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祜族文学：云南多民族作家研究

拉祜族是云南的世居民族之一。1981年出版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分为“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两部分，而拉祜族文学只收入了“民间文学”部分的6篇文章，并未出现在“作家文学”这一板块中。由此可见，“拉祜族作家文学”产生的时间稍晚一些，因此，梳理云南当代拉祜族主要作家及其作品的脉络，对其基本状态和特点形成一个清晰的认识，很有研究价值。

一、云南当代拉祜族主要作家及其作品概述

较之云南其他的少数民族，云南当代拉祜族的作家数量并不多，这主要是由于拉祜族的作家文学发展的时间较晚。而在较短的时间内，伴随着作家充沛的创作情感的作品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文坛上，并能获得肯定，足以证明拉祜族作家的创作活力。

（一）坚守本民族的创作之根

以拉祜族本民族为主要写作对象的作家有娜朵、李梦薇、罗正康、张克扎都、何发昌。

娜朵是拉祜族作家文学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式人物，她的主要作品有：报告文学集《民族·热土》，中短篇小说集《绿梦》《疯兰》，收集整理出版民间文学集《拉祜族民间文学集》，纪实文学集《绿满拉祜山》《边地民族花》，长篇小说《骑楼里的女人》《麻石街的女人》《母枪》。娜朵的作品在叙事、写人等方面始终以真实、质朴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深刻揭示出人性中最本真的一面。而人物塑造又多以女性为主，在拉祜山乡的发展历程中，女性的生存状态、思想观念等都发生了变化。娜朵正是以一个普通女性的视角，将鲜活的人物形象呈现给读者。

拉祜族的又一位女作家——李梦薇，可谓是“后起之秀”，其创作成果虽不及娜朵之丰硕，但其作品之影响也不可小觑。她的代表作品有：小说《第十三号病房》《红欲》，散文《风雨中的思索》《猎虎的民族》《我的故乡拉祜山》，报告文学《大山的脊梁》《为边疆保平安》等。积极参与各种文学交流活动，在《思茅年鉴》上发表多篇文章。

罗正康是拉祜族早期的一位诗人，其作品目前已搜集到的是见于《少数民族诗人作品选》（1980）的《东方升起了太阳》等。从他的作品中能鲜明地感受到他对中国共产党热烈的颂赞。

张克扎都既有诗人丰沛的情感，又有自谦好学的品质。他和娜朵是同一时期的，主要作品有诗集《丐情》《我选择当兵》《草地》，其中，《草地》获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他的作品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书写拉祜风情美景的；一类是意在抒发个人情感的随笔性质的诗文，这也和他的军人身份直接相关。家乡的自然风景画成为了他心灵深处的情感归属，诉诸笔尖的文字为他原本单一的部队生活增添了律动感。其诗文的最大特点是真性情。“诗人要摆脱身份对人的束缚，致力于真正的文化创造”，可以说张克扎都恰恰是用自己蓬勃的创作生命力，实践着这一使命。

何发昌主要作品有：《何发昌文集》（四卷），长篇小说《黑唇》，散文集《我的母亲河父亲山》，中短篇小说集《绿橄榄》《母血》，诗集《爱我你幸福》，歌词作品《何发昌歌词作品专辑（五首）》《拉祜山的春天》等。他的作品以颂赞拉祜山乡的独特风光为基调，以讴歌拉祜人民的勤劳智慧为主线。

（二）寻求多元化的创作之源

拉祜族作家石安达主要从事民族文化、云南跨境民族研究。他的创作内容更加多元化，主要作品有：报告文学《来自金三角密林的特别报告》，纪实文学《罂粟花盛开的地方》，诗歌《山野的呼唤》《西双版纳之歌》《荒漠的雪原》，研究报告《缅甸新时期的民族和解政策》《开发迪庆州中甸县旅游资源的设想》《从哀牢山下傣族的葬礼看古滇青铜文化》《睁大眼睛看宝岛》《缅甸金三角新兴替代产业》等。

二、云南当代拉祜族文学的思想特点

拉祜族是经历了大规模迁徙后才定居在云南的一个民族。对于拉祜族作家文学的思想价值研究，不能忽略拉祜族的史诗。“史诗对于我们研究拉祜族的文学发展、社会形态、民族心理和民俗等方面，都有一定的价值。”^[1]拉祜族的史诗《牡帕密帕》分“造田造地”“造物造人”“生活下去”三章，从中可以知道拉祜族的先民对自然的原始认识，他们对自然无比崇拜，对天神“厄沙”怀有无比敬畏之心，对创造美好生活有着强烈的愿望。

拉祜族作家们对于拉祜族的史诗都以自己的方式进行了收集、整理、汇编。一方面，整理拉祜族的史诗资料，可以使一脉相承的本民族文化得以继续流传；另一方面，作家对史诗资料进行整理的同时，便是对拉祜族的文学发展历程进行了一次梳理，这对于作家进行文学创作是极为有利的，研究史诗的裨益便从作家们的作品中便能体现，通过深入研究之后，作家才得以厚积薄发。民族心理习惯的描绘、民族生活风俗的书写、民族的困惑和反思三个方面都离不开史诗的影响。

（一）深刻描绘了拉祜族的民族心理习惯

拉祜族的女子有着共同的品质，坚毅执着，淳朴善良。她们可以一心一意地等待丈夫远行归来，默默撑起一个家的生计，毫无怨言。如娜朵的小说《古道》里的娜五，她的丈夫扎木是一个“马锅头”（马帮的带头人），赶着马帮东奔西走，甚至后来与马帮离散，又重新组建了家庭，多年后，年迈的扎木老爹回寨子寻找失散的亲人，却发现原配妻子娜五仍在痴等着他。这就是拉祜女子对爱的执着，坚信丈夫终有一天会回来的信念，仅凭着这一信念，苦等几十载。“生活的艰辛和命运的困难，情感的纯厚和信念的执着是拉祜民族共同的心理特征。”^[2]拉祜人恪守孝道，对祖先怀有敬畏、尊崇之心，他们相信对老人不孝，意味着对祖先的背叛。在自然界中，动物会有“乌鸦反哺，羊羔跪乳”的行为表现，而对于一个人而言，对父母尽孝是应该承载更多责任的基本义务。拉祜族人对于这一点的认识已然达到了深刻的程度。

令拉祜人最不齿的行为是偷窃，偷窃不仅是违背道德与法律的恶行，在拉祜人眼里，谁要是去偷窃就是背叛祖先。拉祜族的先民是否已有了法律意识的萌芽尚不可知，但用现在的观点来看，这种以祖先的影响来规范人们行为的方式，拉祜人承袭并践行了，其效果不亚于白纸黑字的规约条款。

在拉祜人身上，我们还能看到人与动物，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之道，这也是和拉祜族人民的心理习惯密切相关的。拉祜人视狗为他们最亲密的伙伴，并不把狗和人做等级差别上的区分。娜朵的《爬满青藤的窝铺》中，扎耶能把仅剩下的一块肉切成两半，一半自己吃，一半给他的好伙计——猎狗阿黄，他每次吃东西都会和阿黄共享。这从拉祜族的民族生活习惯来看就不难理解，早期的拉祜族先民以打猎为生，猎狗是他们最需要依靠也是最值得信赖的好搭档，拉祜族人民会将一年中第一次收获的新米，奉给狗吃。

而如果对“拉祜”二字进行追本溯源，就能了解拉祜族最原始的民风民俗。“‘拉祜’一词，据说是一种特殊的烧烤虎肉的方法，故拉祜族素有 ‘猎虎民族’的美称。”^[3]虎在拉祜人心中是神圣的，拉祜人认为吃了虎肉可以长力气，甚至能有延年益寿的奇效。因此当猎到虎后，全族的人都会欢天喜地地举行一场隆重的庆祝仪式，大家围坐着共同分享虎肉。在拉祜族人心目中，能猎到虎的男人才是真正的拉祜猎人。娜朵的《猎虎人》中的主人公扎拉和父亲九斤就因能猎到虎而成为了族人心目中名副其实的英雄。

相比拉祜族先民所生活的狩猎时期，今天的拉祜人与原生态的狩猎生活日渐疏远，然而，沿袭祖先的生活智慧与道德准绳，并以此约束自己的行为，已内化为拉祜族人特有的基因。民族传统文化的凝聚沉淀，民族心理习惯的耳濡目染，为拉祜族人民的道德准则的约定俗成奠定了基础，并对他们的行为有着潜移默化的深远影响。

（二）细致书写了拉祜族的民族生活风俗

对于民族生活风俗的书写，拉祜族作家笔下较多采用白描。娜朵的《绿满拉祜山》就记述了16位拉祜族的名人，他们从事着各式的工作，有着不同的生活经历与生活苦难，但他们有着一样高昂的民族热情，强烈的奋斗精神，在自己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贡献。《民族·热土》记录了20位担任不同领导职务的同志的生动事迹，他们中有“边陲带头人”“城市园丁”“国门卫士”等。写的是真人，叙的是真事，抒的是真情。白描要求作家的写作必须非常严谨，对于纪实性的文章，没有调查便不敢轻易发言。娜朵在她的纪实性作品中，没有加入过多的主观评判，而是采取实际行动采访每一个名人身边的亲友，获取第一手的相关资料，最大限度地保证她的文章的真实性。这些人物故事最直接地为我们展现了拉祜族人民的日常生活和工作的情景，以及他们对待生活的态度。

通过这些作品，可以对拉祜族人民的生活概况有一个整体性的认识。民族生活因为鲜明的民族特色而别具一格，而“民族生活的客观因素和民族作家的主观因素两相契合熔铸，才能造成民族文学思想内容上的特色”^[4]。拉祜族是一个特色鲜明的民族，世世代代的拉祜族人始终承袭着祖先的生活方式，并未随着时代的大变革而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在作家的作品中可以清晰地看出。

拉祜人离不开“火塘”，“火塘”是不能熄灭的，要不时地为“火塘”添柴，火越旺盛，预示着人才能兴旺发达。它是拉祜人的希望，象征着幸福吉祥，更是拉祜人的依靠，寄托着美好愿望。

拉祜人离不开“山歌”，“山歌”走到哪唱到哪，看到什么张口就能唱，每个拉祜人都是听着“山歌”长大的。拉祜人的“山歌”里满是他们生活的欢乐与艰辛。有各种各样的“山歌”小调，如《树叶调》《送郎调》《追蜂子》等。

在拉祜族作家的作品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便是拉祜妇女的“魂毛”，这是拉祜女子世代流传下来的风俗，拉祜族已婚女子头上只留一撮头发，且这撮头发是永远都不能剃掉的。“魂毛”是拉祜已婚女子对丈夫，对婚姻忠贞不贰的象征，是拉祜女人引以为傲的一个标志。“魂毛”成了拉祜女子心中一个神圣的象征物，留了“魂毛”的女人是有了男人的女人，她们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女人。从这一点也表明，拉祜女子与男子的地位绝非平等的，拉祜女子“以夫为天”的意识是根深蒂固的，且这在她们自己看来没有任何不妥，因为传统的力量是无形无穷的，她们甚至以此为荣。

拉祜族有神秘的“耍药”之说，长相丑陋的男子能娶到品貌端正的女子为妻，就会被人认为使用了“耍药”。拉祜族有劳动时出现的“打伙撒”，“这是拉祜人撒谷子时常说的话，撒谷种时，男的在前面挖土坑，女的在后面撒谷种，边撒边用脚扒过一些土块盖过土坑。一男一女合作撒种。”^[5]拉祜族有男女之间传递情愫的“抢包头”，姑娘被小伙看上，小伙便去抢姑娘的包头。姑娘愿意将自己的包头送给小伙，郎有情，妾有意的情况下，包头也就成了姑娘和小伙之间的信物。此外，还有“花山会”“串婆娘”“串姑娘”等奇特现象。

（三）民族的困惑和反思

一方面传统的文化需要继续传承，不能轻易摒弃；另一方面随着时代的大步迈进，走出“梁子”去融入一个全新的现代化世界又迫在眉睫。迎面而来的困惑、矛盾，不知如何解决，也致使拉祜人的思想变得复杂。许多作品中塑造的人物都是有着转型意义的典型化人物，这些人物便是经历着新旧交替的“新人”。他们有机会走出大山去外面闯荡，而本身又带着拉祜人传统的思想观念与思维方式。民族的困惑只有在经历变革的阵痛之后，才能得到缓解，而每一次的变革都体现在拉祜人对新事物的认识有了一个角度上的转变，高度上的提升。

娜朵的《小城女人》中，对于小城民众没有正面的描写，作者对小城民众的定位就是“看客”的形象，而这些“看客”便是拉祜族人的一个缩影。他们对于新事物，新现象需要一个缓慢渐进的接受过程。他们在尝试体验新鲜事物伴随而来的文化冲击，而为了使冲击不至于和他们原本的文化传统认识背道而驰，他们选择以一个“看客”的视角来看待新奇的事物，看得多了，也如同自己有了防备文化冲击的免疫力，能直面正视新鲜事物。观察事物，理解事物，评析事物的主观认识也在不知不觉中有了新的发展变化。这是小城民众自身未曾察觉的，而拉祜族人民也正是如此。困惑并非完全消除，却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

李梦薇的散文《我的故乡拉祜山》则是以一个平凡的拉祜人的视角来叙写自己家乡的生活变迁，从中透露出深刻的时代反思。曾经的拉祜人因为无法改变贫穷的现状，而用伤感的古老山歌和水酒来麻痹自己的神经，而令拉祜人开始直面生活的是改革开放的春风。拉祜人在解放军的指导和帮助之下，开展了一系列翻天覆地的改造。“电灯、液化气替代了灼灼松明、蜡烛、油灯。电视、电话、手机、电脑打开了外面的世界。”^[6]

张克扎都的诗《回乡》《深山沟里的女人》《山村水电站》《啊，澜沧》《梦乡集》《一块荒地》等，都反映出了现代社会生活与传统生活的矛盾，但另一方面，困惑与迅猛飞速的前进脚步，日新月异的发展是相生共存的。

三、云南当代拉祜族文学的艺术特色

小说中可以有虚构成分，诗歌、散文等可以有奇特丰富的想象，这些都是对人类可能性的一种深刻描绘，用文字构建出生活画面和生产情景。“小说家通过发现这种或那种人类的可能性，描绘出存在的图形。”^[7]小说如此，涉及诗歌、散文等其他文学样式也是可以理解的。从人物塑造、意象组合、语言风格三个方面，来看拉祜族作家笔下的拉祜人民如何筑造着他们自己的生活家园。

（一）以简朴之笔塑造人物

拉祜族作家作品中出现的人物姓名，就明显有着拉祜族特色。“在传统的拉祜族的名字中，男孩都会带一个 ‘扎’字，是勤劳和勇敢的意思，女孩都会带上一个 ‘娜’字，是贤惠和善良的意思，这是拉祜人民名字的主要特征。”^[8]主要有以属相取名，以时辰命名，以排行命名等方式。以属相取名，这是拉祜族传统取名方式中最主要的方式，如《狗闹花》中的女主人公叫“娜莫”，而拉祜族的“莫”在汉语中表示“猴”这一属相，如果换作是男人就叫“扎莫”。以时辰命名，如拉祜族第一位女作家“娜朵”，拉祜族的“朵”在汉语中是“日出”的意思，表明娜朵是在“日出”的时辰出生的。以排行命名，如长子叫“扎儿”，拉祜族的“儿”在汉语中是老大的意思。还有其他的取名形式，在有的拉祜族家庭里会以小孩出生时的生理特征来取名。如《水磨房》里的男主人公“扎海”，长得结实健壮，拉祜语里的“海”在汉语里是壮实、强壮的意思。类似以上列举的取名方式在拉祜族作家的作品中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

拉祜族作家作品中的人物的塑造主要还是倾向于扁形人物，性格比较单一，没有太大的转变性。这样的设置主要局限于作家意在表现拉祜人民的美好品质，以此构成人物形象的主干，对人物的心理的刻画并不细致。

如娜朵的长篇小说《骑楼里的女人》，小说全文出现的人物分为三代，人物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形成一个蜘蛛网式的人物关系网。小说并没有令人惊心动魄的故事情节，甚至没有引人入胜的故事氛围，讲述的是家长里短的普通事件，似乎是每个家庭都能上演的生活故事。人物的性格方面，第一代人中的家长即女主人公阿仪，她温婉勤劳，因丈夫阿明早早过世，不无艰辛地把儿子晓军，女儿晓岚和晓雅培养成人。小女儿晓雅经历了两次婚姻去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但作品中并未对晓雅的心理变化等进行细致剖析，因此显得人物的发展过于生硬。但难能可贵的是在晓雅身上表现出了一定的新时期女性思想的独立性和观念的先进性。(www.xing528.com)

另一方面，人物的过多加入，导致人物之间的关系设计虽复杂而略显牵强。一代人写完继续写第二代甚至第三代人的发展历程，虽然能通过代代人身上的不同之处来映射出一个时代的特征，但缺乏对人物心理的深入挖掘与展示的过程，使得人物的个性特征并不鲜明。

但是，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表明，恰恰是因为作家的人物原型就是拉祜族人民，而拉祜族人民的生活轨迹单一，他们所经历的事情本就并不繁多。扁形人物的塑造，正是体现了拉祜族人民生活方式的简单朴素。

（二）以自然之形组合意象

选取的多为生活中真真切切的事物，这使得作家在情感的表达上更加如鱼得水，毫无违和感。最习以为常的事物才是作家最为了解的，也是读者最易理解的。如此一来，作家没有了苦心经营的艰涩，读者也没有了欣赏揣摩的门槛。读来似有满面袭来的乡土味，有赖于作家在意象选取上的顺心顺意，情感表露上的由心而发，以及对家乡草木人畜的依恋情怀。客观存在的自然美景，令生活在少人为改造的环境之中的作家们，能够充分感受自然美，以文字的形式进行表达时，不过分雕琢，笔触细腻，简朴自然。

娜朵许多小说的题目就有这样的倾向，小说集《绿梦》中的《狗闹花》《蕨蕨草》，狗闹花和蕨蕨草是拉祜山乡常见的植物，这些意象并未经陌生化处理。娜朵的小说情节常有这样的设置，主人公的命运和一样事物息息相关。《狗闹花》的开头，以“狗闹花”烘托出了悬疑的氛围，女主人公娜莫，最后的结局也是吃了能毒死人的“狗闹花”而离世的。“狗闹花”自始至终都和娜莫的命运无形地联系在了一起，使故事染上了一层神秘色彩，这种神秘色彩的体现也正得意于“狗闹花”这一意象的选取。

意象的选取自然至关重要，而诗歌意象本身所具有的特有功用使得诗歌的表达真正动人。“诗的意象有两重功用，一是象征一种感情，一是以本身的美妙打动心灵。这第二种功用虽是不切题的，却自有存在的价值。”^[9]我认为意象的第二种功用更能拨动读者情感的那根弦。拉祜山乡的一草一木在拉祜人眼里都是美妙的，而拉祜人对草木的独特情感，即便写下更多的诗歌也是言不尽意的。这些被拉祜族作家们赋予了深厚的感情，且本身又无比美妙的事物，却尽是普通事物。作家把它们放在诗歌不同的章节里是经过一番琢磨推敲的。

张克扎都的诗歌意象，甄选的多是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事物。他的诗歌里，有涉及家乡山水的澜沧江、怒江、蛮召河、勐统河、大冒山、苍山、玉龙山、哀牢山脉等。有与生活场景相关的火塘、泥塘、红米饭、南瓜汤、茅草房、马登果、松明子、竹楼、红米酒、纺线车、竹卷槽等。有与自然环境相关的森林、秋果、土地、星星、黑云、风等。他自己曾谦虚地这么形容：“我是麻栗树林中的一个憨斑鸠，不管看到什么新鲜的东西都不停地咕咕乱叫。”^[10]这也正说明了张克扎都从平凡的生活中细腻地捕捉到了诗意，把拉祜民族的山水草木，人情风貌用本真的语言记录了下来。在他自己而言的“咕咕乱叫”，实际上却是饱含了对家乡诚挚的依恋，也是赠予拉祜山乡最悦耳动听的山间小调。“一个用原始意象说话的人，是在同时用千万个人的声音说话。”^[11]把“原始意象”简单地作为“大自然的特征”来看，诗人这样的表达是极具感染力的，能打动更多读者的心灵，有能够让普通人和诗人引起最大共鸣的“魔力”，这种“魔力”的产生便得益于诗人运用了“原始意象”。出现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人们总是力求将写作理解为合乎或者制造了一种历史趋向的深刻追求。在这种 ‘格式化’的思维中，诗人对他心灵的坚守又被定位为庞大历史整体的组成部分，似乎任何一首诗都是历史的碎片，从中随时可以读出原型意味与文化情结”^[12]。

（三）以真挚之情诉诸语言

拉祜族作家的文学语言之特色主要可概括为多质朴，少华美；多简洁，少繁复；多本色，少造作。

第一，多质朴，少华美，这在何发昌的歌词作品中即可见得。他曾自述道：“终究 ‘词’比 ‘小说’少着一个字，少一个字就多一份精练，多一份艰辛。”^[13]他的笔下会把“日子”比成是“陀螺绕线”一样地转，“麻丝搓线”一样地长。对美好生活的赞美没有过多华美辞藻的堆砌，总是以直抒胸臆的方式进行对家乡美的真诚表白。

第二，多简洁，少繁复，这一点可以体现在罗正康的《东方升起了太阳》中。全诗分为五小节，每小节各四句话。第二小节至第五小节均以“你看”作为开头，而作者引领读者“看”的正是家乡焕然一新的面貌：丰收的田地，新修的水坝，来往的汽车，冒着袅袅炊烟的铅厂，都为人们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以这种反复手法，分小节简要地记叙伴以抒情，不累赘，简单明了，即便没有精妙的比喻和奇幻的想象，却能体现出独特的情感意味，单纯而真挚，淡远而悠长。

第三，多本色，少造作，这一点颇多地表现在张克扎都的诗歌里，他善于并乐于直白地表现某种情感，如“在你那羞涩的泪水中，添加红糖和白糖，哪怕只有一两和二两”^[14]。把“红糖”“白糖”放进诗歌，效果显得更真实可感。他的诗歌中更有将“黑发”比喻成“华丽的瓦片”，这是劳动人民所熟知的，而贴近劳动人民的文学总离不了质朴之本色。

另外，很多作品都加入了具有地域色彩的口头语和方言词汇，但并不使人感觉艰涩难懂。如累气（“累”的意思）、款白（“聊天”的意思）、不消（“不需要”的意思）、咯是（“是不是”的意思）、梁子（“山丘”的意思）等。如果将原来的拉祜人常说的口头语换成了正规的书面语，反而失去了亲切和地道的微妙感觉。也正是作家们恰当地运用这些拉祜人惯用的口头语和方言词汇，把握好运用的时机和数量，才给作品带来了锦上添花的特殊效果。

作品中频繁出现的还有独特的称呼。如“马锅头”（马帮带头的人）、“磨叭”（类似于巫师的人物）、“哑咪”（拉祜语中的姑娘）、“哑搓妈”（对已婚女子的称呼）等。

四、云南当代拉祜族文学创作的时代意义

就拉祜族本民族而言，一直在坚持着民族创作的拉祜族作家，把鲜为人知的拉祜族心理习惯，隐含着深刻传统烙印的生活风俗，以及在现代化浪潮中越来越凸显的民族困惑和反思，用朴实的文字和不加华丽渲染的多种表达方式，呈现给了读者。这不仅仅对于拉祜族本族人民而言是宝贵的资料，更是非常有价值的阅读和研究资料。正是丰富多样的民族创作，使得世界的民族地图得以逐步完整。

同时，也应辩证地看待，本民族的珍宝如何以最恰当的方式呈现给更多的人欣赏。“传统可能本身就是一个变化的过程，当下的种种文化变迁也许正是暗示了曾经的传统嬗变的新的路向。”这也是对于拉祜族作家们而言的一大挑战。“中国文学的原创成分，在所谓世界性尺度的比量下或多或少排斥了广大而多样的地理环境造就的丰富因素。或者说，人民更看重文学的思想层面，而将滋育这些思想的多样化文化土壤逐出了视野。这种状态由来已久，似乎已习以为常”^[15]拘泥于固守的文化防线，只沉溺于拉祜族的民族传统文化而缺乏创新思维，会令原本独特的民族文化因无法和现代的多样文化并轨，之后又变得无所适从。

而拉祜族作家在这一方面也进行着努力尝试。何发昌善于吸取西方新的创作方法，新的表现手法，这使得作家更好地将民族创作的使命感和历史的责任感有机地统一，找到自己文学创作安身立命的根基。

拉祜族作家石安达在这一方面是独树一帜的。他能将文化视野不断拓展，突破地域疆界的局限。他的创作中，有记叙他游历宝岛台湾的点滴感触，有针对缅甸新时期的民族和解政策的细致构想，甚至有对一个具体地区，如对迪庆州香格里拉旅游资源开发的设想。

拉祜族的作家文学创作的重要价值在于毫不避讳地揭示了拉祜族人民的传统心理，其中存在长期积累起来的落后因素的沉淀，将其逐一揭开示人，并不掩藏其民族性格中的缺陷。这也意味着拉祜族作家开始正视其民族发展中的利弊，以自觉客观的创作意识来看待本民族的发展，理性辩证地加以审视，这样的创作态度正是作家文学创作得以蓬勃发展的必要前提。

（李海丹　执笔）

【注释】

[1]吴重阳：《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作品选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2页。

[2]杨春：《浅析拉祜族女作家娜朵的创作》，《民族文学研究》2002年第1期，第73页。

[3]杨春：《中国拉祜族》，宁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5页。

[4]梁一孺：《文艺民族化论稿》，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页。

[5]娜朵：《绿梦》，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0页。

[6]李梦薇：《我的故乡拉祜山》，《民族文学》2013年第1期，第82页。

[7]［法］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作家出版社1992年版，第44页。

[8]陈丽湘：《浅谈拉祜族的人名文化》，《康定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年第1期，第33页。

[9]朱光潜：《文艺心理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5页。

[10]张克扎都：《我选择当兵》，燕山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

[11]［瑞士］卡尔·古斯塔夫·荣格：《心理学与文学》，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86页。

[12]张永刚：《岁月深处》，云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期。

[13]何发昌：《何发昌歌词作品专辑（五首）》，《音乐生活》2006年第4期，第50页。

[14]张克扎都：《草地》，宁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5期。

[15]张永刚：《从边缘到中心：当代云南民族文学研究的理论进程》，《民族文学研究》2009年第4期，第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