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政局与东林学者对学术的反思

其实，在张居正禁止讲学之前，民间对王学的批评已经不绝于耳。王畿曾说：“昔有乡老讥先师曰：‘阳明先生虽与世间讲道学，其实也只是功名之士。’”^[81]我们在前面曾经论述王阳明提出其心学理论之后遭遇到的阻力，主要是由于他的学说与程朱不符合而造成的。但是这位乡老的讥讽却告诉我们，对于王阳明及其后学的批评，似乎不至于此。从王阳明的一生来看，他是一个纯粹的儒者，他为官主要是为了实现他自幼学为圣贤的理想，是为了实现儒家传统的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他的第一次正式讲学是自正德四年贵阳文明书院讲知行合一开始的。这之前王阳明已经提出了吾性自足的观点，只是还没有明确提出“良知”二字，在《五经臆说》中，王阳明已经提出：“心之德本无不明也，故谓之明德。有时而不不明者，蔽于私也。去其私，无不明矣……君子之明明德，自明之也，人无所与焉；自昭也者，自去其私欲之蔽而已。”^[82]这里已经有了后来的良知不假外求的意思，只是没有明确地说出来。正德九年，王阳明在南京“只教学者存天理去人欲，为省察克制之功”。如果只从这种说法看来与程朱理学没什么区别。因此，在王阳明早期的讲学中还是有程朱理学的存留，这也是王阳明本身所承认的：“我在南都以前，尚有些乡愿的意思在。我今信得这良知真是真非，信手行去，更不着些覆藏。我今才做得个狂者的胸次，使天下之人都说我行不掩言也罢。”这里所谓的乡愿其实就是指在学术上他还没有完全摆脱程朱的影响，还是没有完全脱离科举考试的束缚。因此，受到“功名之士”的批评，也在情理之中。对王阳明讲学的批评还集中在学术层面，随着王学讲学的增加，时人对讲学的批评从学术扩展到了讲学本身。对阳明后学讲学的批评，更是所在多有，嘉靖四十一年，潮阳萧曰阶拜访罗洪先，言：“始端升就外傅，先太史公命之曰：‘吾不愿汝讲学，世之讲学者皆可知也。吾愿汝立好心，行好事，做得一分便是一分好人，做得十分便是十分好人矣。’端升不敢忘，先生何以教之，以庶几不辱。”^[83]可见，时人多有认为讲学乃是不正之风者。更为值得注意的是，萧曰阶之父似乎将讲学与做好人对立了起来。我们很难想象王阳明及其他主持讲会的学者会导人为恶，因此，这种批评只能从参与讲会者的自身来考察，讲会对参与者的影响是很大的。罗念庵还记载了一个叫做龙履祥的士子，他父亲也反对他参加讲学，以致绝食相逼。直至参加讲会的龙履祥从一个纨绔子弟变成了彬彬有礼君子之后，才相信讲会的积极作用，并亲身参加讲会。然而这种积极影响并不会产生于每位参与者的身上，更多的是参加讲会的目的不纯，何良俊指出：“今之仕宦，有教士长民之责者。此皆世风民俗之所表率，苟一倡之于上，则天下人群趋影附，……然此等之徒，岂皆实心向学，但不过假此以结在上之知，求以济其私耳，浇兢之风，未知所届。”^[84]由于晚明的讲学，过分强调个人意志，特别是晚明三教合一的盛行，在讲会中更是加入了佛教的因果报应等学说，这是当时的风气使然，但是也在另一方面说明由于王学过分注重内在的个性自足，以至于儒家传统的伦理道德已经无法保证士子的立身行事，而要借助虚无的因果说来加以外在的规范。而京师同志会的难以为继，也说明了当时讲会的困境，王龙溪在论及京师同志会时对沈懋学说：“京师旧有同志月会，相传已久，今因时好差池，渐成避忌。消息盈虚，时乃天道，不足为异。……元老（张居正）于师门之学，原亦相信。近因吾党不能以实意将之，微致规切。意在相成，非有所恶也。世人过于承望，形声相轧，酿成纷纷之议。”^[85]这又说明讲会已经为政治所利用，甚至讲会之间还会相互倾轧，这就更降低了讲会的质量。

在讲会的发展过程中，不但产生了上述弊端，还越来越不适应社会的发展。明代社会到万历期间，内忧外患日益明显。张居正改革被彻底清算之后，既有土地兼并导致的国内矛盾，也有沿海倭寇侵犯和东北女真族的武装威胁。农民起义、士兵哗变和市民运动风起云涌，统治集团内部及各种势力集团之间的斗争也是越演越烈，因此，如何挽救明代社会是当时最大的课题。但是，当时士子似乎没有感受到这种紧张的氛围，从官员到士子都是以利益为主。“至正德间，诸公兢营产谋利，一时如宋大参苏御史蒋主事……皆积至十余万。”这是官员的表现，士子也是如此：“盖吴松士大夫一中进士之后，则于平日同堂之友，谢去如恐不速，里中虽有谭文论道之士，非唯厌见其面，亦且恶闻其名，而日逐奔走于门下者，皆言利之徒也。”^[86]可见，当时王学对世道人心的维系已经难以胜任。于是，便有东林党人对王学的反思和对朱学的重新提倡。东林学派对王学的批评首先集中于“空疏”，王学流弊“空疏”之弊，前人多有指出，刘宗周言：“自文成而后，学者胜谈玄虚，遍天下皆禅学。”^[87]顾宪成和高攀龙也都认识到了王学末流之弊病，并指出：“然心是活物，最难把捉。若不察其偏全纯驳如何，而一切听之，则其失滋甚。即如阳明颖悟绝人，本领最高，及其论学，率多杜撰……以学术杀天下后世。”（《泾皋藏稿》卷二）高攀龙指出：“姚江之避，始也扫闻见以明心耳，究而任心而废学，于是乎诗书礼乐轻而士鲜实悟；始也扫善恶以空念，究且任空而废行，于是乎名节忠义轻而时鲜实学。”（《崇文会语序》）因此，东林学派首先是以“经世”为号召的。黄宗羲总结东林学派的活动时说：“一堂师友，冷风热血，洗涤乾坤。”^[88]这是其救时救世思想的反映。正是因为如此，高顾等人对当时学风深致不满：“一日（允成）喟然而叹，泾阳曰：‘何叹也？’曰：‘吾叹夫今之讲学者，凭实天崩地裂，他也不管，只管讲学耳。’泾阳曰：‘然则所讲何事？’曰：‘在缙绅只明哲保身一句，在布衣只传食诸侯一句。’泾阳以为慨然。”^[89]可见，这时的王门讲学已经不仅仅是空疏之弊，甚至于以讲学为手段而谋取私利。因此，顾宪成言：“士之号为有志者，未有不亟亟于救世者也”，这里将救世作为评价“士”的一个标准，他认为不论社会地位如何，必须对国家做出自己的贡献，这便与王学末流的空疏形成鲜明对比。

为国家做贡献的前提是本人必须有做贡献的能力，在传统中国，这种能力首先必须有道德上的保证，而晚明人欲的流行及对个体意识的过分强调显然不利于国家的思想统一和个人修养。因此，东林学者也着重强调道德理性的提倡。高攀龙言：“天下不患无政事，但患无学术，何者？政事者存乎其人，人者存乎其心；学术正则心术正，心术正则生于其心者发于政事者，岂有不正乎？故学术者，天下之大本。”^[90]这里的“学术正”，主要是指道德理念之纯正。东林学者信仰程朱，主要是因为与王学相比，程朱理学更为注重伦理纲常，更为注重学者的道德培养。东林学者也是如此，他们甚至以此为基准，将朝廷政事视为君子与小人之争。然而，道德之是非与事实之是非是有区别的。特别是在政治领域道德是非往往不能决定事实的发展方向，特别是在纷乱的晚明政局中这种以道德是非为标准的做法更是无法满足参政的需要。而且，政事之解决需要一定的政治才能，需要在纷繁复杂的政治关系中找到最直接的解决方法，道德之高下却往往与政治才能无关。如果一味以道德是非为标准，则对于政事的解决没有帮助又容易导致所谓“君子”与“小人”之间的对立。这也就是为什么弹劾东林者以为：“盖今日之祸，始于门户，门户之祸，始于东林。”晚明政争主要体现于门户朋党，陈子龙曾概括当时的党争说：“如大敌之在前，夙兴夜寐以图谋者，皆攻人、应敌之事。”^[91]当时官员整日盘算如何攻击他人和自保，哪里还会去想为国为民？当然将门户之祸，归于东林党是不确切的。然而东林党刻意强调君子与小人之对立，在某种程度上也加剧了党争。

东林士人对明末政局并没有产生多大的积极影响，甚至在李三才事件之后，成为各派进攻的焦点，所谓“东林由是渐为怨府”^[92]。至明末，最后一个王学大师刘宗周获得了参政的机会，但是面对一心想迅速改变颓势的崇祯皇帝时，却并没有提出什么有效的建议，这一点连其弟子黄宗羲也不得不承认：“上又问兵事，（宗周）对曰：‘臣闻御外亦以治内为本，此干羽所以格有苗也。皇上亦法尧舜而已’上顾温体仁曰：‘迂哉！刘某之言也’。”^[93]刘宗周坚持了王学道德提升的原则，他希望靠人心风气的改变来挽救整个国家，这种想法本身没什么错误，但是作为一个国家来讲，这显然是不够的，特别是在发生重大历史事件的重要关头，这种想法更是显得迂腐而不切于用。

【注释】

[1]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中华书局1921年版，第34页。

[2]宋祁等：《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5页。

[3]程颢、程颐：《二程集》，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513页。

[4]叶梦得：《石林燕语》，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13页。

[5]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第3087页；王安石著：《临川文集》，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582页。

[6]顾炎武：《日志录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程颢、程颐著《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30页。

[7]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4页。

[8]赵翼：《陔余丛考》，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43－346页。

[9]张廷玉等：《明史》，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3875页。

[10]分见《明史》卷一三九本传、《明史》卷一三八本传；余继登：《典故纪闻》，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0页。

[11]张廷玉等：《明史》，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3875页。

[12]张廷玉等：《明史》，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3627页。

[13]黄宗羲：《明儒学案》，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8页。

[14]李贽：《续藏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65页。

[15]孙奇逢：《夏峰先生文集》，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99页。

[16]焦竑：《国朝献征录》，上海书店影印本1987年版，第345页。

[17]吴宽：《郀翁家藏集》（四部丛刊本），第234页。

[18]焦竑：《玉堂丛语》，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56页。

[19]张廷玉等：《解缙传》，《明史》卷一四七，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2360页。

[20]左东岭：《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15页。

[21]韩邦奇：《苑洛集》（四库全书本），第276页。

[22]申时行等：《明会典》，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452页。

[23]李乐：《见闻杂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09页；谈迁：《国榷》，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478页。

[24]谈迁：《国榷》，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855页。

[25]王守仁：《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227页。

[26]同上。

[27]李梦阳：《空同先生集》，台湾伟文图书出版社1976年版，第376页。

[28]《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345页。

[29]第一次具年谱载发生在弘治五年壬子，但据陈来与余英时先生考证，事实在其十五六岁时（见陈来：《有无之境》，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12页；余英时：《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7页）。第二次发生在弘治十一年戊午，见《王阳明全集》卷三三《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224页。

[30]王守仁：《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75页。

[31]同上书，第1227页。

[32]左东岭：《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26－128页。

[33]余英时：《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6－57页。

[34]黄宗羲：《明儒学案》，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97页。

[35]顾炎武著，黄龙成集释：《日知录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471页。

[36]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23页。

[37]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4页。

[38]朱熹：《朱文公文集》，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四部丛刊本，第980页。

[39]张廷玉等：《明史》，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2756页。

[40]顾炎武：《日知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590页。

[41]《陈确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6页。

[42]如永乐间朱季友献书专诋程朱，“命礼部焚其书，罪斥之”。见吴长庚主编：《朱陆学术考辨五种》，江西高校出版社2000年版，第272页。

[43]程敏政：《皇墩集》（四库全书本），第235页。

[44]同上书，第323页。

[45]同上书，第453页。(www.xing528.com)

[46]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43页。

[47]吴长庚主编：《朱陆学术考辨五种》，江西高校出版社2000年版，第139页。

[48]第一次具年谱载发生在弘治五年壬子，但据陈来与余英时先生考证，事实在其十五六岁时。（见陈来：《有无之境》，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12页，及余英时：《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7页）；第二次发生在弘治十一年戊午。见《王阳明全集》卷三三《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224页。

[49]余英时：《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6－56页。

[50]《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

[51]《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27－128页。

[52]《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60页。

[53]同上书，第1229页。

[54]如上文所论述之程敏政及开阳明之先的陈献章，顾炎武谓：“盖自弘治、正德之际，天下之士厌常喜新，风气之变以有所自来”《日知录集释》卷一八“朱子晚年定论”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55]《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73页。

[56]同上书，第173页。

[57]《黄宗羲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201页。

[58]《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

[59]同上书，第1224页。

[60]《黄宗羲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201页。

[61]上引诸书均见《王阳明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27至143页。

[62]“第不知所谓晚年者断以何年为定？偶考得何叔京卒于淳熙乙未，时朱子年方四十有六，后两年丁酉而论孟集注或文始成。今有取于答何叔者四通，以为晚年定论；至于集注或问则以为中年未定之说。窃恐考之欠详而立论太果也”。转引自《日知录集释》卷一八“朱子晚年定论”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63]《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78页。

[64]《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73页。

[65]如《答甘泉》：“此心同，此理同，苟之用力于此，虽百虑殊途，同归一致。……正以志向既同，如两人同适京都，虽所由之途间有迂直，知其异日之归终同耳”。《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73页、第208页。

[66]《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253页。

[67]何良俊：《四友斋丛说》，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1－32页。

[68]《罗洪先集》，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第74页。

[69]《颜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77－78页。

[70]黄宗羲：《明儒学案》，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2页。

[71]黎靖德编：《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页。

[72]《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04页。

[73]《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33页。

[74]《王畿集》，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第38页。

[75]《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78页。

[76]陈经邦：《明世宗实录》，“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版，第4485页。

[77]陈经邦：《明世宗实录》，“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版，卷五四一，第8748－8749页。

[78]薛应旂：《方山先生文录》，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93页。

[79]李颙：《二曲集》，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05页。

[80]康有为：《康有为学术著作选》，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5－6页。

[81]《王畿集》，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第46页。

[82]《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876页。

[83]《罗洪先集》，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第61页。

[84]何良俊：《四友斋丛说》，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1页。

[85]《王畿集》，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第922－924页。

[86]何良俊：《四友斋丛说》，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12页。

[87]刘宗周：《刘宗周集》，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345页。

[88]黄宗羲：《明儒学案》，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727页。

[89]同上书，第838页。

[90]高攀龙：《高子遗书》卷一，清康熙刻本。

[91]陈子龙：《安雅堂稿》，伟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7年版，第2224页。

[92]黄宗羲：《明儒学案》，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391页。

[93]同上书，第14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