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多民族作家探索多彩文学世界

傈僳族是云南特有的15个少数民族之一，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勤劳勇敢的傈僳人创造了光辉灿烂而又充满特色的民族文化，这为傈僳族作家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深厚肥沃的文化土壤。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时代的发展，傈僳族作家文学从无到有地发展起来。在全球化和后现代背景下，文学也更加偏向于对个体和少数民族的尊重，也更加趋向于多元一体、和而不同的发展格局。中国的作家文学，是56个民族共同缔造的，离开任何一个少数民族的文学来谈中国文学都是不完整的。傈僳族作家文学起步较晚，但发展较快。随着一大批傈僳族作家队伍的成长，傈僳族作家们辛勤笔耕，创作了许多思想内容丰富、艺术特色鲜明的文学作品，这对于繁荣傈僳族作家文学，丰富云南少数民族文学乃至中国文学都具有价值和意义。然而，在傈僳族作家文学的发展过程中，一些问题逐渐凸现，这直接影响和阻碍了傈僳族作家文学的发展。对云南当代傈僳族作家文学的发展状态及其特点进行研究，将有助于清晰把握傈僳族作家文学的发展状况，也将有利于从整体上研究云南少数民族文学及中国当代文学。

一、云南当代傈僳族作家文学的发展状态及其特点概述

傈僳族是我国比较古老的少数民族之一，据考证，傈僳族的历史可追溯到战国时期。发展至今，我国国内傈僳族人口已超过70万，主要分布在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迪庆、保山、德宏、楚雄、大理、丽江等地。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勤劳勇敢的傈僳人创造了光辉灿烂而又充满特色的民族文化，正是在这片深厚肥沃的文化土壤上，傈僳族文学应运而生。

（一）傈僳族作家文学的萌芽

傈僳族作家文学的产生经历了漫长的孕育期，肥沃的文化土壤为傈僳族当代作家文学的形成和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傈僳族文学形式多样，内容丰富，从传承形式上可将其分为口头文学和书面文学两类。时至今日，虽然呈现给我们的是一个丰富多彩的傈僳族文学世界，但傈僳族文学和很多少数民族文学一样，经历了从口头文学到书面创作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傈僳族人民世代传唱的民间文艺真实地记录和再现了傈僳族社会历史的变迁，这一时期的傈僳先民们在长期与生活和自然的斗争中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神话，以及诸多朴素感人的叙事长诗，为傈僳族乃至整个中国文学留下了宝贵的财富。而到了新中国成立后至80年代初，傈僳族文学以民歌为其主要表现形式。这一时期里，在党和国家制定实施的许多少数民族政策的扶持下，大量的傈僳民间文学被采录、整理、发表，有的被整理成册得以出版。其次，祝发清、李四益、密英文、祝华生等民间文艺家迅速成长起来。傈僳诗人作者带着国家解放和人民翻身的喜悦，用饱含激情之笔真情描绘了新中国的新气象，抒发了对祖国、对领袖的感激，以及对新时代、新生活的向往和憧憬。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傈僳族文学开始由口头文学向书面文学转变。

成绩固然可观，但由于诸多社会历史原因，从严格意义上说，傈僳族的作家文学创作直至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起步。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间，傈僳族文学看似平静的发展却“孕育着一场暴风骤雨般的文学潮的涌起”^[1]。李四益、祝发清等人的零星作品得以发表和获奖，这对傈僳文学新人走上创作道路是一个极大的鼓励，20世纪80年代前的傈僳歌手文人早已为本民族文学播下了种，浇好了水，随之而来的便是傈僳族文学茁壮、蓬勃的生长。

（二）傈僳族作家文学的发展

傈僳族作家文学具有起步晚、发展迅速的特点。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迎来了新时期文学复兴崛起的春天，我国少数民族文学也得以空前地繁荣发展。许多少数民族在这一时期里结束了自己民族没有作家文学的历史。在文学复苏的潮流中，在“感到了自己民族和他民族之间的文化差距”后，“在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的驱动下，带着民族的自尊与自强”^[2]一批从怒江峡谷走出来的傈僳青年开始了文学创作。他们通过不懈的努力，用母语或汉语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完成了傈僳族文学从民间文学向作家文学的过渡。这一时期傈僳族作家文学的发展主要表现为文学刊物的创办和傈僳族作家队伍的壮大两个方面。

“少数民族文学事业的繁荣发展，离不开文学园地建设。”^[3]怒江州原碧江县和福贡县创办的《碧罗山》和《福贡艺术》两份傈僳族地区最早创办的文艺报刊也成了该民族文学创作者的创作园地。1982年，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文化局和州文联共同筹备创办了《怒江》《怒江群众艺术》两份刊物，其中，《怒江》将繁荣傈僳族文学，培养傈僳族文学创作人才作为其办刊宗旨，从而推动了傈僳族作家文学的“起飞”。之后，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文化政策的不断拓展，许多文艺刊物如雨后春笋般被创办起来，一些地市级的报刊，如《玉龙山》《团结报》《大理文化》《原野》等都为傈僳族作家提供了创作发表的平台，一些国家级、省级的刊物如《民族文学》《边疆文学》《大西南文学》《山茶》《滇池》《云南日报》等报刊也都对傈僳族作家的作品给予了关注，为其提供了广阔的文学园地，刊发了傈僳族作家的作品。这些文学刊物的创办在为傈僳族作家提供成长摇篮的同时，极大地激发了傈僳族作家、诗人的创作热情，为傈僳族文学的迅速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以云南民族学院民语系大学生为主的“溪流文学社”无疑是傈僳族作家文学起步的苗圃，甚至可以说是其萌芽的标志之一。“溪流文学社”以不定期油印刊物《溪流》为阵地，很快吸纳了一大批文学青年，他们带着对故土的眷恋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创作了许多具有浓郁乡土气息的作品，为傈僳族文学注入了新的活力。这群文学青年不仅有着相对较高的学历和文化水平，从峡谷走向外面的世界这一过程更拓宽了他们的视野，培养了他们敏锐的文学目光，使得他们能够站在文学艺术的高度去审视自己民族生活的历史与现状，去书写他们所熟悉的故土和边疆。也正是这批文学青年中的许多人多年后成了傈僳族作家文学队伍的中坚。密英文、熊泰河、李四明、荞氏·路易斯等人就是以“溪流文学社”为开端进行文学创作的。

（三）傈僳族作家文学主要作品及其成就

傈僳族的作家文学是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一步步发展起来的。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百花齐放”方针的指引下，一批傈僳族民间歌手、诗人及知识分子放声歌唱，创作了傈僳族文学史上的第一批新诗，催生了傈僳族作家文学的萌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傈僳族地区的经济、文化等的发展促进了民族文学事业的发展，诸多文学刊物的创办和对傈僳族作家作品的关注培养了一大批素质较高的傈僳族文学新人，他们不断成长、壮大，逐渐形成了一支粗具规模的文学作者群，完成了傈僳族文学史上的一个个“零”的突破。

粗略统计，傈僳族已形成了一支上百人的作者队伍，他们是：李四益、欧光明、密英文、木玉珠、杨春茂、斯陆益、熊泰河、丹业、丰庆中、杨冬梅、白正学、杨泽文、李贵明、胡兰英（女）、曹大荣、蔡文青、司仙华（女）、朱发德、李四明、普建益、木成香、余新、张光泽、了了、胡学才、密文昌、王秀文、迪友堆、李开良、乔国新、和盛奇、向阳江、李尚华、何君义、霜现月、新跃华、何大昌、汉学文、杨如锋、娜福才等等。其中，极具代表性的有李四益、李四明、何君义、密英文、杨泽文、熊泰河、司仙华、朱发德等。这支作家队伍在创作中所涉及的文体较广泛，个别作家甚至具备了用多种文体进行创作的素质。密英文、杨泽文、李四明、荞氏·路易斯、李贵明、密文昌等人主要从事诗歌创作；何君义、熊泰河、司仙华、普建益等人主要从事小说创作；密英文、杨泽文、余新、和盛奇等主要从事散文创作；和盛奇、胡学才、乔国新等则主要从事报告文学创作；何君义、朱发德等人还有过剧本创作经历；密英文、和盛奇等人也从事文艺评论工作。

除了作家数量可观外，傈僳族许多作家的创作水平也得到了广泛认可。1996年，密英文被吸纳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实现了傈僳族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的“零”突破，之后，陆续有傈僳族作家加入中国作协，被吸纳到省、州、市各级作家协会的人数也不断增加，达到百余人，真正成为傈僳族地区乃至云南文坛的一支生力军。此外，这批傈僳族作者群中有人出版了个人专集，密英文诗集《十九岁的太阳》的出版实现了傈僳族作家文学集子出版“零”的突破。紧接着，诸多傈僳族作家的文学集子接连得到出版。包括：《傈僳族青年作品选》，李四益的诗歌集《琵琶声响幸福长》，密英文的诗集《熟了的山坡》《夜莺与玫瑰》，李四明的诗集《躲不开的夏季》，杨泽文的诗集《回望》，木成香的诗集《琵琶情韵》，密英文的散文集《怒江谣》，了了的散文集《采撷岁月》，向阳江的散文集《向阳江散文选》，张光泽的散文集《单骑万里上北京》，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集·傈僳族卷》等。值得一提的是，在用汉语写作的同时，傈僳族作家也坚持用傈僳文进行文学创作，最具代表性的当属熊泰河的傈僳文长篇小说《亚碧罗雪山》。另外，熊泰河长篇小说《血祭鬼谷》、朱发德长篇小说《决战大峡谷》、密英文叙事长诗《怒江放歌》等长篇文学作品相继出版，标志着傈僳族作家文学创作已经走向成熟。

20世纪80到90年代是傈僳族作家文学发展的黄金时期，主要表现为大量文学作品的发表，不间断地有文学集子出版，以及越来越多的文学作品在国家、省级获奖。有的作品甚至被译介到国外。短短几十年时间里，傈僳族作家的作品就从《溪流》《怒江》等刊物走向了《云南日报》《绿风》《诗歌报》《星星诗刊》《诗刊》《民族文学》等，足迹越来越广，质量越来越高。李四益的诗歌作品热情洋溢，多次被选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还被译介到苏联、英国、缅甸等国家。司仙华（女）的小说《神秘谷口的镇魂棍》、荞氏·路易斯的散文诗《童心世界》荣获第四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新人新作奖。杨泽文的诗集《回望》荣获第六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李贵明《我的滇西》获第十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密英文的诗歌《男人是山，女人是水》《美丽的传奇》、组诗《人在旅途》还分别荣获《大西南文学》“全国诗歌有奖赛”一等奖、《云南日报》“南国云”诗赛三等奖、第三届（1998年）“边疆文学奖”等等。这些荣誉的获得，是傈僳族作家辛勤耕耘的结果，也是傈僳族作家作品得到外界或主流认可的表现，也正因为如此，傈僳族作家文学逐渐走出峡谷，走出云南，走进了大众的视野，引起了省内外作家、评论家的关注。左玉堂的专著《傈僳族文学简史》以大篇幅介绍和评论了傈僳族作家及其作品。晓雪、张永权、王之一、左玉堂、晨宏等都以不同文本形式评论过傈僳族作家的作品。因此我们可以说，经过20世纪80到90年代的发展，云南傈僳族作家文学创作已经进入了一个由作家主导的全新时代。

二、云南当代傈僳族作家文学的思想内容特色

“从属于该民族的文化大系统，与一定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密切相关。”^[4]云南傈僳族作家文学是根植于傈僳族悠久而丰富的民族文化和肥沃的傈僳族民间文学土壤中而萌芽并发展起来的。在长期与大自然的斗争中，傈僳族先人以丰富的想象创造了诸多动人的神话传说，为后代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傈僳人能歌善舞，众多的节日和传统习俗成就了傈僳族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也为傈僳族作家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增强了傈僳族作家文学作品的民族色彩。其次，从傈僳族聚居地来看，傈僳族许多作家生活的地方要么是险峻幽深的峡谷，或是绮丽迷人的雪域，这样的自然环境熏陶着傈僳族作家，因此，他们的笔下少不了对边地和故土自然风光的描写，溜索、丛林、石月亮、碧罗雪山等事物和景观在傈僳族作家的作品中随处可见。“文学家是自己时代的儿子，因此应当跟其他一切社会人士一样受社会生活外部条件的制约。”^[5]从傈僳族作家文学的萌芽、发展、成熟各个阶段来看，傈僳族作家作品的主题和内容都是随时代的发展不断变化，与社会生活紧密相连的。

（一）献给新时代党和领袖的赞歌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上下都沉浸在国家解放、民族独立的喜悦中。新中国的建立为各族人民创造了新生活，全国人民走进了新时代，与新时代带来的活力相伴而来的是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新发展。作为云南当代傈僳族作家文学的萌芽期，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产生的作品还属于民间文学向作家文学过渡的产物，但已经带上了作家文学的影子。这一时期，傈僳族诗人和民间文艺工作者带着民族翻身做主的喜悦心情，唱出了许多新时代、新生活的赞歌，创作了一批发自肺腑的感恩党、感恩人民领袖的作品。这些作品成了云南当代傈僳族作家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前傈僳吃苞谷／祖祖辈辈都没吃过大米／如今开了水田／吃大米就从我们这一代开始／从前傈僳刀耕火种／祖祖辈辈都没有见过机器／如今建了钢铁厂、机械厂／开机器就从我们这一代开始／从前傈僳是靠双脚翻山越岭／祖祖辈辈都没见过汽车／如今我们亲手挖公路／坐汽车就从我们这一代开始／阿爹传给我们穷苦／阿妈留给我们空手／贫穷要在我们这一代结束／幸福就从我们这一代开始。”（《幸福从我们这一代开始》）在这首饱含真情的新民歌中，作者用朴实的语言，通过与过去的对比，表达了自己当家作主，靠双手种田、建厂、修路等追求美好生活的迫切心情，抒发了他们生活在新时期、新生活中的喜悦和幸福。

李四益是书写这一主题的代表人物，他的作品于1995年被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民宗委选编出版，诗集以诗人代表作《琵琶声响幸福长》命名。他是傈僳族著名歌手、诗人，善于用本民族传统诗歌的表现手法来表现现实生活，而且有即兴歌唱的天赋和好嗓音，被人们形象地称为“布谷鸟”。李四益的作品多是充满喜悦，洋溢着热情的，“热情和灵感是不为意志所左右的，是不由钟表来调节的，是不会依照预先的日子和终点迸发出来的”^[6]。歌手的出身和做家奴的经历使他饱尝人世的艰辛。1950年，怒江峡谷解放，李四益抑制不住翻身做主的激动心情放声歌唱，唱出了《琵琶声响幸福长》《我见到了恩人毛主席》等饱含激情的动人诗篇。“在这庆祝丰收的晚会上／我们怎能不尽情的欢乐／我们怎能不高声歌唱／我们要用心爱的琵琶／弹出往日的苦难／我们要用心爱的口弦／歌唱今日的家乡。”（《琵琶声响幸福长》）诗人用简略的句子、欢快的调子唱出了浩荡的气势，在满腔的热情中抒发着对新时代的感恩和对新生活的向往。再看这两首：“毛主席呀共产党／你是傈僳人民的金太阳／父母也有离开我们的时候／饭碗也只有吃饭时带在身边／毛主席呀我们永远跟着您／您的恩情呵，傈僳人千秋万代永不忘！”（《琵琶声响幸福长》）“旧社会留下贫穷落后／是毛主席指引我们走向幸福／旧社会留下的荒山荒坝／共产党领导我们织上美丽的画图。”（《欢乐的颂歌唱不完》）从这些诗句中可以看出，李四益用比喻、对比等手法写出了旧社会的贫穷黑暗和新生活的美好，并带着感恩纵情歌唱美好生活的缔造者共产党和毛主席。除李四益外，傈僳族民间文艺家祝发清等人也都有作品体现了这一时代主题。

（二）对故土和边地自然景观的描写

“现代少数民族小说以描写边远民族地区自然风光和特定历史背景下的少数民族人民的生活为主要题材和内容。”^[7]通常，作家都有自己的写作根据地，那就是他们所熟悉的、所懂得的事物。从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傈僳族作家都以把自己成长的地方作为自己的创作根据地，云南独特的自然景观和边地独有的人文地理环境深刻影响着傈僳族作家的写作视角。因此，傈僳族作家杨泽文在《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集·傈僳族卷》的序中写道：新时期以来的傈僳族文学是边地和边疆的文学，是高山草甸和绿色森林的文学，是峡谷、雪域和江河的文学……这是截然不同于主流文学的。从作品来看，我们可以更明朗地看到这点。

李贵明以诗集《我的滇西》获得第十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成为傈僳族诗人群体中的一颗新星，诗人生活在迪庆藏区，一直以边地为自己的写作根据地，坚持并践行着回归传统向土地致敬的主张。雄伟的高原和连绵的雪山群落如精神食粮般滋养着诗人，在他的诗作中，峡谷、雪山、湖泊、草原等元素时常跃入读者的眼帘。“群山的图腾，坚守着雪的品质／牧群的乳房因此丰满／我在雪山的影子中／看见了自己真实的脸庞。”（《雪山》）“怒江，在它的黄昏之前匆匆流动／那些田野，森林，云朵下干净的村庄／正在跟随永恒之河的波涛／向着未知的生涯前进／今天我是忧伤的旅人／因为你的美，淳朴，简单的快乐／因为你的宁静，庄重和尊严／怒江，我的出生地，我的故乡……”（《黄昏前的怒江》）从这些诗句中我们可以看到诗人眼中边地风光的美，可以窥视诗人心里对故土真切而朴实的爱。同时，让人读过之后，一幅幅静谧而安详的风光如画般在脑海中铺陈开来，令人向往。

荞氏·路易斯在诗作《一个傈僳汉子的自由》中写道“汹涌的怒江水是我的心潮／再大的高山也会在我的嗓门底下夷平／坚硬的碧罗雪山是我铮铮的脊梁／再猛的风雨雷电也别想侵蚀／我的眼睛是高耸的石月亮做成／再大的云雾也能冲散消尽”，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诗人已经把自自己与“怒江水”“碧罗雪山”“石月亮”等意象融为一体，抒发了自己对故土风光深深的爱恋。此外，在密英文、杨泽文等人的诗作中，以及在傈僳族作家的小说和散文中，都有许多对自己生活所在地及其边地自然景观的描写。

（三）对傈僳族民族性格的刻画与对民风民俗的描写

傈僳族是一个较古老的民族，悠久的民族发展史培育了傈僳族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这就使得云南傈僳族人民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与众不同的民风民俗。而这些，必然在傈僳族作家的笔下被表达出来。

傈僳族是能歌善舞的民族，傈僳族民俗丰富，节日众多，主要节日有尝新节、澡塘会、傈僳年等，对原始宗教的信仰和基督教的传入进一步丰富了云南傈僳族民风民俗，这必然使许多以云南、以傈僳族聚居区为根据地的作家在文学作品中离不开对故土民风民俗的描写。“盐，不吃不行；歌，不唱不得”，在傈僳人的生活中，唱歌对调已经融入了自己民族的血液，婚丧嫁娶、耕种建房等活动时都要唱歌，而舞蹈在他们生活中也占据着至关重要的位置。普言东的小说《高黎飞虎情》讲述了一对傈僳兄妹救助坠机飞虎队员的故事，小说不仅写出了傈僳人纯朴善良、热情好客的民风，对于傈僳族的许多民俗也有细致的描绘。如在描绘庆贺余波兄妹救助了美国飞行员时，小说中写道：“人们围着火堆挑起了欢快的琵琶舞、口弦舞、笛哩吐舞，跳起了刮克舞、牵俄舞，尽情欢歌。老人们则在屋里围着火塘，唱起了古歌木刮。”从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歌舞在傈僳人生活中的地位。此外，小说中还对竹杯盛酒、喝同心酒等傈僳民俗作了详细介绍。何君义小说《雪峰环抱的村落》中，普嘉带祭品到三岔路口给弟弟驱魔驱鬼，祈求米斯使弟弟从邪念中脱身；熊泰河小说《山洼那片地》中，恰的母亲去世后，“人死后并不入棺，而是遗体和棺木各做各的抬，等到坟地才让遗体入棺下葬”……这些描写都是傈僳族作家们对自己民族风俗的描绘。

（四）对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生活状态的描写

长期以来，傈僳族人民的生存环境相对闭塞，底层人民的生活十分艰苦。如傈僳族地区的“溜索”即是对怒江地区人民出行难的最好体现。而与这类似的“难”，是涉及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的。这样，许多心怀人民的傈僳族作家便将自己的同情与关怀寄托于文字，写下了许多反映底层人民生活艰难的作品。

司仙华的小说构思新颖，以富有生活气息的语言向读者展示了一幅幅多彩的民族真实生活画面。《神秘谷口的镇魂棍》是司仙华的代表作品之一，讲述的是独龙族猎手蓬根崩和独丽的爱情故事，作品像一篇美丽的童话，反映了落后的传统习俗对青年人爱情的禁锢及青年人对冲破陈规旧习，追求自由婚姻的强烈愿望。“山中／有那么一条路／踩不烂／跨不出／爷爷流过血／父亲流过汗／母亲流过泪／我一步步攀爬／陡峭／蜿蜒……”（李四明《山中，有那么一条路》）在李四明的这首诗中，诗人向我们展示了闭塞深邃的怒江峡谷人们艰难的生活画面，写出了傈僳人民世代生活的艰辛和追求幸福生活的不易。是的，这里有路，但“踩不烂、跨不出”，路可以带我们通向幸福的远方，但在流过“血和汗”之后，路依然“陡峭、蜿蜒”。字里行间，我们也读出了诗人的忧伤和对底层人民的同情。

三、傈僳族作家文学创作的艺术特色

云南当代傈僳族作家的文学创作大多根植于云南，根植于自己生活的故乡，除了受自己民族熏陶使得其作品充满了民族生活气息外，他们的作品还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由于世代与自然的亲密接触，云南傈僳族作家的作品中充满了强烈的生态意识，多表现为一种对自然的敬畏之情以及对自然和谐的追求。此外，许多傈僳族作家在创作时已经站在了民族、国家的高度，实现了个人情感与民族、国家情感的交融，表现了作家们强烈的使命感和历史责任感。

（一）以抒情的笔调创造出浓郁的乡土韵味

雷平阳曾在自己的诗歌主张中说过：“我希望能看见一种以乡愁为核心的诗歌，它具有秋风与月亮的品质。为了能自由地靠近这种指向尽可能简单的艺术，我很乐意成为一个茧人，缩身于乡愁。”^[8]作为在西南边疆、在怒江峡谷或滇西雪域土生土长起来的作家和诗人对傈僳族这片古老贫瘠的土地有着深沉的爱，他们的作品植根故土，以悲悯情怀和极具抒情特色的笔调关注着生息繁衍于这片土地上的人民，而乡愁与乡土情怀则是贯穿于其作品的主线。

乡土情怀实质上是作家对于故土、对于亲人的一种特有的情愫。“经历，决定着作家的创作方向，而气质却影响着作家的审美意识，艺术风格。”^[9]荞氏·路易斯在自己的诗作《乡愁》中把对故乡和亲人的怀念之情写得十分美好而动人，“呵，我那草花掩映的小路／还飘荡着轻快的笑语么／我那调皮的小花牛哟／是否天天流连在草肥水绿的峡谷／我那年迈的阿妈／切念远儿／可曾增添了几根白发。”从诗中我们不仅看出了诗人对于故乡的热爱，还能深深感受到诗人对故乡的眷恋和对母亲深深的思念之情。木成香在短诗《回乡》中写道：“人世间还有什么／比故乡的黑土更永恒／那清脆的笛哩吐曲调／声声催我回故乡。”欧南智在《记忆里的故乡》的最后一节十分抒情地写出了自己的思乡之情，“长满思念的日子／故乡／在远行游子的泪眼中摇摇晃晃”。普言东散文《走在父亲身后》的结尾写道：“如今岁月匆匆，时光带走了一代人的青春。父亲的两鬓生出了银丝。我也走上了自己的人生路，过着比那时好得多的生活，但儿时走在父亲身后的这段日子，却怎么也不能从我的脑海中抹去，因为它曾经是我童年生活中最值得珍惜的部分。因为那段日子，我懂得了什么是生活的滋味。”这样充满抒情色彩的诗歌语言和句子使读者在品读诗人的乡愁时感受到了一种独特的乡土韵味。

（二）在生态意识的表达中体现出和谐统一的美学追求

文学的生态意识是一个美学概念，是一种用人文学科的方法解决生态危机的态度。在世代的农耕及狩猎生活中，傈僳人与大地和自然之间产生了无比深厚的感情。傈僳族作家大都生长在风光秀美的高山峡谷地带，这里的蓝天与白云、雪山和草甸都是傈僳族作家们创作的灵感所在，那里的自然风光滋养着傈僳族作家，为他们的创作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在云南各民族的思想中，大地不是开发征服的对象，而是神灵们的寓所。”^[10]然而，随着对自然和生态的不断开发利用，傈僳族聚集区的生态环境也遭到了破坏，在远古创世神话中关于尊重生命、敬畏自然的“敬生观”观念及西方生态文学思想的影响，傈僳族作家们带着焦虑的心情和保护生态的使命感进行创作，使得许多作家的作品充满了浓烈的生态意识。

贾平凹在《怀念狼》中表达了自己的生态观：“我坚持灵魂是随物赋形而上世的，人虽然是万物之精华，从生命的意义来说，任何动物、植物和人都是平等共处的。”^[11]在傈僳族作家中，这种观念显得更为真切。杨泽文在散文《乡间生灵》中描述人们为了获取毛皮而射杀松鼠时写道：“多年之后的今天，即便在乡下老家也难以见到松鼠了。老家四周的大部分山林都被开发成了果园，大小山涧的植被和水流也日渐稀少。……万物荣而人荣，万物衰而人衰。须知，一个物种的消亡并不可能给人带来更好的生存机会，哪怕是一只小小的松鼠也不例外。”作者以愤慨的语气表达着自己的生态追求，他的这一思想还贯穿于他的《敬畏雪山》《动物园随想》《人间花朵》等作品中，他在表达自己的生态意识时凸显着自己对于人类文明进程的反思，抒发了自己对重建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向往。李贵明的诗作也充满了生态意识，他在礼赞自然的同时也写出“游人的马蹄／踩碎了几朵花香”（《迪庆原野的事物》）的诗句，呼吁人们守护好自己的栖息地，表达诗人对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美学追求。

（三）质朴、明快的语言风格

与一些辞藻华丽的主流文学作品不同，傈僳族作家文学作品的语言风格大多体现为一种质朴、明快的特点。质朴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小说语言的平实和朴素之中，明快主要是由于一些修辞手法的运用使得作品的语言更生动、更具有生命力。

普言东小说《高黎飞虎情》中这样写父母对安娜的疼爱：“安娜是一个非常孝顺的女孩，安娜的父母对这个女儿非常疼爱，女儿出去外面打工，安娜的母亲总是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让女儿在外面小心，生怕从此失去女儿，再也见不到安娜。”就在这样质朴、平实的语言中，我们不仅看到了父母对安娜的疼爱，也看出了傈僳族人民的纯朴。(www.xing528.com)

此外，沿袭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作家文学欢乐明快的调子，傈僳族许多诗人的作品中也都有着明快的语言风格。不妨来看看密英文的一些诗句：“在离星星很近的地方站立／我以为可以轻易触碰它们／它们眨眨眼溜走了／总有人以为站的很高／其实，高不过脚底的尘埃。”（《无题》）“你哭了，在生日蛋糕上／点上十九炷蜡烛，你相信／要不了多少／就会升起十九颗金色的太阳／十九岁的太阳，从峰巅升起高呼／十九岁的青春和世界万岁。”（《十九岁的太阳》）从这些诗句中，诗人通过比喻等手法的运用使我们感到了一种充满朝气而又明快清新的诗歌语言，感到了诗人观照生活，和对民族发展繁荣的强烈渴望。

（四）刻画了鲜明的民族性格

少数民族自身处在地理和文化的双重边缘，这就使得云南傈僳族人民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养成了独特的民族性格。

傈僳族是一个勤劳勇敢的民族，在历史上，傈僳族人民曾为反抗阶级剥削、民族压迫和外来侵略者的入侵揭竿而起，展开过一场场可歌可泣的英勇斗争，为保卫国家和建设祖国西南边疆做出了重大贡献。因此，许多云南当代傈僳族作家立足于当下，用历史的眼光去刻画人物，关注民族的变革与发展，从而塑造出了独特的民族性格。《血祭鬼谷》是熊泰河用汉文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作品描写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怒江福贡县傈僳族、怒族农民为反抗苛捐杂税与反动官府进行殊死斗争的故事，成功塑造了贫苦的青年农民普四恒等一批具有独特民族心理素质和民族性格的人物。熊泰河的另一部小说《猎网》讲述了一个受过中等教育回乡务农的腊路，没有继承父亲的猎网而选择承包山林，发展林地的故事，刻画了有知识、有理想的新一代傈僳族青年的典型形象，有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时代气息。此外，司仙华、朱发德等傈僳族作家都在其作品中通过人物形象的刻画塑造了独特的傈僳族民族性格。

四、傈僳族作家文学的价值和地位

长期以来，傈僳族作家文学和许多少数民族文学一样处于被主流文学界边缘化的地位，这样一来，就导致了傈僳族作家文学的价值常常被忽略。而实质上，从马克思主义理论来看，每一个民族无论大小，都有着为他民族所无，为本民族所独有的优秀特质，各民族的文学作为本民族社会生活的反映也应如此，有着自己的独特价值和地位。因此有学者提出，“我们必须充分意识到中国多民族多区域文学的丰富性、多样性及其隐含着的理论建构价值，意识到自古以来作为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国家的中国文学，其实都是多样融通共存、相互影响与相互促进的文学，而不仅仅是汉语文学和精英写作孤立发展的文学”^[12]。并为那些“对于被主流社会文化所忽视或遮蔽了的少数民族文学的存在权利和应有价值，发出了呼吁之声”^[13]。事实上，云南当代傈僳族作家文学在形成和发展中具有了独特的价值，这是值得关注的。

（一）填补了本民族作家文学的空白，促进了傈僳族文学的繁荣

如前所述，傈僳族作家文学是在新中国成立后萌芽，在八九十年代的文学潮中发展起来的。当代傈僳族作家文学的从无到有，填补了傈僳族作家文学的空白，不仅实现了傈僳族文学从口头向书面的转变，而且使其文学性、艺术性不断加强，从而促进了傈僳族作家文学的繁荣发展，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第一，培养和造就了一支文学素养较高的傈僳族作家文学队伍。从民间文艺家、民间歌手到作家，再到作者群的形成，傈僳族文学走向了由作家主导的新时代。这支队伍中的许多人有着较高的文化水平和较好的文学修养，这必然能够推动傈僳族作家文学的迅速发展。第二，创作和出版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傈僳族作家队伍形成后，许多作家辛勤耕耘、笔耕不辍，创作出了大量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或充满民族气息，或真实反映了傈僳族社会在不同时代的不同风貌，很多作品已经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并不断有傈僳族作家的作品在全国及省上的比赛中获奖。傈僳族作家文学正渐渐繁荣起来。

（二）丰富了云南少数民族文学及中国文学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要实现我国文学的大发展、大繁荣，不能仅靠主流文学或是少数几个民族的发展，当代傈僳族作家文学不仅是云南少数民族文学璀璨花朵中的一片鲜艳花瓣，也是中国文学大河的一支重要支流，只有56个民族的文学都获得发展和繁荣后，中国文学的发展才能迎来百花齐放的春天。云南是民族大省，中国55个少数民族中，云南就有25个，人口在5000人以上。各民族文学的共同发展使得云南各个少数民族之间形成了互相激发、互相补充、互相促进的局面，也使得云南少数民族文学发展成为中国文坛上一颗耀眼的新星。

傈僳族作家文学在其肥沃的民族文化土壤中萌芽、发展，以其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诸多傈僳族文学作品历史地、真实地反映了傈僳人在特有的社会环境中的生活斗争、生活状况和民风民俗，也描绘了当地绮丽的自然风光，这些作品，以独特的叙事视角和表达方式，充分表现了傈僳人民的思想感情及其傈僳作家的民族情结、国家意识，这些内容与其他少数民族文学一道共同构成了云南少数民族文学的多样性主题，丰富了云南的少数民族文学，从而在一定意义上丰富了中国文学。

（三）弘扬了高度统一的民族国家意识

“从总体上看，新中国成立60年来的云南少数民族文学以其特有的存在形态，弘扬了高度统一的民族国家意识，丰富了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多样一体、和而不同的发展格局。”^[14]作为一度被边缘化了的少数民族文学，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他者”^[15]之一的傈僳族作家文学，作家们在创作的同时并不局限于狭隘的个人情感或民族情绪，而是在书写民族生活的变迁和变革中，充分表达了傈僳族人民对祖国改革发展这一时代主题的认同，并将自己的边缘身份与中国当代文学的中心地位相契合，把自己的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紧密结合，从而弘扬了高度统一的国家意识。这样的作品在傈僳族作家文学中有着较明显的体现。如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特定时代里，李四益的诗歌不仅在时代主题，甚至在叙事方式上都与主流文学有许多相同的地方。再如李四明的诗歌《界碑，历史的注脚》中写道：“倚靠界碑／脚踩最后这方国土／随便抢一个镜头／都表达同一个含义／笑容里写着自豪／目光中显露雄威／倚靠界碑／脚踩最后这方国土／我终于读懂了／祖国，这层含义……”诗歌饱含深情地写出了诗人在界碑之下的所思所感，表达出了诗人及傈僳人民在新时期里对祖国深沉的爱。傈僳族作家们都明白只有在国家意识下才能有自由的民族意识，加上他们强烈的民族情怀和对祖国的深厚感情，从而在作品中体现出积极融入主流文学的现象，实现了民族意识与国家意识的高度统一。而这，也必将促进傈僳族文学与主流文学的交流，从而在相互融合中实现自身的发展与繁荣。

五、傈僳族作家文学的“短板”与出路

尽管傈僳族作家文学在其产生之后以迅速的发展速度闯入了文学大众的视野，取得了可观的成绩，但成就的高低是比较而言的。云南当代傈僳族作家文学与一些取得较高文学成就的少数民族相比仍然存在较大差距，只有认准自己的“短板”，不断反思和改进，才能弥补不足，缩短差距，甚至赶上那些兄弟民族。

（一）傈僳族作家文学的“短板”

由于起步较晚，经济发展滞后等原因，傈僳族作家文学在发展过程中也不断有问题凸现，这些问题共同构成了傈僳族作家文学发展的“短板”，直接阻碍着傈僳族作家文学的进步与发展。具体分析下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尚无“拳头”作品。纵观傈僳族作家文学的诸多作品，虽然数量不断增多，也有许多作家的作品得到了文学界的认可，获得过许多奖励，但很多傈僳族作家的许多作品仍是停留在“小我”情绪的抒发上，加上缺乏艺术底蕴和生活积累，使得该民族至今没能产生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作品，从而导致了作品影响力不足、关注度较低等不利于傈僳族作家文学发展的因素。第二，缺乏“专业”作家。傈僳族作家文学队伍在发展中逐渐出现高学历化的趋势，而这支高学历队伍在学成还乡之后都走上了自己的工作岗位，文学创作逐渐沦为业余。此外，随着经济的发展，现实的功利化侵蚀了文学，使许多作家不能进行纯粹的文学创作。这一状态对文学大发展是十分不利的。第三，文学评论缺乏。文学评论与文学创作是相互作用的，文学评论对文学创作具有极强的指导作用。然而，很多傈僳族作家并未认识到文学评论对于文学发展的重要，导致傈僳族从事文学评论的作家寥寥无几。此外，主流文学评论界对傈僳族文学的关注不够也是导致傈僳族作家文学评论缺乏的重要原因。这使得文学评论的指导价值未能作用于傈僳族作家文学的发展。

（二）傈僳族作家文学的出路

既然找准了病因，那么就可以对症下药。只有解决了傈僳族作家文学发展中的“短板”问题，傈僳族文学才会向着更好的方向迅速发展。

首先，应强化“拳头”作品的生产。这要求傈僳族作家积极地深入生活，感受生活，正如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中所说：“社会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源泉。”（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作家们应努力从生活中汲取创作的营养，创作出具有生活气息和时代精神的作品。加强与主流文学的交流，学习其先进的文学创作艺术，竭力推出几部影响力较大的作品。其次，应大力培育文学新人。就目前来看，傈僳族作家队伍中的许多人都是在一种民族责任感和使命感的驱使下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而这群人中大多已过中年，创作的激情逐日消退，傈僳族文学要发展，亟待发掘和培育文学新人。最后，应大力发展文学评论事业。鼓励本民族作家在创作的同时参与到文学评论中来，通过自身的努力弥补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发展的不平衡，在文学批评中认识自己文学发展过程中的存在问题，找准发展方向的同时，将本民族文学介绍给大众。当然，还应不断加强与主流文学界的联系，邀请知名作家或评论家对傈僳族作家的作品作全面评价，通过文学评论指导文学创作。

综合上述分析，云南傈僳族丰富悠久的历史文化为傈僳族作家文学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20世纪50年代后，伴随着新中国成立的喜悦之情，傈僳族作家文学开始萌芽，诸多民族政策的扶持也使得傈僳族许多文献和故事集得以整理出版，少数作家零星作品的发表鼓舞了傈僳族年轻的文学爱好者。80年代后，傈僳族作家文学得到了较大发展。一大批傈僳族文学青年带着振兴民族文学的使命开始走上文学创作之路，傈僳族文学开始走上由作家主导的大道。这群文学青年迅速成长为傈僳族作家文学的中坚，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内容、题材广泛，有着较高的艺术价值。傈僳族作家们用充满抒情色彩的笔调、质朴明快的语言表达了作家对于人民、对于边地与故土的挚爱深情，刻画出了充实饱满的傈僳人民的性格，体现出作家们浓厚的乡土情结及其在生态文学中对于和谐统一的价值追求。傈僳族作家文学是从无到有发展起来的，这无疑丰富了云南少数民族文学乃至中国文学，还弘扬了高度统一的民族国家意识。然而，傈僳族作家文学在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作品影响力不够等“短板”，但随着傈僳族作家的成长和成熟，加上国家相关政策的扶持，待这些问题解决之后，傈僳族作家文学定能在中国文学的千里沃野上茁壮成长。

（赵德贵　执笔）

【注释】

[1]叶笛：《傈僳族文学状况简介》，《民族文学》1997年第1期，第93页。

[2]晨宏：《峡谷飘来的云——傈僳族作家文学絮评》，《民族文学研究》1995年第1期，第50页。

[3]艾克拜尔·米吉提：《少数民族文学：迈过六十年辉煌历程》，《中国艺术报》2009年9月29日，第16版。

[4]李子贤主编：《多元文化与民族文学——中国西南少数民族文学的比较研究》，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

[5]契诃夫：《契诃夫论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36页。

[6]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504页。

[7]吴重阳：《中国少数民族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44页。

[8]雷平阳：《雷平阳诗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

[9]杨红昆：《漫谈云南少数民族小说创作》，《民族文学研究》1989年第2期，第41页。

[10]于坚：《于坚集》第3卷，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62～263页。

[11]贾平凹：《怀念狼》，作家出版社2000年版，第831页。

[12]张永刚：《多民族多区域文学与新时期文学理论的创新》，《社会科学战线》2009年第3期，第162页。

[13]张永刚：《从边缘到中心：当代云南民族文学研究的理论进程》，《民族文学研究》2009年第4期，第85页。

[14]周均东：《云南少数民族文学的时代精神》，《文艺理论与批评》2009年第6期，第123页。

[15]王炜：《云南少数民族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他者》，《曲靖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第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