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上所述，与程朱理学的“得君行道”相比，王学已将重心转移到“觉民行道”，正是因为如此，王学对于《大学》的“格物致知”的解释便与朱学不同。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是这样解释“格物致知”的：“致，推极也。知，犹识也。推极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格，至也。物犹事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1]这种要求主要是针对士大夫的，毕竟在“士农工商”中，只有“士”才有时间和精力去推究事物之理。而且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士的地位比农工商要高，而且士占据着社会的主导位置，农工商处于被动的地位。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第八）即是在一定层面上表现了这种思想。宋代时，这种格局还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同时，由于宋代皇帝有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雅量，这里的“士”可以说包括了一般的士子到皇帝本身。因此，程朱理学的对象也包括了皇帝，在这种意义上，他们没有把皇帝作为绝对的权威，他们甚至认为选取辅相才是皇帝首要之务，程颐言：“天下之治，由得贤也；天下不治，由失贤也；”“夫以海宇之广，亿兆之众，一人不可以独治，必赖辅弼之贤，然后能成天下之务。”[2]这种思想发展到后来就是所谓的“天下兴亡系宰相，君德成就责君筵”。到朱熹时，宋代君主比较开明的政治态度依旧延续了下来。这样，在朱熹集大成的程朱理学中，将皇帝也安排在理的控制范围之内，也就不足为奇了。朱熹对“理”系统的建立，其实是将他所认为的宇宙秩序运用到人间社会，这种做法具体体现在他对理气关系的论述中。对于理气关系，朱熹的思想曾有过转变[3]，然而，其晚年定论则在于，理气之关系不是实在物质中孰先孰后的问题，而是本体论上哪个在前哪个在后的问题：“要之也先有理。只不可说是今日有是理，明日却有是气。也须有先后。且如万一山河大地都陷了，毕竟理却只在这里。”[4]这样就可以看出，在朱熹看来，理气之关系不是时间上的先后问题，而是本体论的问题，即何者在哲学上是第一性的问题。理是形而上的，因此即是在所有物质都毁灭之后还是依然存在的，而物质的存在包括人，又要受到理的规定和限制。与理气关系相适应，朱熹对“修齐治平”的顺序也提出了自己的主张：“有国家者不成说家为齐，未能治国，且待我去齐家了却来治国？家有未齐者，不成说身未修，且待我修身了却来齐家？无此理。但细推其次序，须著如此做。若随其所遇，合当做处则一齐做始得。”[5]可见在朱熹看来，虽然从顺序上讲并不存在限定的修齐治平的顺序，但是在事实上，这种顺序却是理论的、逻辑的，也就是说在理论上、逻辑上讲必须要通过修身的功夫，接受道德的磨炼，才可以齐家治国平天下。理学家批评王安石变法时，所据也多是认为王安石道德修养不足。朱熹以为：“荆公之学之所以差者，以其见道理不透彻”（《朱子语类》卷一三〇《本朝四》）而且这种修身工夫，一旦联系到理气关系上，就不但要求一般士子，也是对皇帝的要求。然而，这种理是包括万物秩序的，一旦确立就不容更改，所谓：“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而凡生于天地之间者，又各得之以为性。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盖皆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6]这里朱熹主要是强调天理及“理一分殊”在人间社会中的运用。在这样的体制之下，人们在社会中的地位及其行为方式都是固定的，不可动摇的，只有这样才是合理的。运用到政治上就是从皇帝到士农工商各有其地位与职能，这种地位与职能是不容混淆的。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封建的伦理纲常是天赋予的，是超验的，不可背离和更改，这样就将整个社会融入到“理一分殊”的框架中。在这个框架里，每个人都有其固定的地位和作用，人人只需也必须按理而行。然而，由于愚夫愚妇日用而不知，则农工商是不能对理进行把握的，只有士才是这种理想社会的追求者和构建者。同时，由于理是超验的，处于本然状态的士对理的把握并不是生而有之的，必须有一个探索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的士对理的把握会出现偏差，比如上述理学诸人普遍认为王安石变法之所以不成功就是因为其对理的把握，也就是他的内圣之学出了问题，可见，对理的把握不但关乎修身还关乎治国。这种对理的规定和把握自然有儒家传统的延续。孟子云：“故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孟子·尽心下》）然而，这种理想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理不可以被皇帝所垄断。宋代士大夫之所以穷达皆能运转如意，是因为宋代皇帝对待士大夫采取很宽容的态度，甚至是“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程颐以为：“天下重任，唯宰相与经筵；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筵。”在对《周易》的解释中，程颐也表现出了士大夫对天下之重：“圣人在下，虽已显而未得位，则进德修业而已……君德已著，利见大人，而进以行之耳，进居其位者，舜禹也；进行其道者，伊、傅也。”[7]可见，在程颐看来皇帝的作用主要是选拔辅相之人，而对天下的治理可垂拱而得。余英时先生甚至认为，“程颐理想中的君主只是一个象征性的元首；通过“无为而治”的观念，他所向往的其实是重建一种虚君制度，一切‘行道’之事都在贤士大夫手中”。[8]这种情况对士大夫于理的掌握和运用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因此在宋代不论是理学还是非理学士大夫都是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实现其回归三代的理想。然而，当皇帝对理采取垄断时，士大夫则只能掌握理而无法运用理，特别是当统治者用功令的方式对士子的思想进行控制时，这种理的追求就会失去原有的超越意义和批判性：这种情况就是明代学者所遇到的。
明代学者吕坤曾经理直气壮地说：“故天地间惟理与势最尊。虽然，理又尊之尊也。庙堂之上言理，则天子不能以势相夺。即相夺焉，而理则常伸于天下万世。……帝王无圣人之理，则其权有时而屈。然则理也者，又势之所恃以为存亡者也。已莫大之权，无僭窃之禁，此儒者之所不辞而敢任斯道之南面也。”[9]乍看之下，这似乎和宋代士大夫那种“与皇帝共治天下”的自信相差无几，然而仔细分析吕坤的这种言论，则更多的是对士大夫处境的自我激励。程颐对士大夫重要性的提倡，更多的是要其参与到政治中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而吕坤强调理相对于势的优越性，更多的是要以“理”来对抗“势”。
如第一章所述，明代政治已不允许士大夫像宋代士大夫那样参与政治，明代政治环境对士大夫更为严酷，这也是吕坤在上引言论中劈头便说“公卿争议于朝，曰天子有命，则屏然不敢曲直矣”的原因：王学的兴起也是在这种环境中产生的，王学要想实现其治平理想也就不能按照儒家传统的“自上而下”的方式。同时，由于明代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传统的四民排序已经受到了冲击，特别是商人地位的提高，对儒家传统伦理的冲击也是显而易见的，这些都对王学的提出和发展产生了影响。王阳明对商人的地位就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士以修治，农以具养，工以利器，商以通货，各就其资之所近，力之所及而业焉，以求尽其心。其归要在于有益于生人之道，则一而已。”[10]这篇文章表明，王阳明认为在道的面前士农工商处于平等的地位，这样就将道的获得从士的专职下移到全体人民手中，这是王阳明学说的一个重要的突破。特别是与他良知人人具有的说法相适应，可以为更多人获得自身自有之良知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保障。这种提法正是和王阳明的觉民行道和其学说中：“我这里言格物，自童子以至圣人皆是此等工夫。但圣人格物，便更熟些子，不消费力。如此格物，虽卖柴人亦是做得。虽公卿大夫，以至天子，皆是如此做。”[11]王阳明的学说正是学术发展和社会变化相互融合的结果。
朱学发展到明代，已经成为主流的思想意识。特别是永乐年间编订的《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将周、程、张、朱诸儒言性理之书类聚成编，其中涵盖了宇宙天地、社会生活、理气信仰、鬼神夷狄等各个方面。永乐皇帝亲自作序，“有发明经义者取之，悖于经旨者置之”，毋庸置疑，这种取舍肯定是遵循着明太祖删除孟子八十五条的标准。从此，士子读书应举，只能以上述诸书为标准，周、程、张、朱诸儒苦心孤诣造就的对“理”的追求和把握的文本从此成为君主统治思想的工具和士子功名富贵的敲门砖。虽然明人和清人，都不约而同地认为与明末相比，明代中前期世风、士风统一而纯朴，但是在这种高度统一控制下进行的教科书式的理学研究，其结果就是“学者幼而读之，老而不知一言为可用者。”[12]王阳明也指出，当时的科举考试是“然自科举之业盛，士皆驰鹜于记诵辞章，而功名得丧分惑其心，于是师之所教，弟子之所学者，遂不知有明伦之意矣。”[13]如上所述，对于程朱理学来说重新规定整个社会的秩序和规范是他们自始至终都孜孜以求的目标。他们强调“理一分殊”就是为了在天理的原则下将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归入天理流行的范围内，这样才能使整个社会合理运行，这也是中世纪君主采取程朱理学作为其统治意识的原因。阳明所谓功名丧其心而不知有明伦之意，即是指当时的士子将功名富贵作为追求的目标，其对程朱理学的研习已转变为对科举教科书的研习。这种做法的直接后果就是对程朱理学的精义难以领会，失去了程朱理学的道德修养与批判精神，甚至导致对伦常的轻视。程朱理学在当时遭遇到的另一个困境就是时人对程朱理学过于遵从，甚至认为：“《大学》《中庸》章句，《论语》《孟子》集注，发圣人之精蕴可谓无余，羽翼圣传，其功于是为大善。学者惟当潜心体玩，笃志力行而已，何暇多言？”正是这种“何暇多言”的态度，使程朱理学及以程朱理学为基础制定的伦理纲常显得过于刻板而不近人情。实际上，由于明代社会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这些发展不会不反映到人们的思想中来，比如以风俗这一点来讲，明代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服饰上去朴从艳、文艺上追求异调新声、知识上转而慕奇好异，特别是明代俗文化的盛行，更是对从士大夫到平民的思想意识产生了重大影响。说晚明是一个人欲横流的时期或许过分了一些，但是当时对人的自然欲求的推崇也是历来所少见的。在这样一个时期，更需要个人的自律，但是已经条令化、世俗化的程朱理学恐怕难以承担这样的任务。而事实是，作为科举内容的程朱理学是不容轻议的，永乐皇帝在为《性理大全》作的序中说：“道之在天下，无古今之殊，人之禀受于天者，无古今之异。”[14]这是一个普遍而绝对的真理，任何对它的质疑都是不容许的，要想替代程朱理学成为官方的思想意识更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要想适应时代发展适当改造程朱理学的想法是不会实现的。因此，在程朱理学已经僵化的情形下，要想实现儒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只能是从下做起，觉民行道。(www.xing528.com)
王阳明心学的提出，如第一章所述，有政治上的原因，也有上述学术的原因。从传统儒家来看，自上而下地实现治平理想是正途，但是王阳明似乎一直也没有看到自上而下的希望，因此他的学说是直接作用于民的。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王阳明提出其心学之时，首先是重视个体的自足。这自然和他的个人经历有关。他是在龙场顿悟之后提出自己的学说的，而且从此之后其学说一直是龙场顿悟的延续，没有改变。据《年谱》记载正德三年：“先生始悟格物致知。……时瑾患未已，自计得失荣辱皆能超脱，惟生死一念尚觉未化，乃为石椁，自誓：‘吾惟俟命而已！’……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15]身处龙场的王阳明，其身边的人第一种是仆从，第二种是言语不通的少数民族，第三种是从中原地区流窜来的罪人。因此，此时的王阳明对学术的思考主要是从自身的处境出发，解决的也多是自己身心所面临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身受奸臣攻击和皇帝的不信任，自身成圣的理想与现实的矛盾等，王阳明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必然影响其学术的取向和路径。“吾性自足”的提出是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个关键，吾性自足则生死不足以动心、吾性自足则不必依赖于外在权威，其块然而生、块然而死，于我独存而未尝加损者，则是本身固有之良知也。因此，王阳明顿悟之后最为重视的无疑是个体的自足。同时，这种个体是普遍意义的个体，不是专指士大夫而言，在阳明看来，愚夫愚妇之良知自足与圣人无异，所谓：“圣贤之道，坦若大路，夫妇之愚，可以与知；而后之论者，舍易图难，遂使老师宿儒皆不敢轻议。”[16]这句话几乎可以作为王阳明试图将其学说推广至全民的宣言。同时，在推广的方法上，王阳明也强调不应将良知天理推之太高，凿之太深：“问‘异端’。曰：‘与愚夫愚妇同的，是谓同德；与愚夫愚妇异的，便是异端。’”这里主要是强调良知在个体间的同一性，并且这种同一性是天所赋予的：“心也者，吾所得于天之理也。”这种认识使阳明学说更利于向下层人民传播，并且在具体的传播过程中，阳明也强调正视这种良知的同一性：“你们拿一个圣人去与人讲学，人见圣人来，都怕走了，如何讲得行？须做得个愚夫愚妇，方可与人讲学。”[17]这种说法在宋代理学中是不可想象的，宋代理学的教育对象是士大夫，其修养目的是加强道德修养以适应或预先培养在各级政府机构中任职的能力。然而，王学的目的在于扩充个人的良知，以期在政治抱负无望而社会风俗巨变的社会中安身立命，此时的主流意识还是程朱理学，程朱理学与王学的不同之处在于，程朱理学更为重视个体对天理规范的服从，而王学则更为注重对个体良知的开发。其实，王学的这种特点也正是由于王学和程朱理学目标和方式不同（得君行道和觉民行道）而导致的，焦循认为：“余谓紫阳之学所以教天下之君子；阳明之学所以教天下之小人……至若行其所当然，复穷其所以然，诵习乎经史之文，讲求乎性命之本，此惟一二读书之士能之，未可执为颛愚顽梗者而强之也。良知者，良心之谓也。虽愚不肖、不能读书之人，有以感发之，无不动者。”[18]正因为良知者贤愚同具，因此才有“满街皆是圣人”之说。这样与朱子之学主要面对士进行说教不同，王学首先承认了下层人民同样就有圣人之质，从而将一直是阳春白雪的儒学通俗化了，使得儒学更适应在平民中间传播，也就是儒学的“世俗化”。王门中世俗化最明显的是泰州学派，这一学派的创始人心斋王艮就是行商，而非传统的儒者。而其门人更是包括社会各阶层人士，如樵夫、陶匠、农夫等，其中陶匠韩贞就以“化俗为任，随机指点农工商贾，从之游者千余。秋成农隙，则聚徒讲学，一村毕，又至一村。……县令闻而嘉之。”[19]说明，当时社会不但一般人民认可了这种非儒士的讲学，甚至官方也承认其合理性。可见，在王阳明简易直接的良知说之下，儒学的传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
当然，对王学的这种特点还有不同的说法。比如刘宗周引“世言”云：“世言：‘上等资禀人宜从陆子之学，下等资质人宜从朱子学。’”[20]；李颙引张敦庵言曰：“来谕谓：‘阳明之学，天资高朗者易得力；晦庵之学，资性钝驽者易持循。’”[21]当然，刘念台和李二曲都不同意这种说法。其理由就是，朱学虽然“教不躐等，故深得洙泗家法，而其末流之弊，高者徇迹执象，比拟模仿，叛援歆羡之私，已不胜其憧憧，卑者桎梏于文义，纠画于句读，疲精役虑，茫昧一生而已。”[22]其实，这里所论朱学末流之蔽，总结成一点就是“学不见道”。而王学横发直指，简易直截，强调良知是当下具足，圣愚无间的，因此人人心中有个仲尼便是必然结论，也就是说天下人人可以成为圣人，王阳明使儒学原本超越的理性进入到世俗社会，被平民百姓所理解和接受，从而加快了儒学世俗化的过程。只是我们必须谨记一点，那就是王阳明对儒学的世俗化并没有舍弃传统儒学的那种道德警示作用，它也是在治国平天下这样一个大的前提下进行的。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