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多民族作家文学研究：揭示哈尼族文学成果

当代哈尼族文学作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在云南这个多民族地区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对丰富我国多民族文化资源更加具有深远的意义，同时这也是保护我国少数民族文化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举措。对云南哈尼族作家的创作进行整体梳理概括，形成对当代哈尼族文学的清晰认识，可以更好地开发属于哈尼族的独特文化。基于此，对云南当代哈尼族作家文学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分析就显得尤为必要，这对哈尼族文学的发展有重要意义。

一、当代哈尼族作家创作概况

哈尼族多集聚在滇南红河、元江、澜沧江流域，哀牢山与无量山脉的展布地区，在新中国成立以前没有自己的文字、作家。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哈尼族打破了没有书面文学的局面，开始了自己民族的文学创作，并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以新中国成立初期为起点，哈尼族作家的文学主要反映在两方面。一方面是通过专家学者和民间文学爱好者收集、整理、研究的传统文学，其中包括神话、歌谣、传说、史诗等多种体裁，这时期较为突出的有：史军超、李斯博、毛佑全、卢朝贵、赵官禄等等，作品如长篇迁徙史诗《哈尼阿培聪坡坡》，由朱小和演唱，卢朝贵、朱小和口译，史军超、杨叔孔、段贶乐直译记录^[1]；农事诗《哈尼四季生产调》，由白祖额搜集、段贶乐翻译；殡葬祭词《斯批黑遮》，由李期博、明娜搜集整理；祭祀古歌《哈尼求福歌》，由李期博、张佩芝搜集翻译。这些作品都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是少数民族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民间文学成果。另一方面则是在1976年以后涌现的大批当代哈尼族作家，他们改变了先前通过歌谣、祭词、史诗的方式记录民族历史的方式，通过各种体裁包括小说、散文、诗歌等形式创作了众多杰出的文学作品。如早期艾扎发表小说《金凤花》，郎确发表散文《茶山新曲》，存文学发表诗歌《同志，请记住他们》《路有多长诗有多长》，以及著名诗人哥布发表诗集《母语》等。自此，哈尼族文学开始跃身文坛，其中有些作品也得到了文学界的认可与奖励，并在中国民族文学中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本文主要针对当代哈尼族作家创作的作品进行整理、分析。

（一）当代哈尼族作家整体创作情况

自改革开放以来，经过30余年的发展，哈尼族作家队伍不断壮大。据统计，本民族已发表文学作品数千件，作者200余名，其中女作家14名。其中有6人被收纳为中国作家协会成员，包括存文学、哥布、郎确、艾吉等；有10余人加入了全国少数民族作家协会，包括熊家荣、赵德文等；有30余人加入云南作家协会，包括张礼、明达、存文学、白茫茫等。他们作品众多，作品内容丰富。个人文学作品有157部，其中长篇小说20部，中短篇小说76部，散文集11部，诗集25部，报告文学集3部，文学评论集3部，人物传记4部，影视剧作品17部。有诸多作品（百余篇）获得了文学界各种优秀奖项，如存文学儿童文学集《神秘的黑森林》和短篇小说《兽之谷》、艾扎短篇小说《金凤花》、诺晗散文《太阳》、黄雁短篇小说《胯门》、哥布诗集《母语》等作家的作品均获得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奖；存文学、艾扎、哥布、艾吉、莫独、冯德胜、黄雁等作家的作品获得云南省文艺创作奖。《民族文学》《滇池》《边疆文学》《云南文艺评论》《大西南文学》等文学刊物刊登了较多他们的作品。

（二）当代哈尼族作家小说创作

当代哈尼族作家创作的小说多且丰，有长篇小说20多部，中短篇小说80多部。1977年，自郎确发表了哈尼族作家的第一篇短篇小说《红艳艳的樱桃花》，哈尼族小说创作迈上了一个新台阶，一批优秀的作家如存文学、史超军、艾扎、冯德胜、毕登程、黄雁、诺晗、洛捷、李启邪、郑映德、王智、明追、施达、明丽、付达康、朱荣德、徐培春、敏塔敏吉、白荣华等涌现而出。存文学已出版长篇小说《兽灵》《悲怆之城》《碧洛雪山》，中短篇小说集《鹰之谷》《兽之谷》等。朗确已出版短篇小说集《没有太阳的山林》《女儿山》《山里山外》，中篇小说《太阳女》《甜笋女》《情韵》，长篇小说《最后的鹿园》《风情山寨》《茶山人家》。小说《阿波搓当的遗嘱》获《云南日报》“绿叶”征文一等奖。诺晗出版短篇小说集《蕨蕨草》、中篇小说《白鹏梦》。艾扎已出版短篇小说处女作《勒松》，另有短篇小说《金凤花》，中篇小说《红河水从这里流过》《姑娘山》《棺树》《爱，溢满红河谷》以及小说集《艾扎中篇小说选》，长篇小说《阉谷》；史超军出版长篇小说《翡翠朱雀》《走私的女人》；黄雁出版小说集《无量的大山》，其中包括《胯门》《樱花泉》《唉，那两只虎眼》《初乳》《天火》等等；冯德胜在各类报刊上发表了众多中短篇小说、散文，约80多万字。毕登程出版长篇历史小说《无量山》；洛捷出版中短篇小说《三国熊》《独霸猴》和《大独猪》；白茫茫出版长篇小说《苍茫的分水岭》等。

（三）当代哈尼族作家诗歌创作

哈尼族作家诗歌创作在文坛上渐有名气，已结集出版的诗集有25部，诗人30余人。自哥布发表了哈尼族作家文学史上的第一部长诗《哟咪哟嘎，哟萨哟窝》以来，哈尼族作家的诗集也相继出版。哥布凭借其双语创作魅力深刻表达了对本民族的热爱，也引起了各民族文学爱好者的广泛关注，并因此当选为云南省作家协副主席，他出版的诗集有《母语》《少年情思》《遗址》《神圣的村庄》。其中《母语》是哥布的处女诗集，诗人运用自己独有的民族语言进行创作赢得了文学界的一致认可，并分别获得全国少数民族作家文学创作“骏马奖”以及云南省文学艺术创作奖。艾吉出版诗集《沾着青草的味道》《笛声送别》。陈强出版诗集《有一种忧伤穿过我的情感》《山村来信》《情愫》，其中《有一种忧伤穿过我的情感》在2007年全国文坛上引起少数民族作家广泛关注。毕登程发表诗集《心有红鱼》《花环》，泉溪发表了诗集《还念爱情》，井力发表诗集《遥望努玛阿美》，赵德文发表诗集《没有鸟的天空》。

（四）当代哈尼族作家散文创作

哈尼族作家散文创作取得骄人成绩。已出版的散文集有11部。作家有诺晗、哥布、存文学、艾吉、黄雁、莫独、陈曦、李少军、王家彬、李雄春、冷莎、赵德文、金美玲、陆建辉、敏塔敏吉、李勇、周少仁、阿罗、泉溪、明追、存一榕、哥舒白、钱颖、车明追、赵汉成等。毛佑全的《哈尼山寨》、阿朵的《亮》是早期的散文作品，后期出现了如郎确的《茶山新曲》、诺晗的散文《太阳》、莫独的散文集《守望村庄》等优秀作品。其中有一部作品分别获第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云南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这是哈尼族文学作品第一次获省以上的文学奖——郎确的《茶山新曲》。而莫独的散文诗集《守望村庄》、艾吉的散文集《清音》等获云南省文艺创作奖。莫独创作了近千章散文诗作品，六部散文诗集：《寨门》《无言》《在春天出门》《叶棚》《祖传的村庄》，并在纪念中国散文诗90年评选活动中获得“中国当代优秀散文诗作家”称号。另外，有两篇散文作品被收入到小学课本和大学中文教材，分别是诺晗的散文《山间又响马铃声》和李雄春的《苏醒的山寨》。哈尼族作家散文作品集还包括诺晗的《火塘边的神话》《留在20世纪的脚步声》，李雄春的《不灭的火塘》，黄雁的长篇文化散文《北回归线上的哈尼人》，陈强散文集《怀念远山》，李少军散文集《事与物》，白茫茫小说散文集《没有栅栏的地平线》，赵德文散文诗集《第九根月光》等。

（五）当代哈尼族作家影视创作

当代哈尼族文学中也出现了一部分影视作品。有的作品是经小说改编的，如艾扎长篇小说《阉谷》被改编为电视剧，存文学根据自己同名长篇小说编剧的电影《碧罗雪山》在第13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上夺得“金爵奖”评委会大奖、最佳导演奖、最佳音乐奖。存文学早期创作的小说《俄玛之子》就是哈尼人李松霖导演的一部关于少数民族儿童题材的影片，被教育部、文化部、国家广电总局列入第22批向全国中小学生推荐的优秀影片，还参加了上海国际电影节、金鸡百花电影节、华语青年影像论坛、北京大学生电影节等展映。艾扎与冯德胜合力创作了《鹤殇》等多部大型歌舞戏剧剧本。冯德胜创作的电影剧本《多情花街》已投入拍摄。王晓凡（中央戏剧学院博士、教师）参与编导包括北京大学等10余所首都大学的校园戏剧40余部，其导演的易卜生名剧《培尔金特》参加了挪威国际艺术节，电视剧《士兵日记》获1998年“飞天奖”和全军优秀剧一等奖。黄志玲和何厚侦创作了哈尼人自己编剧并播映的第一部影视作品《雅米》，分上、下两部，由天津电视台和昆明影视研究中心联合摄制，并单独创作了电影剧本《孪生姐妹》。李松霖参与编导了《闪》《爱未央》《看上去很美》等影视作品。赵菲拍摄了《腾冲皮影》《哈尼长街宴》《丛林的记忆》等影视纪录片。钱东丽编导拍摄了《红河·哈尼·梯田》的电视专题片。

（六）当代哈尼族作家其他作品

哈尼族作家中也出现了一部分报告文学、传记文学、文学评论作品，共10部。报告文学包括存文学的报告文学集《怀金孕宝的群山》、黄雁长篇报告文学《阿佤山的孩子们》、王家彬报告文学集《哈尼弄潮女——市场经济大潮中哈尼妇女十杰》。后者的这部作品成为红河州敬献给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的唯一作品。传记文学包括获云南省政府文学奖的长篇传记《聂耳》（存文学与冯德胜合著）；存文学还出版了《拉祜县长》《家国沧桑：傣族将军周体仁传》《我们的太阳》（原名《阳光下的丰碑》）等。白克仰（红河州民族研究所所长）、普亚强（红河州民族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黄世荣（红河县退休干部）等三人出版了长篇传记文学《阿波李和才》。文学评论作品包括《刻木记事民族的后代走上文坛》（井力），这篇文章相对全面地评价哈尼族文学的作品；史军超的专著《哈尼族文学史》也对哈尼族当代文学创作进行了评述。评论作品还包括《哈尼族当代文学作品评论集》（李少军）、《彝族哈尼族文学评论集》（杨红昆和欧之德合著）等。另外，赵德文还出版了《稻花飘香》（民族文化研究著作）、《墨江哈尼族文化概论》（三人合著）和《教苑履痕》（教育文论集）。

哈尼族作家从一个没有文字的民族逐渐茁壮成长，不仅有了自己的文字、作家群，还创作出了众多内容丰富、体裁多样的佳作。这样的作家群是一个有生命力的、经久不衰的群体。

二、哈尼族作家作品所表现的思想情感

哈尼族作家作为云南一个庞大的少数民族作家群体，丰富的地域资源、独特的民族风情为他们的创作提供了思想源泉。一方面作家们创作了众多表现社会生活风情的作品，如表现哈尼人生存发展主题的作品《红河水从这里流过》，作品形象反映了边疆民族地区在党和政府开放政策指引下，各族人民走向富裕的新生活；表现哈尼族风俗习惯的作品，如黄雁的小说《胯门》，讲述的是哈尼族一种奇异古老的婚俗，通过婚俗场面的展现，对女性命运进行思考、反省。另一方面作家们创作了一些有关人与自然主题的作品，如表现人与自然神秘关系的小说《绿光》，“那里就好像有一种超自然的神秘力量在主宰着，并散发着一种神秘莫测、神奇魔幻的 ‘绿光’”；表现人与自然和谐主题的短篇小说《三国熊》，通过讲述中、老、越三国交界地上的人与动物的故事，展现人与动物和谐相处。无论什么样的主题，都充分展现了哈尼作家们丰富的生活经历以及深厚的创作功底。

（一）哈尼族作家的民族家园情怀

1.作品表现了哈尼人过去与现在的生存状态

（1）作品表现过去哈尼人落后、愚昧的伦理观

哈尼族当代文学作品中有一些表现了他们本民族的日常生活，以及生活背后所映射的困顿的生存状态。如存文学中篇小说《鹰之谷》表现的是生活在峡谷中的人民因落后、封闭而显得迷信、无知。又如存文学长篇小说《碧洛雪山》表现的是生活在深山中的人民为了让子孙后代摆脱愚昧无知的命运，停止掠夺日渐贫瘠的土地而全村集体搬迁的故事。艾扎的长篇小说《阉谷》表现的是峡谷人民封闭落后的生存状态和重男轻女的思想以及人性之间的丑恶。黄雁短篇小说《初乳》讲述山里女人的命运，揭示文明与愚昧的碰撞、进步与落后的并存。作品《初乳》通过描述女主人公果果生产小生命的过程展现了变为母亲后果果内心、思想的变化。作品不仅展示了作为女人的宿命，更展示了山里哈尼女人的命运。如文中描写果果在生育女孩后一直心里不快，她并不重男轻女，只是对自己身为女人感到委屈，她总是幻想要是个男孩多好，长大了又可冲着他的妻子咆哮，正如文章所写道的：“谁叫你做女人！生儿育女是女人的天职！”^[2]同病房的两个“剖宫产”女人也哼哼着下辈子即使成了蛐蛐蚂蚱也要做公的。作品展现了这些生存在深山峡谷之中的哈尼女人与众不同的生活和对情感的独特理解。那里的女人生儿育女仍是她们的宿命，女人就不该有自己的事业。作为那个时代的女人，文化背景、环境氛围决定了她们只可能抱怨，却不会有所反抗。小说如此，诗歌、散文亦如此。哥布散文集《空寨》表现的是诗人在衣胞之地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解读哀牢山民在特定的地域环境中的生存状态，既展现了生动的现实画面，又不乏历史的沧桑感。哥布诗集《神圣的村庄》追忆了远古时期哈尼祖先的迁徙历史，用朴实的笔调讲述了今天哈尼族人的社会生活。作为少数民族，哈尼族作品中无不透露着他们过去封闭、迷信的伦理观。对于生活，他们不仅能用本民族的眼光描绘，更能从发展的角度反思本民族。

（2）作品表现哈尼族社会生活的变迁与发展

作品要反映少数民族新的生活和精神面貌，这是当代民族文学创作的基本出发点和首要任务。^[3]因此作品不仅要具有民族性，也应体现时代性。社会的进步、时代的发展，使哈尼族的生存环境与日常生活也随之变化。如存文学的长篇纪实文学《我们的太阳》记录了发生在60年前云南宁洱县的一件民族盛事——新中国民族团结第一碑，他用文学的形式描写了毛泽东所做过的民族团结工作，意义非凡。艾扎的短篇小说《红河水从这里流过》形象反映了边疆民族地区在党和政府开放政策指引下，各族人民走向富裕的新生活。艾吉诗歌《叶赛宁我的兄弟》中描写：“一幢幢楼房冷漠无情，一扇扇铁门板着面孔”，《黄昏》描写：“我的内心，飘满蜘蛛网，蜘蛛网一样飘忽着孤寂。”^[4]表达了生活在城市的陌生感与孤独感，现代文明带给他们的更多是人与人之间的隔膜、民族之间的差异，正如她心底一直怀念那沾着青草味的乡情。陈强《土地使用建议》通过现代社会城乡环境的发展变迁，强烈表达一种对本民族生存环境的担忧：“城镇发展的速度，像海潮漫过来了，庄稼们忐忑不安……这块土地已经规划为居住小区，过几天连同大家一起卖给开发商，庄稼们顿时鸦雀无声。”城市的发展，让农民失去了自己的土地，失去了自己的庄稼，也改变了他们熟悉的家园。面对这样的变化，他们只能接受，只能适应，却无法改变这样的现实。

2.作品展现了哈尼人独有的民俗习惯

在哈尼族当代作品中，有诸多作品写到哈尼族的民俗习惯，如郎确中篇小说《太阳女》提到哈尼族独有的“族规”“寨规”；哥布诗集《神圣的村庄》提到哈尼族的宗教及丧葬祭祀，黄雁的小说《胯门》提到哈尼族一种古老的婚俗。黄雁短篇小说《胯门》主要讲述了哈尼族一种奇异古老的婚俗，即在新娘被“伴娘”送入婆家，进家门时，必须先钻过新郎的胯下，顺利钻过才算一个真正的女人，这代表两人将来的日子生活美满，夫妻和谐；若不慎撞了男人的胯门，女人会被视为不祥之物而遭到遗弃。文中的女主人公鸠在钻胯门时，因为新郎矮小而她又过于丰满，因此不小心撞到了新郎的胯门，而人群中的她的情人就在这时发出了一声沉重的叹息，她的心开始砰砰乱跳，思绪开始胡乱奔跑，她的命运因为这声叹息从此改变。他被遣送回娘家，在寨子里总是遭到别人的鄙夷。而她的旧情人二虻再次来找她希望重修于好，本以为生活会有所改变，但却不愿给她一个名分——二虻不愿为她举行钻胯门仪式。于是鸠拒绝了他，二虻只好让步，答应举行仪式，正式迎娶鸠。在鸠准备钻胯门时“她感到两腿很沉……这哪里是二虻的胯门，分明是一个古老的让人窒息的漆黑的岩洞”。最后，鸠终究没有钻过胯门，她大概就这样再次走进了她的宿命。民族的婚俗毁灭了一个女人，这背后又有多少这样的女人……又如哥布诗集《神圣的村庄》中《祖先》之《女巫》，以哈尼族民俗中存在的“女巫”为主角将阴阳两界连在一起，讲述年过半旬的自己处于灵魂和肉体之间，自己的魂在尘世流浪，祖先就好像出现在自己面前，“祖先的魂灵就附在我的身上”体现了哈尼人根深蒂固的祖先观。

3.作品歌颂了哈尼人对家园的热爱

美丽的高山峡谷、神奇的自然梯田造就了一批富于创作的哈尼诗人、作家。诺晗的散文《家乡的蘑菇房》展现了哈尼人的独特建筑以及不一样的生活方式，散文《太阳》散发着浓浓的乡土气息，表现家乡的温暖与伟大。艾吉诗集《沾着青草的乡情》透露的是故乡那片远离喧嚣城市的净土。陈强诗歌《家园》表现的是家园的宽厚深沉。张福杰诗集《走进梯田》展现的是自己对养育自己的乡土的热爱。家园在张福杰的心中是神山，生长在梯田、森林、山水间，犹如躺在母亲的温暖怀中一样，“一个神奇的美丽传说在蛮荒的年代里滚滚踏进生长炊烟的每一个村庄，站成香火不断的昂玛林”。他的故乡在他的笔下变成了婀娜的女神，一切显得自然而美妙。其作品中，也有一些表现家园环境被破坏的诗作，如《山坡上的树桩》讲述了家园的改变，生存环境遭到破坏：“一群失所的山鸡无家可归，它们在树桩上空飞来飞去……”对家乡无比挚爱的人民，又怎么忍心看到故土遭遇这样的迫害，他们用焦虑和切肤的疼痛表现了对故乡深沉的爱。

（二）哈尼族作家的自然情怀

1.作品表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的主题

诸多文学作品通常表现的是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而哈尼族作家却因生活环境的独特，出现了很多表现自然环境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作品。郎确的小说《最后的鹿园》揭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必须建立在生态整体主义价值观的基础之上。洛捷短篇小说《三国熊》《独霸猴》《大独猪》等三部作品表现的也是人与自然的大主题，以及洛捷“总想回报大山”的朴实文学观。赵德文诗集《没有鸟的天空》将自己的大山家园描绘成城堡，人与万物都那么和谐，那么美好。哥布在《少年情思》之《家》中写道：“……头顶上是永远微笑着的星辰，屋檐下是老人们永远讲不完的故事，父母的田地里生长我们的希望，一个又一个灵柩缓缓埋进泥土，一个又一个小生灵神圣地诞生，像一个美丽的童话，这童话里有一种甜蜜的声音神圣的声音……”^[5]在这里自然永远美丽，人们永远在微笑，没有纠纷，没有喧闹，只有和谐，只有美好。存文学长篇小说《兽灵》表现的也是人与自然的主题，作品讲述了郭噶一家四代人在大森林打猎的故事，他们一家四代人从郭噶到嘎斯到斯飘到飘起都是寨中响当当的英雄好汉，他们有着比野兽更强悍的个性，在哈尼族社会当时那个特定的文化环境中，猎人的高傲使他们不屑于猎人世界以外的一切，甚至蔑视猎神，挑战万物。也因此，他们世代都与野兽们结下了不解之仇。猎人肆无忌惮地捕杀着野兽，而野兽们也有着自己的复仇计谋。第一代猎人郭噶在大森林英雄一世，最终却被老熊揭去头皮生命终结。第二代猎人嘎斯在大森林辉煌了一辈子，曾以铁石般的心肠一枪打下几十只串联在一起在悬崖上掏蜂蜜的猴子，最终却被自己下的铁夹子夹住，猴子趁机用石头将其砸死，胯下的阳物被野猪掏出甩到一边。第三代猎人斯飘才十八岁名声就超过了阿爹，他蔑视猎神，打死了猪王、豹精，连山神的坐骑神熊也不放过，最终他被由他打中的野牛抵死了。正如作品中远山大叔所说的那样：“唉，峡谷深，野兽和斯飘家结下的仇更深，一年又一年，一代又一代，一代结下的疙瘩没有解又结下新的，现在变成了解不开的死结了。”^[6]都说世间万物都是有灵性的，人与自然终究需要平衡、需要和谐。作品最后以第三代猎人斯飘死后，峡谷中森林逐渐稀疏、野兽们也大规模迁徙而终结。

2.自然与童话

童话形式的作品大多以外国的较为著名，而哈尼族作家对此也进行了尝试。他们通过讲述童话故事来展现大自然的奇妙。存文学中篇小说《神秘的黑森林》便是这样一部作品，它以儿童故事的方式描绘了充满生命力的大自然；他的长篇小说《黑蟒桥》通过讲述山寨的两个小男孩和一个城里女孩以及一条猎狗的故事展现了大峡谷的神奇。这两部作品都以儿童趣事来表现大自然的神奇、梦幻。

三、哈尼族作家作品的创作特色(www.xing528.com)

作品的创作应追求地域性与本土化，传统色彩与先锋倾向交织。^[7]哈尼族作家的创作不仅内容上突出了其民族的特点，艺术手法也展现了民族独有的特色。只有提高作品艺术表现水平和艺术质量，才能显示出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结合。^[8]可见艺术手法的巧妙运用能使作品更具有价值。

（一）情感真实质朴，富于抒情性

哈尼作家的作品大多内容真实质朴且富有抒情性，笔调淳朴自然，散文、诗歌表现得尤为突出。如诺晗散文《太阳》中写道：“今天，我长高了，阿妈却变矮了，身体佝偻着，走路也一步一步，竖着走一样。许多个夜晚，我细细地琢磨着一个道理：那时小的，长大了，那时大的，变小了……”多么清新自然，甘洌醇厚，犹如一首流动的抒情诗。又如哥布诗歌《母亲》中写道：“母亲从山里来看我，她不知道我的汉名，人们也不知道我的乳名，我母亲问了好多人，人们都听不懂她的话……我的母亲没有找到我，她吃完树叶包着的糯米饭，就悄悄地走出了小城，看远山的炊烟这样温暖，她想儿子为什么要长大，为什么要长大呢……”诗中描写的他的母亲是矮矮的黑黑的，为给进城的儿子送一件新衣，她不辞辛苦走很远，一路边走边询问是否有人认识她的儿子，尽管几乎无人能懂她的语言。她始终没有停止这一切，直到她累了，便在高楼的墙角边睡着了，梦中的她仍拿着新衣，牵挂着孩子。多么朴素的言行，却给人以深深地感动。诗人所描绘的每个细节、每个画面都指向他那朴素而伟大的母亲，最终母亲并未送成衣服，些许给读者留下了淡淡的遗憾，这样的母爱略显无助，却也深深触动了读者的内心。简单的文字、平淡的叙述，却将母亲的形象表现得如此生动，将那份母爱表达的如此质朴而深沉。

（二）现实主义手法的巧妙运用

“少数民族作家在看待周围的世界和事物时，用的是属于自己民族的眼睛，这些事物也因此烙上了作者民族的东西，使得作家的创作不自觉地就带上了鲜明的民族特色。”^[9]哈尼族作家在创作中主要采用写实的现实主义手法和魔幻的现实主义手法诠释了他们眼中的民族。如郎确的《歌手的妻子》、艾扎的《红河水从这里流过》采用的均是写实的现实主义手法，而存文学的长篇小伙《碧罗雪山》、艾扎的短篇小说《棺树》《马伴》《血岸》《白鹇树》等作品则是富于魔幻的现实主义写法。郎确《歌手的妻子》勾勒的是一个夫妻恩爱的和谐家庭：妻子每天辛苦劳作，为着家里的柴米油盐而奔波；丈夫是一个歌手，月工资仅45元的音乐事业是丈夫“生命的一部分”。尽管丈夫的事业不被众人看好，但妻子还是心甘情愿地做出牺牲：“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扮演着单调而苦涩的角色”却“觉得自己是幸福的”。她以乐观的生活态度拖着三个年幼的儿女在农村过着艰苦的生活。夫妻间的相互理解和支持，使一个物质上贫困的家庭在精神上却充满了欢乐。小说运用白描手法平淡地描写了歌手与妻子的生活、命运，让读者重温了生活的感动。

在采用魔幻现实主义写法的作品中，他们善于引入本民族的神话、巫术来增强小说的文化意蕴和表现力，并借用象征、暗示等手法来推进故事发展，达到幻化和现实的巧妙结合。如艾扎的《棺树》讲述的是在他们生活的村寨里有一棵神奇的“棺树”，这棵棺树对于大家意味着命运，因此每个活着的人都要在棺树周围种上一棵属于自己的棺树，种上的棺树与他的主人会产生种种变幻莫测的神秘关系。小说中的人们都十分珍爱自己的棺树，而主人公却并不喜欢棺树，甚至恨它，因为它对于“我”而言意味着死亡，这棵“晦气”的树是“我”心中的阴影。书中这样描述：“那树忽而发出不知是哭是笑的声音，忽而来到 ‘我’的床前与‘我’对话，盼 ‘我’早死，最后于惊恐中 ‘我’一把火烧了棺树山……”整篇小说就在这样的描述中被披上了一层扑朔迷离的神秘面纱，棺树似乎有生命，而“我”在火烧棺树后却并没有死，“我”好好地活着，“我”的棺树也好好地活着，甚至更加鲜绿。作者把棺树与人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棺树因此变得神秘，而棺树的毁灭不但没有危及人的生命，反而变得更加顽强，作品的主题在此也得到了升华。

（三）富于民族特色的语言风格

“任何一个民族的艺术都是由它的心理决定的，它的心理是由它的镜框所造成的”^[10]，独特的生活环境、思维方式造就了作家们特别的文化素养。作为一个少数民族作家群体，哈尼族作家在创作中难免带有一些本色的语言，这给作品增添了一份朴实、原味之美。如艾扎《爱，溢满了红河谷》中写道：“你们像高山上飞来的雀，不过在这里歇一歇，学我们的歌干哪样呢？”“你哄人。”人物对话中朴素的方言让人读起来感觉亲切自然，人物形象也显得更加生动贴切。又如“三月的红河还是这样温柔，像刚生产后的年轻母亲，安详地静卧在雪白宽阔的河床上；三月的红河还是这样碧蓝，像一条刚从染缸里捞出来的布帛，铺展在茫茫的山壑间”。这样的描写读起来就像散发着山林里的自然气息，清新舒畅；又带有散文诗的浪漫美妙，朴实中透露着诗意。哥布诗歌《神圣的村庄》中写道：“今天是属鸡的好日子，好日子就会有好属相”，也是一种本土化的体现。同时，他运用本民族文字创作了《母语》，在真实普通的语言背后表现的更是对民族的热爱。

（四）饱满的人物形象刻画

哈尼族作家在创作中刻画了诸多的哈尼妇女形象，她们有的勤劳善良、心灵手巧，有的自强不息、坚强勇敢，有的命运悲惨。郎确小说《歌手的妻子》中就描写了这么一位辛勤劳作的农村妇女：当天刚亮，鸡发出第一声啼鸣时，她便开始了自己每天同样的生活，起床烧水、做饭、喂猪、喂鸡、叫起三个孩子，招呼他们穿衣、洗脸、吃饭，去二十里外的田地，栽秧、除草、收割等等。她勤劳、善良、善解人意也热爱生活。当丈夫生病在家，他去替丈夫领工资时，得知丈夫工资竟如此之少，她没想到“公家人是年纪越大拿的钱越多，与农村里的分配完全相反”。在这里，通过作者对女主人公的描述，真实展现了农村妇女的心灵世界，使得这一形象更加饱满生动。事后她告诉丈夫该吃就吃，该穿就穿，不要让自己和孩子脸上都没有光。她是农村妇女，却并未被传统的思想束缚，她的形象在这里进一步升华，更加丰满了。其他作品如郎确的《寡妇桑娥》塑造了丧夫后的桑娥在艰辛生活环境中，自强不息的形象。张娅短篇小说《难卸痛苦的女人》刻画的是一个在城里为生活奔波的坚强不屈的乡村姑娘。艾扎《金凤花》中塑造了一位善良坚毅的傣家姑娘。

心理描写作为刻画人物形象、性格的有效方式，作家在深入描写人物的内心世界时，也将人物形象诠释得更加有生命力。哈尼族作家有的作品也体现了这一点。如郎确《太阳女》抓住了哈尼姑娘特殊的心理刻画了主人公娜玛然的善良、质朴。文中讲到一位汉族小伙小赵为了获得自己爱慕的女人娜玛然的芳心，送了许多东西给她，她心想：“我不能乱用别人的东西，我想还给他，又怕伤他的心，我最怕伤着别人的心。”^[11]她心里这么想着，于是对于送来的礼物既不还回去，也没有使用。她总是希望每个人都好，这样的想法却让汉族姑娘小梅很困惑。汉族姑娘认为既然收了别人的礼物，就应该有明确地表示。作者也正是了解了哈尼族姑娘娜玛然对待并不倾心的求爱者的特殊心理，从而凸显出娜玛然纯朴善良的性格特征。第四章中娜玛然因抱回弃婴的行为也凸显了她善良的性格，但这一行为却受到了阿爸、阿妈和全寨人的误解、歧视、惩处，她“边哭边唱”，作者将娜玛然当时复杂、哀伤、幽怨、悲痛的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最终娜玛然也因她的善良和纯洁得到了大家的认可与赞扬。

（五）作家的悲剧性创作倾向

悲剧性只有在激烈的社会冲突中才能表现出来。哈尼族作家在创作中比较注重人物与故事的悲剧性，这种悲剧性必然存在于人和自然、人和社会的各种冲突中，这种悲剧直面哈尼人千百年来所经历的种种苦难命运。存文学在《我与高山峡谷》一文中就提到了这样一种悲剧性，它存在于人与自然、人与大山之间。高山峡谷阻隔了他们通向远方的道路，峡谷中的人们也因此世代被封存在大山的角落里；山外是什么，大海平原是什么，他们不曾知道。在森林间，他们仅仅只是打猎、捕各种野兽，一代一代就这么过着，这是何等的悲哀。因此存文学这样表白：“我们应该写高山和峡谷的雄浑与冷峻，写峡谷人的痛苦与欢乐，写峡谷人的坚韧，也写峡谷人的热情与愚昧。”^[12]他注意到了民族因封闭、落后导致的偏激与狭隘，并对其进行反思，这一点为哈尼族文学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基础。又如艾扎《阉谷》表现了峡谷人民的无知、愚昧。黄雁《樱花泉》中的密娘因为自身以及哈尼族令人窒息的旧观念最终导致悲惨结局。她代表的不仅仅是自己，更是受落后传统文化束缚的一类女性。关注到这一点，作家们才能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同时，不断突破，并赋予作品全新的思想内涵。

四、研究哈尼族作家作品的价值

哈尼族作为云南一个人口较多的民族，作家人数较其他少数民族也较多，出版作品的数量尤为可观，从最初的只能通过口头传播或是通过歌谣、祭词、史诗等形式传播逐步发展到通过小说、散文、诗歌等多体裁创作。通过系统地整理、探究哈尼族作家作品，不仅可以壮大云南的少数民族文学队伍，丰富少数民族文化，也为我国少数民族文学添了多彩的一笔。更为重要的是，红河哈尼梯田文化景观在2013年被纳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探究哈尼族文学可以促进我国少数民族文学走向世界，让更多的全球同胞了解少数民族及其文化。

首先，对当代哈尼族作家作品进行研究，可为其他学者后续研究做铺垫。哈尼族作家群作为新发展起来的一个作家群体，其文学无论在中国文学或是世界文学构成中都是重要的构成部分。对哈尼族文学进行系统、全面地梳理分析，既可在国内外文学界开拓出哈尼族文学研究这一独特的学术方向，又为健全、丰富少数民族文学奠定基础。同时，也可以检验和完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相关理论和方法，填充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宝库。

其次，可为研究哈尼梯田文化这一世界文化遗产提供素材和理论支撑。哈尼梯田文化景观的成功申遗，使世界对其将投入更多的关注。通过对哈尼族文学的概括归纳，让世界更加全面地看到本土艺术，更加完整地了解独特的哈尼族文学，同时也为世人研究哈尼梯田文化提供素材、理论引导和相关学术支撑。

再次，能给予现代社会以精神动力和警示反思。哈尼族文学中所表现出的哈尼人的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精神和热爱家园、保护自然的主题，给当代人以榜样，也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提供宝贵的精神资源和动力。同时，哈尼族文学中反映的“人与自然”的主题更是警示我们当代人应保护环境、保护大自然，破坏大自然的行为最终会受到大自然的惩罚。当代社会雾霾漫天、地震频发等现象，不正是大自然给我们上的重要的警示教育课么？

最后，能促进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形成更为多元、丰富的文学宝库。对当代哈尼族文学的梳理，是保护和继承多民族文学的表现。深入挖掘云南本土文化资源，对云南多民族文化建设有重要意义。同时，对于民族众多的中国、文化多元的世界而言，这一民族文学的加入也为中国文学史、世界文学宝库添上多彩的一笔。

（孟于婷　执笔）

【注释】

[1]史超军：《哈尼族文学史》，云南民族出版社1998年版，第791页。

[2]黄雁：《无量的大山》，云南民族出版社1998年版，第146页。

[3]范道桂：《探求集》，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第60页。

[4]艾吉：《笛声送别》，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5页。

[5]哥布：《少年情思》，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8、19页。

[6]存文学：《兽灵》，云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8页。

[7]张永刚、杨凡佳：《云南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创作走向》，《曲靖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5期，第32页。

[8]李娅婧：《论云南少数民族文学的存在形态和时代精神》，《云南经济日报》2007年3月27日，第E01版。

[9]［俄］别林斯基：《别林斯基选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77页。

[10]［俄］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50页。

[11]李少军：《哈尼族当代文学作品评论集》，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第125页。

[12]存文学：《我与高山峡谷》，《民族文学》1989年第7期，第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