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多民族作家文学：壮大云南少数民族文学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和文艺方针的贯彻与落实，结束了少数民族长期的民族歧视、民族压迫的生活，促进了云南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全面发展，也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使少数民族地位得到极大的提高。在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方面，一大批少数民族作家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并且逐渐发展壮大，使云南少数民族文学得到巨大的发展，成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从云南苗族的发展史来看，云南苗族受历史、社会等多种原因的影响长期频繁迁移，并且生活在环境恶劣、经济和文化教育发展都相对滞后的地区，所以就文学发展的状态而言，与其他民族相比存在着起步晚、发展慢的问题，致使云南当代苗族文学的发展还处于一种相对滞后的阶段。新中国的成立，党和国家加大对西部地区的建设与开发的力度，改变了云南苗族地区的文化教育现状，为云南当代苗族文学的发展带来了甘露，促进了云南苗族文学的发展。本文根据云南当代苗族作家文学发展的状态及其特点，对云南苗族作家作品的创作情况进行概述，分析作品反映的思想内容和所体现出来的艺术特色，以及作家作品所体现出的独特价值和意义，为完整地研究云南当代苗族作家文学提供重要依据，也为云南边疆文学的发展和研究提供重要的资料。

一、云南当代苗族作家文学创作概述

（一）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云南当代苗族作家文学的形成阶段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国家加大了对云南边疆地区的建设力度，促进了云南苗族地区经济的发展，为云南当代苗族作家文学的发展创造了物质和文化条件。云南当代苗族作家文学从时间上来划分，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是形成阶段，而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家，就是贵州籍并长期在云南工作的李必雨和杨明渊，也是云南当代苗族中创作资历最老的作家。其中李必雨是云南作家协会会员，1956年开始发表作品，198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成为会员，他的作品主要以“大江彼岸”异域风情和国内边境上的生活为素材，创作了许多小说，他“先后出版长篇小说《野玫瑰与黑郡主》《飞貉垭口》《红衣女》《乌蒙血》等7部，中篇小说集《土匪经理与交际花》，长篇纪实文学《亡命异邦》，长篇报告文学《茶王赋》，学术专著《小说技法》等300多万字”^[1]。同时中篇小说集“虎啸岭”系列获第四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评奖优秀作品奖。杨明渊也是云南作家协会会员，1956年5月发表处女作《边寨一夜》，198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86年开始从事专业文学创作，就其创作体裁而言，他的散文成就最大，先后出版散文集《苗岭情思》《云岭苗山纪行》《钟情鸟》《野象出没的丛林》等100多万字，其文学作品《老虎坳》《“蛊女”的命运》分别获第一届和第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随着新中国的诞生、社会的发展、少数民族政治地位的提高，云南当代苗族文学有了一定的发展和进步，开始出现本民族的一些作家，如熊光华、吴昌德等创作了一些诗歌，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吴昌德的散文诗《天竹》，熊光华的现代诗《芦笙短笛颂太阳》。《天竹》对天竹这一自然物进行拟人化的描绘，抒发了作者对竹朝气蓬勃、高风亮节精神的追求和赞美。《芦笙短笛颂太阳》运用了具有苗族特色的意象芦笙和短笛，表达了苗族人民对共产党、毛主席、解放军的热爱与赞美之情，同时熊光华还进行了纪实文学、散文、诗歌、通讯的创作，《富州烽火》《心灵的语言——革命老区诗歌集萃》《永恒的丰碑》《威震遐迩的牛滚塘独立大队》《红军巾帼汪世田》都是他在这一时期有很大影响的作品。这支云南本土苗族作家的出现，标志着云南苗族作家文学发展的初步形成，也为云南当代苗族文学的发展带来了曙光。

（二）20世纪80年代以后，云南当代苗族文学创作的发展时期

进入20世纪80年代，正如张永刚所说：“云南当代文坛出现了新老作家齐头并进的局面，老一辈作家面对社会变化转型调整自己的思维习惯，拓展了创作领域。一批在新中国成长起来的青年作家也汇入了文学创作阵营，他们都受过高等教育，更易于接受新思想、新观念；他们的文学创作表现出了与以往不同的追求，形成了鲜明的风格，开启了云南民族文学的新篇。”^[2]进入这一时期，一批苗族青年进入到云南当代苗族文学创作的园地，为云南当代苗族作家文学的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这时期，云南当代苗族作家主要集中在文山和红河地区，创作取得相当大成就的作家很多，其中男性作家有朱文光、朱开勇、杨桂林（红烛）、杨献才、张元奇、陶兴安（安紫）、侯兴邹、陶光福（孟兮）、侯发阳、侯斯翰、罗毅勇、项廷强、李维金、杨世书、陶开晖、陶自强、艾金权、杨凤金、项正文等，异军突起且比较有创作特色的女性作家有古文凤、虹玲、陶秀和、张春美、杨臖青（梦采青杨）、陶正萍、王汝清等。这批云南苗族作家队伍，创作了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如小说、散文、诗歌、纪实文学、报告文学都有很大的发展。同时进一步壮大了云南苗族作家创作队伍，也丰富了云南当代苗族作家文学的内容。

1.丰富多彩的小说创作

20世纪80年代以后，云南当代苗族作家文学在小说创作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绩，其中不得不提的作家有朱文光、朱开勇、杨桂林、陶兴安、汪发亮、虹玲等。朱文光1986年开始创作长篇历史小说《百年探路曲》，共计110多万字，这部长篇巨作被称为“苗族文学史上规模较大的文学作品之一”^[3]。朱开勇2003年开始创作的长篇历史小说《彩虹泪》被称作是一部民族传奇的文学作品。杨桂林是这一时期的高产作家，创作了很多风格朴实、体裁众多、富有民族色彩的作品。在小说创作方面，他的短篇小说构思新颖，长篇小说主题深刻，如他的小说处女作《岩桑树下》，结构严谨，语言富有个性且富有民族特色。长篇小说《晚秋》被王洪波称作“反映老山地区战后生活少有的作品”，与高星合著的长篇纪实文学《大山之子》被龙符称为“是一部成功记录改革开放时代大潮中改革正面人物形象的上乘之作”^[4]。同时，创作了具有强烈时代气息的中篇小说《月儿》。陶兴安也是这一时期不得不说的作家，他的小说风格独特且具有浓郁的民族色彩，正如杨桂林所说，他的作品“可以代表这时期的创作思想及风格”^[5]，其代表作有小说集《山村爱情》，其中包括《抢婚》《死谜》《迷惑》《猎杀》《山村爱情》《哭婚》等14个短篇和7篇小小说，其中《猎杀》获1998年“含笑”文学征文优秀奖，《迷惑》获云南省1998年滇东南笔会优秀奖；《哭婚》获2001年第三届全国青年文学征文大赛优秀奖。这时期的小说创作，还有汪发亮的长篇自传体纪实文学《七彩长虹》，张元奇的代表作《花山新话》，熊有林的《飘香的十月》《比我幸福》，项正文的《规矩》。虹玲，原名杨玲，云南红河州作家协会会员，新浪读书网签约作家，2009年开始网络长篇小说创作，是当代异军突起的少数民族青年网络当红女作家，代表作有《情殇》《市长红颜》等，长篇小说《情殇》曾在短时间内蹿红于各大小读书网站，成就其网络金牌作家身份。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小说相对于其他文学体裁，内容丰富，具有浓郁的苗族地域特色和地貌特征，丰富了云南当代苗族作家文学的内容。

2.新崛起的散文创作

在这时期，散文创作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取得了可观成绩，具有代表性的作家有杨桂林、陶兴安、王胜华、罗毅勇、李维金、杨献才、项廷强、侯斯翰、陶开晖、陶尚勇、侯健、熊元荣、项正文、熊启鑫、古文凤、杨臖清、陶秀和、张春美、虹玲等等，而其中创作业绩和成就最突出的是杨桂林，正如《文山苗族》中所讲“在文山苗族作家中，杨桂林的散文创作，成就最突出”^[6]。他出版的文集《边缘叙述》，其中包括45篇散文，被朱慧群称作是“将地域文化、民族心理、人文关怀、历史背景、立体社会等融为一体，构筑博大、深厚的文学作品”^[7]；还有《边关走笔》《老挝纪行》《滇西散记》等具有边缘地貌的纪实性散文，也有反映苗族民风民俗的作品《做客倮倮人家》《生命的灵树》《亲历瑶族婚俗》《男扮女装“闹”灵堂，饭团大战寻姻缘》等。80年代后期散文创作，除了杨桂林以外，还有其他苗族作家创作的反映苗族人民生活的散文，如陶兴安的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和民族韵味的《爱笑的苗家女》《文山苗族纺织》《吹响芦笙迎回归》《老山的蝴蝶》《神树》；王胜华的散文集《花漫樊篱》，被杨继渊称作是“笔墨淡然写人生”^[8]，另外发表散文《守望故乡的核桃》《楚雄的雨》《有鸟飞来》；罗毅勇的《故乡》（五章）、《我与一头黄牛的死有关》《希望的彼岸》《用爱心为灾区群众带去生的力量》《苍洱情殇》；李维金的《赶山打猎》《乡下的年》《白河在这里转身》；杨献才的《边地轶事》；项廷强的《给越南朋友的一封信》《童年追不回的梦》；侯斯翰的《归》《活在当下》；陶开晖的《姐姐，我的引路人》《亲近一号界碑》《我的山歌情》；陶尚勇的《走进古那冲》《家乡的石磨》《我的麻布衣》《母亲的“摆摆喳喳”》；侯健的《感受沙巴》《摇钱树的根须》《越北苗寨印象》《啊，版纳》；熊元荣的《书恋》《山寨情怀》《黑白人生》《从苗岭到北京》；项正文的《绿猛硐》《幼学记事》《爱的轮回》；熊启鑫的《梦远天涯近》《我们的时光》《两条河》；古文凤的《民族文化的织手》《漂泊的家庭》；杨臖青的《长大后嫁给你》《惹祸的小花衣裳》《吃红薯》《舅舅的献饭歌》；陶秀和的《苗山娃娃的一天》《广播成就我的梦想》；张春美的《山里的白玫瑰》《山里的一盏灯》；虹玲的《永不消逝的城池》《外婆的麻塘》《公鸭来来》《火塘记忆》；汪玲的《青春铸就党》等。这时期的散文突破了云南当代苗族作家散文创作的零纪录，丰富了苗族文学的内容，特别是纪实散文得到了巨大发展。

3.发展时期的诗歌创作

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为云南当代苗族文学的发展增添了活力，从诗歌创作的内容来看，有的取材于苗族地区的自然景物，有的取材于苗族自身的生活，表达对民风民俗的赞美以及对爱的渴望，也有的用抽象的事物，用象征的手法，表达人生和生活的哲理。代表作家有杨世书、张元奇、罗毅勇、侯兴邹、熊荣元、陶自强、陶光福、项正文、侯发阳、熊启鑫、艾金权、汪玲等。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少见的诗歌有陶兴祥的《别》，康礼芳的《春天》，朱开勇的《储蓄女神》，杨世书的《警钟》《妒怨》《老山的自说》《春雨在歌唱》《那条山路》。90年代以后诗歌创作得到巨大发展，有张元奇的《在我的梦中》《苗族就是我的名字》《爱恋如同一阵风》《风风光光多甜蜜》《我和你不再有牵挂》《我们是世间一苗家》《苗岭山花开》，罗毅勇的《乡土的真实》《红色的记忆》（组诗）、《生命的旗帜——致 〈七乡儿女〉》《城市的阳光》《步出书屋的心情》《红土地》，侯兴邹的《爱你天长地久》《爱你无怨无悔》《只想和你长相依》《新婚送别：留下牵挂在文山》《花山场上再相会》《旧梦难圆》《迟来的忏悔》《梦断桥头》《笑着活下去》《我在村口把歌等候》，熊荣元的《多情的苗岭》《苗山》《醉花山》《唱花山》《马关恋歌》《壮乡苗岭请你来》《心醉苗山》《花山缘》《幸福花山》，陶自强的《我把我的爱给予我爱的人》《关于春天》，陶光福的《一个留守女童的周末》《尘埃落定》《昨天与明天》《断章花山节》《V形谷》《我站在一棵茶树的背后》《赶路》《白河谷行》，项正文的《老师和粉笔》《乡音》，汪玲的《吻你之后的颤抖》《无奈》《把你忘记》，侯发阳的《花秆下的苗族人》，熊启鑫的《踩花山》《我的苦难我的忧愁》《没有你的城市》，艾金权的诗歌《黄昏随想》《父亲》，等等。

二、云南当代苗族作家文学的思想内容特点

（一）浓郁的地方民族生活气息和独特的边地色彩

云南苗族的居住情况，从地理上来看大部分居住在文山地区，位置上又与东南亚接壤，这为80年代后云南苗族作家文学作品的创作提供了独特的素材，因此这时期的作品取材于独特的边缘地貌色彩，也取材于本民族民风民俗。正如欧阳可惺在《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与地域文化》一文中说道：“各少数民族作家在各自生活中寻求文化的地域性和差异性，这表现出他们深刻把握本地域的 ‘人化自然’的文化特征。”^[9]如朱文光的处女作《百年探索曲》，作者用了18年的时间到各地走访、查阅资料以及凭自己对苗族文化的深刻理解，创作出云南首部苗族小说的长篇巨作，作品包含了苗族奇异的民族风情、原生态的民歌民谣，展现苗族风土人情和民族精神。朱开勇的长篇小说《彩虹泪》描写富有苗族生活色彩的“踩花山”，也有苗族特有的对歌、山歌、情歌、恋歌等，具有浓郁的苗味歌曲的传奇美，还描写《指路经》悲壮的丧葬仪式、多姿多彩的民族节日，幽默风趣的婚事等民风民俗，营造了一个奇风异俗的苗族大观园。陶兴安的作品取材于苗山，也取材于身边的人与事，具有浓浓的民族味，如《抢婚》描写苗族传统的“抢婚”习俗，《猎杀》中描写苗族一种传统的生活方式“猎杀”的场面；同时，也创作了许多反映苗族生活的散文作品，如《爱笑的苗家女》《文山苗族纺织》等。

杨桂林是一位土生土长的苗族作家，生活在云南这个壮乡苗岭，对这片土地有着深刻的感受，对壮乡苗岭的地貌特色有着独特的视角，正如《文山苗族》中写他的作品，“其灵感大都来源于对战争硝烟散去后中越边境和平安宁、中越两国对外开放、人民友好往来、发展边境贸易、促进经济发展的生活感受”。杨桂林最具特色的是取材于边地风貌、奇风异俗的作品，如《走访老寨》《苗山的故事》以及与高星合著的长篇纪实文学《大山之子》，又如纪实文学、散文、小说的合集《边缘叙述》让读者从不同的角度欣赏边地趣事和异域风情。侯健的散文《越北苗寨印象》描写了中越边境上越南北部苗寨的风土人情。陶尚勇的散文《走进古那冲》通过对古那冲寨子自然景物和节日盛况的描绘，让读者感受到苗寨无尽的美，让我们看到古那冲的新气象。

这类云南当代苗族作家文学的创作，对云南当地苗族文学的发展，特别是对云南当代苗族那种本土的民风民俗和边地色彩的描写与阐述，揭开了苗族生活的面纱，使读者深刻地感受到云南当代苗族人民生活的多姿多彩，也感受到云南边疆苗族生活环境的独特美。

（二）感人的爱情故事与复杂的官场生活

自古以来，爱情和生活都是文学作品创作的重要方面，云南当代苗族作家文学也不例外，也创作了许多反映苗族青年的爱情生活的文学作品。如张元奇的《花山新语》描写阿彩与意中人阿朵的爱情故事，共同创造美好生活的精神面貌。陶兴安的《抢婚》讲述了苗族青年学生雄保和苗族女孩玛娜，在苗族传统节日上彼此从相识到相爱，最终因家人的反对而阴阳相隔的爱情悲剧故事；《山村爱情》用讲故事的方法，讲述了叔嫂恋的凄美爱情。杨桂林的《岩桑树下》成功塑造了品学兼优的苗族知识青年仰阿莎与伤残军人指导员，从敬佩到爱恋，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最终放弃了上中央民族学院的机会，毅然选择做指导员的生活伴侣的恋爱故事；《红棉红》讲述了思苗苗边境军旅生涯中因一次受伤遇到了戎朵，他们突破了家庭和社会的重重阻碍最终走到一起的爱情故事；《苗山的故事》取材于生活，描写了一对苗族年轻夫妇因家庭矛盾，女主人公离家出走，结果被拐卖，男主人公万里寻爱妻的动人故事，故事情节曲折，感情真挚。这些作品中苗族青年的感人爱情故事，让人们看到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

杨桂林与高星合著的《大山之子》通过描写苗族基层领导干部陶金昌的官场工作经历，塑造了陶金昌廉洁奉公、勤政爱民的伟大形象，反映了他从一个“放牛娃”到县政协主席的坎坷经历。朱开勇的长篇小说《彩虹泪》以老君山苗寨为背景，讲述了朱天雨和陶彩虹这对恋人同父辈一起与地主恶霸的斗争，在斗争过程中，对抗地主恶霸的诱惑、半路打劫等卑鄙的手段，而他们同“苗王”一起为了整个苗寨的利益，不惜牺牲自己，保护苗寨人民的利益。对于复杂的官场生活的描写，《彩虹泪》用一部苗族青年爱情故事贯穿于其中的恶霸地主的斗争史。相对于其他作家来说，虹玲的小说取材新颖独特，她写的是现代官场的不良之风、生存本相，在苗族作家文学中关于官场小说创作还相当稀少，虹玲就将现代社会中的官场生活图景展现在读者的眼前。虹玲的小说，利用自己独特的工作环境，生活中接触到的很多都是公务员较为阴暗的一面，所以在她的作品中同样揭示一些腐败问题，用文学语言写出官场生活的复杂性，如《情殇》以张新月和秦川的经历为线索，围绕清云县上层领导阶层，展开一场上到省级领导，下到乡村百姓的权力斗争，演绎官场一场场权力斗争剧，是大小官员以及下层百姓生活的真实写照。小说揭示当今社会官场出现的弊病和对官场上腐败行为的痛斥和鞭笞，也表达出对知识分子官场生活的同情，其作品体现出强烈的现代性和鲜明的时代特征。不管是对地主残酷剥削和压迫的描写，还是对现代官场的尔虞我诈的揭示，都从另一个侧面写出了苗族生活的真实性，也拓展了云南当代苗族作家文学创作的范围。

（三）唤醒人民改变落后现实，对祖国建设充满期待

新中国成立以后，少数民族地位提高，各方面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在这种背景下，云南当代苗族作家创作了许多歌颂新中国国家形象的作品，同时体现出对祖国建设的期待。“文学作品的主题，是指文学作品通过其形象或语言体系显示出来的主要意旨，它既体现了中心思想，也是作者创作意图的体现。”^[10]这时期，云南苗族作家文学的创作，体现了深刻的文学主题，特别是对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和对祖国建设的期待，成了这时期云南苗族作家文学创作的主题。如陶兴安的《山村爱情》创作取材于苗族地区的现实生活，通过身边的人与事，用作品唤醒人民改变落后的现实，正如熊玉有在《山村爱情》（序）所说：“所以，我觉得陶兴安不仅是在文学创作上辛勤笔耕，同时也是在为抢救和保护民族文化尽心尽力，确实难能可贵。”^[11]陶兴安的《抢婚》通过讲述现代教育下雄保和玛娜的爱情悲剧故事，揭示了苗族地区传统封建婚姻观念扼杀了无数追求自由婚姻和幸福的青年男女，在落后的思想观念与社会现实发生矛盾时，要敢于同落后观念做斗争，呼唤人们关注和改变这种现实问题。《死迷》以王金的女儿咪蒡之死为主线，写出苗族社会的落后现实问题，对民主和法制进入当代苗族社会解决这一社会现实的渴望与期待，激发人们要发奋图强，自强不息。杨桂林的《远山回荡的钟声》写德高望重的老人古久公把野猪窝的希望寄托于白龙山的灵验，这一封建观念一直影响无数代苗族青年，经过颇伦书记与玉才的思想交流，玉才最终认识到苗族社会这一客观的社会现实，具有强烈的时代精神。《大哥的作坊》写苗山的“变化”，从青山绿水到“血红色”荒凉的作坊，对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的发展这种发展模式，予以严肃的批评，让人们认识到保护环境，维护生态平衡才是发展的长久之计，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这类文学作品，在揭示社会种种不合理的现象的同时，对新中国的建设充满着期待，而目的在于后者，在揭示的同时寻求改变。

（四）对民族精神的赞扬

一个民族的民族精神，正如周均东在《云南少数民族文学的时代精神》中说“少数民族是照亮民族精神的星星与灯火，是民族精神和民族灵魂的重要载体”^[12]，每一个作家都是民族中的一员，在文学创作方面或多或少地渗透着自己所属民族的民族精神或民族特质，如果说民族的生活为他们提供了独特的创作题材，那对民族精神的揭示则是他们创作的必然。如李维金的《父亲，走好》描写一个从农村基层成长起来的县长，时时处处为人民着想，歌颂了一个“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苗族干部的崇高品德；散文《赶山打猎》描写了各种打猎的场景，展现了苗族人民坚韧不拔、奋发图强的民族精神。杨桂林的长篇纪实文学《大山之子》，作品形象地塑造了壮乡苗岭的性格鲜明的陶金昌普通而不平凡的一生的高大形象；《红棉红》以边境老山地区的卫国战争为背景，以苗思思为主线，讲述了一个边关军民团结，民族团结的和谐氛围。朱开勇的《彩虹泪》以老君山为背景，讲述一个苗族山寨的故事，讲述了朱天雨和陶彩虹同父辈一起反对恶霸地主的斗争，为救苗族人民的利益双双葬身火海，书中也讲述了“苗王”陶又王，为了反抗地主恶霸的奴役和压迫，为了保护民众的利益，选择诈降这种忍辱负重，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最终与敌人同归于尽的斗争故事，揭示苗寨夫权、神权、乱伦等不良风俗习惯以及落后的传统观念使得族人自相残杀，歌颂了苗寨人民反抗封建残酷统治，维护民族尊严和生存环境而献身的民族精神，展现了苗族不屈不挠，不畏艰险的勇敢精神。张元奇的《我们的名字叫苗族》是在世界各地苗族纷纷来文山寻根问祖的背景下创作的，诗歌从苗族的民族历史、民族性格、民族文化以及民族心理等五方面展示苗族的整体情况，展现了苗族人民对美好未来的追求和民族的自豪感。陶开晖的散文《姐姐，我的引路人》通过三个小标题塑造了姐姐这一形象，展现苗族妇女的勤劳与智慧。云南当代苗族作家通过描写具有苗族特点的环境和人物，体现出苗族的民族精神，尤其是对苗族青年的成长历程和对苗族妇女的描写，在故事构建中表现出对民族精神的赞扬。

三、云南当代苗族作家文学的艺术特色

（一）独具民族特色的小说

1.小说语言独具“苗味”

文字是书面文学的载体，也是作家创作的工具，斯大林说“民族语言是民族文化的形式”^[13]，在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语言也各不相同，具有鲜明的地域和民族色彩。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学作品充满着独特的地域色彩和浓厚的民族特色，通过读云南当代苗族作家小说，可以从中感觉到一种浓浓的“苗味”，而这种特色是作家对本民族语言的吸收以及加工所体现出来的。如云南当代苗族作家文学形成时期，李必雨的小说《亡命异邦》中所写到的一些吃的，如酸笋子、嘎拉豆、干腌菜、牛干巴等，其中还有很多其他独具苗味的语言，体现了苗族人民特有的语言风格。朱开勇的《彩虹泪》无论是作品中随处可见的山歌、对歌、情歌、恋歌、《指路经》以及开天辟地的古歌，还是激烈的狩猎场景以及悲壮的丧葬仪式，特别是苗族特有的花山节，对环境的描写以及把他们比喻为杜鹃花、山茶花描写等民风民俗，小说中说女主人公陶彩虹是最美的“米彩”，意为最美姑娘，还说她是山中的仙女、山野女郎，拥有一张山茶花一样魅力的脸蛋和杨柳般飘逸的腰肢，所采用的喻体无不透着浓郁的苗味。陶兴安《山村爱情》真实地反映苗族生活的原汁原味，无论作品中人物的名字和人称，还是事件情节的描写都是一幅幅苗族风俗画。杨桂林《猎杀》以狩猎为场面，用独特的语言描绘出苗族人民的强悍粗犷的性格特征。这类作品中，作者利用苗族作家的身份以及对苗族文化的独特而深刻的体验，在文学作品中贯穿其语言风格，特别是作品中的人物语言和人物对话，深刻地展现了苗族语言的独特风味，具有浓浓的“苗味”。

2.深刻描写了民族心理和性格特征

云南当代苗族作家作为苗族人民的一部分，其作品也必然会体现苗族心理以及他们的性格特征，在作品中苗族心理和性格的体现在于他们对苗族事物的观察和理解。正如龙长顺在《试论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民族特色》中说道：“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性格。”^[14]民族心理主要表现在“自觉维护本民族利益的那种心理，这是民族赖以团结巩固的精神纽带”^[15]。如张元奇的《花山新语》通过描写阿彩和阿朵的爱情故事，写出了苗族青年追求理想，积极向上的性格特征。杨桂林的《大山之子》，在主人公陶金昌的从政经历中，不管是生活还是仕途都体现出了不屈不挠、爱国爱乡的崇高的民族精神和肝胆相照重情重义的强烈民族性格。朱开勇《彩虹泪》作品中塑造的“苗王”陶又王为了反抗地主恶霸的残酷奴役和压迫，显示出他机智勇敢，不惜牺牲生命为代价，从而维护民族利益的坚毅勇敢、不怕牺牲的顽强的民族精神。陶兴安的《猎杀》通过描写生动的猎杀场面，体现出苗族人民粗犷的民族性格。一个民族的民族性格是在长期的历史演变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苗族的重情重义、不屈不挠的民族性格，是由苗族本身的迁徙生活历史所决定的，这种性格与心理不会随着历史的演进而发生变化或消失，民族性格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因此，在当代苗族作家文学作品中或多或少、不由自主地在作品中呈现出来。

（二）具有地域特色的散文

1.用纪实手法描写边境的人与事(www.xing528.com)

20世纪80年代以后，云南当代苗族作家作品得到了巨大的发展，除小说之外，散文也取得了突出成就。而散文中纪实散文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从内容上看，有的描写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有的描写苗族地域风情、有的描写民风民俗、有的揭示社会现实、有的描写民族心理素质、有的歌颂民族精神等等，这类散文取材于边境苗族地区的人和事，采用纪实手法写出其真实性，表达对苗族民风民俗的赞美，也表达对当地地域特色的喜爱，更表达出对人民的真情实感，突出作品的历史性和真实性。杨桂林致力于散文创作，散文中纪实散文业绩更为突出，作品主要写改革开放后中越边境各行业表现出的各种新鲜的人与事，而其中以描述边地民风民俗为重点，如杨桂林的散文《边关走笔》中用“马关怀古”“都龙散记”“田蓬印象”“董干寻碉”“船头抒怀”“猛硐漫步”六个小标题，同时以时间为线索，以纪实的手法，写出寻访历史上苗族英雄项崇周带领边疆各族人民抗击法国殖民主义者的战斗遗迹之旅，又如他的《老挝纪行》以时间为线索，描写了一路所见所闻。这类作品通过对边境地区具体事件、具体环境的描写，表达作者的真情实感。对美轮美奂的边缘地貌的描写，也表达出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2.用朴素亲切的语言表达真挚的情感

在散文创作方面，除了运用纪实手法描写边境的人和事，作者还用朴素亲切的语言表达出真挚的情感，体现出散文的纪实性和真情实感，如陶开晖《姐姐，我的引路人》分为三个小部分：第一部分，姐姐让我们看到希望，用具体的数字写出了当时我们家里所面临的现实情况；第二部分，姐姐扶我走上成功的第一步；第三部分，姐姐引我走向新的人生之旅，用短小的篇幅，具体真挚地说出姐姐对我们一家人，特别是我，所付出的一切。陶自强的《心，永存感激》通过写“我”中考前夕不慎被妈妈做饭时的热水烫伤了脚的一件小事情，以清新质朴的语言真实地写出了亲情、师生情、同学情的可贵；《爷爷》写出爷爷为了我们一家人辛劳一辈子，最终活活累倒，爸爸在外奔波，回到家责怪妈妈没有照顾好爷爷，母亲又伤心又委屈地哭了，而爷爷只是简单的一句话：别哭了，都怪我老了不中用。一句简单亲切的话语透着一家人浓浓的情。还有熊天祥的《希望之路》中的“他们不再满足 ‘养猪为过年，养鸡养鸭换油盐’的生活……”用朴实流畅的语言，揭示了路是制约云南马关县浪桥人发展的原因所在。陶秀和的散文《苗山娃娃的一天》中写了苗族老人扎通熊、老马、爷爷和咪强的几次对话，如老马：“是了嘛，敢承认错误就是好孩子”，语句朴素直白、通俗易懂，表达出他们对孩子的关心和爱护。这些作品通过朴素、流畅、清新、简洁的语言，表达出作者深深的意、浓浓的情。

（三）富有时代气息的诗歌

1.朴素的语境与哲理的意蕴

诗歌是用凝练的语言塑造意象，表达出作者的思想情感和审美体验。这一时期苗族作家用敏锐的眼光和自身的独特感触，捕捉当代苗族知识分子的生活境况，用文字来抒写他们丰富和复杂的思想感情。罗毅勇的《乡土的真实》，描写了从农村走到城市的自己，深感城市的虚伪，“我”虽有城市人的身份，但心底却不是城市人，在城市与乡村之间徘徊，引发自己内心真实与城市身份的矛盾，在无助与孤独中，想回归真实的自己，诗人只能选择读诗和写诗来充实自己的生活，从中透露出人生归属的哲理，意味深长，具有强烈的现代感。又如《红土地》抒发对乡土热恋情怀，诗中弥漫着浓浓的乡土气息，《箫声》中诗人对箫声的解读，从而写出一位“苗哥”不幸的人生，也为“苗哥”追寻美妙爱情的漫漫崎岖路流下同情的眼泪，让人深深地陷入思考：生活就像一张黑暗的网，爱情不是人生的全部，没有爱情的生活也并非白纸一张。又如陶光福在创作上力求以最少的文字表达最多的含义，含蓄而不晦涩，在他的诗歌作品中多用象征手法，很多时候意象又不特指。比如《V形谷》中运用象征手法，不同的人不同的经历都有不一样的解读，可以是爱情、可以是经历、可以是健康、可以是仕途等角度去解读；《白河谷行》以白河谷的茅屋、老人、茅草、野蕉林为描写对象，写出白河谷所见所闻所感，抒发对大自然的向往之情。汪玲的《把你忘记》：“我做的锁住我的笔、关掉手机但是始终忘不了爱你的心”，主观与客观的矛盾，最后依旧选择遗忘。

2.朴实流畅，清新淡雅的语言

从“五四”以后，新诗与古诗的文字和语言风格都有很大的区别，新诗主张用通俗、朴实、流畅的语言，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对世界的理解。云南当代苗族作家文学作品中，诗歌创作在语言风格上也体现出朴实流畅、清新淡雅的特点。如项正文的《老师和粉笔》以老师这个熟悉的职业和普通的“粉笔”为书写对象，抒发老师燃烧自己、照亮他人的伟大一生。陶林的诗《飞》“飞／我想飞／我要飞／我要抛弃身上所有的枷锁／成为主宰自己命运的主人／驮起心中所有的理想／永远保持着飞的姿势／因为我选择了——自由！”用朴素流畅的文字，抒发出对自由理想的歌颂。侯兴邹《爱你天长地久》用流畅的语言，抒发出对爱情的向往与追求，《分手》在简单的文字背后，写出爱情在物质面前，“我”满足不了“你家”的要求，最后选择分手的凄苦情，《把你的美丽带走》读起来就像一场分别时的对话，表达男主人的不舍。汪玲的诗歌通过朴素简约的语言，抒发内心，如《吻你之后的颤抖》以对爱情的体验，抒发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又如《无奈》诗人通过写自我内心情感的独白，表达出对体验爱情之后内心的苦楚。杨凤金的诗句“一盏灯，一杯酒／一个人，一缕梦／灯里，燃着我的希望／酒中，饮尽我的疾狂”，用流畅简洁的语言表达出一个人要勇于创新，开拓进取，不要总是跟着别人走。侯兴邹的《爱你天长地久》“说好牵着手要走到白头／为什么要提出和我分手／是不是觉得我不够温柔……我会在老地方把你等候／陪伴你烂漫冬夏与春秋／爱你我会爱到天长地久”，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达出爱的真诚与长久。

四、云南当代苗族作家文学的价值和意义

在云南当代少数民族作家中，每个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作品，新中国成立以后，少数民族政治地位的提高，特别是文艺方针和政策的贯彻和实施，促进了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从形成阶段到发展阶段，各种文学体裁的创作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其中成就最大的要数小说的创作，80年代以后，各种文学体裁的创作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值得一提的是散文取得零突破，许多作家的创作，体现出了本民族的民族特色，具有浓郁的民族气息和独特的民风民俗。同时，在艺术特色方面，也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这样的创作背景下，每个少数民族都为云南少数民族作家作品的发展或多或少地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苗族也不例外，在取得这么大的成就的同时，也存在一定的不足，在内容方面还不全面，在艺术特色方面比较单一化，最大的一点则是对本民族文化以及民族精神的挖掘还不够深刻。在这种情形下，云南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作家作品的创作，在已有的创作基础上反思本民族文学与主流文学处于何种地位，为今后云南苗族作家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创作反思空间，还为云南当代苗族作家文学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为今后苗族文学的发展与创作助力，使其从中汲取精华，从而改变云南当代苗族作家文学的边缘状态，在丰富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同时实现和而不同的目的，使云南少数民族文学现代化和民族化高度结合在一起，从而体现云南当代苗族作家文学的时代性、民族性以及本土化的目标。

云南当代苗族作家文学的价值和意义，除了丰富和完善本民族文学以外，还有完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作用，因为云南当代苗族文学是云南少数民族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云南少数民族文学又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组成部分，正如周均东在《云南少数民族文学的时代精神》中说：“从中国当代文学整体发展的角度看，云南少数民族文学无疑是我国当代文学版图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图谱。”^[16]所以，云南苗族作家文学自身的文学价值凸显的同时，丰富了云南少数民族的文学体系，也促进了云南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完善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为中国文学的多元化增添一股力量。因此，加强对云南当代苗族作家文学作品的研究，一是有利于云南当代苗族文学的发展与完善奠定坚实的基础；二是有利于完善云南少数民族文学的内容，增强云南少数民族文学的创作力度，推动云南少数民族文学的创作进程；三是有利于完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反之则会影响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和完整性。最后，在当代多元文化并存的背景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越来越受到重视，作为其组成部分的云南当代苗族作家文学，也必然凸显出自身的文学价值。因此，加强对云南少数民族作家文学作品的研究，有利于丰富中国文学的多元化，在丰富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同时实现和而不同的文学繁荣。

云南当代苗族作家文学的创作，丰富了云南少数民族文学，通过对云南当代苗族作家文学发展的概括与梳理，在文学体裁上小说、诗歌、散文等呈现多样化的发展，从中可以看出，在作家作品的数量和质量上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作家作品在思想内容，艺术方面取得一定的成果。但是在取得成就的同时还存在着不足，在作品的内容方面较为狭窄和艺术方面也比较单一，正如张永刚、杨凡佳《现当代云南少数民族文学的历史演进》中说云南少数民族文学：“显在穿着少数民族生活形式外衣，内在体现主流文化的文学，虽然这类文字以其新颖的边地生活题材，有效的国家形象展示而构成了文学史中云南50年代文学繁荣的基础，但是少数民族文学的一些独特性却被淡化了。”^[17]当代苗族作家文学在中国少数民族作家文学中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作品屈指可数，这其中的缘由在于很多人对当代苗族作家文学作品及其发展的重视度不够，就创作人员来看，专职作家很少，绝大部分作家只是利用工作之余进行创作。从云南当代苗族作家文学的发展趋势来说，还是比较可观的，作家作品内容、艺术特色等方面仍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年轻一代苗族作家兴起，在总结老一辈作家创作的成败经验的同时进行开拓和创新，为云南当代苗族文学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不断完善着云南当代苗族文学存在的一些不足，也不断推动着云南当代苗族文学向前发展。

（杨辉　执笔）

【注释】

[1]朱群慧选编：《当代中国苗族作家简介》，http：／／zhuqunhui.blog.sohu.com／99964615.html。

[2]张永刚、杨凡佳：《现当代云南少数民族文学的历史演进》，《曲靖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第3～5页。

[3]杨桂林：《滇南苗乡文学雏议》，http：／／www.3－hmong.com，2010年5月12日。

[4]龙符：《凡人赞·清官颂·正气歌——长篇传记文学 〈大山之子〉的文本意义》，《文山日报·七乡周末》2009年12月6日。

[5]杨桂林：《滇南苗乡文学雏议》，http：／／www.3－hmong.com，2010年5月12日。

[6]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苗学发展研究会：《文山苗族》，云南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第105页。

[7]朱群慧：《边缘叙述》（序），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

[8]杨继渊：《笔墨淡然写人生——读王胜华散文集 〈花漫樊篱〉》，《金沙江文艺》2009年第6期，第81页。

[9]欧阳可惺：《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与地域文化》，《西部》2010年第11期，第128～129页。

[10]刘春兰：《解读文学作品主题应持有多元开放意识》，《福建教育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第52页。

[11]熊有玉：《山村爱情》（序），云南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第3页。

[12]周均东：《云南少数民族文学的时代精神》，《文艺理论与批评》2009年第6期，第123页。

[13]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人民出版社1950年版，第19页。

[14]龙长顺：《试论当代少数民族的文学民族特色》，《民族文学研究》1985年第1期，第5页。

[15]龙长顺：《试论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民族特色》，《民族文学研究》1985年第1期，第8页。

[16]周均东：《云南少数民族文学的时代精神》，《文艺理论与批评》2009年第6期，第123页。

[17]张永刚、杨凡佳：《现当代云南少数民族文学的历史演进》，《曲靖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第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