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思想变迁：以礼代理的困难

理学虽然不能对古代典籍做出精确的解释，然而它自然有其重要性，姜广辉先生指出：“宋明理学……对安身立命问题作了理论与技术上的探讨，讨论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看来是很虚的、很空的，但对解决自我认识、解决自身存在方式来说，又是最根本、最实在的。”^[55]具体到理与礼的关系，刘宗周更是明确地说：“吾心之化裁，其曲折处谓之礼，其妥帖处谓之义，原无痕迹。今以为理在事物，依仿成迹而为之，便是非礼之礼，非义之义。盖前言往行，皆圣贤心所融结，吾不得其心，则皆糟粕也，曾是礼义而糟粕乎！”^[56]戴震则以“分理”“肌理”“腠理”“理也者，情之不爽失也”解释“理”，发展至凌廷勘等人，则对古礼的研究更是日趋重要，大有以礼学代替理学之势：“夫《论语》，圣人之遗书也。说圣人之遗书，必欲舍其所恒言之理，而事事附会于其未言之理，是果圣人之意邪？后儒之学，本出于释氏，故谓其言之弥近理而大乱真，不知圣学礼也不云礼。”^[57]他不但否定理学甚至否定理字，并且在其晚年学术体系建立之后，不但攻击程朱陆王甚至攻击戴震，认为戴震《孟子字义疏证》开篇先辨理字也是不明学术真相的表现。凌廷勘的礼学完全以礼的实用性为准，并以此为理由批判理学的空疏虚无。他认为：“圣人之言，浅求之，其义显然，此所以无过不及为万世不易之经也。深求之，流入于幽深微渺，则为贤知之过，以争胜于异端而已矣。何也？圣人之道，本乎礼而言者也，实有所见也；异端之道，外乎礼而言者也，空无所依也。”^[58]可见，如果凌廷勘的礼学要想成立，其先决条件就在于要能够真正为人提供可以遵行的礼仪，否则他的学说也只是停留在表面上，无法真正实施。而中世纪时期的礼都是由国家颁布的，私人可以考礼而不可以制礼，即使圣如孔子，也无法制礼作乐。礼时为大，依据古礼要求后世之人更是不可行的。“廷勘否定理字理学，因此也撇开这‘远寻夫天地之先，侈谈夫理气之辨’的本体问题，而主张回到节心节性的威仪法则之体，目的就是把德性落实到具体行事上”。^[59]只是，凌廷勘诠释仁义礼智信五性多是从实际而言，他认为仁是实事之实，能事亲不失于礼就是仁，即仁是事亲之实，义是从兄之实，礼是二者之节文，智是知礼，信是以诚的态度行礼。亦即他的礼学，全是在践履和实践，对于道德本体问题，他是无意过问的。礼学的第一个困难所在即由此产生：如果说礼是五性的践履，则是什么保证人要追求五性呢？也就是西方伦理学的困难论题：“人为什么要道德？”程朱的回答是人性本善，阳明的回答是自身一点良知。正是由于以天理与良知为首出，人欲的节制才有根本的理论依据，礼的实行和遵守才有其基础。如果只是强调礼的实践性，则习礼只是成为习惯成自然的活动并不能成为应然的活动，特别是自戴震至凌廷勘所提倡的重视人欲的思想的盛行，礼的打破也只成为习惯的打破，不具有深层的破坏意义。方东树在批评戴震的“顺情遂欲”说时就提道：“顾民之为道，生欲既遂，邪欲又生，苟不为之品节政刑，以义理教之，则私妄炽，而骄奢淫逸，犯上作乱，争夺之祸起焉。”^[60]程朱陆王都认识到了这一点，因此才深究人性的本质，以驱使人追求更深层次的精神。如果说程朱以天理的“强制性”，王阳明以良知的“自觉性”保证礼的实施的话，那么凌廷勘的礼是没有内在约束的，除非像荀子那样由国家制度和法令的形式来保证。正是如此，凌廷勘的思想更与荀子相近，他作有《荀卿颂》赞扬荀子的礼学思想。

第二个困难在于：所谓经礼三百、曲礼三千，礼之规定繁复细密，如何去粗取精，顺应时代发展制定新的礼呢？考据学亦追究于古礼的细微之处，这样便与考据学的一般缺点相一致：“盖百年以来，讲经学者训释甚精，考据甚博，而绝不发明义理以警觉世人，其所训释考据，又皆世人所不能解。故经学之书，汗牛充栋，而世人绝不闻经书义理。以世道所以衰也。”^[61]凌廷勘《礼经释例》不失为研究礼经的巨著，只是既然以适用为目标，除了专门的考据学家之外，又有多少人能够读、能够读懂，在当时社会中有多大的影响。葛兆光先生的《中国思想史》认为这些艰深晦涩的考据是考据学者们之间相互认同，为区别于非考据学者的独特话语，那么，考据学就将自身与社会隔绝了起来，无法发挥经世致用的效果。这样的礼学研究恐怕不能产生什么实际的效果。夏炯认为汉学家“专好寻章摘句之学，著书多至百余卷，少亦数十卷，读其书味同嚼蜡，于身心性命，民生国计无一语提及”，这虽然是对汉学流弊的批评，然而也可以看做是汉学家的通病。汉学家对礼的考证可谓用心良苦，只是他们自身对同一礼制的考订得到的结论并不相同，则对礼的遵守就显得无所适从。反而不如理学家如朱子斟酌古礼和现实而制定的《家礼》容易推行。清朝尊崇提倡礼学的，主要有三个时期：第一个是清初颜李学派，第二就是乾嘉时期凌廷勘，第三是嘉庆之后的曾国藩。颜李学派之时，考据学尚未全面兴起，颜元激烈反对宋明学术，以实用为最高目的，这本来不错，但是颜元食古不化，得不到当权者的支持，同时又妄图恢复古礼的一切，最终湮没无闻。曾国藩虽然是提倡礼学，但是从他的学术背景和日常行为来看，他更多的是以宋学的功底和修养功夫来实行他的礼学^[62]。居官之后，曾国藩更多的是将礼学作为经世之学来实践，而他的经世之学包括义理之学、词章之学、经济之学、考据之学，礼学是这四者的总汇。曾国藩之所以能提出这种观点主要是因为嘉庆之后，汉学与宋学出现融合的趋势，他还认为考据与义理都是圣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只有将义理、考据、词章、经济融合在一起才能真正做到经世致用。凌廷勘虽然提倡礼学，但是他未脱考据学的窠臼，纠缠于礼学的研究，所谓“今纷纭于不可究诘之名物制度，则其为空也，与言心言性者相去几何？”^[63]同时他的顺情遂欲说更贴近荀子，需要统治者的支持才能实行，因此不免无法付诸现实，难以产生现实的影响。

第三个困难，汉学家的立身行事并不能作为社会的表率。刘蓉言：一些汉学家将行己立身与治学“歧而二之，阿世谐俗，漠然不知志节名义之可贵。学则吾学也，行则吾不知也”。^[64]这种说法虽然不免夸张之嫌，但并不是只有刘蓉一人作如此感言。梁启超也曾经批评清学者只做到了顾炎武所说的“博文”而抛弃了“有耻”。同时，考据学对世道人心的维持发挥的作用也不多。张惠言指出：“数十年来，天下争为汉学，而异说往往而倡。学者以小辨相高，不务守大义。或求之章句文字之末，人人自以为许、郑，不可胜数也。”^[65]陈澧更是明确地指出：“百余年来说经者极盛，然多解文字而已。其言曰：‘不解文字，何由得其义理？’然则解文字者，欲人得其义理也。若不思义理，则又何必纷纷然解其文字哉？”^[66]考据学家自身以学术为争名逐利的手段，同时对于世道人心漠不关心，这样考据学的价值日渐降低。作为考据学大宗的礼学也难免这种情况，最终为后来的汉宋调和、今文经学所代替。

“礼法”向来并称，提倡礼学的荀子学派，最终是走向了法家。如果没有法律制度的保障，仅凭个人努力，家规乡约等是不足以实现儒家传统的齐治平的目标。清朝中前期的礼学研究始终只是在学术的层面之内，无法学以致用。随着嘉庆之后，社会危机的逐步加深，对考据学空疏无用的批评日益加剧，学者开始反思学术的发展方向，提倡经世致用之学。汉宋调和，今文经学，诸子学等相继兴起和繁荣，并成为主流。礼学的研究和提倡者虽不乏其人，但是已经日渐式微了。

【注释】

[1]牟宗三先生以为，心性之学乃是“自刘蕺山绝食而死后，此学随明亡而亡”，见牟宗三：《从陆象山到刘蕺山》，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541页。而刘述先则认为黄宗羲乃是心性之学的最后之殿军，参见刘述先《黄宗羲心学的定位》，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08页。我们这里采取刘述先先生的观点。

[2]《陈确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47页。

[3]同上书，第448－449页。

[4]同上书，第451－453页。

[5]见黄宗羲：《与陈乾初论学书》，《黄梨洲文集》，中华书局2009年版。

[6]《陈确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61页。

[7]戴震：《孟子字义疏证》，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3页、第17页、第43页。

[8]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363－364页。

[9]颜元著，王星贤等点校：《颜元集》，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5页。

[10]同上书，第33页。

[11]同上书，第21－22页。

[12]颜元著，王星贤等点校：《颜元集》，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页。

[13]同上书，第24页。

[14]颜元著，王星贤等点校：《颜元集》，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788页。

[15]同上，第458页。

[16]荀卿：《荀子》，丛书集成本，第136页、第171页。

[17]凌廷勘：《校礼堂文集》（四部丛刊本），第302页。

[18]同上书，第245页。

[19]方苞：《方望溪全集》，中国书店1991年影印版，第13页。

[20]刘述先：《有关理学的几个重要问题的再反思》，收入《国际朱子学会议论文集》，台北文哲研究所1993年版，第263－294页。

[21]戴震：《孟子字义疏证》，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85页。

[22]凌廷堪：《校礼堂文集》，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345页、第43页。

[23]张寿安：《“以礼代理”——凌廷勘与清中叶儒学思想之转变》，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7页。

[24]钱大昕：《潜研堂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67页；卢文弨：《抱经堂文集》（四部丛刊本），第235页；汪中：《新编汪中集》，广陵书社2005年版，第47页。

[25]张寿安：《“以礼代理”——凌廷勘与清中叶儒学思想之转变》，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9－50页。

[26]方苞：《方望溪全集》，中国书店1991年影印版，第46页。

[27]分见唐甄：《潜书·无助》，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8页；刘宗周：《刘宗周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260页。

[28]何良骏：《四友斋丛说》，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91页。

[29]赵轶峰：《明代的变迁》，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211页。

[30]余英时：《清代思想史的一个新解释》转引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35页。

[31]赵轶峰：《明代的变迁》，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331页。(www.xing528.com)

[32]全祖望：《鲒埼亭集》，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483页。

[33]钱仪吉等：《清碑传合集》，上海书店出版社1988年版，第235页。

[34]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360页。

[35]分见王夫之：《读通鉴论》，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09页、第568页。

[36]全祖望：《鲒埼亭集》，第204页；唐甄：《潜书》，中华书局1962年增订版，第75页。

[37]傅以礼：《庄氏史案本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转引自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32页。

[38]卞僧慧：《吕留良年谱长编》，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148页、第155页。

[39]同上书，第164页。

[40]分见卞僧慧：《吕留良年谱长编》，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184页、第285页。

[41]黄宗羲为商人及官宦之家所作之墓志铭确实采褒扬之态度。《黄宗羲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323页。

[42]顾炎武：《日知录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70页。

[43]分见陆世仪：《桴亭先生遗书》（续修四库全书本），第290页；张尔岐：《蒿庵集》，齐鲁书社1991年版，第89－90页。

[44]《陈确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54页。

[45]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1页。

[46]唐甄：《潜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90页。

[47]张履祥：《杨园先生全集》，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484页。

[48]《戴震集》，《附录》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462页。

[49]同上书，第264页。

[50]《戴震集》，《附录》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323页。

[51]同上书，第166页。此时的彭绍升尚未皈依佛教。

[52]翁方纲：《复初斋文集》，《理说驳戴震作》（第一册），文海出版社影印本1969年版，第321页。

[53]《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46页。

[54]关于这一点，方东树也有批评：“夫汉学家，既深忌痛疾义理之学堕禅，申严厉禁。以其行事易之，是自为一大门户矣。而已考其人，居身制行，类皆未见德言之相顾也。是其视讲经与躬行判而为二，顾不必与其言相顾”。方东树：《汉学商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01页。

[55]姜广辉：《走出理学》，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89页。

[56]《黄宗羲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315页。

[57]凌廷勘：《校礼堂集》，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67页。

[58]凌廷勘：《校礼堂集》卷四，《复礼》下，第75页。

[59]张寿安：《以礼代理——凌廷勘与清中叶儒学思想之转变》，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0页。

[60]方东树：《汉学商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79页、第301页。

[61]陈澧：《陈兰甫先生澧遗稿》，《岭南学报》卷二（3），1931年，第183页。

[62]对曾国藩影响最大的学者是理学家唐鉴和倭仁。他的日课包括：“敬”“静坐”“早起”“读书不二”“读史”“谨言”“养气”“保身”“日知所亡”“月无忘其所能”“作字”“夜不出门”。这些都很明显带有理学的特点。参见萧一山：《曾国藩传》，东方出版社2009年版，第20页。

[63]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70页。

[64]刘蓉：《养晦堂文集》，《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三十九辑》，文海出版社影印本1966年版，第6页。

[65]张惠言：《茗柯文编》三编（四部丛刊本），第22页。

[66]陈澧：《东塾集》，文海出版社影印本1970年版，第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