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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族作家文学:云南白族文化的繁荣与影响

时间:2023-07-20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如今白族作家文学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众多白族作家创作了许多优秀作品,在社会上产生了重大影响。云南白族作家文学的繁荣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这些作家有马曜、马子华、张子斋、欧小牧、杨明等人,他们是新中国第一代白族作家。这个时期的云南白族作家致力于重新思考和构建新的民族特色,重新寻找本民族文化的根,重新确认作家自我的民族身份。

白族作家文学:云南白族文化的繁荣与影响

白族是我国56个民族中的一个,是中国南方历史悠久的民族。白族世世代代居住在云南、贵州、四川、湖南和湖北五省。白族人自称“白子”“白尼”,汉语意为白人。白族有自己的语言,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白族支。白族人民说白语,但同时也通晓汉语,并用汉语作为与其他民族的社交语言。云南是白族的主要分布区,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白族人口有1 564 901人,80%以上聚居在大理白族自治州,其他散居在昆明、玉溪、楚雄丽江保山怒江、昭通等地。白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数千年来,云南白族人民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文学作品,是云南多民族文化宝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其他少数民族文学一样,白族文学也包括民间文学作家文学两部分,尽管民间文学一直是白族文学的重头,但云南白族作家文学也有很大的发展。

一、丰富多彩的当代云南白族作家文学

云南白族的作家文学,犹如一条源远流长的河,在时代和生活的长河里不断地向前发展、演变和壮大。如今白族作家文学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众多白族作家创作了许多优秀作品,在社会上产生了重大影响。云南白族作家文学的繁荣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国家政策对少数民族的倾斜,搞创作的人越来越多,形成了一支数百人的创作群。他们创作了各种体裁的作品,收集整理了若干民间文学作品,丰富了云南白族文学。当代云南白族作家创作群体庞大,本文根据网络材料,对重要作家及其作品进行分类梳理,得出云南白族作家及其四个创作阶段的发展。

(一)新中国成立前就开始创作的云南白族老作家

新中国成立前就开始创作,新中国成立后又有新作产生,现已辞世的云南白族作家。这些作家有马曜、马子华、张子斋、欧小牧、杨明等人,他们是新中国第一代白族作家。这些作家不管是生活经历还是创作都是跨时代的,他们的作品有反映新生活,也有反映白族旧时代的生活的,这使得白族古代文学与当代文学没有断裂。这些老作家在黑暗的旧时代生活过,而且他们中大多直接参加过民主革命或民族解放战争,对于新时代新生活的观察和体验更加深刻,他们创作发表了一批在当代文坛上有一定影响的作品和论著。如白剧《望夫云》《红色三弦》,滇剧《牛皋扯旨》《鼓滚刘封》;长篇传记《卢汉后半生》《一个幕僚眼中的云南王》《陆游传》《滇云英烈传》;小说《白子白女》;散文集《雨林游踪》;文集《张子斋文集》《欧小牧文集》;论著《云南简史》《戏曲杂谈》等。在这些作品和论著中,杨明的《牛皋扯旨》获1956年全国优秀剧目奖;杨明与他人合作的《望夫云》获1981年文化部、中国剧协优秀戏剧奖和1982年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

(二)20世纪50年代前后开始文学创作的云南白族作家

这些作家以晓雪、那家伦、张长、杨苏、张文勋等为代表,他们的作品具有显著的新时期色彩,这是云南白族当代作家文学在新时代的崛起。他们在文学观念上实现了对人生与生活进行革命现实主义的过滤,在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中把新中国的新鲜活力注入人物身上,用新旧作对比,整体倾向于歌咏新社会、新风尚、新人物,批判旧习气、旧观念、旧人物,表现出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时代价值观。而且他们作品中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也是很明显的。这个时期的云南白族作家创作的作品体裁是多种多样的,有小说《没有织完的筒裙》《傈僳人家》《空谷兰》《希望的绿叶》《篝火边的歌声》;散文《紫色的山谷》《三色虹》《澜沧江畔》《放歌春潮间》《雪与梅雕》《无味之味》;诗歌《祖国的春天》《晓雪诗选》《苍山洱海》《勐巴纳西》《凤尾竹的梦》;论著《白族文学史略》《白族文化》《阿诗玛原始资料集》《诗的美学》《浅谈集》;报告文学《开拓者》《毛主席派来的医生》;等等。在这些论著和作品中,杨苏的短篇小说《伍扎和他的凉山马》,张长的散文《蚯蚓》,那家伦的诗歌《花的世界》,晓雪的评论《诗人的希望——喜读艾青的近作》,张文勋的评论《孔子的文学观及其影响再评论》等,都分别获得了云南省1976年10月至1980年12月文学创作、评论奖。晓雪的长诗《大黑天神》、评论《我国当代的少数民族诗歌》和诗集《晓雪诗选》,先后在第一、第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评论奖和第二届全国新诗(诗集)评奖中获奖;诗论集《诗的美学》,获首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表彰奖。1979年12月张长的《空谷兰》,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随后他的短篇小说《希望的绿叶》《最后一颗菩提》分别获第一、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

(三)20世纪70、8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的云南白族作家

这些白族作家有赵敏、景宜、张乃光、杨保中、彭怀仁、张焰铎、凝溪等人。他们的创作刚开始依然沿袭着前辈的风格,后来受到西方文学的影响,他们的创作视野变得更加开阔了。这个时期的云南白族作家致力于重新思考和构建新的民族特色,重新寻找本民族文化的根,重新确认作家自我的民族身份。他们主要以散文创作为主,优秀的小说作品以及诗歌作品比较少。不过这个时期有了新的文学体裁寓言。这个时期的作品主要有散文《说不完的大理》《婚途》《蓝光中的女生》《有棕熊的大山,杜鹃花最盛》《茶马古道和一个白族女人》《秋天的湖》《走进视野》《本色莲花》;小说《献丑》《醒着的望夫云》《凝溪小说选》《一个并不美丽时刻的美丽陷阱》《谁有美丽的红指甲》《流年》;诗歌《写给我的动物朋友》《蓝手帕》;报告文学《绿海金带》《金色喜马拉雅》《节日与生存》;评论集《滇二李》;寓言《无药的药方》《凝溪寓言选》;等等。其中凝溪的《凝溪寓言选》获第三届全国少数民族优秀作品奖、全国少数民族省(区)优秀图书一等奖,专著《中国寓言文学史》获第三届中国当代文学优秀研究成果奖、云南省文学艺术创作奖、滇版优秀图书奖,《凝溪寓言2000篇》获中国首届寓言文学金骆驼创作一等奖,《凝溪寓言》获首届云南省文学艺术创作奖。景宜的《谁有美丽的红指甲》获第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优秀中篇小说一等奖,小说集获第四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优秀一等奖。张乃光的《秋天的湖》获第三届云南省优秀文学艺术创作奖等。

(四)活跃于当下文坛的云南白族青年作家

出生于20世纪70、80年代,活跃于现在文坛的云南白族作家。这些作家以杨义龙、李保中等人为代表,他们的文学创作由于现代文明的巨大冲击,他们所面临的白族文化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迁,这让民族身份、民族文化扎根的同时表现出一种茫然状态。这些作家的作品体裁同样是丰富多彩的,有小说、散文、诗歌等等,其中杨义龙创作的长篇小说喜鹊窝的秋天》获第四届全国“关注森林”文化艺术一等奖,电视散文《情醉西湖》获云南省政府奖;李达伟发表在《高黎贡》的《潞江坝:心灵书》获2012年滇西文学散文奖。

二、云南当代白族作家文学的思想内容

经过60多年的艰苦创业,尤其是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云南当代白族作家文学在传承文学传统的同时,在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创新发展,学习、借鉴和吸收中外文学中的精华和养分,经过几代白族作家的共同努力,不断往前推进,逐步发展成为时代特征鲜明、民族特色浓郁的云南当代白族作家文学。他们创作和出版的许多作品不管是在主题,还是在体裁上既有相同的地方,也存在很大的差异,但总的来说白族作家文学拥有体裁广泛、内容丰富的特点。

(一)歌唱幸福新生活

从云南当代白族作家作品来看,第一代白族作家马子华、张子斋、马曜、杨明等人,由于他们有过特殊的生活经历,其创作从生活出发,反对剥削压迫,鞭笞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罪恶的一面,而且还以独特的时代审美眼光,更深入真切地反映了白族人民和各兄弟民族的现实生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所进行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文化生活以及所经历的历史巨变,其基调是颂歌。后起新秀张长、那家伦、晓雪等人将这种颂歌唱得更响亮。如张长的散文,善于从各方面反映白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断繁荣和进步,一步步创造美好幸福生活的光辉历程,歌颂了党和毛主席的民族政策在边疆地区的胜利。他在《连理枝》中赞扬了民族大团结,旧社会剥削阶级散布民族仇恨,以此挑拨民族关系。而如今在党和毛主席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各民族在建设中相互支援,生产上相互帮助,就像两棵大青松,“紧紧地攀着肩膀连在一起……越来越粗,越长越茂盛,什么力量也不能把它们分开”[1]。在他的《紫色的山谷》中,那个被人们称为“琵琶鬼”寨子的贫困农民,新中国成立前什么都没有,但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依靠自己开田、造地,建设出了一个“姹紫嫣红的紫色的山谷来”。[2]作者叙述了两个时代的生活转变,让我们感受到了新生活的美好。再如那家伦的短篇小说集《篝火边的歌声》,写了兄弟民族地区在反动统治时期,人民被残酷剥削,瘟疫横行,人们死的死、病的病,土地荒芜无人耕种,满目荒凉。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毛主席的关怀下,政府开医院,派医生,在一个极短的时间里消灭了传染病,使兄弟民族地区走上了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道路。一位老人豪放唱出:“太阳发出的光辉,比不上毛泽东的关怀,宽阔碧蓝的天空呵,比不上共产党的恩情。”[3]歌颂了党和毛主席,歌唱了幸福新生活。

(二)表现强烈的本土意识

不同的民族,往往有着不同的传统和生活方式。作家在长期的本民族文化熏陶下,会自然而然地形成其特有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以及观察世间万物的独特视角,以此在作品中体现出不同的文化心理。“所谓文化心理就是作家受本民族文化和他民族文化影响,在意识中存在的符号化心理定势,是作家审美追求和艺术表达的原动力。”[4]当民族作家拿起手中的笔,便会不自觉地选择描述本民族的生存状态和精神世界,还有对于本民族的皈依和眷恋之情经常流露在作品的字里行间。作为苍山洱海的儿女,云南当代白族作家从小耳濡目染,受到了白族民间文化和文学的熏陶。他们热爱故乡,热爱自己的民族,对本民族的文化传统有着极为深刻的理解,这就注定了不管他们是否离开故乡从事其他工作,都始终会对故土保持着一种深切的思念和向往,这也正是民族向心力的强大之处。1957年晓雪发表的《苍洱诗组》中引起人们关注的是那鲜明的地方特色,该诗表达了青年诗人对社会主义祖国,对家乡的炽热感情。张长的《大理石》运用拟人化的手法,“一脚,一脚……你背上留下了多少代血的脚印”[5],在人们心中刻画了一个勤劳、淳朴而又充满智慧的高大鲜明的形象——白族。它是祖国多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白族和其他兄弟民族一样都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在为建设伟大的祖国努力做贡献。那家伦的《山茶记》写了白族儿女的美丽使者——山茶花。山茶花的开放把苍山洱海的诗情画意都渲染出来了,来到苍山洱海边便置身于花的世界:“山茶红若火,杜鹃紫似血,水仙白若云,牡丹黄如金。在这样宛似神话、十分奇幻的境地里……白族儿女真是一个花的民族。”[6]因对山茶花爱的深切,白族儿女为她创立了一个美好的节日——朝花会,每年农历二月初九至二月十五日这段期间每家每户都会在门前摆上各种各样的山茶花,供人观赏。景宜的《谁有美丽的红指甲》写了新一代白族农村妇女白姐为了追求自己的幸福,勇敢地打破白族古老的民俗,对世俗社会发起挑战,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白族妇女的觉醒。这些作家的作品都是围绕白族社会的各方面而写的,表现了白族作家强烈的本土意识。

(三)展示多民族的碰撞与融合

云南白族较早就接受了汉文化的影响,与云南省其他兄弟民族的交往也比较频繁,有的白族作家改变了生活地域,自觉或不自觉地走上了民族文学交叉影响的道路,互相融合,互相推动,使白族作家文学更加丰富多彩了。白族的许多作家、诗人写下了反映其他民族生活的小说、诗歌,在这方面创作比较突出的有晓雪、杨苏、张长、景宜等作家,这些作家除写本民族生活外,还以景颇族傣族纳西族哈尼族独龙族藏族等的生活为写作对象,创作了许多风格迥异的作品。他们的作品不止为白族独白,而且还反映了其他兄弟民族的生活愿望和理想,这是白族作家对中华民族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感、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体现。如,“以杨苏来说,解放初,他有一段时间长期生活在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他的作品基本上没有写本民族的生活,绝大多数反映的是傣族、景颇族人民的生活,并致力于表现边疆的自然美,各兄弟民族的生活美和心灵美,热情歌颂社会主义。他的代表作《没有织完的筒裙》就是用具有景颇族特色的语言,生动形象地叙述了娜梦不愿待在家里织出嫁的筒裙,要到社会上去织一条景颇姑娘从未见过的‘最好的筒裙’的故事,表达了景颇族新生活的神韵,反映了各兄弟民族勇敢破旧习俗,发展社会生产,建设社会主义新生活的共同愿望;同时通过三个 ‘清晨’不同色彩的描写,为我们描绘出了三幅明丽醉人的边疆风俗画,体现了南国边地的特点”[7]。女作家景宜的电视剧本《茶马古道》描写了多民族的生活。剧中以茶马古道为线索,描绘了藏、白、回、汉、彝、傈僳、普米、珞巴等9个民族人物的命运,集中表现了民族的“共同生存”这个主题,歌颂了民族大团结和爱国主义精神。景宜以自己的方式这样弘扬着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向我们展示了多民族文化的碰撞与融合。

(四)凸显强烈的生态意识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人类毫无节制地破坏了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使各种自然灾害频繁发生,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生态环境,反思该怎样去做。作家们创作了有关生态的文学作品,其中少数民族作家因为从小居住在生态环境脆弱的边远地区,对生态危机极为敏感,他们的生态意识更加强烈。“生态意识是人在处理与自然关系时需要具备的健康合理的意识。”[8]少数民族作家的生态意识是通过自己的作品反映出他们对民族文化的认同和对生活现状的揭示批判,表达着要改变生态现状的强烈愿望和对诗意栖居的精神家园的追求,呈现出对生态危机于本民族甚至人类的影响所进行的深刻文学文化的思考。云南当代白族作家晓雪、杨苏、张长、那家伦、景宜、张乃光、赵敏、杨义龙等人的作品中生态意识是很强烈的,我们知道“每个人在童年对自然世界的好奇与亲近是与生俱来的……这种童年思维和原始思维就会影响着作家的创作”[9]。这些从小就在山林间奔跑玩耍长大的作家们,对大自然有着极其深厚的感情,始终以一颗博爱之心,感受着天地自然万物的声息,因而用了比较多的笔墨抒写他们最熟悉、最铭记于心的乡野美景,表达着他们对自然的亲近和热爱,积极努力去追求一种和谐的生命状态。读他们的作品让人随处可以感受到他们对大自然山水清丽脱俗、醉人心魄的原生态的诗意描绘和陶醉。如,“那家伦的《竹窗记》生动描绘了清新别致的自然景色,烘托出边疆欣欣向荣的生活图景,展现了傣族人家的理想,感受到边疆的山美、水美、人更美。赵敏在《燕子》里描绘了白族人热爱燕子这种益鸟的习俗,还描绘了白族盖房都要在走廊上钉几块小木块便利燕子做窝的风俗。应该说他在对燕子的描绘中开启了想象的天空,寄托着作者内心对城市的厌倦和对自然乡村的眷顾,表达了白族人对鸟的呼唤和情感”[10]。创作生态文学作品凸显了白族作家们强烈的生态意识,呼吁人们关注生态环境。

三、云南当代白族作家文学的艺术特色

云南当代白族作家文学作品,既是白族传统文学的进一步发展,保持着独有的白族风格,又是白族社会主义现实生活的反映,增加了鲜明的时代精神和革命风采。总的来说,云南当代白族作家文学的艺术特色是明显的,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阐述。

(一)独特的表现手法

云南当代白族文学创作既重视白族历代作家长期积累的成功经验,又认真学习中外一些名家名著的表现手法,因而写作艺术不断地得到丰富、提高和发展。白族过去的神话传说,展开幻想的翅膀,以超人的力量倾诉自己的愿望,富于浪漫情调;过去的诗歌、散文,善于运用比喻,注意词语秀雅生动;过去的小说以简单的故事情节表达思想,前人的写作经验,在白族新文学作品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继续起着作用。与此同时,大部分白族作家思想比较解放,视野比较广阔,在创作上总是努力去闯新路,注意深刻地揭示和分析社会矛盾,塑造各种类型的典型人物,更周密有层次地安排篇章结构,努力拓展作品的叙事空间的深度,注意加深主题思想的多意性、深刻性,让大家看到他们在创作方法上的探索和攻关精神。如,“那家伦散文《花的世界》中,作者以花为喻,描写了生活中的各色人等。有的 ‘生在旷野,死在旷野,慷慨地把芬芳交付大地,无私地用色彩点染东风’;有的 ‘在雨露里孕成细蕾,在雷闪中吸吮光辉,在一个黎明献给太阳万紫千红’;有的 ‘十分得意,以为攀上树梢就到了天空’。寓意深刻,有一定教育意义。晓雪的政治抒情诗《祖国的春天》《北京》《秋色赞》《北京的秋天》《北京三颂》《北京短歌》里,诗歌托物言志,或写景抒情,或铺陈记事,或评古论今,无不是以诗人自己对祖国、对党、对首都的真实感受和独特的观察为基础来写的,它们描绘祖国绚丽多姿的春色和秋色,歌颂了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赞美了祖国欣欣向荣的大好形势,表达了边疆各族人民由衷的幸福、喜悦和欢乐”[11]

(二)生动地刻画人物形象

作家人物塑造往往会把具体的外部特征描写和必要的心理刻画相结合,通过对人物外在容貌、姿态、行为的描写,以此揭示人物内在的思想感情和性格特征。云南当代白族作家在他们各种体裁的作品中塑造了众多的人物形象,有军人、医生、老师、工人以及普通民众,这些人物形象都刻画得很生动。杨苏长篇小说《藏民飞骑》中对藏族骑兵领袖拉斯尼玛的塑造,是很成功的。杨苏通过许多典型的细节和情节描写以及对拉斯尼玛内心世界的挖掘,立体地塑造了这个人物坚强勇敢、乐观向上、敢于斗争、不怕牺牲的英雄形象。作者对拉斯尼玛的刻画不是简单化地将其偶像化,而是把他刻画得有血有肉。他是英雄,但他也是普通人,他也会犯错。小说中写由于他的轻信和急躁,让骑兵队伍上当受骗加入了冒充民主联军的地主武装。张长的《空谷兰》成功塑造了居民杰、吴萍、兰芮三个人物形象。他们各有各的性格特点,文中对当时回城成风的情况下,吴萍顺着潮流返城,居民杰逆着潮流留下,他们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吴萍爱慕虚荣,意志力不坚强回城追求她的生活;居民杰以一个革命青年建设边疆的担当留下来,把自己的命运和亻爱尼人民联系在一起,同他们一起造福于这个民族和它的土地。文中多次写到居民杰的回忆,通过这些回忆我们看到了他思想感情的变化,这是作者塑造男主人公形象的成功之处。文中作者对兰芮这个美丽的亻爱尼姑娘的刻画是倾注了感情的。这个亻爱尼姑娘美丽、善良、高尚,热爱自己的民族、自己的家乡,对家乡的教育事业无私地奉献。她的行为让人感动:假日为学生架桥,学生被蛇咬她用嘴吸吮出毒汁,为挽留居民杰和吴萍,她给他们送野猪肉。(www.xing528.com)

(三)本土口语化的语言风格

语言是文学作品的存在形式,文学语言风格往往是作家追求的艺术形式之一,也是作家创作个性的显著标志。纵观云南当代白族作家的作品,无论是抒情话语,还是叙述话语,一概通俗朴实,坦率真诚。如张长的《空谷兰》:“有天晚上,我正在批改作业,第一次听到了那叮叮当当的击木声,呜呜的牛角声和芦笛声。我好奇地叫上萍萍出去一看,只见十几个亻爱尼汉子,抬着两头大野猪,吹着芦笛,蹦跳着的猎狗,苍茫的山峦、竹楼……真给人一种极其新奇的感觉。我为这古朴的风俗所吸引,一直看着猎人们给野猪开了膛,给全寨每家都分了一份野猪肉。”[12]张乃光的《秋天的湖》:“不远处,灼灼的白花,星星点点散布在一处山坳中。阳光下,山绿、花白、风清。近了,眼前恍如一群白蝴蝶稀落枝头……恍若尚未消融的积雪。”[13]赵敏的《山韵》为死者唱挽歌:“噫—尖刀呀—剜心肝/我辈噫—欲断肠—/噫—啊佬—慢着走/阴间路上—坎坷多—,从死者的命运唱到山里的岁月,唱到大山里人生的艰辛。天色微明,停住了哀歌,擦干泪,该整理墓穴的整理墓穴,该去制备抬棺木杆的去制备木杆。女人们长歌当哭,哭完了,坦然了,又都有说有笑地忙着洗菜做饭,好让亡魂早早上路,大山就这样欢乐着,忧伤着。”[14]此外云南当代白族作家还使用民族方言来增加作品语言的生动性和民族特色。鲁迅在《门外杂谈》中曾说:“方言土语里,很有些意味深长的话……用起来是很有意思的。”[15]杨苏《没有织完的筒裙》中多处运用了民族方言:“阿妈,人家要同我说话,只要喝一碗蜜水的时间我就回来。”这里的“阿妈”就是方言,是云南少数民族对母亲的称呼。“傻姑娘,你今天怎么啦?像吃了酒一样疯疯癫癫的。”这里的“吃酒”也是云南少数民族方言,汉语的意思就是“喝酒”。云南25个少数民族的男女都能喝善舞,他们觉得酒就应该用大碗一口一口地吃,这是他们豪爽的民族心理所带来的。白族作家运用民族生活语言进行创作,很好地传达出民族生活色彩和心理素质,使作品更加真实。

四、云南当代白族作家文学的价值意义

云南当代白族作家文学创作走过了60多年,如今历史的车轮已迈入了21世纪,白族作家文学也置身于21世纪的时空氛围中。在这个多元发展、相生并存的全球语境中,白族作家文学蓬勃发展是有重大意义的。云南当代白族作家文学发展至今,创作了许多优秀的作品,在文坛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它不仅丰富了中国文学的文化内容,同时还向人们展现了白族作家文学的独有魅力。我们知道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少数民族地区不断地被外来文化入侵,少数民族封闭的格局不断地被打破;在全球化和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下,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不断在消失,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生存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当代白族作家在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下冷静分析了当代文学的现状,明白了自己的处境,认清了形势,在坚持创作作品时以民族的眼光再现自己民族的精神气质的同时还积极与各界各民族的文化观念、文化传统交融、互动、渗透,从而使本民族文学不被逼入边缘状态。云南当代白族作家文学的价值意义主要有三点:

第一,处理好本民族文学创作与异质文学创作的关系。白族作家在云南出生,在云南长大,对云南有一份割离不舍的感情,而且熟悉的边地生活也为他们的创作提供了丰厚的资源,所以他们喜欢写自己熟悉的生活,对外来文化有一定抗拒心理。不过白族作家很好地将白族文学的发展放在了全球化语境中去体现价值、寻找位置,以自己独具特色的文学范式,在交融互补的文学平台上和异质文化平等对话。

第二,处理好现代化和原生态间的关系。现代社会发展迅速,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往往以自然生态环境为代价。当人类在遭遇了各种来自自然的挫折后,反思自己的行为,少数民族作家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创作了许多反映生态的文学作品。白族作家在这方面做得很好,他们关注在现代化冲击下用民族的文化传统和生活习俗去获得精神慰藉。

第三,处理好群体和个人的关系。云南当代白族作家经历了四个阶段,作家队伍不断壮大,作品题材也越来越丰富。文学创作虽然是个人行为,但是团结协作的作家队伍对于身处边疆的白族作家来说,他们的本土观念被强化,本民族的精神个性得以彰显。

当代白族作家文学发展至今经历了四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许多优秀的作家,他们创作了各种体裁的作品,在思想内容上云南当代白族作家的作品以颂歌为主,歌唱幸福新生活,积极探索多民族题材的创作,使民族文学在碰撞与融合中发展,以强烈的本土意识和生态意识展现白族作家对民族的关心。艺术特色上追求独特的表现手法、生动地刻画人物形象以及本土口语化的语言风格,使白族作家文学异于其他民族文学。

(陈雪梅 执笔)

【注释】

[1]张长:《三色虹》,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5页。

[2]张长:《紫色的山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第47页。

[3]那家伦:《篝火边的歌声》,上海文艺出版社1960年版,第11页。

[4]朱曦、章立明:《文本·文化·美——新时期云南文学人类学批评》,云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4页。

[5]张长:《凤尾竹的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页。

[6]那家伦:《那家伦散文选》,四川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第184页。

[7]李志远:《试论白族当代文学的成就及其特点》,《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1期,第57页。

[8]汪树东:《生态意识的当前文学写作的新向度》,《写作》(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2期,第25页。

[9]随丽:《现代性与生态审美》,学林出版社2009年版,第89页。

[10]邓家鲜、张朝举:《当代云南白族作家文学中的生态意识探勘》,《大理学院学报》2012年第8期,第9~10页。

[11]张文勋:《白族文学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01~516页。

[12]中央民族学院、贵州民族学院汉语言文学系选编:《希望的绿叶——全国少数民族获奖短篇小说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6页。

[13]张乃光:《秋天的湖》,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8页。

[14]赵敏:《流年》,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7页。

[15]鲁迅:《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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