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回族作家的多彩文学世界

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历程中，云南当代的回族作家文学为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描绘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让人无法忽视其存在。云南当代的回族文学，由民间口头文学和作家书面文学两部分共同组成。作家文学以书面文学（文本）为主要载体。回族作家文学是回族作家以汉文创作的文学。相对于民间文学来说，回族作家文学的产生和发展相对晚些，但不能据此忽视回族作家文学在云南当代文坛上的重要影响。

一、云南当代回族作家文学创作风貌概述

（一）云南当代的回族作家及其作品

云南当代的回族作家拥有一个庞大的创作群体，他们在文学创作领域中辛勤耕耘，成就十分突出。但是目前对于云南当代的回族作家及其作品还没有较为完整的梳理，所以笔者根据众多杂乱的网络材料对云南当代的回族作家及其作品作了较为细致的梳理。

回族作家的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发表作品数千件，目前收集到的作家26个，其中女性作家7人，男性作家19人，其中有8人被收纳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其中包括白山、阮殿文、马旷源、马开尧、马瑞麟、段平、马青、马明康等人，马丽芳、马碧静、王瑞康、王正恩等人加入了云南作家协会，金沙等人加入玉溪作家协会。他们的作品众多，作品内容丰富。个人文学作品约有104部，其中小说集有17部，散文集21部，诗集44部，报告文学集6部，文学评论集16部。有诸多作品获得了文学界各种优秀奖项，如白山的《血线》获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马成云诗集《打开一扇窗》（2008）、马开尧诗集《山河赋》、马瑞麟诗集《马瑞麟诗选》获昆明市茶花奖。

在云南当代回族作家文学的发展中，小说无疑是繁荣的，不仅有短篇小说，还有中长篇小说；有17部是已经结集出版的，并且还有长篇和中短篇小说200余篇。小说创作主要以马瑞翎、白山、马碧静、王瑞康、阮殿文、段平、马宝康、马明康、马青、王正恩、马连凯等人为主。马瑞翎已出版长篇小说《最后的乐园》和《怒江往事》。马碧静出版短篇小说《美容师》，短篇小说集《手魔》，中篇小说《拆迁》《我是罪证》，长篇小说《守住这一片阳光》《空城》《半颗血舍利》。王瑞康出版了小说集《良心》《阿翠》《新月集》。阮殿文出版长篇小说《湾湾田之恋》《爱上泰戈尔的孩子》，短篇小说《谁偷走了父亲的母子牛》《乌兰巴统大草原上的九匹马》等。段平出版小说集《远去的歌谣》，长篇小说《国防军》，中篇小说《林木乡长》《呵，喀斯特》《第二战场》《民族支队》《昨天、今天、明天》等。马宝康出版长篇小说《红山羊》。马明康出版长篇小说《火色山脊》《阳冲纪事》《十二寡妇》《山吟》《画在泥腿上的太阳》，中短篇小说《流云不是梦》《神奇的白马》等100多篇。马青出版短篇小说集《黄栗木铜炮枪》，中篇小说集《北回归线之城》，长篇小说集《雨落拉祜山》《灵芽》。王正恩出版中短篇《弯弯矿山路》，长篇小说《老板》《刘家坝三部曲》。马连凯出版长篇历史小说《苍山雪》。马旷源出版长篇小说《忘川之恋》。

回族作家中也有相当一部分从事散文创作，作品极其丰富。如叶多多、马成云、马瑞翎、王瑞康、阮殿文、马旷源、马永欢等。叶多多发表文学作品100多万字，著有《我的心在高原》《澜沧拉祜女子日常生活》《东方的心》《珍藏历史》《美丽不需要结尾》5部散文小说集，她的《我的心在高原》获第十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她以文字真实地记录着拉祜族人的现实生活。阮殿文著有散文集《像大地一样》，还有散文《小街少年》《寻父记》《一大片的稻田》等。马旷源作为早有成就的老作家，其散文创作成就突出，著有散文集《春水桃花旧板桥》《老木寒云满故城》等。马瑞翎的学术散文集《原始的终极地——怒苏部落》则是马瑞翎以一个外族人的眼光来看另一个民族，是对怒苏人（属今怒族）的生活、文化的真实记录和展示。《大理恋歌》是王瑞康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以自己生长的大理为背景，以自己灼热的情怀来书写大理这片美丽的土地，成为了大理建州50周年的献礼丛书。马永欢出版了散文选集《火对冰的表达》和《桑叶情》，还有《茶马古道上的明珠——曲硐》《历史悠久的巍山东莲花村》《花开街市》《陪我远行的一本书》《博南古道上的赶马人》《秋天里的蜡烛情》《洱海之恋》《秋天里的洱海》《遥远的美丽》等散文见于各类报纸杂志上。

在诗歌创作方面取得较高成就的有马丽芳、马成云、马开尧、阮殿文、马旷源、金沙、马瑞麟、马绍玺、马青等人，共出版诗集44部。马丽芳的大型组诗《龙的妹妹》是由300多首纯粹表现女性题材的诗组成的，后来有160首收入诗集《纸房间》中，展现的是对女性命运、生存状态的深刻思考。马成云著有《打开一扇窗》《今夜无眠》《云来云往》《诗情碎片》《春天作证》五部诗集，他的诗是可以安置灵魂的地方，让人获得诗意化的阅读体验。马开尧著有诗集《桑梓情》《谷花雨》《寸草心》《山河赋》，他的诗中总是透露着对民族故土的深沉、炽热的依恋情怀。阮殿文著有诗集《面对湖水我不想再流泪》和《我的另一个母亲》。金沙著有诗集《杞麓湖——我心中的高原湖》《新月的声音》《爱与自然》。马绍玺著有诗集《秋天我要面对它》。马绍玺就读于我国现代诗歌创作和研究的重阵——西南师范大学，在大学时就开始了诗歌创作，在校时以年轻的心灵书写着属于青春独有的稚嫩、迷惘、激情和思想。毕业后进入了现实的世俗世界，在苦闷与寂寞中依然执着于诗歌创作，以不再稚嫩的成熟的心态去面对和体验社会人生，以文字的形式集结为诗集《秋天我要面对它》，在当代民族诗坛上备受注目。

在诗歌、小说、散文已经取得相当成绩的时候，报告文学这一体裁还鲜为人知。段平的《最后的“官子”》《急公好义》《梅花香自苦寒来》，白山的《血线》，马宝康著有《复活的史迪威公路》和《我们都有病》，这些作品在云南当代回族文学的报告文学领域中占有重要地位。白山的《血线》，这是云南第一部甚至是全国第一部反映抢筑中国抗战生命线——滇缅公路的纪实文学。以滇缅公路为创作题材源于其父白平阶的影响（白平阶是最早以小说的方式写滇缅公路的作家，以《跨过横断山脉》为代表）和自身的民族责任感，还有一个外在的契机：世界性的纪实文学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走红，云南省作协、云南省委宣传部、云南人民出版社抓云南重大题材的创作倡导，使她选择了抢筑滇缅公路这一题材。《血线》以冷峻的笔调和质朴的描述展现了滇缅公路的历史往事，具有文学性和历史文献价值，在中国当代文坛上引起强烈的反响，得到广大读者的认可，并且获得了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

回族作家在当代文坛上显现出了强劲的创作势头，名篇佳作层出不穷，今后还会凭借其庞大的作家群体和鲜活的创作活力为文坛贡献更多优秀的作品。

（二）云南当代的回族作家文学的宏观面貌

总体看来，云南当代的回族作家文学有以下特点：

第一，回族作家以“群体性崛起”的态势出现在文坛上。云南回族作家文学的出现和文学群体的形成均在20世纪80年代，回族作家以一个民族作家群体的姿态出现，是云南当代回族作家文学迅速发展的有力证明，并且有丰富的作家作品。如金沙、马连凯、马成云、马开尧、马瑞麟、马绍玺、马宝康、段平、马明康、王瑞康、王正恩、马青、阮殿文、马旷源、白山、马瑞翎、马碧静、马丽芳、叶多多等人，他们以其独特的创作视野和优秀的作品步入云南当代文坛。

第二，在作家队伍中女性作家所占比例有所增加，且创作极为活跃，势头强劲，以马丽芳、马瑞翎、白山、叶多多、马碧静等人为代表。

第三，文学表现形式呈现出多元化态势。在具体的创作实践中可以说诸体兼备，诗歌、小说、散文、儿童文学、长篇纪实文学、报告文学等，各个领域都有优秀的作家及其代表作品。

第四，鲜明的现实主义创作倾向。在作品内容方面现实题材的作品所占比重最大，马宝康的《复活的史迪威公路》、白山的《血线》、段平的《最后的“官子”》都以滇缅公路为题材进行创作，有很强的纪实性。作家多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来展现他们对于社会问题的关注和人的生存境遇的揭露。马碧静的《拆迁》、叶多多的《我的心在高原》就属于此类。

第五，作家的创作中民族性创作倾向加强。这一点集中体现在表现民族生活的题材上，金沙的《湖边小镇》《缅桂花香》，马明康的《十二寡妇》，马开尧的《回族烤茶》《传油香》，马瑞麟的《诗的星空》（诗集）、《云岭短笛》，马开尧的《桑梓情》（诗集）等就属于此类。

第六，回族作家在主题、人物形象和风格等方面都做出了积极探索，展现了云南当代回族作家雄厚的创作实力。

这里从宏观的角度，从回族作家总体的创作成果及其所表现的主导倾向和主流趋势来对当代的回族作家文学进行整体把握。可以看到，云南当代的回族作家文学呈现出一派繁荣的创作景象。

二、云南当代回族作家文学的思想内容特点

（一）多样化的创作题材

茅盾在评论徐志摩的诗歌时指出：“一位诗人假使不是独居孤岛，而尚与复杂万变的社会生活相接触，那么，虽然个人生活中没有大波浪，他理应有题材而不会感到诗的枯窘。”回族作家可以写少数民族生活，也可以写汉族的社会生活，甚至写外国人的生活。云南众多的少数民族和汉族杂居的特点，决定了云南当代的回族作家文学题材的广泛性。

1.民族历史题材

在报告文学中，白山的《血线》、段平的《最后的“官子”》、马宝康的《复活的史迪威公路》都以滇缅战役为背景，是以滇缅公路为题材进行纪实性书写。白山的《日月痕》《冷月》也是以滇西抗战为背景。王瑞康的《岁月与传奇》以回族的赵钟奇的传奇故事为创作题材，流露出的是作者对这一民族人物的敬仰和颂扬之情。马连凯的《苍山雪》是以杜文秀起义为题材创作的一部长篇历史小说。还有他的《楚雄与“咸同滇变”》、金沙的《湖边小镇》等都属于这类。

2.民族现实生活题材

马宝康的《红山羊》展现了当代少数民族生活中的三个不同层面——经济生活、社会文化、人与自然，他的报告文学集《我们都有病》揭示了现代人病态的精神生活状态。马青《黄栗木铜炮枪》以煤矿工人的生活为题材，王瑞康的《大理恋歌》是对大理风物的描绘与赞美，阮殿文的《湾湾田之恋》以鲁甸湾湾田为背景，马碧静的《空城》《守住这一片阳光》《拆迁》《我是“罪证”》等是对现实生活中人的生存境遇的揭露，马丽芳的大型女性题材组诗《龙的妹妹》，马明康的《山吟》《十二寡妇》《阳关纪实》《画在泥腿上的太阳》《火色山脊》，王正恩的《刘家坝三部曲》等属于现实题材类作品。

马瑞翎的《原始的终极地——怒苏部落》《怒江往事》都是关于怒江这条河的描写，是对以这条河为生存依托的怒族人的生活的真实再现。

叶多多的《我的心在高原》《澜沧拉祜女子日常生活》是以拉祜人的现实生存为题材，作品中有深刻的生态意识和人文关怀。

（二）深刻的主题意蕴

从作家创作题材的选取中，可以看到，无论是历史题材书写，还是现实社会题材都体现出了两个共同的主题：乡土叙事所展现的强烈的乡土意识；对现代社会中人的生存境遇的真实揭露和对现代文明的深刻反思。这表现的是文学对于人类的终极关怀。

1.强烈的乡土意识的凸显，表现对故土深沉的眷恋

对于共同生活于云南这片土地上的回族作家来说，他们生存在相同的文化环境中，所以他们的文学创作中有着相同的文化底蕴。“在这样一种具有边缘性质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中生长起来的云南文学，要获得其不可替代、不可忽视的影响力，首先必须对自己脚下的土地与文化有一种同情的理解与认识。”^[1]所以这些作家们无论以什么形式来呈现自己的创作意蕴，他们的创作都有一个相通的地方——创作一直紧贴大地，以脚下的土地为依托，这片土地上的人和事始终是作家关注的焦点。如阮殿文作品中的“大地品质”，叶多多作品中的悲悯情怀，白山作品中的深沉的“滇缅公路情结”，这些都来自于云南这片土地。他们的文学之根深扎在这片土地中，这也是云南当代回族作家文学在思想意蕴上的共同追求。

叶多多的散文《我的心在高原》是以云南这块广袤的土地为背景的，云南这片土地，红土高原以及生活在这片高原上的人，始终是她的作品所关注的对象。土地养育了生命，同时也养育了文学。“那片土地不只是给了我生命，实际上我的整个文学创作也是由于这片土地给了我滋养、给了我激情、给了我成长，也使我靠近了灵魂的本质，并给了我一种人的东西，生命从来都是盲目的，唯愿自己能够努力和珍惜。”^[2]可以说，叶多多的散文创作从深层次展现了“土地”“生命”“文学”之间的联系。

叶多多以一种“在场式的写作”，将自己亲身经历的生活作为表达对象，将自己的生命体验融入所表述的内容中，全程参与作品的写作。书写的是生存于高原山地上的拉祜人与土地之间的那种生命的联系，真实地展现了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的原生态的生存状态。在拉祜人这里，土地与生命的联系得到了最本质的诠释。“由于山高路远，土地贫瘠，那里的生存一直格外艰辛，身体的，生活的，都是实实在在的苦与难，人们的脚步经年在山里移动，吃着山里出产的荞麦、苞谷，喝着从远处背来的泉水，从这座山坡走向那座山坡，为的仅仅是寻找一些稀有的饱暖。”^[3]叶多多将被遮蔽了的现实展现在人们面前，所以说叶多多给予了这片土地独特的关怀，以“我”的所见所闻来展现哈卜玛拉祜人真实的生存境遇，以及揭示了在这种生存境遇中人的内在心理。“祖辈、父辈和孙辈，所有人的脸都是那么安静、泰然而又干净，即使天塌下来了，也没有焦虑和绝望，浮躁当然更不会有的。”^[4]遭受了无数苦难的人们，最终还是“以一种足以让现代人汗颜的极为平静的心态生存了下来”，展现了高原生命的顽强、坚韧和不息。她的文学致力于表达生生不息、朝气蓬勃的生命气象，如她自己所说：“书写这些汪洋恣肆的生命气象，是我永远不会抛弃的文本。”^[5]

阮殿文的散文集《像大地一样》对人与土地之间的联系的表现也是颇见功力的。这部作品获第七届云南文艺创作基金奖。他在颁奖辞中这样说：“谁也无法逃离大地对生命的审视，谁也无法回避故乡对心灵的烛照。”阮殿文对于土地的依恋是深沉的。在阮殿文看来没有故乡的人是不幸的。“这种不幸意味着主体生命消失在大地上，从此失去了生命的地缘之根，失去了 ‘家’的可能性，进而失去了生命深处那份最重要的 ‘居家’之感，使生命随时处于漂泊和流浪之中。”漂泊的生命历程让他的灵魂找不到皈依之感。正如他在《没有故乡的人是不幸的》一文中说：“你终于像个乞讨者突然获得了一块黄金一样，在一个无人的夜晚，独自向家的方向走去。你想，你的脚就是翅膀，你愿意这样走回故乡，哪怕累死在返乡的路上，也值得。”所以阮殿文用大量的笔墨来描写云南这块土地，有亲人在的地方才是心的归属地，才是家，才是故土。可是一切都不存在了。作者的那种无家可归的被撕裂的疼痛又该何处寄存？这是一种现代性裂变对原态乡土的改造的书写，着实于灵魂疼痛处发微，写出了散文的美感与深度。读《像大地一样》总会感觉到多重忧伤，萦绕在文字间挥之不去。他的忧伤来源于那片土地，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2.传统与现代、本土与世界的矛盾

（1）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剧烈碰撞下人的生存焦虑和发展困惑，直指现代性的后果与状况

“在 ‘民族文化’与 ‘发达文明’相遇的时候，不变的自然依存和不可止息的外来因素的渗入，会自觉不自觉地影响民族生活方式的取舍。于是，乡愁式的敏感，会形成民族文学深情叙说的内在动力。”^[6]马宝康通过小说来展现他对于当下社会发展中出现的种种不协调性的思考。他的小说《红山羊》的内涵无疑是深刻的，同时展现了当代少数民族生活中的经济生活、社会文化、人与自然三个层面。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和新兴商业经济之间的剧烈冲撞，以及在这样的冲击之下人的心理状态和随之而来的巨大的伤害。杨老倌的生活一直是本分、宁静的，以自己养的羊去和邻居交换苞谷、洋芋、烟和酒，生活很自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简单的、淳朴的，这是在这片古老而偏僻的红土高原上的传统生存方式的展现。但是这种传统的生存方式却因为商业意识及商业经济的渗入而随之打破，这本身就冲击着传统的小农经济形式。伴随着商业意识和商业经济渗入的过程，各种不道德的邪恶成分混杂其中，进一步加深了对杨老倌一类人的伤害。羊皮带来的巨大的经济利益，使得很多人放弃了自己的道德良知，偷剥别人家的羊皮。这里，传统的道德准则失去其应有的约束力量，人们更加趋向于经济利益的引诱和驱使，在这之下做出了许多违背道德的事情，道德与经济利益站在了对立面上，形成了一种不可调和的悖论。“商品意识在兴起之初，常常伴随着某种不道德的邪恶成分。这种东西同红土高原上传统文化中的道德观念所构成的冲突尤其激烈，这种冲突的悲剧性将命定了由杨老倌们来承担。”在这种悖论之下，伤害是显而易见的。作者对于这种悖论流露出了明显的倾向性：憎恶这种畸形的商品掠夺意识和道德败坏。在小说中可以看到杨老倌养了一辈子的山羊，山羊基本上是他生活的物质来源，也是他人生的乐趣所在。他与山羊之间有一种很亲密的、和谐的关系。杨老倌在这种和谐的状态中有着安宁的生活。这便是作者在小说的深层结构中构筑的一个意蕴：人与动物之间（其实也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以及在这种状态之下人的存在状态。这一点明显地体现了中国古代道家的生存哲学，有一种原始的淳朴的意味。将两层意蕴结合起来，就会发现作者给我们带来这样一种思考：传统的自然经济在外来的强势的商业经济的冲击之下几乎是无力反抗，传统的道德力量亦是如此。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之上的人与自然的联系同样不能承受住外在力量的冲击。那么如何在强大的商业经济面前保留原始的古朴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传统的道德观念，这便是作者的用心之处。“他在呼唤一种合理的，既合乎人性良知又具有旺盛生命力的现代文明。”马宝康在着力于表现人与人之间的纠葛、冲突，以及在这种纠葛和冲突中所包含的时代脉络的复杂走向，努力通过自己的作品尽可能去穿透浅近的生活表层，从丰富复杂的社会生活中展示人的真实的生存状态和独特的民族心理。

（2）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坚守与抗争

马绍玺的《在他者的视域中》在这方面表现得最为深刻。作为一个回族诗人和学者，他本身的族别和地理位置、文化身份是处于边缘地位的，他以一个民族诗人和学者的敏感和忧虑，时时会感受到在新时期文化转型给少数民族文化带来的伤痛和挤压。他的言说其实就是他本人对当下少数民族文学状况的一种真实的体验、感悟和记录，更深层次则是他对于少数民族文学前途命运问题的一种理性的思考和探索。诚如作者所说，该书讨论的是“全球化时代的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属于少数族群的文化方面的生活方式”^[7]。

对于全球化带来的影响，他的思考是理性的而不是盲目地执于一端。一方面，全球化浪潮的席卷确实能为少数民族作家带来不一样的创作体验。“全球化时代里的所有生存感受都成为了他们创作的重要资源，正是这些新的 ‘全球化体验’为少数民族诗人的诗歌创作带来了新的审美体验，并使得少数民族诗歌具有了获得全球性审美的可能，从而走出传统少数民族文学的樊篱。”另一方面，文化渗透也在潜移默化中进行着。“全球化不是用自己去化 ‘他者’，而是 ‘他者’以一种渗入（侵入）的方式迫使 ‘自我’消释而为文化的 ‘殖民’。”^[8]强势文化对弱势民族的文化殖民往往会给这个民族带来危机感，最终文化传统被消解。

他的焦虑来源于他的民族情感，来源于对民族文化的维护。他的诗歌《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就是对于现代人生存境遇的揭示。马绍玺是如此关注少数民族文学及文化的未来走向。以一个少数民族作家的睿智的眼光去捍卫民族的文化和存在，同时也给人以深刻的思索：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少数民族作家和诗人应该如何坚守民族文化？

3.对人的生存境遇的审美观照和深切的人文关怀

（1）对人的自然生存境遇的揭示，引发人们对现代性不平衡发展的思考

《原始的终极地——怒苏部落》更多地体现了马瑞翎对人的自然生存境遇的揭示与观照。自2003年以后她一直在怒江大峡谷工作。长期以来，她埋头于资料文献，热衷于上山采风，写下了多篇以怒苏人为题材的小说。怒苏部落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正因如此，祖先的传统文化在他们这儿得到了完整的保存，他们的语言、思维方式、生活习俗以及对于自然的认知理解都是十分独特的。正如马瑞翎所说：“事实证明，以我这样的局外人（回族人）的眼光来看另一个民族，可以从田边地头、寨中岩下的那些平常景象中看出更多的东西。我相信，过不了多久，很多东西将会消失，永不再现。因此我认为自己为怒苏人所做的工作是很有意义的。事实上，我作为回族人，得到了怒族人的认可。”^[9]怒苏是怒族的四个支系之一，是一个古老的民族，拥有古老的文化，更具原始性的民族生活气息，所以成为了作家研究怒族的对象。在中国这块广阔的土地上，很多民族要么被汉族同化，失去了自己的民族文化；要么由于人口较少，民族语言无法传承，其民族和文化不被人知道、了解，逐渐导致文化的断裂和失落。这对于本民族的发展来说是一种巨大的损失，对整个中华民族来说也是无可估量的损失。记录和保存民族文化遗产工作迫在眉睫，需要更多的人投入到这项有意义的工作中来，所以马瑞翎的《原始的终极地——怒苏部落》在文学价值之外还具有极高的历史文献价值。从那些极富地域色彩的身影上探知他们的精神和情怀，能够真实、清晰、深刻地探寻到他们身上那种原始的神话思维方式，以及灵魂崇拜和自然信仰在他们生活中的作用。

中国历来讲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可是在现代社会这似乎成了一个悖论。由于生态环境恶劣，拉祜族人生存艰难，就只能以仅有的环境为代价换取最低的生存条件；换取生存条件的同时，生态环境进一步被破坏，加剧生态恶化。人们就是生活在这样的恶性循环之中。“如果爬上后面的山峰，很容易就会看到，哈卜玛37户人家的寨子实际上坐落在山坳里，周围全是缺水的山地，森林当然是没有的，只零零星星地散落着十多棵老核桃树，巨大的树冠在黄得有些发蔫的寨子里投下某种倦慵和茫然”^[10]。生态恶化导致人们物质贫困，最终影响的是人们的现实生存境遇，使之不断恶化，形势也越来越严峻——生态的丧失最终导致人们生存的基本条件的完全丧失，那么也就意味着人的毁灭。叶多多将边地人的生存状态展示到了极致。“在另一座山腰与哈卜玛遥相对望的者干村，有一个在乡里读中学的孩子自杀了。孩子来自贫困的家庭，全家仅以几亩薄地为生。他从小就被告知，要想生活得好，就只有读书这一条路。这个15岁的孩子仅仅因为一次考试没考好就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11]透过这个孩子的死我们看到的是极度贫困的生活现实，年轻生命的陨落，让人看到了生存艰难的极致，看到了人们的挣扎和无可奈何，这些全都超出了人们的想象范围。而这种生存之下希望破灭带来的幻灭和疼痛，是一种巨大的悲剧，是有价值的东西的毁灭，那是一种将疼痛撕裂到极致依然在努力活着的悲壮。在现代社会繁荣发展的背后还有很多人在贫穷落后中饱受生存的煎熬和折磨，这样的生存境遇足够引起人们关于现代不平衡性发展的思考。

（2）对人的现实生存境遇的深层揭示，体现出深切的人文关怀和深厚的悲悯情怀，展现了文学对于人的终极关怀

文学其实就是将现实生活以一种艺术化的方式呈现在人们面前。文学折射的就是现实的社会生活，因为现实人生里有太多的东西需要人们用笔去表达。

纵观马碧静的小说，无论是长篇小说还是短篇小说，都会发现，她的题材选择很独特，她的笔触总是对准了社会上的弱势群体（如刘雪青、李跃进、失地农民、刘天生等人），体察着下层人民的辛酸和苦难，以一个女性作家细腻的感触和悲天悯人的情怀给予那些弱者强烈的人文关怀。从她的笔触里感受到的是一种责任和写作的紧迫感。她的长篇小说《守住这一片阳光》以生理及心理都有缺陷的女孩刘雪青艰难的成长历程和坎坷不易的生存空间为故事背景展开叙事，塑造了拥有美丽的外表和纯洁善良的内心的刘雪青这一动人的形象，并借这个女孩之口，来呼唤一种真诚、善良、和谐的人际关系和生存空间。这就是作者想要守住的那“一片阳光”——一种和谐的生存境遇。

马碧静常将视角投向社会底层，尤为关注弱势群体在现代城市中的生存命运。她的中篇小说《拆迁》以李跃进和黄素花这样的拆迁“钉子户”为对象，在冷峻的叙述中真实地再现了像李跃进和黄素花这类社会弱势群体在城市中的生存状态，流露出自己对于这种现状的价值评判。在李跃进和黄素花的生存境遇中，多种难以解决的矛盾横亘在他们面前，导致了两人在不断被挤压的空间中艰难地生存着。“纯正的文学对人的处境从来都是慈悲的打量、深切的体恤和贴心的思忖。”^[12]马碧静正是以文学的关怀之力来感受着社会中这些弱势群体的苦难。

马青的短篇小说集《黄栗木铜炮枪》一共收入小说9篇，小说被放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文化大革命”之后的那段过渡时期的时代背景之下，写的全都是煤矿工人生活中的各种人和事，有着一种时代的厚重感。马青用一种轻松的甚至是调侃的笔调来对牙山煤矿进行审美观照，作品展现的是极“左”年代煤矿生活的极度贫困及物质生活的贫穷导致的人们精神世界的贫乏。紧张压抑的政治气息一直弥漫在牙山煤矿中，强烈的阶级斗争、如火如荼的“上山下乡”运动、本末倒置的“学大寨”活动，这些成了矿工生活的全部。“作品真实而深刻地揭示出了那个令人愤怒、憎恶的社会现实，其揭露、控诉、批判的力量令人震惊！”^[13]从表述中可以感受到马青对于这种生活现状是持批判态度的。煤矿生活为马青的小说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也在以自己的形式表现着煤矿生活的真实现状，体现着自己对煤矿生活最深刻的感触和思索，是一种现实主义的底层叙事，用李世柏的话来说那是一种“来自生活中的呼唤”。

马丽芳的大型女性题材组诗《纸房间》是作者以一个女性作家的身份和强烈的女性意识来抒写的女性历史存在和生存状态，是对几千年来女性生存状态的本质性揭示与深层思考。她的诗说出了古今中外无数女性的真实感觉，不作符号化的角色，而要作天地间一个最自然的个体，用“女性的灵魂，重新培植自己的骨髓”，要“骨头还给骨头，自己还给自己”（《我把自己还给自己》）。《纸房间》里盛装着众多的东西方女性，超越了民族界限，对东西方文化中的女性形象做了深刻的文化思考：无论东方西方，古代现代，女人都有着相同的生存境遇，在各个历史时期，她们的命运更多凸显为悲剧和苦难，其中不乏自省和反抗者，可是却没有抗拒的力量。所以，诗中总是萦绕着一种浓烈的悲剧的气息。

社会历史给定了女性一种生存状态，同时女性自己也自觉或不自觉地为自己选择了一种生存状态，由被迫接受到自愿选择。几千年以来，女性就囿于这样的怪圈中，以这样的状态悲剧性地存在着。“你被省略／会思考的头颅／你被削去会走路的双足／你被截断／会拒绝或夺取的双手／只剩下硕大的双乳／只剩下肥大的臀部”（《维纳斯的挽歌》）。维纳斯这一女性个体身上承载的是对西方女性整体的思考。从西方的维纳斯到东方的“未亡人”都是一种巨大悲剧。在《未亡人》一诗中，“未亡人”代表的其实是自然生命受伦理文化禁锢和戕害的女性群体。诗人重新对延续了千年之久的传统伦理道德文化进行审视和反省，并试图对其进行解构。“在一所老房子里／驯良的媳妇都要变成婆婆／都将有一根拐杖撑着”（《未亡人》）。原本拥有正常人性的女性一旦进入到这所“老房子”里，自然生命在伦理文化的熏染下渐渐失去活力，最终枯竭，变得垂垂老矣。这样的生存状态更多的是女性自己选择的结果。“那双绣鞋，从外婆的脚到你的脚／从你的脚到我的脚／那双绣鞋，咬死我所有的道路／／世世纪纪，我／死在一双三寸金莲里”（《三寸金莲》），“三寸金莲”完全成为了历代女性悲剧的象征物，给自然生命带上无法挣脱的桎梏。

她的诗歌表现了古今中外的许多女性，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界限，富有穿透力，让人通过她的文字真切地感受到女性的生存真相。“马丽芳的 ‘深度’是消除覆盖，让我们直视底层，令人不安的底层赤裸着的悸动，让我们洞悉生命的隐喻和掩盖。”^[14]《纸房间》更多地关注到了女性作为“人”这一主体长期以来的存在状态，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女性被强加或自我选择的附属品意味，对整个人类的现实存在状态做了深刻的思考和有力度的表现。

评论家北方称马成云是“站在时代前沿手持标枪的人”^[15]，因为他十分关注大众的现实生活，尤其关注处于社会底层的广大农民群众和农民工兄弟的困苦。他的很多首诗都是以农民为题材进行的，写出了底层民间的生存状况，也说出了很多人心中想说而又说不出的话。如《皂角树下的村庄》《留守儿童》《穷的滋味》等全都展现了悲天悯人的诗人情怀。他的诗，是面向底层群体的，所以他对诗歌才会有着那样独特的理解：“感谢诗歌赐予我观照生命和关注现实人生的话语权”^[16]。

文学是依靠“终极关怀”的精神向度来为读者所接受的，这种终极关怀其实就是文学的本质：对人类生存状态的总体关怀，对人类生存命运的根本性关怀、全面性关怀，也是对人类全面自由发展给予的最高关怀。云南当代的回族作家们，对于生命的关注和生命存在的表达是极其深刻的，在关注和揭露人们现实生存境遇的背后，流露出的是作者的深切的人文关怀，对自然生态的关怀，对生活在这种生态环境中的人的关怀，对人的生存意义的探索，对心灵的关怀。

4.多彩的边地风物和原生态的民族生活

（1）对边地风物的精心描绘与真诚赞美

《大理恋歌》是王瑞康最具代表性的散文著作，以自己生长的大理为背景，以自己炽热的情怀书写着这片美丽的土地。有对故乡、美景、风土人情的出色描绘；也有对学校师长、朋友、亲人的缱绻情怀，全书的47篇散文都是讴歌大理，赞美故乡的。对他来说，大理，是一个“一生不能不到的地方”。大理有着著名的“风花雪月”，充满了想象和诗意，这份诗意在他的《风花雪月》中得到了完美的呈现，人们可以从他的散文中感受到大理的美，同时也可以感受到他对故乡风景的深深的爱和赞美。(www.xing528.com)

（2）对独特的民族风情的展现

用文学来展现少数民族地域文化特点，向来为少数民族作家所偏爱。

马明康的小说多以描写回族人民的社会生活为题材，这就决定了他的小说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上都带有浓郁的滇南地域的回乡特色。伊斯兰文化对于回族人民的社会生活和精神世界的影响是深远的，作者以西南边陲的回族聚居地为叙事对象，就必然会触及伊斯兰文化。作为滇南人的马明康在《十二寡妇》中则有意识地将这群女性放置于滇南地域回族特殊的文化环境中，从其内在的思维方式和性格特性来展现伊斯兰文化对回族的巨大影响，以及小说中对于古尔邦节和开斋节的描绘等都散发着浓郁的伊斯兰文化气息。而且在人物对话和叙述方面大量运用了云南方言，使得小说充满了滇南韵味，成了具有“云南味”的回民小说。“在作家的笔下，通过一段历程，一个生活侧面，增强对滇南回族人民生活的了解，反映生活在众多民族氛围中的滇南回族独特的生活景观，为回族文学带来了滇南异样的回乡风情。”^[17]所以，只有真正了解掌握民族习俗的人，才能将之作为一种文学养料，从中提取有用的写作素材，用自我的书写方式展现出民族习俗的外在之美和内在的历史文化意蕴。

马开尧通过描绘回族的习俗风尚来展现其独特的历史文化。对回族习俗风尚、乡土人情、宗教情怀的描绘，皆在笔下吟诵成文。如《传油香》描写了回族人民生活中的“传油香”习俗，赞扬了回族人民热情重友的美好品德。而《回族烤茶》则展现了极具民族特色的烤茶习俗，火塘、茶罐、茶水、茶香中蕴含着的就是生活的全部。锁昕翔对这首诗的评价很高：“不仅形象美，而且意境美、思想美，堪称当代咏茶习俗诗之佳作，赢得了人们的喜爱及普遍赞赏。”^[18]这首诗表现了回族人民热情好客的一面，同时也说明了烤茶作为一种传统的生活方式，承载着回族人生活的欢乐与痛苦，蕴藏着深刻的历史内涵和生命的哲学意蕴，极具地方民族特色，是马开尧的代表作。

三、云南当代回族作家文学的艺术特色

（一）现实主义的创作倾向，作品的纪实性加强

茅盾说：“每一时代产生了它的特性的文学。”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必然会产生与之相适应的文学形式。20世纪90年代以后，人们的阅读兴趣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逐渐淡化了对虚构性叙事作品的兴趣，增强了对纪实性作品的兴趣。

纵观云南当代的回族作家文学就会发现，小说、散文、诗歌的创作越来越贴近现实生活，且多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来表现作家眼中的社会现实，如：对于煤矿生活题材的处理，马青是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为原则的，表现自己对煤矿生活独特的审美观照，从而追求一种平实质朴的创作风格。在报告文学领域体现得最明显，白山的《血线》、马宝康的《复活的史迪威公路》、段平的《最后的“官子”》都以滇缅公路为题材进行创作，有很强的纪实性。整个的文学创作中作品的纪实性明显加强了。“由于文学对当代社会的关切，对当代意识的追求，必然要导致对文学纪实性的呼唤。”^[19]王正恩的《刘家坝三部曲》时间跨度很大，因而能够承载更多的内容，以此来展现滇南乡村刘家坝的发展变迁，实际上就是整个时代大背景的缩影。

（二）平民生活和底层叙事视角

现实社会生活总是给作家的文学创作提供很多灵感和素材。他们取材于现实社会，写的是平常人和平常事，但是他们通过文学所展现的又是我们平常轻易看不到的存在。云南当代的回族作家们以一种底层叙事的姿态书写着平常人的平常生活，让人们清晰地看到底层人的真实的生存状况。作家多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来展现他们对于社会问题的关注和人的生存境遇的揭露。

马碧静的《拆迁》《守住这一片阳光》《我是“罪证”》揭示的就是现实生活中底层人的生存状况，有城市中的“钉子户”，有残疾人刘雪清，还有流浪孤儿，对存在的社会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剖析。

叶多多的《我的心在高原》也是以超强的现实性将人的生存现实展现在读者面前。她对于苦难的表现和马碧静一样，也是极为深刻的，能让人看到最真实的底层，总是要鼓足了勇气才能直面如此苦难的现实。我们钦佩叶多多亲历苦难和感受苦难的勇气。有人说感受苦难并不一定要亲历困难，叶多多则不同，她的心在这片高原上，一直行吟于此，关注着这里的一切存在，以文字的力量给人直面现实苦难的勇气，充满了对生命的尊重和敬畏，充满了对自然的关怀。她在接受新华网记者专访时这样说：“很多人只知道云南山美水美人美，在这些美的背后，很多人至今依然艰难的活着。作为一个作家，我觉得我有责任让那些被遮蔽的东西被看见，让存在被看见。”叶多多以散文这一文体，将更多的目光聚焦在云南边地的各个角落，发掘出那些被人们遗忘忽视的日常性存在，对这种真实的存在倾注了自己广博的人文关怀，正是这样的书写让更多的人看到了一直被人们拒绝的存在，也让人从作者的巨大的悲悯背后学会对这些存在给予更多的关注和关怀。

（三）深刻的哲理性和浓郁的抒情性

这是云南当代回族诗歌的一个明显的特点，诗歌并非单一的哲理诗或抒情诗，而是将两者完美地融合在一起，集抒情性与哲理性于一体。

“情乃诗之胚”，情感是诗歌的核心，诗歌正是依靠情感来打动人心。

马成云总是用贴近现实生活的笔调来书写自身的生存体验，他的诗作包涵着深刻的人文情思和经验感悟，人性化、诗意化的阅读体验。如“对于土地的情结／他老人家／一生永远无法医治的痼疾／扶犁、站耙、播种、施肥、除草、浇水……／直不起的脊背／弯成一张弓／能不能射中一家人生活的目的／他不介意”（《守望土地》）写出了一个老父亲对于土地近乎虔诚的守望，一生操劳于土地上，获得生活的全部希望。“他的皱纹藏着我的青春／他的老茧铺垫我的前程／他的肩膀托起我的幸福／我的翅膀硬了却像大雁一样地远走高飞／一走三十年有余”。儿子离开了土地，只有不断老去的父亲还在守望着脚下的土地，“唯有小关山下的一亩三分地／是他的全部意义”。两相对比中，能感受到老父亲那种真挚的土地情怀和儿子的忏悔之心，“故乡在背后／我永远欠一个华丽的转身”。从诗人内心深处流淌出的情感是最真实的、最能打动人心，同时也体现出了马成云诗歌的最大特点：平易近人，通俗而不肤浅，情感真挚，打动人心。

“已经翻过的／不仅是／情绪和日历／还有对轮回的追讨／／日渐增加的／不仅是／年轮和阅历／还有对生命的思考／／我们每个人／哭喊着来到这个世界／却又在别人的／哭喊中悄悄离去／／我们是否想过／曾经打扰了谁和谁／不妨悄悄来过／倘若生命允许”（《悄悄来过》）。这首诗写出了诗人对于人生、社会、生活的感悟，是感性体验和理性沉思的完美融合。这何尝不是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在对生命和人生的观照中透露出一种孤独感，这种孤独感源于对人的存在本质的探索和揭示。人的生命在时间中流逝，人又从时间中获得了对生命价值和意义的思考，生命就是以一种安静的姿态展示着其存在的意义。马成云对于生命的思考是极具哲理意蕴的。

（四）质朴、凝练的语言，富有质感，清新幽远的意境

艾青在《诗论》中说：“诗是艺术的语言——最高的语言，最纯粹的语言。”^[20]马成云的诗集《打开一扇窗》以细腻的笔触，营造了一系列清丽新奇的意境，幽远雅致的韵味，给人一种诗意化的阅读体验。马成云的诗歌在语言方面有着质朴自然的美学特点，营造了一种清新幽远的意境。《我有我的生活》：有钱／在西山上／建一座楼阁／在楼阁上／建一个／大大的晒台／可以喝茶／可以读书／可以赏花／可以写作／让阳光过来／驱逐孤独和寂寞／哪怕会／弄痒我的双脚／只要能／放眼滇池的碧波。这首诗歌感情真挚，朴素自然，为我们营造了一种清新的意境，表现了作者对大自然和质朴生活的向往和热爱。“诗的语言以其清新自然、简洁朴素、语少情长为最高品格。”^[21]他的诗具有自然朴实的格调，能让人更加真切地感受到现实生活中的种种存在，这样的诗歌也就具有大众化的审美取向，更容易被读者接受，诗歌的价值也因此而产生。

马瑞麟的微型诗集《深山鸟鸣》中一首诗大多是两三行或三五行，短小精悍，语言质朴、凝练，富有质感。如《闻一多的衣冠冢》：“死水一天天干了／红烛却越烧越旺”。《死水》是闻一多的一首著名的诗歌，凡是读过他诗歌的人都不会忘记这首诗，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离诗人存在的那个年代已经很远了，但人们依然记得闻一多，记得他不朽的诗歌，他一直活在人们的记忆中。在强烈的对比中表现了作者对于闻一多的深切的怀念之情。像这样的诗在《深山鸟鸣》中还有许多，《昆明》：天女的花篮／在这儿打翻／泼了一地春天；《默庐——冰心留在昆明呈贡的故居》：堆着爱心的屋子／在默默之中，依旧／涌动着大海的波涛。这对于一个年近古稀的诗人来说，尤为特别，恰是袁枚“人老莫作诗”的反例，马瑞麟不但作诗而且比青年时期做得更好，用晓雪的话来说就是“瑞麟诗歌老更精”。^[22]

四、云南当代回族作家文学的价值和意义

一直以来，由于云南是多民族的西南边疆地区，在文学史传统观念中，云南少数民族文学的文学价值被人们淡化甚至被忽视，不被主流文学史承认和书写。“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是：在中国当代文学的总的形势中，少数民族作家文学还是薄弱的一环。”事实上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云南少数民族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直以来都在用本民族独特的话语方式来表达本民族的文学追求，其文学价值理应受到承认和重视。

那么，正视云南少数民族文学，客观地认知其发展历史，理解云南少数民族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的价值和意义，重新建构起其应有的文学史地位，对于云南文学的发展，乃至中国文学的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

（一）增强对作家作品的认知度，还原作品本身的阅读价值

云南当代的回族作家文学与主流的意识形态之下的文学发展既是同质的又是异质的。同处于全球化语境之下和中国文学史范式变革中，因而在文学话语体系一致的情况下折射出相同或相似的时代命题、文学价值评判体系，从这一层面来说二者是同质的。但是一个民族异于其他民族的地方在于其独一无二的民族性，也就是一个民族的原生态元素；“少数民族文学所代表着的那一种特有的生存态度、思考方式、立场和情感是它存在的最根本理由”。回族文学的民族独特性使得其向主流意识形态靠近、融合的过程中和而不同，与主流文学保持一致向前发展的同时仍有着适合自己本民族文学的独特规律，其文学形态是多样的，并非是主流文学的简单复制和刻印，那么在这一层面上云南当代的回族作家文学与主流文学的发展便是异质的。这种异质性使得人们对云南当代的回族作家文学有着一种陌生化的期待视野，期望从中看到异于主流文学意识形态的某些东西，正是这种异质性使得作家的创作有了一种独特的优势。

研究云南当代的回族作家文学，能够将当代的回族作家尽可能地纳入研究范围中，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人们对作家及其作品的认知度，使得作品本身的价值在阅读中得到还原。

（二）促进云南当代的回族文学继续繁荣发展

正确理解云南回族的作家文学对于研究云南回族的文学发展状况是十分关键的。作家文学有别于口头文学，口头文学往往以口传的方式存在，是一种即兴表演下的创作，在其流传和发展中它的文学内质和外在形态容易变异走样；而作家文学则以文本的形式展现着作家自己对于文学的追求和表述，是稳固的、成型的。而文学总是与社会、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特定的历史时期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主流意识形态在文学领域的集中体现，记录和表述的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普遍共识和集体记忆。所以有时候，文学用自身的文学话语见证并记录着历史。在这个过程中，口头文学和作家文学都以不同的方式在表述着，两种话语方式也各自有所侧重，一种鲜活生动，一种客观真实。但对于认真严肃的文学研究来说，以文本形式保存下来的文学资料较之口头文学来说更能客观真实地还原文学的本来面貌。对云南当代的回族作家文学作一宏观的概括，对云南多样性的民族文学有一个清晰的了解和认知，这对云南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建构是十分有必要的，能为之提供一些有用的材料，丰富云南的多民族文学。而且在云南这个多民族的地域中，回族是一个极其特殊的民族，有着独特的民族生活、独特的民族意识，在文学领域亦有着自己独特的诉求和表达，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学创作风貌。

而在云南当代的回族作家们的创作中，大量作品被完整地保存下来，为相关的研究提供了文学文本。“研究当代回族文学的这种创作特征和审美理想，无论是对揭示、总结回族文学的创作经验和成功规律，还是对于进一步促进回族文学的繁荣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23]成功的写作经验不但能激励老作家们创作出更为优秀的文学作品，同时还能为青年作家们提供借鉴；同样创作中暴露出的不足也让作家在反思、改进的基础上有更大的发展空间。无论是成就还是缺陷都能在某种程度上推动回族文学的向前发展。

（三）丰富云南的少数民族文学

回族文学是云南少数民族文学的一个独立的、客观存在的文学范畴，在保留自身独特性的同时规约少数民族文学的整体性，可以极大地丰富云南的少数民族文学。在云南众多的少数民族中，每个民族都有其独特的生命意识和文化传统，文学表达中也就会形成各自的审美追求和审美理想，这是其他民族所不能代替的。汉族作家可以写回族，彝族、哈尼族作家也可以写汉族，与回族作家写自己本民族不一样，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声音，各有独立存在的意义，两者是不可以相互覆盖的。而回族作家们能够用文学表达出自己民族的心声，为云南当代的少数民族文学带来独特的审美体验，同时拓宽了少数民族文学的言说空间。作为少数民族文学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回族作家文学的繁荣发展也说明了少数民族文学发展态势良好，极大地丰富了少数民族文学。

云南的回族作家在云南当代文坛上以其庞大的创作阵容，充分展现了其创作实力，并且为我们提供了很多优秀的文学作品。云南当代的回族作家文学在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方面都展现出了十分鲜明的特点。在思想内容方面具有：多样化的创作题材；深刻的主题意蕴；强烈的乡土意识的凸显，表现对故土的深沉的眷恋；传统与现代、本土与世界的矛盾；对人的生存境遇的审美观照和深切的人文关怀；多彩的边地风物和原生态的回族生活的特点。在艺术特色方面具有：现实主义的创作倾向，作品的纪实性很强；平民生活和底层叙事视角；深刻的哲理性和浓郁的抒情性；质朴、凝练的语言，富有质感，具有清新幽远的意境。

一个民族地区文学和文化的发展和繁荣，不在于借助多少外界力量来宣传或帮扶，最根本的还是在于是否善于观察、发现和培养一批优秀的本土作家和诗人。这些民族作家和诗人们往往通过他们的民族化的创作成为民族文学的代言人，成为民族文化的象征。是否有属于自己民族的独特的文学声音和放歌者，从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对这个民族文学和文化的认知度，有了解、认知才会有价值。因而培养回族的本土作家是云南当代回族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所以云南当代的回族作家在文学创作中应该扎根于本土文化资源中，更加注重对于本民族传统母语文化的提炼和继承，以自在自觉的民族文化符号的体悟来汲取丰富的文化养分，完成自己的文学创作，同时传承民族文化。

（黄琼慧　执笔）

【注释】

[1]胡彦：《自我表达·现代叙事·审美视角——对三部云南本土文学作品的探讨》，《当代文坛》2001年第6期。

[2]杨舟：《新华网专访“骏马奖”获奖作家叶多多：那片土地给了我很多》，http：／／www.chinawriter.com.cn，2012年9月28日。

[3]叶多多：《雨季的头几天》，载《第十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获奖作品选辑》，2012年，第72页。

[4]叶多多：《阳光下》，《散文选刊》2011年第2期，第63页。

[5]叶多多：《时代呼唤生态的民族文学——从云南生活阅历看少数民族文学的生态意识与生命气象》，《中国艺术报》2013年12月13日，第3版。

[6]施战军：《近年来少数民族题材中短篇小说扫描》，《文学教育》2009年第6期，第5页。

[7]马绍玺：《我被少数民族诗歌所吸引》，http：／／www.chinawriter.com.cn，2008年11月17日。

[8]李光荣：《一位民族学人的焦虑与睿智——读马绍玺 〈在他者的视域中〉》，《民族文学研究》2009年第2期。

[9]马瑞翎：《与心灵对话（创作谈）》，《回族文学》2011年第4期，第26页。

[10]叶多多：《阳光下》，《散文选刊》2011年第2期，第63页。

[11]同上。

[12]施战军：《近年来少数民族题材中短篇小说扫描》，《文学教育》2009年第6期，第5页。

[13]李世伯：《来自生活中的呼唤》，《思茅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9年第3期，第55页。

[14]李冬春：《女性的诗歌和诗歌的穿越——马丽芳和她的诗》，《文学界》1996年第2期。

[15]北方：《站在时代前沿手持标枪的诗人——品读马成云诗五首·云来云往》，云南民族出版社2010年版，第160页。

[16]马成云：《今夜无眠》（序），云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

[17]魏兰：《回族文学概观》，宁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29页。

[18]锁昕翔：《简论回族诗人马开尧的诗歌特色》，《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第127页。

[19]李颖：《关于“纪实文学”成因的思考》，《温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2期，第89页。

[20]艾青：《诗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65页。

[21]江柳：《诗歌美学理论与实践》，长江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119页。

[22]晓雪：《瑞麟诗歌老更精》，《云南政协报》2008年4月19日。

[23]杨继国：《当代回族文学的创作特征》，《回族研究》1996年第1期，第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