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前期朝廷对士人的态度及其影响

明代政府对士人之残酷，已成为中国中世纪政治压迫的典型，历来为史家所注意，并有众多学者对其进行专门研究。顾炎武的一句：“岂非骨鲠之臣已空于建文之代”，又谓：“自八股行而古学废，《大全》出而经说亡，十族诛而臣节变。洪武之间世道升降之一会矣。”这一论述告诉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似乎要从明成祖时期开始，这是不错的。然而，明太祖朱元璋对士人的态度又是如何呢？

关于朱元璋对士人的态度，首先应该从其对政治制度的改革开始，而这些改革中最引人注目的自然是1380年废除宰相制度。黄宗羲曾指出：“有明之无善政，自高皇帝罢宰相始。”^[1]之所以认为废除宰相与朱元璋对士人的态度有关，是因为宰相在士子精神上的特殊地位。宰相制度最早起于战国时期，其时官僚制代替了世卿世禄制。当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便正式确立了宰相制，以“掌丞天子，助理万机”“宰相之职，佐天子，总百官，治万事，其任重矣”^[2]。因此宰相的权力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无所不管，于宰相制度的初期，特别是西汉时期，与当时的皇权基本上处于平等状态。当时萧何、曹参等一批名相出现，并在政治舞台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就在君相“坐而论道”之时，相权和皇权之间的矛盾开始暴露出来。由于相权的膨胀使皇权受到威胁，皇帝便想办法制约相权，宰相也就很快迎来厄运。仅西汉初期到汉武帝时期的百余年间，相权虽然很大，但被杀的宰相也达三十多人。在唐代，宰相制度得到了成熟和完善，三省长官同为宰相，这样将宰相的权力进行了分化；宋代更是宰相权力的衰落期，宋太祖将宰相的权力一分为三：在宰相之下设置参知政事为副相，分割宰相的行政权；设置枢密院管理军事，分割宰相的军权；设三司管理财政收入等，分割宰相的财政权。虽然宰相的权力在宋代时已经受到了极大的削弱，但是当时的士大夫对宰相的期待还是相当之高，程颐说：“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君筵。”^[3]可见，宰相在士大夫心目中绝不仅仅是“皇帝的大管家”。历来学者认为，宋代是君臣共治天下的典范，其时士大夫对宰相的期望更是历朝最高的。这与宋代统治者以文治国的取向相关：“自古创业垂统之君，即其一时之好尚，而一代规模可以豫知矣。艺祖革命，首用文吏而夺武臣之权，宋之尚文，端本乎此。……上之为人君者，无不典学；下之为人臣者，自宰相以至令录，无不擢科，海内文士，彬彬辈出焉。”^[4]在这种情况下，宰相作为参政的士大夫中的最高权力所有者，自然就更为引人注目。而明代对于宰相制度的废除，正可以看作是对士大夫最高权力的剥夺。也正是如此，宋代那种士的政治主体意识也受到了损害。宋代士大夫的政治主体意识，集中表现在“以天下为己任”中，朱熹说：“且如一个范文正公，自做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无一事不理会过”，王安石也在《杨墨》中，以夫子自道的语气说：“墨子者……方以天下为己任。”^[5]可以说，“以天下为己任”是宋代士大夫的一个共同心态。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态度自然是儒家的传统，曾参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可以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是这种思想的最早的明确表达。然而，宋代士大夫之所以能如此集中而普遍地拥有这种意识，与宋代统治者对士大夫的优待分不开。宋太祖立国之初便有不杀大臣及言事官的祖训，这对大臣参政议政是一种鼓励。程颐在总结宋代超越前代的优点时说：“尝观自三代而后，本朝有超越古今者五事：如百年无内乱；四圣百年；受命之日，市不易肆；百年未尝诛杀大臣；至诚以待夷狄。”^[6]正是因为上述种种原因，宋代才会出现范仲淹、王安石等权倾天下，能够按照自己的想法进行改革的士大夫。

反观明代对士大夫的态度，差距是很明显的。明太祖对于宰相制度的废除，在后人看来就是对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一种剥夺。黄宗羲认为，作为官员的士大夫本身就是治理天下的一员，在这一点上，士大夫和君的地位是一致的，之所以后来君的地位高于士大夫，乃是“后世君骄臣谄”的结果：“原夫作君之意，所以治天下也。天下不能一人而治，则设官以治之；是官者，分身之君也……后世君骄臣谄，天子之位始不列于卿、大夫、士之间。”^[7]作为明之遗民，黄宗羲的这一论点乃是针对明太祖的废除宰相制度而发。不仅如此，甚至有学者认为明代废除宰相而尚能够延续其将近两百年的统治为“不可解”：“倦勤者即权归奄寺，独断者又为一二权奸颜色、为威福而上不知。主德如此，何以尚能延此百六七十年之天下而不遽失，诚不可解也。”^[8]从这一评论，我们可以看出两点：第一，由于皇帝的性格和勤政程度不同，废除宰相导致两种结果，要么皇权旁落至宦官之手，要么皇帝受到奸佞之遮蔽，无法实施其政治抱负；第二，废除宰相制度，虽然对士大夫影响很大，但是由于皇帝是中世纪的权力之源，他的天生优越性始终得到承认，因此即使是在严酷的政治环境中，很少有人会直接反对皇帝。只是在这种情况下，士大夫在政治上无法实现其传统的“治国平天下”抱负的情形下，对士人心态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明太祖对士大夫的控制，绝不仅限于政治制度方面，还体现在对士大夫的滥用肉刑上。清人在修《明史》时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们认为：“刑法有创之自明，不衷古制者，廷杖、东西厂、锦衣卫、镇抚司狱是也，”“廷杖之刑，亦自太祖始矣。”^[9]对士大夫施以肉刑的事例在明代俯拾皆是：洪武八年茹太素因陈时务，“言多忤触”而“杖于朝”；十四年工部尚书薛祥则“坐累杖死”。同时，太祖制定的这一酷刑被其子孙所沿用：嘉靖初，致仕刑部尚书林俊言“古者挞人于朝，与众辱之而已，非必欲烂其体肤而致之死也。成化时，臣见廷杖三五臣……”“而至正德时，逆瑾用事，始启去衣之端，酿有末年谏止南巡杖死之惨，幸遇新诏收恤，士气始回。”^[10]可见，这种情况是越演越烈了。而且，从余纪登的一句“士气始回”可见这种当众侮辱的肉刑，所摧残的不仅仅是士大夫的身体，受打击更严重的是士大夫的心态。然而，是否可以认为朱元璋不再要谏官进行劝诫了呢？事实上并不是如此。朱元璋在废除宰相、集中皇权的同时，也认识到了监察机制在治理国家中的作用：“忠臣爱君，谠言为国。盖爱君者有过必谏，谏而不切者非忠也；为国者，遇事必言，言而不直者非忠也。”他曾在盛怒之下杀死谏官，可是又在谏官面前承认过错误。^[11]既要求谏官忠君直言，又要注意谏言中不能触及皇帝的痛处，当时的言官和臣僚可谓难矣。特别是在朱元璋性情残暴动辄杀人的情况下，出现“贵溪儒士夏伯启叔侄断指不仕，苏州人才姚润、王谟被征不至”就不足为奇了。至于这些人的遭遇则皆是“诛而籍其家”。

明成祖朱棣的登基方式在正统儒家看来自然是篡位，于是他在一开始就受到了很多正统士大夫的反对，也许这正是他对儒生的态度恶劣的原因之一。也正是在朱棣统治时期，顾炎武认为士风臣节开始发生变化：这当然要从方孝孺的遭遇开始说起。

方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宁海人。其父因“空印案”被杀，但是这并没有阻止其对“治国平天下”的追求。他自幼即“恒以明王道，致太平为己任”而且这种志向是经过长期的选择而形成的。^[12]正是因为这种志向，当建文帝即位之后诏行新政锐意复古的时候，方孝孺从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同时，要想复古离开儒家学者的理论支持和学术素养也是不可能完成的。这正是君臣相合的难得时机。诚然，后人对建文帝的一系列复古举措多不赞成，如清人批评道：“圣人之道，与时偕行，周去唐虞仅千年，《周礼》一书已全不用唐虞之法，明去周几三千年，势移事变，不知凡几，而乃与惠帝讲求六宫改制定礼。即使燕兵不起，其所设施，亦未必能致太平，正不必执讲学家门户之见，曲为之讳。”（《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〇，集部，别集类二三）。这种批评是没有错误的，只是建文帝的那种热情却是毋庸置疑的。而且历来儒家学者进行改革时，不是都要托古的吗？王安石的“新学”就是显例。因此，建文帝的改革便得到了儒者的支持。也正是因为将建文帝视为千古一帝，因此方孝孺在面对朱棣时，是不会投降的。方孝孺的死是轰轰烈烈的，根据《明史·方孝孺传》的记载，成祖很想获得孝孺的支持：“先是，成祖发北京，姚广孝以孝孺为托，曰：‘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杀之。杀孝孺，天下读书种子绝矣’……至是欲使草诏。诏至，悲恸声彻殿陛。成祖降塌劳曰：‘先生毋自苦，予欲法周公辅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成祖曰：‘彼自焚死。’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子？’成祖曰：‘国赖长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成祖曰：‘此朕家事。’顾左右授笔扎……成祖怒，命磔诸市。孝孺慨然死……。”在这里，孝孺所坚持的并不是改革与否，而是儒家传统的世及制度，因此他轰轰烈烈的死体现的是儒家士大夫的气节。然而这种气节的尴尬之处在于：方孝孺面对的不是外敌的入侵，而是皇室内部的争权夺利。当成祖说：“此朕家事”时，真是振振有词。其实，不论是建文帝还是成祖在位，方孝孺都可以设法践行自己的政治理想。但是成祖以武力夺取政权打破正常继承制度的方式，却是儒家所不容的。因此，与其说方孝孺是为建文帝而死，不如说方孝孺是为儒家理想而献身。这种献身体现了一个传统士大夫的气节。刘宗周对这种意义有充分的认识：“（方孝孺）既而时命不偶，遂以九死成就一个是，完天下万世之责。其扶持世教，信乎不愧千秋正学也。”^[13](www.xing528.com)

对方孝孺之死，李贽有如下评价：“一杀孝孺，则后来读书者遂无种也。无种则忠义人材岂复更生？”^[14]可见，李贽也是认为杀孝孺伤害最大的是士人的气节。清人孙奇逢说：“忆逊国时，文皇以叔代侄，势成于相激，而一时靖节之臣，死者死，遁者遁，不下数百人。逆闯犯顺、至尊龙驭，祸惨于黄巢，而殉义之臣不及殉国一二，岂前此尽忠良，而后此尽顽冥与？盖有所以作之也。逊国当高皇培植之日，人人思所以报高皇，况值国运初开，未经斫丧。嗣是而后，几番乱祸，几番摧折，人之云亡，邦国殄瘁。”^[15]可见，朱棣一朝对士人心灵的伤害及其结果。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朱棣在即位之后，竟然成为了程朱理学的积极推动者。程朱理学绝不是成为统治者进行意识统治的工具。它要站在政权之外利用对道统的掌握对治统进行限制。同时，程朱理学更重视伦理纲常。他们提出天理，并视人间的种种秩序为天理在人间的流行，具有不可抗拒性。因此，朱棣这种夺取政权的方式，以程朱理学的观点来看自然不合“理”。然而，朱棣似乎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或者说他故意视而不见。毕竟在他看来，程朱理学只是利用的工具，只要有实用价值就足够了。无可否认，成祖对明代的制度建设居功至伟，他对程朱理学的推行也得到了部分学者的承认：“吾道正脉实由近世周程张朱有以倡明之也，至我太宗文皇帝，乃始表章其言行天下。由是，天下士习一归于正。”^[16]然而后世对成祖的这些努力却颇有微词，如上引顾炎武所谓“自八股行而古学废，《大全》出而经说亡，十族诛而臣节变。洪武之间世道升降之一会矣”。顾炎武为什么会将“四书五经大全”与臣节联系到一起呢？其实原因很明显：那就是当时参与编订该书的大臣们完全理解朱棣将程朱理学作为统治工具的用意，因此绝没有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学术考究，只是将前人著作撮抄到一起而已，试想如果成祖朱棣对待该书的态度像乾隆帝对待《四库全书》一样，时时检查、不断纠错，那么这些大臣如何敢如此敷衍塞责？也许正是皇帝对程朱理学的态度，态度影响到了一般士子明中前期的程朱理学几乎没有什么发展：“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而已。也正是因为如此，士子们对于程朱理学只是作为仕进的敲门砖，不会深究其中蕴含的道理，这恐怕也是士人气节转变的一个原因。这并不是说有明一代中前期的理学已经到了没落的地步。毕竟《明儒学案》收录的明中前期的学者都是程朱理学：比如吴与弼、胡居仁等，虽然他们对于程朱理学的学理并没有提出新的见解，没有在理气心性方面突破前人，但是在立身行事方面却可以成为时人的典范。可见，在野的学者掌握了程朱理学的修身之法，特别是“敬”之一字，他们虽然不一定能成为号召天下的大臣，但是却可以成为普通人的楷模。这也是“穷则独善其身”的表现吧。

然而，儒家学者似乎很难满足于独善其身的境界，当能够进入朝堂，实现其治国平天下理想时，他们很难抵抗这种诱惑。当成祖确定程朱理学作为仕进的标准时，儒家学者就看到了这种诱惑，并且积极响应，所谓：“至于永乐纪元，民庶且富，文教大兴。龙飞初科，取士倍蓰于前（前主要是指洪武朝），一时绩学馆阁试政方州者多其人。”^[17]然而，成祖对士子的态度再一次打碎了这种梦想。焦竑在《玉堂丛语》中记载解缙的一生时说：“久之，事文皇帝入内阁，词笔敏捷，而意气疏阔，又性刚多忤……上书请凿章江水，便往来。上大怒征下狱，三载，命狱吏沃以烧酒，埋雪中死。”^[18]解缙之死固然有其个人性格的原因，但是统治者决不允许士大夫超越其底线是毋庸置疑的。在解缙本传中，成祖曾经提出自己对君臣关系的要求：“若使进言者无所惧，听言者无所忤，天下何患不治。”^[19]这种境界其实与历来的所谓直言进谏的要求并不一样，就要进言者注意进言的技巧。但是，真正能够直言进谏者，往往不会注意方式和方法；而懂得技巧者，往往又不会进言。这就导致了臣子往往将想法深埋于心，而选择朱棣喜欢听的话，从表面上满足皇帝的要求。左东岭教授曾经将永乐朝大臣的心态归结为“妾妇”心态，便深刻说明了当时儒臣那种战战兢兢，在君臣关系中那种很被动的心理。^[20]如果我们想象王安石面对宋神宗时“声色俱厉”的情景，便不难感受到士大夫在明代所受到的压抑。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实现君臣一体、治国平天下，自然是难以预料的。

明成祖对臣子的态度也影响到其子孙。除了成祖夺权之外，明代发生的另一个重大事件是“大礼议”。在此次事件中，明代君臣的关系，明代政治对士人心态的影响又得到了体现。我们可以再举一个例子，那就是韩邦奇案。韩邦奇是因为弹劾宦官而入狱的，在狱中时他从来不认为自己做的事情是错误的。因此，他在狱中所作诗就表达了对皇帝的不满。他虽然也没有忘记君恩，但是更多的是无奈和悲凉。更为关键的问题是，他在狱中遇到了很多和他一样没有过错而无辜入狱的士大夫，并且在狱中的交流使得他相信，保持儒家传统的直言进谏的做法，似乎已经不再适合当时的政治环境。因此，在出狱之后，韩邦奇变了，他认识到了权变在官场中的作用。于是，韩邦奇在为严嵩贺寿而作的《寿特进少师大学士严公七十序》中，对严嵩可谓极尽谄媚之能事。^[21]给严嵩贺寿也许是当时的一个普遍现象，然而反观韩邦奇前期地震之后论时政缺失和对宦官的弹劾，特别是学生杨爵对严嵩的切齿弹劾，就不难看出韩邦奇在经历了牢狱之灾后，是对自身的处境和当时的政治环境，特别是对自身是否能够继续那种直言进谏的方式进行了思考，而其思考的结果是不言而喻的。政治对高居庙堂士大夫的影响无非两种：第一是士大夫坚持自己的政治理想，在明代这种士大夫的结果往往是流放、入狱、解职甚至是被杀；第二种是韩邦奇那样改变自己的初衷，随波逐流。然而这种政治情势对尚未取得仕进的士子们潜在的心理影响更大。他们虽然尚未切身感受到这种政治压力，但是对于朝廷对官员的态度是有所耳闻的，因此可能在入仕之前就已经提前确定了自己的明哲保身之道。这里主要是指诸生。明代诸生质量之差，也是有目共睹的，这其中当然有当时社会文化与经济发展，各种诱惑成几何数增加的因素，但是政治上的出路更为艰难，恐怕也是诸生素质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明政府对生员的限制也是自开国就开始的。洪武十五年，颁禁例于天下学校，置于明伦堂之左，永远遵守。禁例十二条中有两条针对生员言事：“军民一切利病，并不许生员建言”；同时也有对生员言事的规定“生员内有学优才嶦，深明治体，果治何经精通透彻，年及三十愿出仕者”，才可以出位言事，并且如果有真才实学，不待选举，即行录用。^[22]然而，在明代还是有生员因出位妄言而受到了惩罚。弘治十一年监生江瑢言：“刘健、李东阳杜绝言路，掩蔽聪明，妒贤嫉能，排抑异己，急宜斥退”，结果，孝宗下瑢诏狱。嘉靖十二年，蒲州诸生秦镗“请奉皇考于太庙，又分祀四郊，损文宣王爵像”，结果被“论死”。^[23]诸生的上书言事，固然有投机取巧，企图迎合皇帝而“不待选举”，直登大用之意，但是，诸生对政治的参议也有出自儒家传统理想的因素，也不适宜一概不理甚至直接加罪。明代生员的数量庞大，很难获得出头之日，当侥幸进用的途径也被塞堵之后，其投机分子便铤而走险，或投“虏”，或通“贼”，甚至亲身起事。^[24]由此可见，不论高居庙堂，还是沉于下僚，甚至尚未正式涉入仕途，都在政治的压力之下，明代政治格局中的君臣关系，实在没有给士大夫太多实现其理想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