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后，多民族文学创作日臻完善，出版了一系列关于多民族文学研究的书籍，在众多民族文学研究的著作中，研究怒族文学的篇幅较少，针对这一现状，本文致力于对怒族文学做一个概括和研究，从而对怒族文学价值做出肯定。由于一些客观因素的制约，怒族作家文学的发展仍有一定滞后性，因而对怒族作家文学的反思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云南当代怒族作家文学创作概况
（一）处于发展初期的当代怒族作家文学
同整个中国民族发展进程一样，新中国成立后，怒族社会与文化进入一个快速发展时期，怒族人民不再栖息于峡谷地带的贫困孤岛，同全国人民一道昂首阔步正走在实现民族文化振兴的征程中。
在历史发展不可逆的潮流中，怒族文学顺势而为，从新中国成立后的蹒跚学步，到80年代中期，专业性的文学创作拉开了序幕。刚发展起来的当代怒族文学虽然不够成熟，怒族文学作品所表现出来的“原生态”的文学元素，也是发展初期的怒族文学走向成熟该有的童年记忆。
就当代怒族作家文学发展历史来看，80年代是其发轫时期，这一时期，散文、诗歌、小说，民间文学的收集和整理，主要代表人物是彭兆清，他是怒族作家第一人，引领着怒族文学时代的到来。文学总需要用作品来展现，而作品的创作和发表情况是最能展示一个民族文学的发展情况，因为越是创作体裁多样，作品发表的刊物级别越高，越能说明该民族的文学越成熟。以创作体裁和作品发表渠道来看，处于发展初期的当代怒族作家文学的“初期”特征表现为：
1.当代怒族作家创作体裁类别较少
就其文学体裁来看多以诗歌、小说、散文为主。在诗歌、小说、散文创作方面，诗歌创作又显得较为突出，是散文、小说创作较少。就目前来看，除彭兆清外，很少有其他人公开发表过小说，而彭兆清的小说以短篇为主，尚缺长篇小说。像其他文学体裁，如儿童文学、评论较为匮乏。
2.当代怒族作家文学的发表渠道单一
怒族作家发表作品多在地方刊物《怒江》，偶尔有少数作家出版个人作品集，其作品集的出版社多是云南民族出版社。一些散见的作品，在《云南日报》《民族文学》《大西南文学》上发表。鲜有在重要文学期刊或者知名出版机构发表过作品。
（二）当代怒族作家文学的基本状态
1.当代民歌与传统文学的搜集与整理是当代怒族文学的发展基础
在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对少数民族地区政策倾斜，使怒族人民过上了富裕的幸福生活。心怀感恩的怒族人民，对党的歌颂、对毛主席的歌颂，谱写出一曲曲心灵的民歌，代表作品《颂恩人》《相见毛主席》。满怀真挚、感动，这也是它以后文学创作过程中始终伴随的情感基调。
在这个时期，民间文学得到了收集和梳理。这使得民族文学的养料不局限于口口相传以致失传的状况，而以文字的方式来传承，除为民族文化遗产保留做出卓越的贡献外，还为当代怒族作家们提供不竭的动力源泉，如彭兆清的大部分作品都深受民间文学的影响。
2.发展初期的当代怒族文学作品大观
怒族是我国最少的民族之一，据最新人口普查，怒族人口还不足三万人。新中国成立后，怒族文学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就一个民族的文化发展规律来看，它不可能是朝夕之间的事，它需要的是不断交流碰撞中创造出属于自己文化的一个漫长过程。在新旧交替的历史转型时期，尽管一个社会的发展步伐快于它文明的进程，但两者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社会的发展会为文明的发展注入新鲜的血液、补充富足的营养，可反过来文明的进步，又会给社会的发展提供不竭的动力。这一转型时期的命题，摆在了一代年轻的怒族青年面前，他们学习文化知识，在传统文学的引领下，他们有的收集怒族民间文学，这为以后的作家文学创作提供了较为丰厚的思想和技术积累。而后一个相对较长的时期，怒族人民当中并没有产生出一部作家文学作品，当教育事业普及到怒族人民之间，一些年轻的人接受了正统的文化教育，在文学的熏陶和感染之下，有志于文学创作的青年，他们接过时代赋予自己的接力棒，开启了一个文学奔跑向前的赛事，如今怒族作家文学创作已取得一定的硕果。
20世纪80年代中叶，怒族作家彭兆清发表了《啊，那遥远的山泉小学》。此系怒族人士首次用汉文撰写小说，该小说荣获第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其创作的小说《女岩神祭》获《边疆文学》奖。中短篇小说集《诅咒崖》（有8篇短篇小说，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1996年12月出版），著有散文集《流动的驿站》《灵性的土地》《七彩仙境》；散文《“吝啬鬼”大叔》分别荣获云南省少数民族创作奖和《云南日报》桂花杯散文征文奖。还有《走进山林》（《怒江民族文化作品丛书·散文卷》，云南民族出版社1994年6月出版）。
叶世富创作的散文《梦想不到的事情》；光益的通讯《与冰心相识在北京》荣获《人民日报》社等单位举办的第五届新世纪之声《中华颂声》征文活动银质奖；怒族青年诗人李金荣的个人诗集《老姆登》出版发行。《老姆登》诗集的出版，填补了怒族作者个人诗集的空白。《老姆登》诗集共收录了201首诗歌，由“怒山怒水”“碧罗雪外”“高黎贡月”和“怒寨雾里”四个部分组成，诗歌主要讴歌了怒江大峡谷的美丽山水和独特的民族风俗文化，以及作者对亲情、友情、爱情，对人生、对生活的体验。
其他作家作品有：普利颜散文《杜鹃花，我的童年》，散文诗《小溪边（外一章）》、《拾到彩贝》；东鸿英诗《童年梦》《我愿是》《静一静，知了》，散文《童年的伙伴》；罗金刚散文《远方，有个山寨小学》；罗沙溢《拉核的婚礼》；彭义良散文《捕雪鼠》《滇藏边境探访散记》；彭兆坤《献给山区教师的诗》；高文明散文《妈妈的山歌》。
从当代怒族作家文学创作来看，可能存在很多不够成熟的地方，作品的质量以及作品的数量不尽如人意，但毕竟它的发展历史较为短暂，从整个怒族历史来看，怒族作家文学从兴起再到今天盛况可谓是蔚为大观。一系列的怒族文学作品，都有它浓重的地域风情，像峡谷的奇景，高山上的雨雪，和煦的泥香，无不引人入胜。
处于发展初期的当代怒族文学，像张永刚所说“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与主流文学相比较，虽然仍处于弱势和边缘地位，其艺术成就达不到主流社会的正统而偏执的要求，但它的民族个性与原创意味却是不能忽视的，它的多样化状态中包含着诸多有利于民族国家文学、文化建设的积极因素。”[1]只要我们换个视角来看待少数民族文学，它们在艺术上的造诣定有让我们肃然起敬的地方。
二、云南怒族作家文学的内容特点
（一）小说内蕴探析
1.展示与讴歌英雄主义情怀
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从宏观的角度来说，艺术与文学具有水乳交融的关系，而上乘的文学创作，也是站在生活这个坚实的地基上建构出多样的文学世界。从怒族当代小说来看，“民间文学不仅是比较接近生活中的自然形态的东西，同时也是优美的艺术品。它是哺育作家的保姆。作家的智慧和灵感蕴藏在人民生活和人民创作之中”[2]，可见民间文学对于一个作家作品的涵养功不可没。怒族悠久的历史积淀出一个个鲜活灵动的民间故事，而怒族小说家汲取它的营养，滋哺出一篇篇生动的小说。
怒族民间故事大致分为七种类型，有英雄故事、伦理故事、爱情故事、孤儿故事、地名故事、童话与寓言、动物故事。英雄故事中的一篇《大力士阿烘》讲述的是一个怒族山寨旁，一棵奇特的桃树常年只开花不结果，终于有一年开花结出了一个巨大的果实，被一寡妇吃下后生出一个力气禀赋过人的孩子，随着他的年龄增长，体型巨大，食量惊人，为了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他不得不离开家庭，离群索居养活自己，但每一年他都会回家一次，带上野牛等礼品去看望自己的父母和乡亲。时值干旱发生，为救村民于水火之中，他去外地攫取了一个地主的粮食分发给大家，被官府追究，他以神力吓退了官兵。为破干旱，他还与高黎贡山与碧罗雪山间龙王做斗争，龙王惧惮他的神力把山中水放干，下起了大雨，解决了干旱。这个故事最终的结局是，大力士竟然被不知名的小虫毒死。这个故事反映怒族人民从狩猎时代向农耕文明时代过渡，像阿烘那样的巨人也逃不过生命的脆弱，还有怒族人民集体意识的自我救赎与英雄气概的展示，这样的故事平实而又真切，与怒族人民距离较为接近。当代彭兆清《燃烧的独龙江》把怒族人民保家卫国，与外来入侵者的斗争可歌可泣的一幕生动表现出来，极有现实主义色彩的英雄主义情怀。其他小说如《山妹子》《啊，在那遥远的山泉小学》《诅咒崖》《山中传来一串马铃声》《相遇在雪山驿道》都从不同层面表现出怒族人民情感固有的关于英雄、伦理、爱情的价值观念。
2.表达走出大山的愿景诉求
怒族主要聚居在怒江峡谷两岸，高山耸立，群峰起伏，这造就了怒江峡谷较为封闭的地理环境。由于历史地理状况使然，原始、闭塞、落后是怒族人民长时间生存环境的真实写照。新中国成立后，这一现状得到了极大的改变，怒江人民有了对外界世界了解的窗口，在实现民族大团结的国家政策引领下，怒族地区呈现出追求进步、发展、团结、文明、幸福的新局面，不止是对繁华世界的惊叹，更多的是要走出大山的强烈愿景。
《山妹子》中的主人公阿姆莎，在16岁一个多梦的年龄，做了一个向往城市的梦，通过以修公路为线索展开了对外面世界的向往，母亲不愿她离去，希望永远把她留在身边。当文章写到自己曾经进城一次，城里的街道比村里的梁谷场还要宽敞。小说在结尾处，母亲清脆的歌声响起，诉说自己想要修路的愿景。从《山妹子》我们可以看出一个作家在作品里不经意间所流露出所处地域社会里的人们的精神诉求，对山外的向外，和对山外有着不知情的恐惧，就像小说中母亲不让自己的女儿去修路，其根本在于母性的慈爱，那种与生俱来对子女的呵护心理使然，在接触到山外的城市的人们，霓虹灯影下的丰乳肥臀，这对于山里的人们来说，是不容直视的，这或许换一种角度来分析，它实质的外在呈现是本民族文化与主流文化相碰撞的不适应，但通向山外的世界的价值追求，在他们的彷徨挣扎中，走出大山越来越成为他们强烈的诉求。
怒族几千年的封闭状态，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后，文明的触角伸到这里，改变了怒族社会的蒙昧思想。从原始社会再到封建社会，我们始终不能回避的一个词语便是“蒙昧”，这在于我们的认知过程总是螺旋上升的规律，在自然规律无法认知的情况下，向神灵的祈求与庇护是我们自我救赎的唯一出路，那么宗教的产生也就顺理成章、水到渠成。它所形成的一系列意识，根深蒂固在我们往后繁衍的一代又一代人的心里。在历史进程没有质的突破时，它占据着我们思想内容的全部，也正是意识形态的依靠特性，使得宗教意识在发展的过程中会越发的畸形，成为了禁锢人性的罪魁祸首，而当民族意识觉醒后，挣脱隐秘意识的枷锁，那便是人性之光明闪现。神鬼世界或者宗教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滋养着作家文学的创作，马尔克斯曾说过：“加勒比地区，除了那些新大陆发现前早已存在原始信仰和魔幻观念之外，还加进了在以后岁月里大量传入种种外来文化，两者奇妙地融为一体，产生无尽的艺术魅力和丰富多彩的艺术创作。非洲文化的传入虽然是强加令人不愉快的，但也适得其所，恰到好处。”[3]，怒族的原始宗教在与主流文化的碰撞下，就类似马尔克斯所说的那样，在一种互相交流碰撞后，所产生的文学艺术张力是不容忽视的。
在《女岩神祭祀》小说中，讲述的是一个奇特的故事：在一个特别的地方，叫葫芦寨，人们被一个充满欲望的和嫉恨的女岩神统治着精神世界。在思想被禁锢的情况下，这里的人们以愚昧来保护自我，男子大都以矮小痴呆为幸运，而女子则因痴呆木讷窃喜，来免受女岩神的嫉妒。在这里，有一个年轻的姑娘，名叫江娣，在受外边的人支持下，公然与母亲决裂，走出大山，找到属于自己的真正的幸福生活。这篇小说就是基于本民族的原始宗教衍生出的故事，同时居于主流与边缘的对接，走出大山，达成创作意图。在相互交织，几种意识形态的交融下，使本篇小说故事情节发展曲折，民族特色浓郁。
（二）散文内蕴探析：透过民族风情反映怒族人们的生活境况
怒族文学创作并没有大量停留在描写地域优美景物，它透过民族风情，去着力反映这块坚实土地上的生活境况，在作者那里，也许没有沉重的叹息，在故事性的散文构思中，一些社会生活，历史事件，向我们道尽了苍凉。这无疑是现实的，大凡现实主义体裁的作品都有人道主义关怀，其关怀在于引起作者的共鸣和深深的怜悯之情。在现实主义的文笔下，民族地区的一切，在作品中都会得到一定的反映，因而作品大都蒙有一种深层的历史文化意识。“普通的日常生活的东西是作为社会感兴趣的对象而被描写的，因而在文学上也是有意义的”，现实主义体裁的文学作品的作用就不言而喻了，它能够极大地丰富多民族文学创作。
这样体裁的作品，如彭兆清的《兰花妹》，记事性地写出自己与兰花妹的对话，而兰花妹在处于历史的大背景下，去买兰花，但是大家都心照不宣以做生意为耻，没办法，因为家庭条件较为贫穷。作者想要买兰花又不识兰花，在与兰花妹讨价还价中，兰花妹一脸严肃，全然不解一个作家开玩笑的风情。这不禁有点黑色幽默的味道在里面，但它的背后是道不完的生活心酸。读完之余，我们不禁对历史深沉性的问题进行思考，同时也对贫穷大地将有一天走向富裕的道路给予太多的期许。这便是怒族文学现实主义下的人文主义作品中的一个范本。
（三）诗歌内蕴探析
1.以亲近自然体现自我生命的本我状态
在怒江大峡谷地区，由于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它所创造出来的文化也就有了自然美的特质，尤其在怒族诗文中，原生态是其最为鲜明的个性。“生态自我是自我生命的本然状态，是人类生命力的具体体现，是最有活力的，最富张力的，自由而欢乐的生命；强调把整个宇宙融入我们的感悟中，使我们的情感和关怀在纵向和横向上朝着完善的方向不断发展”[4]，为此，怒江自然风光对诗人的创作的灵感是不容忽视的，在他们所创作的作品中会有所反映。
怒族诗歌发展还不算很是壮观，有少量散见诗文，大多是感情的滥觞。在众多诗歌创作中，诗歌文集《老姆登》还比较有代表性。《老姆登》共收录201首现代诗歌，主要分为碧罗雪山、高黎贡月、怒寨雾里、怒山怒水四辑，从这里我们不难发现它的创作基调，即亲近自然。在诗集里，我们随处都可探寻得到作者那个心理的故乡，有白云、晚霞、炊烟、江水、金秋丰硕的大地……在众多意象里，那缕缕的情思荡漾开来。在诗人的世界，那里没有纤尘的污染，那里宁静致远，那里所有的一切是天然去雕饰，那里质朴而简单，那里或粗狂或甜美。如诗《怒江边》、／年轻的眼睛／被你倩影的磁力吸引／江水缓缓地流淌／云儿悠悠飘荡／……夜幕很快地盖了下来／眨眼的星星／偷听了夜的悄悄话[5]。在这诗里，作者的心境一览无余，没有任何的矫情，全凭自然与内心的契合，只有原生态的意象才能传达出唯美的意境。
2.纷繁复杂面前的精神坚守
在李金荣诗歌世界有太多讴歌的主题，有对生活、爱情、人生、友情、亲情的描绘，如：《打谷场映像》《给爱人》《走近三十》《给父亲》。更重要的是，诗人在纷繁复杂的社会面前，毅然坚持精神的守护。走进它的诗歌会让你物我两忘，以淡然的心态对待生活，在浮躁和喧嚣中，找到冷静的灵药。在他的诗里，你可以很自由，就像怒江上空的白云。这些主题的背后，无不是他对自然、对怒族人民的无限热爱之情。(www.xing528.com)
对当下的社会，学术界，一以贯之的一个概念叫做“后现代”，这样的说法，有其合理性，毕竟在现实社会多种现象并存，太多的观念交织。消解传统是当下最为显著的特征，既然传统的地位不如之前，那么曾经的边缘化了的东西，有了机会回到人们的视线当中，那么一些媚俗的东西一时间裹挟美好的事物出现在我们的周围，这便是当下的社会存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容易从中总结出以知识论为核心的人生观、世界观来，它们有其产生的合理性”[6]，正是基于当下的社会现实，作者能够在纷繁复杂的社会面前，依然坚持精神的守望，这便是其产生的合理性。
三、当代怒族作家文学的艺术特色
怒族作家作品中的小说、诗歌、散文合集，构成了整个当代怒族文学的整体情况，从全局的角度把握整个怒族文学，其最显著的艺术成就如下：
（一）人物形象塑造较为鲜明
我们在研究少数民族文学时，始终离不开的一个主题，那就是民族意识，于这样的视角让我们想到了一个著名的作家沈从文，他爱湘西人民，爱他的民族。他在《龙珠》这篇小说的开头写到：“这一篇文章，作为我的生日，送予那些供给我生命，父亲的妈与祖母的妈，以及同族人中仅存的人一点薄礼物。”[7]乡土作品一以贯之在他的整个小说创作生涯的过程中，同他一样，怒族作家始终离不开自己脚下的那片土地，或讴歌、或叹息，像彭兆清诅咒崖里的《山妹子》，生于农村，对都市文明忌惮和向往，只有伴有淳朴乡土气息的人们才会自由的发出羞怯和以裸露为耻的声音。基于本土化创作所塑造出的人物形象比较淳朴，正是因为淳朴，人物形象就更加鲜明。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是条亘古不变的铁律，纵观整个民族发展史，我们总是从抗争、斗争里走来。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那些在三纲五常桎梏下生活的女性，有的温顺，有的逆反。随着西学东渐，新文化运动那一声炮响，几千年的封建冰封渐渐消融，但仍有一些顽固守旧势力沉渣泛起。像文学史中的《家》《春》《秋》中的人物形象比较鲜活，其背景是那个万马齐喑的时代。怒族作家彭兆清写的经典短篇小说《诅咒崖》的写作背景虽不是反映主流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险阻，而是基于民族文化、神秘的宗教观念。《诅咒崖》里的主人公叫江娣，生活在葫芦寨，这里的人时常受女岩神的诅咒，至于诅咒则是人们在无法抗拒自然面前的恐惧心理使然。村里的女孩，在身体成熟时要去祭神台前拜祭，可想起难产的姐姐，就扰乱了虔诚拜祭的心理，此外在前去祭拜的路途中，江娣从尿上过去，这是不祥的征兆，她先是惧怕，后来自我安慰可能是牲畜的尿，索性自己在无人的时候也撒了一泡尿，比较自己的尿渍范围与男人的有什么不同，而后哈哈大笑，从这可见这是一个多么调皮和欢乐的女孩，她有所畏惧，但不被畏惧夺走本有的纯正天性。16岁，身体越发的丰满，到了该嫁的年纪，受女岩神的诅咒，村里人不得外嫁，自己只能嫁给表哥，有母亲作为说客人，江娣全不管什么道理，就算死也坚决不嫁傻子，最后也不顾女岩神的诅咒，毅然离开大山，追随自己的心上人，这让我们看到一个为追寻幸福的女孩不管什么清规戒律的勇敢。通过梳理小说，一个纯真，勇敢的女孩形象跃然在我们脑海。
（二）以生动朴实的语言抒发真挚的感情
少数民族大多生活在我国的边陲地区，那里较为落后，但它的生态环境却是不错的。“少数民族地区散文真实生动的描绘了边疆民族地区的优美风景和风物人情，为中国当代文学提供了一幅色彩明丽的风景画、风俗画”[8]。怒族生活在怒江大峡谷，神奇秀丽的自然风光给怒族作家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文学素材，从他们创作出的散文就可见一斑，散文大多描绘着自己生活的那片土地，再现了和许多少数民族作家文学创作所共有的创作倾向。｀
如怒族作家普利颜的散文《杜鹃花——我的童颜》所写的是在一个阳春三月，在羊肠小道里独行，于自然的风光中踏着童年的脚印，感受那来自梦里童年清脆的牧歌，来到阔别多年的青山岭。见到杜鹃花开，童年时母亲讲述的杜鹃花的故事从记忆深处再次泛起，荡涤心灵后得出的启示是“一生应该和睦和甜蜜，就像杜鹃花一样相亲相爱……愿春风拂去人间的污垢，阳光温暖人们的心灵”[9]。融情于景，一切景语皆情语，于自然的风光中，把情感吐露。少数民族散文创作，我们在其文学作品中很少见到譬如“霓裳”这样的词汇，而是尽可能源自于生活中的俚语，生动形象，夹杂着泥土芬芳的气息，如，《远方，有个山寨小学》“我刚进屋时，迎面袭来一股怪味，差点呕吐了”[10]。从普利颜的散文《杜鹃花——我的童颜》等散文作品来看，我们会发现作者情感流露全由内心体验来支配，这种体验，只要你用心体会，会发现那些浮于书页表面的文字，是曾浮于我们脑海中未曾说出的字句，让人读之顿生共鸣之感，它是那么真实，无任何矫揉造作的痕迹。从《远方，有个山寨小学》来看，怒族作家写作会用大量的比喻，《诅咒崖》里的开篇将村子比喻成葫芦，说葫芦寨像个半大不小的葫芦，让人可感可知。
将文学作品的语言尽可能世俗化、生活化。读者读完之余，一种身临其境的真实体验油然而生，民族特色的风情会使你对这个民族的一切神往。以上居于作品案例的分析，在怒族散文中，生动朴实的语言是常见的文学现象，而神奇秀丽的自然风光和风土人情在怒族作家彭兆清的散文系列中得到更好的体验。
四、云南怒族文学的基本价值
（一）当代怒族作家文学是民族文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后现代语境为背景的文学范式变革中，边缘化状态成为了可能”[11]，怒族文学在这个特定的时代里从萌芽到发展得相对成熟，作为一段时期被边缘化了的少数民族，在当代对其文学史的梳理以及文学作品的探究暗合时代的价值，必将发出更响亮的声音，但我们长期被主流文学的思想所诱导，在今天，我们还应该变化自己的视角，以赞赏和期许的态度来看待当代怒族文学，你会发现“现当代少数民族作家中的人文思想，传承了少数民族的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向读者展示了人性的美好，唤起了人们对于国家、民族、个体的思考”[12]，通过研究它“不仅能够促进和推动少数民族文学的进一步发展和繁荣，而且必将为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增加新的丰富内容，推动我国多民族性的深入探讨”[13]。
在当代怒族文学是基于新中国成立后，在怒族历史给予营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可以说它是了解怒族文化的一扇窗户。但少数民族文学发展还不够成熟，这是很多少数民族文学必须正视的问题，尽管如此，他们的文学创作具有主流文学创作的不可替代性，因为文学的创作还得益于文学土壤的滋养，而怒族人民生活着的那片土地，或丰腴或灵动，那里的原生态下的一物一俗都是我们中华大家庭里不可或缺的文化瑰宝。
当代怒族文学存在，存在就被感知，感知的是一个社会概貌。文学艺术，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借怒族文学研究，它将成为一个外界了解怒族地区的窗户，能极大地开阔中国作家创作文学作品的视野。
就怒族人口而言，怒族人口在多民族大家庭中，人数相对较少，且能在文学领域有所建树，这难能可贵，为此，对其的研究既可以使怒族作家文学得到发展，同时也在后现代社会为少数民族改变边缘化局面做出努力，这使得怒族文学成为所有民族文学大家庭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二）怒族作家文学的反思
就怒族文学的整体概貌来看，它已经基本形成，但把它放在多民族文学中来看，它的创作内容仍显得匮乏，它的视野还比较狭隘，为此，怒族作家还需要不断突破瓶颈，才能创作出更多的作品。
1.诗歌创作需与时俱进
就新诗发展来看，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诗歌理论，具体诗歌类别，有朦胧诗和后现代诗等，就怒族诗歌来看，大多还停留在情感的抒发，现代诗歌的发展不单局限在情感的泥淖之中，它还有更深沉的主题，对现实的反思，对灵魂深处的叩问，“尤其是在现代性依然顽强统治世界的现时代。它不仅需要创作态度的转折，更需要高超的技艺”[14]，而当代怒族诗歌所面临诗歌突破的任务更加繁重，既要与时代前沿理论接轨，又要写出卓杰的作品甚是困难，但只要迈出第一步路，面向当代前沿文艺理论，怒族诗歌创作将不再滞后。
2.散文和小说的创作还需进一步提高创作能力
“具备相应的能力才能从事有关创造，这是一个不用论证的常识”[15]，虽然怒族文学在散文诗歌创作中不乏精品，但散文创作同诗歌一样有更多的主题，移情于自然风光中，而小说创作的篇幅较短，所表述或者描述的对象较少，这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作品的感染力，以及作品所要传达出一个怎样的主旨。所以摆在怒族作家面前需要的是不断提高自己的创作能力，具体表现在审美感受能力、思想开掘能力、创作技巧与技能。有了创作能力的提高，加之作者主观能动性，更多的优秀作品指日可待。
本文通过广泛收集怒族作品外加研读资料文献的基础上，辅之以相关的文学理论所写。把怒族文学在一个时代发展的大背景下，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当代云南怒族文学，了解它的前世今生，这样怒族文学的整体概貌也就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同时也会让我们对正在发展中的怒族文学少一些诟病与指责，更多的是包容与期许。然后与具体作品来研究怒族文学，从怒族文学整体概况，作品主题内容来研究，这对怒族文学研究和多民族文学研究有一定的意义，能丰富多民族文学研究内容。
（尹德奎 执笔）
【注释】
[1]张永刚：《后现代与民族文学》，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64页。
[2]钟敬文：《民间文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第71页。
[3]陈光孚：《魔幻现实主义》，花城出版社1989年版，第171页。
[4]鲁枢元：《文学的跨界研究：文学与生态学》，学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305～306页。
[5]李金荣：《老姆登》，云南民族出版社2011年版，第24页。
[6]李钧：《存在主义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63页。
[7]陈世荣、陈守成：《中国民族文学与外国文学比较》，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152页。
[8]吴重阳：《中国少数民族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34页。
[9]怒江州文联：《怒江文学作品丛书·散文卷》，云南民族出版社1994年版，第192页。
[10]怒江州文联：《怒江文学作品丛书·散文卷》，云南民族出版社1994年版，第191页。
[11]王炜：《云南少数民族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他者》，《曲靖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第21页。
[12]吴道毅：《论当代少数民族中的人文思想》，《西藏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第12页。
[13]吴重阳：《中国少数民族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0页。
[14]王晓华：《在现代与后现代之间——文学艺术的转型》，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页。
[15]董学文、张永刚：《文学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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