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多民族作家文学研究成果：纳西族文学发展分析

云南是一个少数民族众多的省份，25个少数民族齐聚一堂，为我国的民族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近年来，云南的少数民族文化异军突起，少数民族文学为我国民族文学的发展注入别具特色的民族元素，纳西族作为云南相对古老的一个民族，在文学创作上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成为当代民族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半个多世纪以来，纳西族以其独特的民族文化，吸引着国内外学者，纳西族文化研究一时蔚为大观，据粗略统计，有关纳西族的专著和文章达300余种。在国内外研究者的笔下，关于纳西族的研究在众多学者的研究后仍然存在不少有争议的问题。近年来，学者们的研究重点主要倾向于纳西族的族称和族源、社会形态（社会发展阶段、家庭婚姻、风俗习惯）、宗教哲学思想、语言文字（纳西语、象形文字）、文学艺术等。而对纳西族文学的研究，大多数学者都只是对纳西族较为繁荣的民间文学进行系统理论的研究，对起步相对较晚的纳西族作家文学，特别是当代纳西族作家作品的研究可谓屈指可数，因此，目前还没有真正产生对当代纳西族作家文学进行系统理论研究的作品。

研究纳西族作家文学的文献显得相对单薄，甚至不存在系统地研究当代纳西族作家文学的理论文献，现有的当代纳西族作家文学的文献研究多夹杂于纳西族民间文学的文献中，仅有部分研究单个作家的文章，主要有以下文献：

《纳西族文学史》（初稿）：云南省民族民间文学丽江调查队编写，云南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该书分为四部分：第一编，早期的纳西族文学（约1279年前）；第二编，元明清时期至1927年以前的纳西族文学；第三编，国民党统治时期的纳西族文学（1927年至1949年）；第四编，新中国成立10年来的纳西族文学（1949年至1959年）。该书的研究重点仍是纳西族的民间文学，对后来崛起的作家文学只是粗略带过。《纳西族文学史》：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丛书，《纳西族文学史》编写组，和钟华、杨世光主编，四川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该文献分为五编：绪论；第一编，口传文学时期；第二编，东巴文学兴起和繁荣时期；第三编，民间传统大调的产生、作家文学的兴起和繁荣时期（清代以前）；第四编，新文学兴起时期，主要为民间文学，李寒谷、和柳、赵银棠、周霖、范义田的创作；第五编，社会主义文学兴起时期，主要是新民歌与歌手创作，牛相奎、木丽春、戈阿干、杨世光、王丕震的创作。该书的研究中心仍是纳西族的民间文学，对于作家文学只是单个作家的基本概述，并未形成系统的研究。

现有的当代纳西族作家文学仅是对个别作家进行研究，主要是纳西族当代作家兼学者的杨世光散文研究，纳西族作家戈阿干的小说，纳西族女作家赵银棠、和晓梅，纳西族军人作家和国才，而当代纳西族作家远不止现有研究的几个，还有众多在当代纳西族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作家，如长篇巨匠王丕震，纳西作家沙蠡、拉木·嘎吐萨、和国正、亚笙、夫巴、晓龄、李承翰等，对他们研究的缺席是纳西族文学史的缺憾。对纳西族文学的研究，不能只有繁荣的民间文学，也不能只有少数作家文学的研究，还包括众多后来居上的当代纳西族作家文学。此外，当代纳西族作家文学的研究，需对新中国建立以来，对纳西族文学发展做出贡献的作家作品进行全面系统的整理归纳，并进行深入的比较分析。对当代纳西族作家文学思想内容、艺术特色、文学成因、文学价值作深入探讨分析，完善当代纳西族作家文学。总之，纳西族文学研究要形成系统理论的研究著作，仍需要不懈努力。

一、当代纳西族作家作品基本状貌

（一）关于当代纳西族作家文学的界定

为了研究的方便，本文研究的当代纳西族作家文学的范围确立为，新中国建立以来在云南范围内出现的纳西族文人作家通过语言文字，反映纳西族人民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的社会生产生活及思想感情和愿望的文学创作历程。此研究的范围已经确定的内容有：

一是时间和地点的确定，1949年至今，在云南范围内；二是纳西族文人作家有语言文字的创作；三是作品内容反映的是纳西族生活状态；四是当代纳西族作家文学作品反映的内容的时间不受限制。需强调的是，本文当代纳西族作家文学这一概念，在研究时，也包含了历经现代和当代这一转折期的纳西族作家文学。

（二）当代纳西族重要作家作品的梳理

纳西族文学是我国多民族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近半个世纪以来我国人民及我国文学所走过的艰难而又辉煌的历程都在纳西族文学创作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从20世纪四五十年代起，纳西族作家文学创作逐渐汇于我国现当代文学创作潮流之中。新中国成立以后，纳西族文学创作发生了革命性变化，“一个以描绘纳西族地区风光、表现纳西族生产生活、展示纳西族民族精神为主要标志的文学创作活动逐渐呈现出繁盛局面”^[1]。经过多年的努力，纳西族文学创作在继承遗产、从民间汲取营养、借鉴国内外优秀成果、反映并干预生活、体现时代精神等方面取得了可喜成就，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作家作品，在海内外文坛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为繁荣我国社会主义文学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关于20世纪的纳西族作家文学的划分，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划分标准，学术史普遍认同的是学者杨世光和白朗的划分。杨世光五分法与白朗的四分法大体一致，只是将1977年至今的新时期纳西族文学分成了两个阶段，仅对五个阶段各赋予了一定的名称而已。本文采用杨世光五分法将当代纳西族作家文学进行梳理：

根据杨世光的五分法的划分方法^[2]，当代纳西族作家文学的创作历程，可以分为四个时期：

1.开拓期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民主革命时期的纳西族作家文学。这一时期的纳西族文学的作家大都经历了从现代到当代的转折期，在此将这一时期的创作列为当代纳西族文学。这一时期的特点和成就，主要体现在：涌现了众多如李寒谷、赵银棠、周霖、和柳等的新作家；在创作形式、主题等方面都有所突破。纳西族第一位小说家李寒谷于1934年发表的小说《三仙沽之秋》是纳西族第一篇小说。此外，和柳是纳西族新诗歌的开拓者之一，创作了众多激情洋溢的抗战诗歌。纳西族女作家赵银棠自青年时代就追求光明，向往革命，在本民族文化沃土上辛勤开拓，出版了《玉龙旧话》。周霖则是诗家兼画家身份，他的题画诗和旧体诗，用新主题新思想为纳西族旧体诗创作开创了新局面。

2.转折期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社会主义开端期的纳西族作家文学。此时的新作家有牛相奎、木丽春，以及主要从事民间文学翻译整理的学者周汝诚、和鸿春等。纳西族作家牛相奎、木丽春的叙事长诗《玉龙第三国》是纳西文学史上以传统题材再创作的第一部长诗，以这部长诗的“问世”为标志，开始了纳西族作家文学发展的新阶段。这一时期作家的主要成就是搜集、翻译整理民间文学作品，但因为“文化大革命”动乱，作品为数不多。

3.崛起期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至80年代初，纳西族作家文学再次崛起，表现突出：

前期的作家，经过“文化大革命”后，重新焕发了创作青春。代表作有牛相奎的诗《小独玛》、木丽春的小说《铁核桃》等。木丽春开始从诗人转向小说家，和锡典从民间歌手进入作家层次。涌现出新的代表作家戈阿干、杨世光、和国正。代表作有戈阿干的小说《化雪图》《天女湖畔》。戈阿干根据东巴经神话，对民族传统题材进行再创作的叙事长诗《格拉茨姆》与《查热丽恩》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还有杨世光的散文《玉龙春色》等。

4.繁荣期

20世纪80年代迄今纳西族作家文学出现大繁荣，成就如下：

大器晚成的文坛巨匠成果丰硕。纳西长篇巨匠王丕震创作了多部长篇历史小说，长篇小说《则天女皇》开了纳西族长篇小说的先河；涌现了大批杰出的青年作家，如拉木·嘎吐萨、和国才、蔡晓龄、沙鑫、白朗，还有研究兼创作的白庚胜、杨福泉等。代表作品有拉木·嘎吐萨的诗《小凉山，我的故乡》，和国才的小说《摩鲁娜，摩鲁娜》《兰魂》等。前三个时期的作家成为新的中坚，创作丰收。代表作有：杨世光的散文《夜石林》，赵银棠的集大成诗文集《玉龙旧话新编》等。评论作家崭露头角，旧体诗创作传统不断弘扬发展。主要作家有和钟华、牛相奎等。和钟华、杨世光主编的《纳西族文学史》堪称集大成者。

（三）成果显著

当代纳西族作家文学成果显著，主要表现在涌现了众多知名的纳西族作家，同时发表和出版了多部有影响力的作品，其中多部作品获奖。杨世光两篇散文获得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一等奖：《玉龙春色》《夜石林》；拉木·嘎吐萨的短诗《小凉山，我的故乡》获第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特别奖；戈阿干作品多次获奖：短篇小说《化雪图》获云南首届文学创作一等奖，《天女湖畔》获云南省第一届民族文学创作奖；和国才的小说集《寻找第三国》获第四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拉木·嘎吐萨获第七届庄重文文学奖；牛相奎，以短诗《小独玛》获云南省首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木丽春以短篇小说《铁核桃》获云南省首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女作家和晓梅的中篇小说《深深古井巷》被《边疆文学》发表，接连被《小说选刊》转载，随后发表在《边疆文学》上的《女人是蜜》也相继被该刊转载。在云南省省级历次创作评奖中，赵银棠、周汝诚、和锡典、牛相奎、木丽春、戈阿干、杨世光、拉木·嘎吐萨等作家多次获奖。

二、当代纳西族作家作品的思想内容

（一）当代纳西族作家文学的内容倾向

当代纳西族作家文学创作题材始终围绕玉龙山、金沙江、泸沽湖等纳西族居住地区，突出本民族社会生活、民族精神和历史文化，形成了纳西族作家文学的母体情结。

1.表现本民族的生存状态

生活是作家的学校，是创作的唯一源泉。纳西族作家文学作品，不论是充满浪漫色彩的神话叙事，还是现实主义手法的日常生活，其创作来源都是民族历史、生活琐事等与民族生活密切相关的素材，旨在表现本民族人民的生存状态。

纳西老作家李寒谷的创作因其时代背景，处于反帝反封建的历史阶段，因此，其创作的主要特点是反帝反封建，展现兵荒马乱时期纳西族地区农村的生活图景，愤怒地揭露封建官僚、地主、豪绅及土匪等给农民带来的灾难，同时也赞颂底层民众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他的代表作《三月街》深刻地揭露了富、兵、匪灾坑害人民的黑暗现实，热情地歌颂了农民的反抗斗争精神。尽管这种反抗属于个人单枪匹马的自发反抗，却大快人心，长了人民的志气，灭了难人恶魔的威风。它告诉人们：远居边地的纳西族人民是蕴藏着战胜苦难的力量的。

纳西族作家和国才的文学创作与他的军人身份密切相关，他的小说都有生活原型，很少艺术加工，充满了真实的震撼力与悲怆感，但作者的情感基调仍是乐观向上的，他将小说巧妙地融入美妙奇瑰的神话中，即使小说中多次表现出了悲剧情节，仍在梦幻与现实中渗透出无怨无悔的悲壮、豪迈与希望。他的小说集《寻找第三国》中的六篇小说都是围绕边防战士的生活所展开，表现的正是在祖国边疆保家卫国的纳西边防战士的普通而不平凡的生活经历。和国才的短篇小说《寻找第三国》展示了独特的纳西民族风情文化，其中篇目《寻找第三国》描写了身处祖国边境一线的普通战士守边卫国，表现纳西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

纳西族作家戈阿干的小说也紧扣时代主题，反映民族生存状态。如《天女湖畔》《七星锁》《花马骄子》《穿裙礼》《春鸟儿》《马脚子》《云雀》等作品。从题材上看，虽然仍有对过去曲折的历史道路的回顾，但主要却是对家乡农村中的欣欣向荣景象的及时反映。从主题上看，则是对党的新的农村经济政策在农村实施这一中心课题的呼应。

2.重情感而轻生死，殉情文化显著

纳西族是一个向往自由、重感情轻生死的民族，纳西族这一民族特性体现在纳西人民的生活中，也不自觉地反映于纳西族作家文学中。纳西族有着特殊的风俗与信仰，纳西青年男女可以自由恋爱，但婚姻却不能自主，于是在青年男女中常发生“不自由，毋宁死”的悲剧，殉情几乎成为纳西族的文学主题。“纳西族的殉情文学主题，更多的是建立在绝望和凄美的基础上，含有近于宗教情感教育下的审美超越。因此，也可以称之为 ‘基于痛感的审美超越’。”^[3]

人、神、自然，在超越世俗与生命后在理想的“玉龙第三国”实现和谐。纳西族的殉情，常发生在遭遇歧视、不公正待遇及个人意愿无法实现等精神的痛苦上，是无形的重压碾碎了一对对纳西青年的心。当现实中的痛苦转化为精神上的折磨，与生命意志相冲突，纳西族青年主动选择死亡。“死不是终结，而是另一种生；生带来喜乐，死赐予崇敬，一个生命要走过不同的生命阶段，他来之前已有使命，去之后留下痕迹，来与去，不过是从一种姿态更换到另一种姿态而已，不值得悲也不值得喜。”^[4]如杨世光的《雪山殉情》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有关殉情的喜剧故事。纳西族青年和丽花和木盛自由恋爱，但阿花妈不喜欢木盛憨厚，工资低。阿花妈相中的上门女婿是驾驶员小木，因为他开车，工资奖金多。但阿花却不买妈妈的账，她用计为自己创造幸福的生活：她和木盛上山采药，妈妈去找她，却看到了一封绝笔书，她和木盛去殉情了。顿时众人惊慌。阿花妈更是难过，她想起了她年轻时殉情的那个悲惨日子：她和恋人阿发自由恋爱，但父母按照纳西习俗，把她嫁给舅舅的儿子，她不敢反抗，她怕被父母打得半死，离迎娶的日子越来越近，她实在忍不住，就偷偷跑去找阿发哥，两人悄悄对对子，唱起了千百年来如诉如泣的《游悲调》，各自叙述不幸的身世，悲叹爹妈造成的不幸婚姻，唱了哭，哭了又唱，唱到实在没有出路时，两人就一起约定，去白雪皑皑的玉龙山上殉情。老辈人唱的调子里，都说那里有个自由美丽的“巫鲁游翠阁”（玉龙第三国），“白鹿当耕牛，老虎当乘骑，雉鸡当晨鸡，雪花酿酒甜如蜜，有情人自由相爱配成婚……情死之后，会双双升到那个美丽的天国里去”^[5]。两人殉情，可是阿花妈却因为横挂在崖间一棵栗木上昏死过去，被表哥背了回来。阴差阳错，情死失败，她和表哥成了亲。阿花妈来到她当年殉情的雪崖上，找到了阿花，阿花妈激动不已，以为木盛已死，为木盛感到难过，悔恨不该阻拦她和木盛，逼她嫁给不喜欢的人，阿花惊喜的告诉妈妈事情的缘由，众人都为他们感动。

纳西族是一个重情感而轻生死的民族，在当代纳西族作家文学中，作者总是有意或无意地把纳西族这一观念倾注其中。

3.反映民族心理及其特质

“独特的民族心理特征和民族气质，少数民族人民的美好愿望和理想的表达，是少数民族特征的核心。”^[6]纳西族作家独特的观察体验及其表达方式，是在感知的独特、群体习惯性心理态式、作家个体的复杂性与人性、不同的世界观与价值观的对话、世界自身的矛盾性等影响下形成的独特的纳西族作家文学创作。^[7]

在和国才的《万事通的秘密》这个短篇小说中，作家写了一位叫和如龙的武警战士，因其勤学勤思，博闻强记，被战友们敬称为“万事通”。当他后来也遇上不解、不通的问题时，便不顾母亲重病、军纪警束，只身一人去探寻究竟，最后牺牲在探访的途中。“万事通”知识面广，能言善论，动脑勤学，这是纳西族人民长期以来重视文化、崇尚智慧的缩影。“万事通”遇有难题，这其中就包纳了多样的性格元素，韧性的可贵，倔强的可爱，刚强不惧的可敬，悲壮的叹息等。富有探索精神的“万事通”最终付出了年轻生命，而他宝贵生命换来的不过是一卷空白的胶片，但他的精神却是永恒而富丽多彩的。“万事通”的故事象征着纳西民族富于探索精神，为了解开神秘之事愿意为之付出一切的精神，其中包含了纳西族人民的众多特质。

《兰魂》是一篇描写纳西族民族文化的小说，兰花可以算作是纳西族的花神，小说以兰花为线索，把兰花王看作有灵性，神奇的珍宝。特别是八爷把兰花视作生命。兰花是有生命，有灵魂的事物，兰花因为劫难而死，最后又复活，也许这是偶然，但在纳西族人民看来，这似乎是一个人的再生，它是那么神奇、不可思议。雅致而高洁的兰花的品质正象征着纳西人民心灵深处的魂。这在本质上隐含纳西族民众的共同心理特质。

《摩鲁娜，摩鲁娜》中贫穷的魁兰认为，悬崖峭壁上的贝母是在向他“挑战”，因此，他不顾一切勇敢地向大自然挑战，向自我挑战，为此他付出了年轻的生命。在小说中，魁兰有着纳西族的自豪感，他多次强调自己的纳西族身份，他生活的准则就是“我是一个纳西人”，只要是纳西人就必须有纳西族的优良品质。魁兰的妹妹得了全校第一名时，她第一时刻把这个消息告诉爸爸和哥哥，并对爸爸说：“阿爸，我要好好地学习，当个真正的纳西人！”而此时的魁兰为自己把妹妹的书烧了而自责：“阿爸呀，当时我跑了，就像小时候受了委屈往山上跑一样，我实在受不了啦。我恨自己，我不配当她的阿哥，我不是真正的纳西人！我跑呀跑呀，又听见阿妹在喊：‘阿哥，回来呀！你是我的好阿哥呀！’我摔倒了，摔倒在我们家的田里。我悄悄掉了泪。就是那天，我双手握着纳西人的黑土发了誓……”^[8]对魁兰而言，他为自己的一己之私：热爱读书，而深深地伤害了妹妹，这样的品行不是一个合格的纳西人，他为此懊悔，以至于后来他为了成为一个“真正的纳西人”，去悬崖峭壁上采摘贝母供妹妹读书，弥补对妹妹的亏欠而付出了年轻的生命。这其中正体现了纳西人的民族认同感。

4.关注女性生存状态

在新中国成立后，妇女虽然也同男子一样翻身当家作主，妇女的体力劳动量大大减少，但妇女作为一个有意识的独立个体的事实，仍然少有人意识到。因此，作家作为一个最敏感，最有先进性，最善于发现社会问题的群体，他们开始意识到男女地位的不平等，妇女仍然没有和男子同等的地位，广大劳动妇女在本质上仍然处于弱势地位。因此，越来越多的纳西族作家，特别是女性作家对这一问题极为关注，致力于提高女性地位。

纳西族女作家和晓梅始终站在女性的角度，关注底层妇女，她以特殊的人文关怀去表现女性的美。《深深古井巷》中二伯妈是一个敢于向命运挑战，外柔内刚的女性。她恨她的母亲，贪钱又爱慕虚荣，将她嫁给一个她不爱的陌生人，对以往自由生活的眷念与对未来的失望，忧惧交织，使她从心里排斥她的丈夫，丈夫便以一种扭曲变态的心理折磨虐待她。直到三伯父的出现，身体的渴望、性欲的迸发使她重新活了一回，与三伯父的私通，由“性爱”发展为“情爱”，极大地激发了她追求爱的能力，以致最后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也击垮了这个大家庭。

《女人是蜜》中“桃花疯”的女人的故事：热烈而痴狂，到最后一朵桃花凋零，她的病也就好起来。桃花已经成为一种隐喻，花即人，人即花。同时也含有：甜蜜而忧伤。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纳西族少女阿菊旦蜜金疯狂地爱上了美国飞行员郭盾。但人们永远也不可能接纳郭盾这样的洋人。为了爱情，她选择和情人去情死。但郭盾最后却改变了主意，只有她带着遗恨离开了这个让她爱恨交织的世界，成了一个“得不到超度的情死鬼”。而她临死前产下的女儿“到了十六七岁，越发出落得漂亮，那眼睛慢慢变成了灰蓝的颜色，像她的父亲了，而神志就再也没有清醒过。后来却又莫名其妙地大了肚子，桃花开的时候，好端端地生下一个女孩儿”^[9]后死了。这孩子又像她的母亲一样患了“桃花疯”。作者将几代纳西族女人的不幸命运交织在一起，以一个崭新的角度审视纳西人女性的命运。

纳西作家和柳也写过不少关于女性生存状态的作品，为纳西族女性低下的地位愤愤不平，他站在反封建的立场上，为妇女们呐喊，仅存的《菊生小姐之命运》，着重反映了市民家庭里姑娘们的生活，描写她们的聪明、勤劳以及她们所遭受的不平等待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旧时代纳西妇女的命运。

（二）当代纳西族作品的情感倾向

1.歌颂本民族，歌颂新生活

众所周知，纳西族是一个勤劳、勇敢、热情、智慧的民族。在滇西北的崇山峻岭间，纳西世世代代顽强地繁衍生息。玉龙十三峰，象征着纳西人民的素洁、刚毅；奔腾的金沙江，永无疲倦地欢唱纳西人民勤劳勇敢的颂歌；举世闻名的东巴文化，则永恒地记载着纳西族的智慧……在纳西族文学中，由于纳西族特有的生活环境，纳西族人民特有的心理特征，善于发现美，具有强烈的民族认同感，他们常常对本民族的产生，本族人特有的精神品质有深深的自豪感，他们在歌颂本族人民时常常对他们的优良品质表示认同，并以之为楷模，称颂学习，纳西族作家文学中不乏歌颂本民族勤劳、善良、勇敢品质的人民。众多的纳西作家文学作品都对纳西族的优秀品质进行歌颂，歌颂纳西人民创造的新生活。

当代纳西族作家文学中有很多表现真实生活的作品。“以实事求是的精神，敢于直面严峻的生活真实的作家，当然也能实事求是地在生活中发现健康，积极的力量和美的形象。”^[10]如戈阿干的第一篇小说《化雪图》中的老牧羊人阿鲁这个感人的形象，在他身上集中了纳西民族善良、正直无私的优秀品质。当他知道怀中抱着的婴儿，母亲已经自尽，再也无人来认领时，他疼爱地悄声说：“在这个世上，你爹妈养活不成你啦，不怕，爷爷是个孤人，会巴心巴肝疼你爱你。”^[11]他好心收养了婴儿。从此，阿鲁对这个孩子倾注了全部的爱。老阿鲁心地善良、正直无私，当他从老杨的行为中认定这个“右派”是好人时，就为他鸣不平，对他更贴心；当他认定老杨就是玛金的爸爸时，他的思想斗争很激烈，一方面认为应把事实真相告诉他们父女，另一方面又不忍心让孩子受父母的牵连，体现了阿鲁老人的美好心灵和高尚情操。同时，通过阿鲁老牧人的经历，跟政治思潮紧密联系了起来，在“四人帮”肆虐，通过“雪”化后的情景与混乱时期的痛苦对比，歌颂纳西人民的第二次解放，歌颂了我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新的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

纳西族作家木丽春的《铁核桃》以纳西山区农民树峨美，坚持在高寒山区进行小麦栽培试验的动人事迹，歌颂了纳西族人民那种“咬不烂，砸不碎”的铁核桃精神，那种看准一个目标就要坚持走到底的执着追求的精神。树峨美是纳西普通民众的典型，他代表了纳西人民为创造幸福生活执着追求的精神品质。为了改变家乡贫穷落后的面貌，老树下定决心：“在生我养我的荞子窝里，一定要种出小麦来！”^[12]他用家里仅存的两升荞子，换回了一碗小麦种子，在人们的议论甚至讥讽声中开始了种植小麦的试验。经过严霜的摧残，磨损双肩的浇灌，却只育活了一株。但他不气馁。从这一株上面老树看到了“十株、百株、千株……满山的麦苗成活起来”。看到了穷山窝也可以长出小麦来。就凭这股子“铁核桃”精神，他的试验一年比一年出成果。15年过去了，他终于培育出了两升麦种。他仍不停地试验，就是在十年动乱中，他也顶住种种刁难，试验不辍。“四人帮”垮台了，老树有了较好的试验条件，在科技人员的帮助下，终于培育出高产的小麦良种“玉雪一号”。小说正是歌颂了像老树这样为了创造幸福美好的新生活坚持走到底的执着追求的精神。

纳西作家和国才的中篇小说《兰魂》表现了纳西族人民心地极其善良的品质。画家周进被划为“右派”分到村里“改造”，村民们不忍让这样一个知识分子干粗活，于是他们巧妙地保护画家去守晒场；他画的“兰魂”图在历经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后，被完好保存并最终完璧归赵，纳西族又是极其聪颖与创造智慧的民族之一。作品表现了作家对本民族的顽强精神的一种神圣的尊崇，传达出纳西族人民顽强生命力的坚韧不拔。

2.热情讴歌劳动妇女

充满神情秘境的纳西古王国素有“象形文古国”的称谓，又有“雪域女儿乡”“天边女儿国”等美称。纳西女人，是玉龙雪山下一道永恒绮丽多姿的风景。虽然纳西族的俊杰人才主要以男性居多，然而托起他们的事业和人生辉煌的，却是他们身后默默无闻的甚至不识字的纳西族女子们柔弱而坚实的肩膀。正是她们勤劳勇敢，默默无闻地付出，成就了男人们生命的辉煌。在纳西作家文学中女性常常是作者关注的对象，纳西族女性有着超乎其他民族女性的精神品质，勤劳、善良、勇敢，纳西族的女性的美好品质常为人所赞颂。

纳西族作家牛相奎、木丽春的《玉龙第三国》塑造了阿海妹这个忠于爱情、富于反抗精神、具有坚韧不拔的纳西族劳动妇女形象。她忠于爱情，她不为富贵所诱，宁愿坐土牢，不愿任人宰割。阿海妹是个勤劳美丽的姑娘，她的模样“牡丹不能比，美得像云霞”；她垦荒种地，纺麻织布，样样活计都能干。阿海妹是一个坚强的姑娘，她“心儿不爱富贵，只爱意中人，要想让我嫁噶吐，除非金竹长心心，她的心啊 ‘黄金打不动，官鞭抽不烂’”^[13]。她视嘎家的荣华富贵如粪土，她热爱自己劳动得来的清苦生活，贫贱不能移，正是劳动人民最本质的性格体现。阿海妹还是一个富于反抗精神的姑娘，当她父母迫于噶吐家的权势，要她嫁给领主时，她掷地有声的话语，正体现了阿海妹对领主强取，父母逼婚的愤怒反抗。阿海妹也是一个勇敢的姑娘，在生死存亡之际，阿塔哥救了她。她勇敢地冲破了封建制度的枷锁，与阿塔哥一同逃走，终于找到了幸福。

纳西作家和国才的《雨中一把小小的伞》所塑造的军人家属、幼儿园教师、纳西族女性江银花，则正好是一位贤妻良母好教师的形象。在她身上，多方面地聚集着纳西族女性的特征，心灵手巧，善良宽厚，热心负责，忍让求和，勤谨谦让等等，是一位外柔内秀的好军嫂的形象。

对纳西族女性生存状态的表现与反思几乎是和晓梅民族文学创作的全部。从她开始发表的《水之城》《深深古井巷》《女人是蜜》再到后来的《雪山间的情蛊》都是以女性为主人公，关注女性最为迫切的问题，表现女性曲折爱情及其坎坷人生。她笔下的纳西女性有着执着的个性追求，令人过目难忘：“她的头发不是黑色，而是板栗色，在阳光下散发出棕红的光，于是她的整个人都散发出一种板栗的香气。”^[14]这样独特的描写深深地吸引着读者。

3.歌颂自由

纳西族是一个崇尚恋爱自由，但仍实行包办婚姻的民族。在旧社会纳西人民深受压迫，向往自由的青年对前途感到绝望，最后，人们相信双双殉情死后能到“玉龙第三国”过幸福生活，“玉龙第三国”是纳西族人民传说中的理想天国，在那“天上月亮像圆盘，星星在微笑，白鹭高空舞，白鹿作耕牛，凤凰当晨鸡，玉笙四山响，斑虎当坐骑，冰雪酿甜酒”的美好世界里，人们过着富裕和睦的生活。“玉龙第三国”是纳西族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新天地，是黑暗中的一轮闪耀光芒万丈的太阳，是纳西族为之奋斗的精神力量。

如纳西作家和国才的《寻找第三国》是一支虚幻之美的悲歌。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浸淫和深邃的纳西文化熏陶的和国才，以驾驭史诗的魄力，选择了殉情的古风遗俗进行挖掘演绎，主人公文彪与木秀兰在爱情与前途的歧路前毅然选择了悲壮的殉情，来到“玉龙第三国”——纳西人的理想仙界、桃花源式的天国，找寻爱情的自由幸福。纳西族人民注重感情，特别是青年男女更是“不自由，毋宁死”，他们自由恋爱，渴望婚姻自由，但因纳西族恋爱自由，婚姻不自主的传统，他们的理想破灭，在纳西族人民的潜意识中往往会选择殉情，希望找到“第三国”这样一个自由的国度。“玉龙第三国”已经成为纳西族自由的象征。纳西族人民在现实生活中不能得到的自由，他们希望有像“玉龙第三国”这样的一个世外桃源，在自由的国度里幸福地生活。

在《女人是蜜》《情人跳》等篇目中，也多次写到纳西传说中的“玉龙第三国”，“那里生活着名叫 ‘康美久蜜金’的仙女，那里没有疾病，没有死亡，也没有烦恼与忧伤，只有爱情，永生不灭的爱情”^[15]。

4.对大自然的牧歌田园式生活的向往

纳西族作家文学犹如一幅优美的山水画，一曲沁人心脾的牧歌。纳西族文学作品是散文式的文字，不论是叙事还是写景，纳西族作家与其他作家相比，有着天然的优势，勇敢勤劳的纳西族人民世代居住在白雪皑皑的玉龙山下、碧流滔滔的金沙江畔、如玉似镜的泸沽湖畔。这里山川雄秀，物产富饶。因此纳西族的文学作品有着大自然的牧歌情。

纳西作家拉木·嘎吐萨的诗歌意境清新，感情洋溢，乡土气息浓厚，如组诗《小凉山，我的故乡》中的《露出了藏不住的喜悦》一首，曾有这样的描绘：“入夜，在月光涌动的小院里，在一两声稀疏的狗吠声中，在牛们嚼着青草的响声里，孩子们醉倒在爷爷，用菜油泡香的故事里。”^[16]短短几句诗，却向人们展现了一幅乡间特有的月夜听故事图。柔和，恬静，充满牧歌式的情趣。

画家兼作家的周霖热爱自己的家乡，特别是对玉龙山、纳西湖畔，他以艺术家的独特的审美感受，始终怀有一种无限敬仰、爱慕并热烈探求的特殊感情。他的诗中洋溢着乡土生活情趣，朴实纯真：“田夫陇畔话春耕，牧竖樵青亦有情。文笔峰前村落里，儿童尽识周先生。荒庭秋雨浸莓苔，有约良朋又不来，听说前村新酿熟，闲寻渔伴且含杯。”诗人向往过这样的乡野生活，朝朝暮暮，听山禽、晨鸡歌唱；垂竿柳岸，听割草姑娘信口唱出《镰刀舞歌》；亲切地同野老田夫“问桑麻”“话渔潭”，乃至说鬼神荒唐故事……诗人感到其中的真情趣，精神上也因此得到了一种抚慰和满足。当渔夫钓罢归来，“竿在肩头箩在腰”，走在街头，“最怕街童恶作剧，成群齐唱钓鱼谣”，回到家里，“灯前儿女争蓑衣，笑问阿爷钓得无”，乡土风情，家庭乐趣，跃然纸上，这样充满牧歌情调的优美诗句反映了纳西民众简单快乐的幸福生活。

纳西族作家戈阿干以描写纳西族人民的生活为重心，描写滇西北自然环境与景物风情，《天女湖畔》的波光倩影，使人倍感纯真爱情的甜美。《天女羊》中飘逸的仙女和神奇的仙羊，使人飘飘欲仙。《七星锁》中对七星锁的细致描写，使人感到纳西族人民的品格如金环银片那样熠熠闪光。对雪山、森林、湖泊、龙潭的描写，都充满牧歌式情调，增强了作品的色调，给人以新异奇特的美感。

（三）当代纳西族作家作品的思想价值(www.xing528.com)

1.扬美抑丑，引导创造新生活

歌颂新生活是每一个民族文学创作的主要内容，纳西族也不例外。在纳西族文学创作中常常难以忘记旧社会、旧制度给他们带来的不幸，从而也更加珍惜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给他们带来的新生活。在文学作品中，他们控诉旧社会的丑恶，反映新中国成立后新生活的美好，饱含喜悦，亦含感激，更加珍惜美好幸福的新生活。纳西族曾经历了漫长的受奴役、受压迫的历史阶段，在新中国成立后，终于翻身做主人，他们在歌颂纳西人民的美好品质的同时也不忘歌颂幸福美好的新生活，更加倍珍惜新生活的来之不易。“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中描写苦难，也没有使人感到失去信仰与希望，总是以朴素、诚挚而深沉的感情去唤起人们对美好事物的渴望，坚定对未来的信心。”^[17]

纳西作家牛相奎的诗歌创作，常常反映故乡人民的生活状态。如长诗《小独玛》，一开始就把读者引向这样的场面：“吉祥的日子吉祥的时辰，天上飘着五彩的云霞。贺喜的客人高歌起舞，独玛哟，快把漂亮的裙子穿上吧！”在这样一种喜气洋洋的氛围中，幸福的小独玛穿上漂亮的裙子就像金丝雀换上美丽的羽翎，从此告别孩童的时代，作者摄取穿裙子仪式上人们为小姑娘贺喜的场面，创作短诗，讴歌摩梭人的新生活：“再不用给领主当牛做马，祖辈的苦日月不会回来：快快成长吧，小独玛！你是摩梭新一代。”

2.在现代化与传统观念的矛盾中求发展

社会转型、经济转轨，旧的经济秩序已被打破，新的经济秩序正在重建和尚待进一步完善，从新旧秩序的夹缝中向“中心”挺进的纳西族的“觉醒者”们，无一例外地被置身于“义”和“利”的人生岔路口，即现代价值取向与传统伦理道德观念间的冲突与碰撞。面对这几乎是“二元对立”的选择，纳西族的“觉醒者”们显得十分无助和迷惘。纳西族特有的传统观念深深地影响了纳西地区的发展，传统观念也不时地与现代化产生矛盾，这些矛盾也反映在纳西族作家文学作品中。

纳西族作家木丽春的《山外的声音》，反映的就是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封闭与开放、商品交换与某些传统观念的矛盾。纳西山村老猎人蛮大的儿子蛮子猎到一只大熊，蛮大要儿子按传统的规矩一户一份均匀分送给全村人，儿子却偷偷把熊肉拉到街上出售去了。蛮大认为这是金钱诱使儿子“走上了猥亵山里人道德的邪路”，村里人也议论纷纷，说这是丢人脸、“贪财鬼投胎”，老丈人甚至为此而送回了订亲酒，蛮子却与未婚妻石花卖了熊肉，买回了录音机、电器孵雉机、时新衣服等一大堆时髦商品，录下两人的欢笑声、山外“石炮轰隆声，碎石机的石破天惊的断裂声”，“这饱含着时代感的种种音响”，大吵大嚷的回山村。从而更引起了老一辈山里人的强烈反感，但却赢得了年轻一辈山里娃的欢喜。这山外来的现代音响，就这样强烈的震撼着古老的山寨，古老的传统。这篇小说反映的就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纳西族现代化与纳西族传统观念的重大矛盾。

纳西族拥有自己的传统文化，但并不故步自封，而是善于吸收外来的先进文化，以充实、提高自己的文化层次，以求得不断地更新和进步。纳西族的开放之举，促进了纳西族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由此而来的是人们思想意识的变化：视野开阔了，传统的包袱变轻了，已习惯于接受新的思想和新的生产生活方式，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发展起来的纳西族文学，必然也带上开放性的特点，使自己有了多维融合的特色。

3.对现有生活的反思，呼唤现代文明创造新生活

纳西族文化也如其他民族一样，外来文化在冲击纳西族文化的过程中，遭到了纳西族民间文化的排斥与拒绝，纳西族的作家们正是试图对这种碰撞与冲突进行形象化的描述和解释，并试图碰撞与冲突进行理想化的消解。

纳西族作家热爱自己的民族，爱自己的故乡，为自己民族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而自豪，但不少纳西作家也为本民族而担心，为纳西族所背负的沉重包袱而沉思呼唤。在《朝山节情思》中，面对成群地“跪倒在大山的脚下”的同胞们，作者沉痛地呼唤着现代文明：“不啊，我的乡亲，搁浅的猪槽船，已经不起时代浪潮的颠簸，弯弯的木犁拉不直弯弯的山坡，我们需要比木楞房还安稳，比大山还雄壮的脚手架，支起我们新的生活”，现代文明与纳西传统发生冲突，严重地影响了纳西民族的进程，不少纳西族作家都有敏锐的嗅觉，觉察到现代文明与民族传统冲突给民族带来的危害。因此，他们担心民族命运，强烈地呼唤现代文明及其带来的进步。

杨世光的《曾被遗弃的刺黄连》《一个憨厚的寨子》等通过历史的反思，将触角深入历史与现实的深层中去寻根求理，并站在特定高度来审视“憨厚”给纳西族带来的种种不幸。同时祈盼“憨厚的寨子”能从历史的反思中变得聪明些。“并以我 ‘直接献身说法’的方式表明了有责任感的作家是用整个民族的眼睛来看一切社会生活，使作品成为民族意识、民族精神生活的花朵和果实。”^[18]

三、当代纳西族作家作品的艺术特色

（一）语言民族化

1.语言感性、单纯、形象，富有生活气息

纳西族作家文学的语言有着“人类儿童阶段”的特点，与纳西民族耿直率真的性格有关，纳西族素以坦诚直爽著称，纳西族作家往往每有所思，即溢于言表。因此，纳西族作家文学作品的语言较为感性、单纯、形象。

纳西作家杨世光的散文语言生动形象，其中也不乏哲理，富有韵味。他写故乡的小路颇为引人，“记忆中的故乡小路，弯曲细长，像一根鸡肠子；牵村串户，像一根葫芦藤，有时从这头潜入深菁，大半天才从那头钻出来像条伏行的懒蛇；有时爬上高坡，紧紧箍住山腰，像一挂捆山的链子；有时窜向田野，直往大地的皮肉里扣，像是勒地的麻绳……”^[19]（《金链子》）这是山乡特有的平原，很普遍见到的小路。作者以一连串农村常见的“鸡肠子”“葫芦藤”“伏行的懒蛇”“捆山的链子”“勒地的麻绳”等事物作喻，将小路的形状描绘得惟妙惟肖，以路灰中的小石烫脚、泥中用脚趾抓路而行的独特感受写路况之不佳，极富于生活气息。这些精妙而富于变化的描写，创造了一幅幅可见、可闻、可感的边疆新奇的图画，道出了这些山川各自具有独特的美丽的特质，使这里的风物一个个生色发光，产生了一种迷人的力量，使人从中受到了熏陶，加深了对边疆的热爱和向往。

2.独特的民族表达方式

每个民族的文化文学都受众多因素的影响，如地理环境、民族思维、民族情感等，纳西族的作家文学作品中常含有众多纳西族特有的表达方式和一些特有的语汇，穿插一些富有地方特色的语句，如民族民间谚语、格言、民歌等的引用和穿插。

纳西作家李寒谷的作品中运用了不少金沙江边一带的乡土语言，这些语言生动形象，读来使人感到亲切自然又充溢着地方特色。如人物对话时喜用一些歇后语，这是当地的习惯，在李寒谷作品中也得到了再现：“礢！你真抱起元宝逃命，苦命不才！”“你们有钱人，不要和穷人混在一起免得痛脚带牵好脚。横竖一句说，我们是口水贴门神、两不黏！”等等，李寒谷也善于用当地人民常用的一些形象化的语言作形容和比拟，如比喻天漆黑用“锅底”，骂人用“杀千刀的”，事情紧急用“火烧对门坡、雷打板凳脚”等等。

纳西族作家木丽春善于把纳西语言中一些精粹的词语，用汉语较准确地表达出来，显露出浓郁的乡土气息。如《铁核桃》中形容一贫如洗是“屋里箩底朝天，空囤里冷风打唿哨”，老树回答要整他的派头头是：“谁见过老林里的青松会被雪风压弯了腰”，“你们想咬烂我这铁核桃，谅你们还没有长钢牙哩”等等，显得生动形象，别有风味。

戈阿干的《格拉茨姆》作品吸纳纳西语言的优美、含蓄、比兴兼备，富于哲理等特色，如术珠咬牙切齿的咒骂瓦路：“一想起董族孽畜，我就像吃进一棵草乌；一念起这个异邦孬种，我眼里就像戳进两枚箭镞。”董珠告诫儿子要警惕术方的计时：“小驹子出栏不会行走，嫩蹄常常被石头绊坏；小狐狸出窝不会蹦跳，身子常被凶恶的老虎残害。”

《玉龙第三国》继承发扬了纳西族诗歌形象化、拟人化的表现手法，运用了生动优美的比喻。如用云霞、牡丹比喻阿海妹的纯洁、美丽、善良；用柏树、翠竹比喻阿塔哥的坚强、忠直；用八哥比喻善于花言巧语的戈鲁巴等等。阿塔哥和阿海妹双双逃跑，长诗是这样描写的：“一双玉蝴蝶，朝着花丛飞；一对金鸳鸯，去找好地方”；“象走鼠不觉，鸟飞蛇不惊；雌雄两只兔，悄悄出陷进”。描写噶家追兵是“猎犬嗅觉敏，猎鹰眼睛尖，嗅着人去路，齐声哄叫来追赶”。比喻贴切，含蓄优美。其中也善用纳西族诗歌常用的表现手法：铺叙、夸张。如“玉龙湖岸边，鸳鸯成对飞；找来红鸳毛，搓成金丝线。”“金丝线，绣荷包，里面装着银顶针。中指带上银顶针，金线穿上针，白麻领褂上，绣上一颗心。”这种层层铺叙，加强了艺术效果。“前面跑，后面追，越过三十三条河，翻过三十三座山”这样夸张的手法，正是借鉴了民歌的特点，起到渲染气氛的作用。

（二）现实主义创作中蕴含浪漫主义色彩

纳西学者白郎在《对二十世纪纳西族作家文学的几种思考》^[20]中提到向神奇的现实靠拢，他认为“神奇的现实”主要存在于三个方面：自然力量、民族现实的文化与历史，指的是纳西族人民生活的地方所特有的神奇现象、神奇的景象与神奇的现实构成的诸多因素混合交杂成的世界。

现实主义是以表现生活的本质，反映事物与事物的内在联系，以及反映人与人、人与社会的联系为其特征的。任何民族的文学都来源于现实生活，对现实生活加以艺术加工。纳西族作家文学中虽有不少作品充满传奇的浪漫主义色彩，纳西族的文学创作中民间文学较早于作家文学，纳西族的民间文学常常借助于丰富的想象，其中隐含众多的民间传说、神话等虚幻的故事。在其后的作家文学创作中也没有放弃这一传统。

《寻找第三国》中的文彪和秀兰，一个是“四清队员”，一个是地主阶级，他们生活的遭遇反映了特殊年代发生的真实的民众生活，故事背景具有广阔的时代性和现实感，他们同所有的纳西青年一样渴望自由的婚恋，不受外界环境的干扰，他们真心相爱，希望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但当他们的命运不由自己主宰时，两人相约殉情，这带有纳西族特殊的民族传统，是现实生活的反映。同时，《寻找第三国》也是一支虚幻之美的悲歌。小说中主人公起死回生的喜剧结尾，他俩终与不同时代殉情的人一起幸福自由地生活在“第三国”的理想化家园。作者发挥奇特的想象，运用浪漫主义的手法独创性地构筑了与民间史诗迥然不同的更深刻的现代新神话。这个新的神话的结尾是独具民族性与时代性的，是典型的浪漫主义的艺术境界，是思想大于形象的独创性作品。

戈阿干善于以新奇的手法表现重大的政治事件，他总是撷采生活中那些不同于一般的场面来构成自己的情节。他自幼熟悉并热爱纳西族民间文学，他的小说继承了民间传说的某些艺术特征，哪怕具有强烈现实性的题材，他都注入了撼人心魂的异事。在小说《美人洞》中，主人公木寒成了神话里的“美女”，但这个“美女”却又是一个活着的人，由于这一构思，产生了许多险奇的场面。男扮女装的木寒，在市场卖花时，被“四人帮”的爪牙误认为是真正的美女，这时，读者多么为主人公担惊受怕呀！在许多小说中，作者都利用了传奇式的巧合，使故事变幻难测，吸引读者非一口气读完不可。

纳西族作家作品中的《三仙姑之秋》《化雪图》《狮子山》《用一百头牦牛聘礼的姑娘》也是反映纳西族生活的现实主义作品，其中也饱含浪漫主义色彩。此外散发着神性的当代纳西族作家作品还有戈阿干的《格拉茨姆》等。

（三）以抒情为主的艺术表现手法

写景抒情取胜，以抒情为主是纳西族作家文学发展的表现手法，也是纳西族人民特有的审美情趣使然。纳西族人民世代居住在神奇壮丽的金沙江畔、玉龙山麓、泸沽湖边，大自然把一切雄奇、幽雅的景物，都慷慨地赐予了纳西族地区。这样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赋予了纳西族独特的审美情趣。在纳西族文学中，不仅民间诗歌、东巴文学抒情性强，纳西族作家文学也具有浓烈的抒情色彩，特别是诗歌、散文创作。此外纳西族小说中也含有大量浓烈抒情的部分。

如纳西族诗人和柳，作为一个突出的爱国诗人，他怀着满腔的爱国热情，写下不少呼唤人们保家卫国的优秀诗篇，他的诗歌创作常常饱含热情地倾诉与呐喊，具有浓烈的抒情色彩，如《祖国在你肩上》一诗，作者在诗中呼唤道：“在黑暗里等一会吧，光明就要来了。弟兄们，枪和子弹呢？祖国在你肩上。不要畏怯，不要想往后退。弟兄们，祖国在你肩上，不要把枪杆放下来。”在《我是英勇的战士》中，他以一个战士的身份，道出勇士们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牺牲我算什么？只是啊。咱们的大好河山，就这样由他夺去？”这样充满浓烈抒情色彩的诗句几乎是和柳诗歌创作的主要部分。

当代纳西族作家文学同其他民族文学一样，无不是以抒发真挚情感为目的的，纳西族画家兼诗人的周霖生长在金沙江边、玉龙山下，他对自己的家乡，特别是对玉龙山，以艺术家的独特的审美感受，始终怀有一种无限敬仰、爱慕并热烈探索的特殊感情，如在《秋夜登得月楼望玉龙雪山》一诗中：“绕膝有云堪作雨，凌空无雾但存神。年年我向山神拜，今夕才教认识真。”诗中表达了诗人对玉龙雪山的敬畏、热爱之情。

杨世光的散文创作有大量关于纳西族居住地的景物描写，其中不乏饱含作者独特审美情趣的抒情性作品。杨世光的散文充溢着热爱生活的激情，他歌颂神奇的玉龙山，歌颂奔腾的金沙江；也描写险奇的虎跳峡、清澈的泸沽湖。他总是把真挚的情感倾注于纳西人民的创造和时代的生活中，让个人的真挚感情和民族的感情融汇在一起。在《神奇的玉龙山》里，他写道：“然而，更为美丽神奇刚强的，还是那傍依在 ‘玉龙山’旁的不断开拓着、创造着的玉龙儿女。”这样直白的表述，浓烈地抒情，对本族人民创造新生活浓烈地赞颂，同时，也不忘新时期“党的春风化雨带给边疆的温馨和甜润”。

纵观当代纳西族作家文学，纳西族独特的审美情趣使得纳西族作家们热爱像母亲一样哺育他们的玉龙雪山，金沙江湖畔这些本民族特有的神圣之物。在某种程度上，纳西族的玉龙雪山、金沙江已经人格化，甚至神话为某种纳西族信仰。而纳西族作家也不忘赞美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勤劳勇敢的纳西族人民。

四、当代纳西族作家文学的文化价值

纳西族作家文学凭借特殊的品质参与世界文学，与各具风骚的多民族文学在混声合唱中满足文学的整体性。“纳西族新文学崛起的过程，既是一个从传统文学脱胎而出的过程，又是一个青出于蓝而又胜于蓝的过程。”^[21]纳西族的新文学家们，大都从纳西族传统文学脱胎而出，有的着重吸收传统作家文学的养料，有的着重吸收民间文学或者东巴文学的养料，也有的二者乃至三者兼收并蓄，这对于丰富当代民族文化具有重要价值。“纳西族的共同心理素质是纳西族社会物质文明和文化生活条件综合作用于民族精神面貌的表现与结果，这些都作用于纳西族作家文学”^[22]，促使纳西族作家文学的不断发展。

“纳西族作家笔下有一些特殊的艺术质感来自大自然天孕地育产生的恒久信仰，一种与自然合而为一的民族整体意识，一种与自然亲昵嬉戏的宠儿情趣，一种对万事万物的敬畏与怜惜。”^[23]如纳西族作家作品中充满牧歌式情调的作品，反映纳西族殉情文化的作品，给快节奏高压力的人们提供一个精神的世外桃源，《雪山殉情》给人们塑造了一个自由美丽的“巫鲁游翠阁”（玉龙第三国）；《寻找第三国》中的文彪和秀兰因现实的压迫偶然来到了传说中的“玉龙第三国”，在那里，没有斗争，没有压迫，人们和谐相处，这是古往今来的人们一直苦苦追寻的理想境地。“纳西族作家笔下的灵性来自浪漫想象力的任意驰骋，对本族民间文化与故土的深沉热爱与依赖，纳西族群成员之间的生死与共的爱，及纳西同胞朴素自然的坦荡胸怀。”^[24]纳西族是一个民间文学非常发达的民族，在当代纳西族作家文学中，不论是写现实的还是超现实的作品，其中都隐含纳西族特有的民族文化，充满神秘性，如戈阿干的长诗《格拉茨姆》取材于纳西族东巴经中的英雄史诗《黑白之战》，运用了浪漫主义的写作手法。

纳西族作家笔下的灵性来自地域的熏染，人与自然对话的私密性，独特的民族性格与生命意识，铸造了与其他民族文学迥异的美学风格。纳西族作家文学是反映本民族生存状态的文学，它的出现有利于了解不同时期祖国各地人们的生存状态，如《铁核桃》《小独玛》《金翅大鹏》《寻找第三国》这样打上时代烙印的作品，对于了解新中国成立后的纳西族人民生存状态具有重要意义。同时，纳西族作家文学中表现纳西族人民优良品质的作品有利于外界了解纳西族文化，如戈阿干的《化雪图》中塑造的阿鲁这个纳西族老牧人，他热心善良，正直无私，这是纳西族民族显著的民族美德。《兰魂》中，兰花雅致而高洁的品质正象征着纳西人民心灵深处的魂。《万事通的秘密》中的武警战士“万事通”知识面广，能言善论，动脑勤学，这是纳西族人民长期以来重视文化、崇尚智慧的缩影。这些都是外界了解纳西族人民的宝贵材料，对于丰富当代民族文化有重要意义。纳西族的殉情文化更是有别于其他民族的文化，这样的文化反映在纳西族的作家文学中，对丰富当代作家文学具有重要的意义，民族的特色是民族文化生存的重要源泉，纳西族具有这样得天独厚的优势，对发展本民族文化，丰富中国当代民族文学具有重要的价值，这些宝贵的禀赋孕育着中国文学实现世界性突破的强大潜能。纳西族文学“以某种从边缘融入中心的独特姿态，为 ‘美美与共’的中国当代文学注入了鲜活的时代因子，也用文学的方式拓展了云南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空间，增强了云南少数民族艺术求新求变的灵性和张力”^[25]。当代纳西族作家文学作为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其独特之处。纳西族是一个神奇的充满神秘色彩的民族，近年来，纳西族的作家文学创作异军突起，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就，吸引着众多专家学者及纳西文学爱好者揭开其神秘的面纱。

本文的研究是在大量前人关于当代纳西族作家文学研究的基础上开展的，并对相关资料进行分析整理，可以相对了解当代纳西族作家文学创作的基本状态，并对当代纳西族作家文学创作的思想内容及艺术特色做初步探析，但因为搜集到的资料有限，本人研究水平的有限，仍存在一些欠缺，希望能对当代纳西族作家文学研究有一定帮助。

（董石莲　执笔）

【注释】

[1]白庚胜：《二十世纪纳西族文学创作讨论会综述》，《民族文学研究》1995年第1期，第40页。

[2]杨世光：《二十世纪纳西族文学创作概观》，《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5年第1期，第67页。

[3]阿莱秀：《我眼中的当下纳西族文学——第十届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中国多民族》，http：／／ynlj1996.blog.163.com／blog／static／2567997201201404010697／2012－01－14。

[4]周俊华：《纳西文化印象》，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第30页。

[5]杨世光：《雪山殉情》，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页。

[6]吴重阳：《中国当代民族文学概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16页。

[7]蔡晓龄：《蔡晓龄：想象中国当代文学的身躯——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共同体发展格局素描》，http：／／www.chinawriter.com.cn／2013／2013－11－28／183117.html，2013年11月28日。

[8]和国才：《寻找第三国》，北京群众出版社1990年版，第144页。

[9]黄雯：《女性生命的咏叹——评纳西族女作家和晓梅的小说创作》，《民族文学研究》2004年第2期，第108页。

[10]和丽洪：《试论戈阿干的短篇小说创作》，《民族文学研究》1985年第1期，第80页。

[11]戈阿干：《化雪图》，《边疆文艺》1979年第7期，第148页。

[12]云南省民族民间文学丽江调查队编：《纳西族文学史（初稿）》，云南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94页。

[13]云南省民族民间文学丽江调查队编：《纳西族文学史（初稿）》，云南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94页。

[14]叶梅：《新星三评》，《南方文坛》2010年第1期，第34页。

[15]叶梅：《寻找爱和生命快乐的民族女性话语》，《民族文学研究》2008年第2期，第173页。

[16]和钟华、杨世光：《纳西族文学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第716～819页。

[17]范道桂：《探求集》，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第57页。

[18]曾绍义：《杨世光评传——20世纪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百家评传之一》，《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第35页。

[19]傅光宇：《民族精神的赞歌——读杨世光的寻根散文》，《当代民族文学探讨》1993年第1期，第18页。

[20]白郎：《对二十世纪纳西族作家文学的几种思考》，《民族文学研究》1994年第4期。

[21]吴重阳：《中国当代民族文学概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16页。

[22]周俊华：《论纳西族的共同心理特征》，《学术探索》2004年第2期，第100页。

[23]蔡晓龄：《蔡晓龄：想象中国当代文学的身躯——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共同体发展格局素描》，http：／／www.chinawriter.com.cn／2013／2013－11－28／183117.html，2013年11月28日。

[24]同上。

[25]周均东：《云南少数民族文学的时代精神》，《文艺理论与批评》2009年第6期，第1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