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布朗族作家文学的多彩世界

布朗族是云南历史上最古老的世居民族之一，也是云南省特有的15个少数民族之一，主要分布在今云南省南部、西部以及西南部沿边地区，目前人口仅9万多。布朗族从远古走来，虽然没有属于本民族的文字，但勤恳踏实的布朗族人民却在口耳相传中，用本民族独特的语言为我们讲述了许多传说故事，为我们描绘了一个拥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布朗族。布朗族文学是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产生了个性特色鲜明的布朗族作家，在中国文学的长河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需要对云南布朗族作家文学的发展状态做点研究。

一、布朗族作家文学的基本状态

（一）布朗族作家创作的总体概况

布朗族的书面文学是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翻开第一页的。先后涌现出了岩香兰、俸春华、蒋源、艾帕新、冯朝良、岩香坎、岩帕新、普秀高、王军江、蒋在凡（又名蒋一凡）、张栋林、李国强、苏国荣、哀冰等一批作家。有趣的是，其中相当一批作家，是以搜集、整理和翻译布朗族民间文学作品起步的。^[1]

布朗族作家文学是布朗族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书面文学的兴起，1974年，岩香兰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位布朗族文学作家，为布朗族文学翻开了崭新的一页。至今，布朗族作家文学已经走过40多年，在诗歌、散文、小说等领域都有所涉猎，成果也颇为丰富，如散文《土壤与花朵》《江边山》《感谢菩萨》，诗歌《布朗山河换新颜》《喜鹊飞遍村村寨寨》《是谁播下幸福种》，小说《南丽赶街》《猎头恨》《谁家的公鸡在打鸣》等，都是当代布朗族作家文学的代表性作品，它们的发表与刊登表明布朗族作家文学逐渐得到了其他民族的认同和大家的喜爱。若将布朗族作家文学的最初模样比作一块贫瘠大地，那么在布朗族人民艰辛的拓荒之后，其作家文学创作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的发展过程。

数十年来，布朗族作家用文字记录下大时代背景下布朗族的巨大变化。他们尊古怀旧，将古老民族的悠悠岁月写进文学作品中，不断寻求本民族历史文化延续的脉络和轨迹；他们海纳百川，用文字定格时代革新中布朗族的社会变迁，让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在碰撞中开出绚丽的火花；他们谦虚好学，依据大时代背景下政治经济的发展，思考本民族的生存现状，以民族雄心和博爱精神寻求布朗族的繁荣与发展之道。

（二）布朗族作家的创作概况

1.岩香兰的创作概况

1952年出生于云南勐海县布朗山的岩香兰，是新中国成立后布朗族出现的第一位当代作家。岩香兰自小在洋溢着布朗族民间文学氛围的环境中成长，文学创作的种子深埋于民间文学的土壤之中，在对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和翻译的过程中，种子不断汲取养分，于1974年，终于长出了果实！这一年，岩香兰开辟了自己的文学创作之路，这一年也代表着布朗族文学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岩香兰以细腻的笔触，柔情的叙述，描绘了一幅幅诗化的布朗山景，字里行间传递着布朗山村浓郁的民族风情，并用文字将古老的时空延长，引领着我们同去感悟这布朗山的喜乐忧愁。其主要代表作有：诗歌《布朗山河换新颜》《喜鹊飞遍村村寨寨》《是谁播下幸福种》，散文《土壤与花朵》《别致的婚礼》《养蜂老人》《南览江畔的明珠》《白花岭》，小说《南丽赶街》等。^[2]其中，散文《土壤和花朵》荣获了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文中用质朴的语言，清新的笔调写下了布朗族人民对党的拥护，对新生命的礼赞；《别致的婚礼》采用对话的形式，浪漫的语言，彰显了布朗族浓厚的文化内涵；散文《白花岭》以那片白花树为背景，借白花树在不同政策年代由焚尽烧完又到春来复苏的变化，表达了布朗族人民对大自然的讴歌，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观；小说《南丽赶街》又以独特的视角折射出大时代背景下的布朗族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碰撞，是时代变迁中布朗族的真实写照。

2.俸春华的创作概况

俸春华，1952年生于云南省双江县邦协村，是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布朗族文学作家。他的文学创作形式多样，涉及诗歌、散文、小说、电影剧本等，著有《澜沧江畔布朗人》《双江——太阳转身的地方》《俸春华文学作品集》《感谢菩萨》《猎头恨》等作品。^[3]

俸春华的文学作品具有较高的辨识度，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俸春华的文学作品具有鲜明的自传色彩，主要表现在其文学作品中的人物的姓氏与作品发生的背景上。以《感谢菩萨》为例，文中的人物——阿叔俸国民，就其姓氏而言，就让读者很容易与作者的现实生活联系起来，使得自传色彩显而易见。此外，文中又以时间为顺序，结合“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等时代背景，以“食”的变化为线索，描述了主人公上京求学的事情，真实再现布朗山村的变化，文学世界与现实生活的高度吻合使其作品中的自传色彩更为鲜明。其二，其作品用朴实无华的语言文字直指民族文化的深层，注重揭示时代变迁对布朗族的影响（包括对布朗山村物质生活的影响与对人们思想观念的影响）。如《感谢菩萨》一文构思巧妙，用细致入微的笔触记录了布朗山寨从1971年至1982年这12年间的变化，通过“文化大革命”期间与改革开放之后人们物质生活、思想观念的前后对比，以小见大地折射出时代变迁中布朗族的变化。

3.陶玉明的创作概况

陶玉明，1966年出生于云南省双江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第十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获得者。自2008年起，陶玉明开始文学创作，至今已创作散文、诗歌、小说等500多篇。其作品先后在《人民日报》《云南日报》《民族文学》《边疆文学》等国家级和省级刊物发表，著有散文集《我的乡村》，散文作品《江边山》获中国作家学会《民族文学》杂志社举办的“祖国颂”征文比赛优秀奖。^[4]

陶玉明是新世纪布朗族文学的代言人！他将保护和传承布朗族文化视为使命，将传递和传播布朗族文明当作义务。他在《歇山窝铺》一文中这样说：“歇山窝铺在人类进入农耕时代就诞生了，直到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今天。于是我在想，长期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们，去体验一次住歇山窝铺的生活吧，远离城市的喧嚣，与原始的农耕生活来一次亲密的接触，让你疲惫的身心在 ‘山中别墅’中得到一次放松。”^[5]从中可以看出陶玉明对以“歇山窝铺”为代表的布朗族文化的发展现状及未来发展方向的思考：在与城市文明的碰撞中，在社会变革的激流里，这样一个悠久而拥有灿烂文化的古老民族确确实实不应该被湮没于历史，默默无闻！反之，应该让民族文化在与时代文明、外来文化的相互融合之中，输入新鲜血液，被赋予生命的活力，让传统文化以新的形式展现在发展着的时代面前。故而，强烈的民族意识，让陶玉明从文化传承者跻身文学创作者行列。他的创作不为名、不为利，在初步取得成就之后，也是低下头颅向周遭的一切力量表示着感激。这或许就是布朗山养育的好儿女吧，血脉相传的谦和态度与海纳百川的开放胸怀，让他拥有坚定的信念并投身于本民族的文学创作中，用优美的文字、充沛的情感，定格住布朗族的优秀历史文化与布朗山村的自然之美，让布朗族文化走出大山，走进城市，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这就是陶玉明文学作品最大的价值所在。

二、布朗族作家文学的内容特点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山水有一方风情。澜沧江和怒江水系灌溉了布朗大地，哺育了世世代代的布朗族儿女，古老的文明在江上衍生，随大江生生不息地奔流至今。鳞次栉比的高山养育了勤恳踏实的布朗族人民，他们从刀耕火种的远古走来，在崇山峻岭之间寻求到独特的生存方式，逐渐积淀出深厚的文化底蕴。这是一个有着江的灵动、自由与宽广，山的谦和、质朴与坚强的民族。如今她的儿女已经长大，布朗族母亲却在消逝的岁月中渐渐苍老。如果时光无法倒流，青春无法永葆，那么身为她的子孙，是否应该将她的美丽模样留下，在让世人看到她的容颜的同时，也让她能看看大山大江之外的这个斑斓的中华民族？身为她的子孙，是否应该将她的多彩文化宣扬，让她不仅是止步于历史而更应被赋予新的生命能量？答案无疑是肯定的，我们应该这么做，而布朗族儿女正是这样做的，且看当代的布朗族文学作家们执起手中的笔，在风光优美、民风淳朴的大山深处写下了一首首怎样的布朗族赞歌！

（一）对布朗族民间文化的重述与再创作

当代布朗族作家在其文学作品中为我们呈现了丰富多彩的布朗族民间文化，其中对民间文学、民间歌舞书写的笔墨最多，作家借此丰富了文学作品的内涵、刻画了鲜明的文学形象，反映出布朗族特有的文化面貌。

其一，作家文学中对布朗族民间文化的重述，主要体现在作品中对布朗族民歌、传说的描写。如陶玉明的《江边山》一文，借助小儿唤娘的传说，生动形象地写出了江边山地炎热恶劣的气候环境；《冬天的南勐河畔》中关于勐勐坝的传说，告诫人们要团结合作共创未来。岩香兰的《白花岭》从关于萊坎的美好传说里，不但道出了花的可食性特征，而且真实地流露出布朗族人对花的崇爱之意。当代布朗族作家们借助对民间文化的重述，丰富了作品的内涵，增添了作品的可读性，也让文章更具说服力。其二，作家文学中对布朗族民间文化的再创作，主要体现在作品中对布朗族古老民俗、民间歌舞的描写。如俸春华的《双江布朗族的古老民俗》一文，就是结合自己的所知，以带有作家自身情感体悟的文字，编写下双江布朗族的部分风情，让还未走进布朗山寨的人，也对他们那古朴的民风感叹不已。又如俸春华的《布朗族与蜂桶鼓舞》就是作家以书面文学的形式再现布朗族独具风格的文化艺术——蜂桶鼓舞。作家在文中不仅对传统蜂桶鼓舞的乐器、舞姿等进行了描述，还赋予了蜂桶鼓舞以时代印记。文中谈道：“新中国成立后布朗族的蜂桶鼓舞，除参加各种大型活动，由文艺工作者实施改革有较大变动外，民间部分村寨也由本民族群众对该舞进行加工，例如大南直村加入《帕结舞》，舞蹈中增加甩毛巾的内容。”^[6]此处直接表明蜂桶鼓舞与社会历史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蜂桶鼓舞伴随布朗族从遥远的时空中走来，“于无声处听惊雷”，她的每一声鼓点、每一个舞步都是历史沉浮中的积淀，它在时代变化中印刻下人民的心声，逐渐丰富了自己的内涵。直至今日，布朗族作家们还在争先恐后地用文字记录着与时代接轨后的布朗族民间文化，也正是作家们用文学的再创作形式，丰富了布朗族民间文化的内涵，让其色彩更加斑斓。

（二）浓郁的乡村情结

最美不过家乡水，致力于淳朴乡村内容的描写是当代布朗族作家文学创作中乡村情结的总体表现。作家常常选景于布朗族村庄，用心描绘着这片哺育了世代布朗族人民的山山水水，立足于对美丽自然风景的赞美、对乡村淳朴民风的歌颂。

作家们用质朴、亲切的文字，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幅优美的乡村画卷，带有浓郁的乡村气息，仿佛那山、那水、那花、那草都洋溢着割舍不断的情结。在众多布朗族当代作家文学作品中，首推陶玉明的散文集《我的乡村》最富特色。它代表了布朗族文学创作的最新成就，满怀着陶玉明对布朗族和布朗山寨的眷恋。文学作品里的乡村情结，是人们孩提时代，对每个夜晚在“歇山窝铺”的火塘边听过的故事的怀恋；是少年时期，对徘徊在梦中的那个曾经遇见过“摸你黑”的美丽山村的思念；是青年时代，对那片不但有着绿油油的玉米地、金灿灿的稻田，还融入了山歌和女人的庄稼风景的追忆；是漫长岁月里，祖祖辈辈对面朝黄土背朝天，流着汗耕种的土地的眷恋。那是一片见证着个人经历、历史兴衰、社会变革的土地，那是一种血脉相承、刻骨铭心的情结，是作家生命中不解的情缘。

（三）在时代变迁中书写时代赞歌

所谓的时代变迁，指的是全国范围内的社会、文化转型时期，它始于20世纪80年代，以改革开放为重要标志。在经济变革为主导的政策下，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变革模式一夜开启，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新时期。在立足于现代化建设的大时代背景下，布朗族山寨也随时代变化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当代布朗族作家们，用文字定格那个时代里的变迁，将山寨的变化写进文学作品中，让我们共同见证了改革开放的神奇力量。

1.注重揭示改革开放给布朗族社会生活带来的影响

其一，社会变革中布朗山村生活水平的提高。所谓民以食为天，在贫穷年代，贫瘠大地上的苞谷、南瓜是布朗族人民的“桌上客”，对于酒肉，是全然不敢奢望能常见着的。在俸春华的《感谢菩萨》一文中，恢复高考的第二年，“我”考上了大学，赴京辞别亲友的餐桌因摆着家中唯一的老母鸡和凑足钱买的四斤酒而显得风光了些。光阴似箭，转眼两年过去，当“我”特意带回在北京买的10斤肉、5瓶二锅头时，却闹出了笑话，因为那一年的市场上有的是肉、有的是酒！1978年到1980年是改革开放的头两年，政策实施虽是刚起步，但改革的春风却已经吹进西南边境的大山村。仅仅两年的时间，布朗村人民就过上了家家有酒有肉的生活，这样的改革力量不得不让人啧啧称赞。

其二，社会变革中布朗山村交通的改善。不必去追索“要想富先修路”的至理名言从谁人口中传出，但这却是真真实实的布朗族生活写照。80年代起，布朗山村纷纷通了公路，族人们告别了赶牛车、骑快马的年代，出门不用再爬坡，羊肠弯道也已拓宽。以陶玉明笔下的《冬天的南勐河畔》为例，作者不惜笔墨描写了改革开放30年后的布朗山村，文中写道：“从十字路口一直到城小和民小，那么多的小车和摩托真是如织如流。这几年来，这个县年年都在扩宽路面，但与此同时买车的人也都在年年增加，扩路的速度是永远赶不上购车人的程度啊。”^[7]从这里我们可以真切体会到改革开放给布朗族的社会生活带来的变化是巨大的。

2.注重揭示改革开放给布朗族人思想观念带来的影响

社会改革开放对布朗族人们思想观念产生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教育实现的，个人思想观念的先后改变也主要体现在接受了教育的知识分子身上。在俸春华的《感谢菩萨》一文中，1978年是恢复高考的第二年，“我”考取了大学，辞别了亲友来到了北京，身处人间仙境的“我”，却在高楼大厦之间产生了无限乡愁。那是“我”看见贫穷落后的布朗山村与现代文明之间的距离产生的感伤。知识改变命运，因为教育政策的变革，使得大山里的年轻人可以走进城市，接触到不一样的多彩文化。走出大山的布朗族知识分子将这样的独特经历与感触内化为本民族发展而奋斗到底的决心，并以此指引着实际生活，最终激励其走上文学创作之路。而一切的发展变化，都因那个特殊年代里的社会改革的际遇。

3.书写时代赞歌

新中国成立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给予了偏远的布朗山村极大的关怀。在党和国家的正确指导下，在布朗族人民踏实勤恳的劳作下，贫穷落后的布朗山村有了巨大的变化。这是一个懂得感恩的民族，在回首最初模样时，如今的美好生活让他们由衷地歌唱党和祖国！此间，不少当代布朗族的文学作家，拿起手中的笔，用他们日趋成熟的文字写下了一首首时代赞歌。你听那一声声“感谢菩萨，感谢菩萨”，是俸春华笔下的劳动人民借无上的神明向党和国家传达的感激。你看“作为爷爷的孙子一代，我更重要的成长时间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得到党和国家新政策的阳光雨露滋润比上一代更为丰盈，已开始有了靠考取高分升学来改变自己命运的实力”^[8]，是陶玉明借文字对党和国家的直接抒情。

（四）以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引导写作

“民族性是历史长期形成的文学基本属性之一。而不同年代的作家对文学民族性的孜孜以求，各有千秋，也为推动文学民族传统的发展，使文学的民族传统赋有现代性品格做出了积极的贡献。”^[9]当代布朗族作家们以其强烈的民族认同感指导着文学创作，让布朗族文学逐渐形成了相对于其他民族的文学所特有的个性特点。而作品中强烈的民族认同感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三个层次：两个方面指作家们自发的民族文化传承意识与自觉的民族文化建构意识；三个层次指文学作品中通过对布朗族社会生活的描写，塑造出鲜明的布朗族人物形象，传递出独具一格的布朗族精神文明。两个方面和三个层次各自都呈现出由浅入深、互为一体的关系。

1.自发的民族文化传承

“民族性”是民族文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民族性”表达对于民族作家来说是不自觉的、与生俱来的，更是一种难以推卸的责任和使命。^[10]当代布朗族文学作家，如上述提到的岩香兰、俸春华、陶玉明等，都是土生土长的布朗族人，他们身体里流淌着布朗人的血脉，自幼用本民族的语言进行交流沟通，熟悉本民族的民风民俗，受到本民族文学的熏陶。因此，对母体文化的依恋与自信，是他们鼓振文学之翼的源源动力；将自己造就成为一名本民族文化的赤诚歌者，是他们视若天职的人生选择。他们全都十分虔诚地信奉“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这一条著名的艺术箴言，并在这一箴言的引导下，不遗余力地向内发掘和向外宣扬本民族独特的、美好的、优秀的文化成分。^[11]作家们自发的民族文化传承意识，体现了作家创作的第一层次内容。文学作品以反映布朗族面貌为主旨，进行多角度的内容选材，对布朗族的民族语言、地域文化、民间文学都有详尽的表述。如：《魂牵梦萦“摸你黑”》是陶玉明借文学对布朗族大南直村那个“摸你黑”生活习俗的动情讲述；《双江布朗族的古老民俗》是俸春华对古老民俗的当代重述与文学化再创作；《歇山窝铺》是陶玉明在庄稼地里、歇山窝铺中聆听时代回音的儿时追忆。这都是作家们利用文字将布朗族的社会生活、风俗面貌刻画在纸张上，让人们在黑白相间的纸质载体上，品读布朗族的文化内涵。

2.自觉的民族文化建构

“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发展的趋向，而“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12]当代布朗族作家文学中，作家们自觉的民族文化建构，是在对民族文化传承的基础上形成的。表现在作家通过对布朗族特有的社会生活加以文学性的重述与再创作之后，进一步生成的对布朗族文化凝练的概括与准确的表达，最终呈现民族深层的价值取向与审美追求。在文学创作中表现为第二、三层次，即对布朗族人民形象的塑造与对布朗族精神文明的传递。

文学作品并不是对客观世界的复制粘贴，文学作品中的民族性并非只表现在作家们竭力选择具有代表性的本民族题材进行创作，那样的文学作品只起到知识的普及作用。人们在饭后茶余随手拿过一篇文章来读，因文中讲述的是一个有着有趣故事的陌生的地域而产生好奇，或许心中还会庆幸，是这随手一拿的偶然让自己了解到在祖国的边疆，距离你千里万里之外，还有一个叫做布朗族的少数民族存在，这多多少少为自己普及了些民族知识。然而，布朗族文学作家们的创作意图并非如此，他们不作人们无聊时拿来消遣的文学，他们拥有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与自尊心。随着文学探索的不断深入，他们逐渐意识到民族文化建构的重要性，因此在坚持书写本民族题材的基础上，布朗族文学作家在文学创作中加深对民族形象的塑造，对民族精神的呈现，让人们在品读文学作品时，不但能够了解布朗族特有的民族语言、多彩的民间艺术、独特的地域风情，而且能够初步感知踏实勤恳、淳朴谦和的布朗人形象与团结友爱、崇尚自然、坚韧不拔、自强不息的布朗族精神。

以陶玉明的作品《庄稼的风景》为例，文章不仅仅是对布朗族山村风景、庄稼品种、恶劣气候的泛泛而谈，更是通过父亲与庄稼那难以割舍的情感，揭示出土地与农民那血脉相承的联系。“是玉米哺育了成千上万的江边山人，随着一茬茬玉米的站立和倒下，一代又一代的江边山人在玉米生长的土地上不断生息繁衍，玉米地成了江边山人生命中最美的风景。”^[13]对于布朗族农民来说，“只有 ‘庄稼的风景’才会如同生命和爱情一样永远定格在他们的记忆中”^[14]。我们不得不感叹，正是这样一块贫瘠而具有生命活力的布朗族土地，孕育出了一代代勤恳踏实、自强不息的布朗族人民，我们相信布朗族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终因这片大地上的布朗族人民而源远流长。

三、布朗族作家文学的艺术特点

（一）布朗族语言的文学运用

布朗族由古民族百濮族群分化而来，至今已形成了自身悠久的文化传统。虽然，布朗族没有自己的文字可将漫长岁月里的变迁写予后人，但值得庆幸的是，许许多多鲜为人知的神话、传说以口耳相传的形式流传至今，让后人可以从中探寻到悠悠岁月里布朗族发展的轨迹。而布朗族文明之所以没有被湮没于漫长的历史长河之中，其原因之一在于布朗族拥有自身的民族语言。

布朗族口语化语言将布朗族人民的一切生产、生活联系在一起，维系着布朗族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激励着他们在困苦的环境中创造出灿烂的民族文化。本民族口语化语言在文学中的运用现象，集中出现在作品中对山、水等地名的称呼上或者对民间习俗的称呼上，这一现象在阅读当代布朗族作家文学作品时显而易见。如岩香兰创作的《白花岭》一文中，地名为“嗯巩爬线”的山，译为“德拍斑”的白花岭，都是民族口头语言的书面表达，而文中的“应朋”即天神之意；又如陶玉明在小说《谁家的公鸡在打鸣》中写到的“塔格”是伙子头的意思，“捆库”是小伙子的意思；再如陶玉明在《江边山》中明确指出：“江边山的地名多半与水有关，如地处双江南端，澜沧江西岸的大南矮村，村名 ‘南矮’就是 ‘用土罐背水的地方’之意。地处小黑江西岸的大南直村的 ‘南直’是 ‘有董棕树、有水源的地方’的意思。”^[15]布朗族的民族语言在作家文学作品中大多采用直译的方式，用汉语来表音，呈现出很强的直观性与趣味性。

（二）引用手法的运用

引用作为一种常用的修辞手法，在作家文学作品中被广泛地使用。陈望道这样对“引用”进行定义：　“文中夹插先前的成语或故事的成分，名叫 ‘引用辞’。”^[16]这里的“故事”可理解为讲述的、具有一定意义的事件，而作为口头文学的民间故事、民间传说也可被涵盖到这概念中。因此，可以发现当代布朗族作家文学作品中有许多引用手法的运用，其中多数是对民间故事、传说的引用。

追本溯源，布朗族没有属于自己的文字，人们对其最直观的印象来源于以口耳相传的形式流传下来的文化艺术与民间故事。布朗族所生活的这片土壤虽然贫瘠，但大地宽广，孕育出了世间生灵，赋予布朗族山山水水以生命。布朗族人对家乡的一切无不充满特殊的感情，以至于他们不得不为每座山、每条河、每棵树、每朵花都编织一个美丽的传说，以此来解释它们的形态和由来。如岩香兰的《白花岭》引用萊坎的传说，道出了白花的来历，那是天神为解救饥饿中的萊坎，向人间撒下朵朵花瓣，花瓣落地化成棵棵花树而成的。这些民间故事、传说，在这烟波浩瀚的岁月长河中被打磨、沉淀，或鲜为人知，或为人熟知，最终都以最耀眼的姿态被呈现在文学作品中，如同明珠散发着熠熠光辉。

在当代布朗族作家文学作品中，引用的巧妙就在于借助故事、传说的力量，赋予它瑰丽多姿的艺术形象，通过简练含蓄的语言文字的表达，给人以想象的翅膀，引领人们走近布朗山、走近布朗族，去发现真真实实的布朗族人民，去感受实实在在的布朗族文明。(www.xing528.com)

（三）在对比中凸显现实主义色彩

艺术源于生活、忠于生活。当代布朗族作家文学作品中的现实主义，主要体现在它对布朗族山村真真实实的、细致入微的描写，既包括对她的地域风貌、环境特点、民风民俗、历史文化、社会变革等方方面面的描写，也包括对她的人、山、水、石、木、花等的描写。而当代布朗族作家文学作品在创作内容上，大多以展现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社会风貌为主题，以大时代背景下的本民族社会生活的变化为表述对象，真实地呈现了时代变迁中的布朗族样貌。

而作品中的现实主义风格又是以对比的手法得以加深的。在作品中表现为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对当代布朗族物质生活、精神文明的建设与贫穷落后的过去的前后对比，从中反衬今时今日社会的进步、生活的改善，并在对比中，用现实主义手法写下对新时代的礼赞。如岩香兰的《土壤和花朵》一文中写道：“我曾看到她在 ‘文化大革命’那场浩劫中被搞得破破烂烂，桌子缺面、少腿，门窗玻璃不翼而 ‘飞’，内外墙壁用各色粉笔涂写得乌七八糟。”^[17]这是以个人视角对“文化大革命”期间，布朗族的一所学校的真实回忆。文中接着写道：“刚跨进校门，四下一望，教室不但整修一新，又盖了一排新房；操场平展而扩大了，还添置了不少体育器具。她完全变了，比我在校时还年轻了。”^[18]这一段文字是作者完全不带主观情感的客观事实描述。在这样的对比描述中，真实地展现了改革如春风，吹进小小的山村，让布朗族学校教育重焕生机。这也就是当代布朗族作家在对比中进行现实主义创作的最好见证。

（四）体现理性的反思精神

如果我们从纵的角度对一些作家的作品进行比较性地阅读和考察的话，我们不难感觉到，这许多变化的具体表现之一就是作家在创作上的自我调整和文学视点的转换。^[19]当代布朗族作家文学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起步，直至迈入新世纪，或是以布朗族民间文学为主要内容对本民族传统文化进行传承与宣扬，或是通过新旧时期的社会对比，来抒发对党和国家的歌颂。但将那段社会变革时期的作家文学作品，放置当下的读者群中，难免会让人感觉到其表达力度的不够和深度的欠缺。人们早已不满足文学作品中传统一贯的创作形式，这就要求布朗族作家在进行文学创作时，要更加深入社会生活，在新旧世纪交替中，看到布朗族文化在当今社会进程中的生存境遇，从而去认真思索本民族文化的生存现状与未来发展方向。显然，布朗族作家们意识到了这一问题，他们在新世纪文学创作中做出了自我调整，并以理性的反思精神指导着文学创作。陶玉明就是他们当中的佼佼者。

以短篇小说《谁家的公鸡在打鸣》为例，虽然这篇小说在内容上仍存在“模式”化写作现象，即部分内容由对传说、民间风俗的重述与再创作构成，但它没有一贯以来的歌颂主题，也不全然是对布朗人勤恳踏实的品性的塑造。文章描写了处在传闻中的“禽流感”时期的勐腊寨，因传出一声引吭高歌般的公鸡打鸣声而引发了一场关于恢复祭（，布朗族最大的山寨神）、补选昭色（昭色，布朗族村寨负责组织祭祀活动的人）的轩然大波。文中选取了各类不同的人物，以老昭色一家和塔格老一家为主要代表。纵观全文，老昭色的儿子宰岩腊是新世纪现代文明的宣扬者，而塔格老一家则是布朗族文化中传统文化的守卫者。在对作者刻画的两代人的对比下，我们可从老昭色与他儿子的身份反差中，看到陶玉明对时代发展中的布朗族文化未来发展方向的看法。宰岩腊是在贫穷与传说中长大的老昭色儿子，但他却也是最早走出大山，经商致富，于千禧之年衣锦还乡，发展起以布朗族风味特色为主打菜的饮食服务业及以布朗族传统文化特色为主要内容的娱乐项目——红公鸡交响农家乐，这都是既独具布朗族民族特色，又不乏时代主流元素的产业。

当代布朗族文学作家要做在鸡鸣声中从梦中惊醒的宰岩腊，而不做被时代遗弃的故步自封者！在投身于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弘扬的同时，不忘积极建构新时代背景下的布朗族文学，摒弃自身民族文化中的糟粕，吸收、借鉴其他民族文化中的精华，灌之以新鲜血液，让其能够跟上时代步伐，这样才可以永葆民族活力。作品中的勐腊寨就是布朗族的缩影，而那声洪亮的鸡鸣不正像布朗族在新世纪发出的呐喊吗？布朗族需要像陶玉明这样拥有自我审视能力的布朗族文学作家，去对自己、对本民族文化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与理性的反思。

四、布朗族作家文学研究的整体价值

（一）对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价值

在阐述布朗族作家文学研究对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价值之前，必须明确少数民族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地位。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犹如56枝花，装点着中国大地。除了全国人口数最多的汉族以外，其他各兄弟民族被统一地称为少数民族。正如少数民族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样，少数民族文学在中国文学中也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以改革开放后的少数民族作家文学为例，它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地发展起来。作家们关注改革年代自己民族的发展变化，选取生活中独具代表性的片段，从本民族悠久的传统文化中汲取养料，加之以民族性的语言，进行着文学创作。当今世界，文化的挑战已被视为全球化的最大挑战，异质文化之间的碰撞、交流、借鉴、吸收，能够让双方受益；一味地强调全球化，或者单纯地强调本土化，都不能使一种文化保持长久的生命力。^[20]因此，在经济一体化格局下的当代中国，其文化也朝着多元一体化进程发展，表现为对外实现国与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对内实现各民族之间的融合。而汇聚了50多个民族智慧与精神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正是中华民族文化内化的成果。她以独特的视角为我们呈现了广博的中华文明，成为世界了解中国的重要途径，成为中国文学繁荣发展的重要保障。

布朗族作为少数民族队伍中的一支，是直接投身于少数民族文学建设，间接促进中国文学斑斓纷呈的重要力量。故而，当代布朗族作家文学研究对我们研究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价值在于，布朗族作家文学作为少数民族文学中独具一格的民族性元素，以其独到的创作风格，书写了布朗族文明，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幅生动形象的布朗族画卷。它丰富了少数民族文学的内涵，给予少数民族文学新的血液，让少数民族文学可以通过各民族的文学作品，获得更广阔的视角去审视多彩的中华民族。

（二）对布朗族自身发展的价值

实事求是地说，当代的布朗族作家文学的成长是一个立足民族本位的，在时代背景下对本民族文学发展现状进行思考，从而寻求发展出路，不断丰富、提升自己，力求与时俱进的过程。当代的布朗族文学犹如一部优秀的宣传片，布朗族需要通过这个宣传片，来吸引更多的目光，让外人走近布朗族，让其他民族了解布朗族。在对布朗族文学与其内在的精神文明有所感悟之后，给这个小小的却拥有巨大能量的民族点赞，让布朗族通过本民族的作家文学作品向人们展现出良好的民族形象，建立起良好的口碑，从而不断发展实力、提升能力、开拓文学市场，让布朗族能够以新的姿态屹立于中华民族之林，最终于世界民族之林永葆青春活力。

因此，对布朗族作家文学研究的最大价值，并不在于歌颂她对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推动力量，也不在于探寻她对整个中华民族文学发展所做的贡献。这是因为当代布朗族作家文学仍处于起步阶段，犹如一个新生儿，还没有强健的双腿支撑她站立在时代前沿，领跑少数民族文学；还没有坚硬的臂膀可以给予她震撼文学史的力量；还没有犀利深邃的目光可以促使她洞悉世界的变化。对当代布朗族作家文学研究的最大价值在于，它促进了布朗族自身文学的发展。研究当代布朗族作家文学，可以明确布朗族文学的发展现状，发现其在新世纪文学大潮中面临的困境并极力寻求解决办法，赋予她新鲜血液，使其重焕生机。

1.激励新一代布朗族作家群体的形成

在对当代布朗族作家文学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可以发现，布朗族文学发展面临的最大一个难题就是作家群体缺乏后起之秀。投身于文学创作的布朗族作家的稀缺是当代布朗族文学不曾活跃于少数民族文学乃至整个中国文坛的一个关键性因素。更有甚者，我们可以把历史发展中的布朗族的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困境归因于布朗族本土作家资源的稀缺这个大问题上。随着现代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加剧，有越来越多的传统文化在淡化或消失，其中一大批非少数民族身份的外地作家把少数民族文化资源带入他们的作品中。但不论以哪种文化身份，他们都只作为一种“他者”存在，与“我”或“我们”有本质的身份差异。^[21]一个环境、一种文明，能够在潜移默化中塑造起一个人，各民族的人们也因受着各自民族文化的熏陶而富有本民族特性。然而当布朗族没有了属于她自己的执笔者，又有谁能够书写出那般知根知底的布朗族文化呢？

那么，布朗族潜在的作家群体都去哪了呢？答案很简单，他们都投身于现代社会，创造物质财富去了。这是可以谅解的，因为若将文学创作视为一种艺术形式，它属于审美需求。试问：谁会在最基本的生存问题还没得到解决的情况下，去追求所谓的艺术呢？布朗族山寨旁那巍峨的高山、奔腾的江河、茫茫的林海、葱郁的草地是城市人眼中最美的风景，布朗族人当然也这么认为，可是任凭山河壮阔、林草丛生，整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他们或许已经熟视无睹了。若现代文明的春风不曾吹进山寨，寨子里的人们仍旧可以保持着原有的贫穷却简单快乐的生活。但现在党和国家的关怀给他们送来了希望，也燃烧了他们的欲望。他们犹如处于饥饿中的年轻人，心中有梦但无奈肚皮空空，需要找寻一种方式让自己摆脱体乏无力的状态。当然，他们并没有忘记布朗族文明，那是留在血液里的东西，只是现在的他们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他们要去把外面的现代化带回来，而不是把鲜为人知的布朗族文明带出去。他们没有意识到本民族文化会给他们创造更大的价值，他们没有意识到若处理不当，古老的布朗族文明就会在经济建设中渐渐遗落于钢筋混凝土的建筑里。或许，在物质基础得不到满足以前他们无暇顾及这些，但当他们回首时，布朗族早在外来文明与现代化建设中改头换面。衣锦还乡的布朗族人脚下踩着的土地，早已不再被赋予布朗族意义。

当代布朗族文学作家陶玉明在他的文学作品中就流露出了他对布朗族文学作家后继乏人的担忧。他是一个思考者，对布朗族文学发展现状加以分析，在理性的反思之中，寻求着最适合的未来发展方向。对当代布朗族作家文学的研究，有助于布朗族本民族人们端正态度，进行理性的文化反思，激励着新一代布朗族作家群体早日形成。

2.促进布朗族文学边缘化状态的改善

云南省位于中国的西南边疆，而布朗族作为云南省特有的一个少数民族，在地域上处在中国版图的边缘。起步较晚的少数民族文学相对于汉族文学来说是边缘文学，而且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边缘地位由来已久，似乎已经成了人们的共识。在某种意义上，少数民族文学本身从来也就没有处于主流地位。^[22]布朗族文学作为少数民族文学的分支，因其人口数量少，作家群体弱小，也处在少数民族文学的边缘。就是这样一个处在“双边”地位的民族，由于先天的不足与后天的局限，其民族文学不具有完整意义上的代表性。她的发展现状代表不了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现状，更代表不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现状，同时也更加谈不上她具有一种引导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力量。这是在阐述布朗族作家文学研究的整体价值之前，不得不明确的一个真实现状。

基于对当代布朗族作家文学的研究，若要改善布朗族文学的边缘化状态，第一，需要建立起强有力的当代布朗族文学作家群体。因为悠久历史文化和布朗族文明，并不是靠个别作家进行文学创作就可以起到传承与宣扬作用的，布朗族文学不应发展成只具有某一个人标签的民族文学。第二，要求作家在文学创作题材上要有所突破。当代布朗族作家文学作品的内容大多取材于社会变革时期的布朗族社会生活，在内容上具有强烈的民族性。作家们将生活的体验与思考写入文学作品，用文字记录社会变革，加之以民间文学的润色，不忘时刻宣扬民族文化，这确实具有一定价值。但“花开两生面”，一以贯之的选材会让文学创作僵化、模式化，其文学作品的意义也会缩小到只为传承本民族文化而作。故而，这就要求当代布朗族作家们一方面要认真钻研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方式进行传承与宣扬，另一方面要以发展的眼光看问题，不是一味守着本民族文化进行一切文学创作，也不是专注于本民族现在与过去的对比。而应该关注到其他各兄弟民族的发展，吸收其他民族文化的优秀部分，放眼世界，借鉴融合国外优秀文学，取长补短，在内外兼容、关注现实、反思历史中，丰富文学创作题材，赋予民族性以新的活力，不断提升布朗族文学的质量，扩大布朗族文学的影响力，提高布朗族文学在少数民族文学中的地位，慢慢改善布朗族文学的边缘化状态。

自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党和国家的关怀下，处于边缘状态下的云南当代布朗族作家文学经历了从无到有的变化发展。在对当代布朗族作家文学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我们力图呈现出它最原始的发展面貌，从对作家文学作品的特点进行归纳分析中，寻求当代布朗族作家文学的研究价值。通过布朗族作家群体笔下的文字，进一步加深对布朗族的认识，让其他兄弟民族看到布朗族的精神面貌，这有助于提高布朗族文学在少数民族文学中的地位，也是为布朗族自身的发展与现代社会文化的多元化发展贡献一点绵薄之力。

（葛龙娣　执笔）

【注释】

[1]《与病魔抗争的布朗族作家岩香兰》，《中国民族报》2005年10月21日，第11版。

[2]《与病魔抗争的布朗族作家岩香兰》，《中国民族报》2005年10月21日，第11版。

[3]陶玉明：《中国布朗族》，宁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16～217页。

[4]陶玉明：《中国布朗族》，宁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16～217页。

[5]陶玉明：《歇山窝铺》，《民族文学》2012年第2期，第110～111页。

[6]俸春华：《布朗族与蜂桶鼓舞》，《民族艺术研究》1997年第2期，第51～53页。

[7]陶玉明：《冬天的南勐河畔》，《党政论坛》2011年第3期，第19页。

[8]陶玉明：《江边山》，《民族文学》2009年第12期，第95页。

[9]王庆生、樊星：《新中国文学民族性的回顾与思考》，《文学评论》1999年第4期，第27页。

[10]樊义红：《近年来民族作家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第91页。

[11]关纪新：《少数民族作家与民族文化传统的关联》，《作家文学研究》1994年第1期，第33页。

[12]费孝通：《文化与文化自觉》，群言出版社2010年版，第195页。

[13]陶玉明：《庄稼的风景》，《民族文学》2012年第10期。

[14]同上。

[15]陶玉明：《江边山》，《民族文学》2009年第12期，第96页。

[16]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03页。

[17]《土壤和花朵》，http：／／www.chinawriter.com.cn，2003年7月 25日。

[18]同上。

[19]晨宏：《转型时期云南少数民族作家文学视点的转换》，《民族文学研究》2002年第1期，第48页。

[20]曲明鑫：《从民族性和开放性看黎族作家文学的成就》，《时代文学》2011年第7期，第12页。

[21]荀利波：《现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化身份意识之迁变》，《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第168页。

[22]刘大先：《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反思与重建》，《文艺理论研究》2005年第2期，第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