄鹰一样自由飞翔，多少个日夜里，信却总是联系着那片山林，梦却总是紧抱着那个山寨，什么样的诱惑带不走童年的歌谣，遗失在那片土地上跳动的心啊，愿和土地一起地老天荒。”（《故乡的土地》）“游荡在高原的游子，你布满乡音的喉声，充满对大地的深情，你是神山的灵魂，你是飞出心窝的歌声。”（《雪鹰》）“我在乡村的中央写诗，乡村的天空依然那么蓝，山寨依然倾吐着成群的牛羊，飞鹰依然撕裂着宇宙的肺腑，山路依然释放着悠扬的歌声……朋友，不要笑我描述多么幼稚，这些简单的情节，是我诗歌的一切背景。”（《描述》）这些简单的描述，是聂勒诗歌的全部，而他用他的诗歌，描述着梦里的故乡，他走出了阿佤山，他回不去了，但他的心灵却总是在回归中。

2.对佤族民族的关注

人是社会的人，生活在社会里，必然受社会意识形态、民族意识的影响，这种影响通过作品表现出来，在云南佤族作家的作品中，无一不关注民族的发展。

董秀英的作品《摄魂之地》可以看做是一部民族的发展史，整个故事以几代女人的命运联系起民族的发展，从原始的生活方式写到新中国成立后的佤山的变化，作者深切关注民族的发展。聂勒的诗歌里体现出对佤族的牵挂。王学兵的小说或是讽刺，或是赞扬，但无论如何都脱离不了自己的阿佤山。布饶依露的散文几乎也是在关注着自己的民族。袁智中等人的作品里关注个人的同时反映个人背后的那个民族的发展。自己的民族，印在从阿佤山走出的作家们的心上，成为他们创作的源泉。

王学兵的作品中体现出他对阿佤山的热爱，对祖国的热爱。曾有人在采访他时问他：“10年来，在你的业余时间里，为什么能在偏僻的阿佤山有那么好的创作成果？你成为业余作家的奥秘是什么？”他说：“我不敢当作家，我的作品不多，要说创作成才的奥秘，简单地说，是我热爱佤山，热爱生活，热爱新时代……”又问：“你认为你的作品里追求的是什么？”他认为：“作为一个作家所从事的创作工作是一种对历史与生命承担的责任，对灵魂的塑造。就必须写生命长久的作品，而不是昙花一现的华丽之作。在写作时，以粗狂、朴实为特色，不仅要追求趣味性，还应追求现实性，反映民众的心声与现实的风雨，与时俱进。”^[8]如作家自己所说的那样，作者用现实的笔法，描写了一部部关注民生的小说，在《牛屎公公》中，作者用自然的笔法描写生活场景，展现了阿佤山人们的愚昧，孩子生病不及时医治，竟信巫蛊之说，导致孩子无辜死去。作者平静地叙述着，却揭露愚昧无知导致的悲剧的可悲。作者关注人们的生活状态。纵观王学兵的小说，其艺术特点比较独特，他的立意很新颖，切入点好，并且创作境界很高。其小说也在含蓄的叙事中，表现出极强的山野味、极强的哲理性。用笔温馨又泼辣，有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赞颂，又直面现实矛盾。具有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结合的特点，极具现实批判性。文章无论长短，皆有其造诣。“他的小说具有明显的小文大论，大文小做的特色，浓郁的佤族生活特色，社会变化的时代特色，心态描写的浓墨重彩的特色，语言朴实、粗犷特色，童话艺术笔调的特色。他紧紧地把握住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先进文化前进文化的主旋律。集佤族民间文学创作之精华，创造了民族文学创作之精华，创造了佤族文学创作之新风格。”^[9]

除了王学兵之外，云南佤族作家还有袁智中、李明富、肖则贡、依蒙红木等等，他们在自己的作品中，也表现出对佤族民族的关注，他们的笔法各有特色，现实主义倾向明显，抒发自己的看法，他们也是云南佤族作家文学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都表现出对佤族民族的关注。

三、云南佤族作家文学的价值

文学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它承载着很多复杂的东西。当一个作家的作品被创造出来后，必然会引起社会的关注，随之而来的就是它的价值。云南佤族作家文学的发展，对于云南佤族作家个人、本民族的民族文学乃至整个国家的文学都有特殊的价值。

对于作家个人来说，当他的作品创造出来后，他便要接受读者的检阅，读者接受他的作品的过程中，也在感受着作家的思想、创作方式、个人意识等。这样，人们通过作品就了解了作家个人，人们接受作家的作品的同时，也是在接受作家本人。一部作品被创造出来，一定有作家的思想、感情等方面的内容，比如聂勒的诗歌里，我们读出了诗人处在大城市的迷茫，读出他一颗满是家乡的心，读出他的心灵想还乡。读王学兵的作品，在他现实主义的笔法下，我们读出作家对阿佤山的人们的批判与赞美。读袁智中的小说，我们感受到作家对阿佤山人们的关怀以及她对人性的描绘。读李明富的小说，我们感受到作家对阿佤山的人们愚昧落后的嘲笑，但也非常关注人们的生活。每部作品都包含作家独特的创作意识，当他的作品面世，便在传递着来自作家自身的信息，此时作品不再是作品，它也是作家个人的展示。

云南佤族是一个土生土长在这里的民族，但是由于佤族的特殊的生活环境，从而导致了这个民族很少与外界接触，他们长期过着刀耕火种的生活。于是在阿佤山一直延传着神灵崇拜，他们祭祀木鼓，把木鼓视为可以和神灵沟通的圣物。他们甚至在很久很久以前是有割人头用来祭祀的行为的，只是后来换成了牛。他们有专门的摩巴（巫师）主持祭祀，他们与自然和谐相处，有自然崇拜。从而，在还没接受太多教育以前，阿佤山是神秘的，是比较原始的。所以他们的文学发展是比较落后的，首先是民间文学的发展，作家文学直到董秀英开始发表小说才敲响第一声木鼓。直到今天，佤族作家文学的发展越来越快，越来越多的佤族作家兴起，作家文学的发展，必然壮大云南佤族文学的发展，使其构成成分更丰富，使民族文学更加丰富多彩，推进云南佤族的文学前进，这是非常有价值的。从佤族作家文学中，又可以给人以研究佤族的信息。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每个民族的发展对中国的发展都有重要意义，无论是经济、政治，还是文化的发展都有很重要的意义。云南佤族作家文学的发展，可以丰富中国的作家文学，其以自己独立的形态走入队伍，促进民族文学的丰富性。一直以来，云南都属于边远的地方，发展相对落后。各民族的发展，可以促进云南的发展。各民族文学的丰富，使国家文学多元化发展。在多元化的潮流下。云南佤族作家文学将得到更多的发展机会，从而丰富中国民族文学。

长期以来，对于中国文学史而言，“族群、民族、国家等在历进性演进规律和结果中所潜在的复杂文化因素和文学现象并未能得到关注”^[10]。然而，我们应该看到少数民族文学“在与汉族文学的接触和交流中，并不是仅仅体现为被动地接受汉族文学对自己的单向影响和给予，少数民族文学同样也曾经向汉族文学输送了若干有益的成分，它们彼此间的交流，始终清晰地表现出双向互动的特征与情状”^[11]。少数民族文学应该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

云南佤族作家文学是经历了佤族口头文学的发展才迎来发展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是教育的发展，佤族作家文学得到了发展的基础，直至后来，越来越壮大起来。20世纪80年代起董秀英敲响了佤族作家文学的第一声木鼓，并用自己的创作迎来佤族文学的变迁。她是第一个开始创作的佤族作家，她的作品或许还有很多今天的人看来不足的地方，但是这也减弱不了她在佤族作家文学史上的地位。而布饶依露、聂勒等作家分别引领的散文创作及诗歌创作也推动了佤族作家文学的发展。在佤族作家文学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到其吸收民间文化，特别是民间文学的养分，作家们在各自进行创作时，各有各的特点。在他们的作品中，呈现出两大特点，即：对民族的发展的关注；对自己身边事物的关注。董秀英的小说如此，聂勒的诗歌也如此，还有王学兵等其他作家，他们无一例外。

同时从佤族的作家文学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另外的特点，即：女性作家群与男性作家群的不同的书写，古往今来，男性视角与女性视角的差异，男性与女性对生活的感知的差异，导致作家们创作的差异。这就要涉及云南佤族文学的有一个只存在于女性作家群的不容忽视的特点，在董秀英之后，在20世纪90年代，在教育的进一步发展下，新一代知识分子逐渐茁壮成长起来，不少人活跃于创作园地，佤族作家群兴起。袁智中、布饶依露、依蒙红木等形成佤族女性作家群，她们的作品除了具有佤族作家群的艺术特点外，还有最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佤族女性意识的觉醒。“佤族女作家群的作品着意刻画佤族女性意识的觉醒，赞美那些伦理文化的思维下，依然大胆追求人性自由与两性平等的佤族女性。”^[12]在云南佤族女作家群的作品中，我们不难发现父权社会强势干预佤族女性的生活，男权意识禁锢了女性思想，女性被圈在那个小家庭中，我们知道“家庭是透视伦理文化传统的窗口。男主外，女主内是社会运行中两性分工的法则”^[13]。在董秀英的小说中，有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作者复杂的女性意识的表现。所谓女性意识，就是指女性对自身作为人，尤其是女人的价值的体验和醒悟，表现为关注女性的生存状况、审视女性心理情感和表达女性生命体验。在作品中，女性作家以自己独特的审美视角对社会人生、女性生活以及女性内心世界的独特感受与把握，是女性作家自我意识的流露和表现。在董秀英的小说中，她的女性意识是复杂的，可以说是沉睡的女性意识正在慢慢觉醒。说其沉睡，是因为在作品中，作者关注到女性的生活的苦难，大量描写了阿佤山的女性，“可以说她的小说是一部边地女人的苦难史”，她对佤族女性的关注是有特别意义的。但是，在她笔下，女性们是苦难的、悲剧的，《马桑部落的三代女人》中的叶嘎、娜海，就是这种具有代表性的典型。她们都是被古老的阿佤山的原始意识压制的，她们基本没好好自己活过，一生都在为别人奔波，最后寂寞地死去。但是，她们也是在觉醒的，《摄魂之地》中的女子，她们虽然没完全摆脱原始意识的压迫，但她们至少做了反抗。还有《九颗牛头》中的岩嘎啦爱的女子，她宁愿一生不嫁，等到白发苍苍才和岩嘎啦相聚，这样的爱情虽悲但悲得壮烈，虽苦，但却让人敬仰。而那个白发的老人，她的美丽，绝不亚于任何一个年纪轻轻的如花般的姑娘，她也是一朵花，敢于为自己的爱情守候一生的永开不败的花，要知道，还没解放的佤山，女子的婚姻很多是自己不能控制的，可她却做到了。依蒙红木《阿妈的姻缘线》中的阿妈，在不能忍受男权思想的压迫后，和阿爸协议离婚，这是佤族作家笔下的女性开始脱离家庭压迫的角色转变的重要一笔，家庭不再是她们生活的全部舞台，要知道，在传统的佤族里，女性是不敢想象离婚的，她们要尊重传统道德，就算备受压迫，也要从一而终，在男子的视线里卑微地生活。而这个阿妈，却大胆地离婚，是女性意识觉醒的表现。袁智中小说《最后一封情书》也写到了一位妻子在决定和丈夫离婚时的心理，现实与她要追求的光明的矛盾，让她虽然爱自己的丈夫，但是还是决定离婚，离了婚她才能够自由地去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这也是觉醒的佤族女性。

总之，云南佤族作家文学经历了多年的发展，有了自己的形态，它也将不断发展下去。

（幸华长　执笔）

【注释】

[1]赵秀兰：《佤族文学三十年——浅谈佤族作家文学的发展》，《思茅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年第1期，第9页。

[2]李鸿然：《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简史》，云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815页。

[3]刘薇琳、郑凡：《文学过程中的双语文化——也谈佤族作家董秀英的成长和创作经历》，《云南民族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第10页。

[4]沈太慧：《艺术形象与典型》，长江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5]赵秀兰：《“马桑部落”女人的感伤——写在佤族第一位作家董秀英诞辰60周年之际》，《思茅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年第5期，第5页。

[6]杜巍：《古典神话与佤族活形神话》，《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第11页。

[7]马绍玺：《从文化流浪到文化还乡：佤族青年诗人聂勒诗歌阅读》，《民族文学研究》2006年第2期，第92页。

[8]段世琳：《佤族青年作家王学兵的创作之路——兼译王学兵的部分小说作品》，《临沧教育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第59页。

[9]同上。

[10]李晓峰：《中华多民族史观下中国文学史之结构》，http：／／iel.cass.cn／news－show.aspnewsid＝4092＆pagecount＝2。

[11]关纪新：《创新并确立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民族文学研究》2007年第2期。

[12]赵秀兰：《“马桑部落”女人的感伤——写在佤族第一位作家董秀英诞辰60周年之际》，《思茅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年第5期，第5页。

[13]乔以纲：《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的文化探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