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儒学研究：当代儒学创新转化的四种方式

颜炳罡

摘　要：儒学是中华文化根干，同时又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做出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而形成新形态的文化系统。20世纪，为应对西学的挑战和顺应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要求，儒学形成了四个形态：以孔教会代表的儒学宗教化形态、以乡建派为代表的儒学实践化形态、以学院派学者为代表的儒学知识性形态、以民间善士为代表的儒学民间化形态。21世纪，为回应全球性问题和国人信仰的迷失，儒学应当实现四个方面的转化：一，由伦理规范向精神信仰的转化；二，由小众信仰即精英信仰向大众信仰的转化；三，由重知识性阐释向重生活、实践层面落实的转化；四，由区域性资源向全球化性资源的转化。以此重建华人世界的共同精神信仰和克服全球化带来的自我身份认同的危机。

关键词：创造性转化；信仰；大众；实践；身份认同

儒学顺应华夏文化的大流而来，是中华文化的根干。每当面临重大社会变革或挑战，儒学都会做出自我调整，实现儒学在社会时空环境下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春秋之际，礼坏乐崩，价值失范，民无所措手足，孔子以文自任，承周公之德，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创辟仁学这一本源性意义世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礼乐文化传统，开创了以仁为内在价值支撑、以礼为外在规范系统的中国文化传承与发展的新格局，“仁”这一中国文化“定海神针”的发现使中国文化发展有了无限延展的可能性。继孔子之后，孟子的仁义之说和荀子的礼义之统在孔子思想的格局下都是对不同问题的深化而已。董仲舒综合先秦百家之学而超越百家之学，回归“道术”，推明孔学，实现儒学在“大一统”帝国政治格局下的新发展。面对玄学兴起，佛学东渐，北宋诸儒以儒为宗，融化玄、佛，建立起儒学新的理论体系，实现了儒学第二期之发展。晚清以降，西学东渐，国势日衰，列强环伺，中华民族遭遇“数千年未遇之强敌”，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陷入空前危机，如何才能“保种”“保国”“保教”，富国强兵成为晚清以来大多数中国人的梦想。为顺应这一历史变局，现代新儒学应运而生。进入21世纪，面对新技术革命、全球化浪潮化等机遇与挑战，面对生态危机、国民信仰缺失、官员腐败、国民道德素质低下以及唯利是图的利己主义的泛滥，儒学还能有所作为吗？儒学怎样才能有所作为呢？这一问题严肃地摆到当代儒家学者面前。

一、近世以来，儒学自我转化的四种形态

一部儒学发展史就是儒学不断自我更新、不断自我转化的历史。仁不容己是儒学自我更新的价值根据，“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唯变所适”“与时偕行”是儒学自我转化的哲学基础。近世以降，面对国势日蹙以及西方科学、民主、自由等文化冲击与挑战，儒学开始了自我调整、寻求自我突破的历史过程。由此而形成儒学向现代转化的四种模式与四个形态。

其一，宗教形态。儒学由人文化成之教向宗教形态转化模式，如孔教会、一贯道、德教等都属于这一模式。此种模式力图效法基督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等宗教形式，实现儒学由人文化成之教向宗教之教的转化，将儒学转化为一个建制式、制度性宗教。其代表人物为康有为，陈焕章等。孔教会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等华人社会至今尚存，仍然是活跃在海外华人社会的重要宗教力量。

其二，实践形态。儒学现代化形态是对宗教化形态的反省、批判基础上发展而来。狭义上，讲实践形态是指梁漱溟等人先在河南、后在山东推行的“乡建运动”；宽泛地讲，阎锡山在山西从事的“家性教育”“村政自治”，蒋介石发起的“新生活运动”等都属此类，但以梁氏的乡建运动最为典型。

其三，民间形态。此形态以王凤仪的“善人道”、段正元的“道德学社”等最为典型。善人道长期在底层社会传播，在俗语俚话传播儒学，似难登大雅，一直不被学界所重视。其流风余韵，至今犹存，在山东、河北等地在乡间、城区仍然活跃。

其四，知识形态。为应对西学的挑战，当代儒学开始了理论形态的自我转化过程，借助于西方哲学，在现代规范学术体系下完成了朱子学、陆王心学向现代形态的转化，熊十力、冯友兰、贺麟、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以牟宗三的承续道统、开出学统、完成政统即“三统并建”最为典型。

四种形态是近代以来中国有识之士对儒学自我转化做出的有益探索。孔教会、一贯道、德教等力图将传统儒学转化为制度化的、刚性的信仰体系，代表了儒学面对西方文化尤其是基督宗教的挑战做出的回应；而“乡建运动”“家性教育”“新生活运动”是儒家信仰体系崩解之后对儒学的再建运动，代表着传统断裂之后儒学的灵根再植；“善人道”“道德学社”既是传统儒学传播方式的延续，又是儒学民间化道路的新拓展；知识性形态的儒学是当代儒学发展的最高成就，代表了儒学面对西学尤其是西方哲学的挑战而做出的学术化回应。

现代儒学的四种形态，也可以说是儒学现代转化的四种方式和向度，代表儒学现代发展的新路径，是儒学成长的新方式。然而四种形态各有所长，亦各有所偏，孔教会、一贯道、德教等儒学宗教化转变方式得之“政”，亦失之于“政”。得之于政是指实现了儒家信仰的体系化、组织化建构，失之于政是指孔教会过度依赖政治组织尤其是官僚集团推展儒学，结果激进知识分子由于厌恶黑暗政治而迁怒于孔教会，因厌恶孔教化而迁怒于孔子乃至整个中国文化系统则为孔教会诸公始料不及，今日所有想重走康有为老路的孔教会人士都应吸取这一经验教训。梁漱溟先生所倡导的“乡建运动”因厌恶康有为等人对孔子、对儒家过度功利主义的解读而要求回到泰州学派，沿阳明后学社会实践的路向，从基层做起，培本固源，实现儒学的现代转换。乡建运动也好，村政自治也罢，最大意义在于接地气，其失在于过于“着实”。由于埋头于村民自治、自救运动之具体事务而淹没了具体事务后面的精神价值、人文理想乃至忽略了对道的追求。王凤仪的“善人道”和段正元的“道德学社”既不依赖政治组织，也不依附政治势力，在民间传道，他们可能比梁漱溟先生的乡建运动或乡村自治更接近于泰州学派。善人道长于传道，化性了道，直面受众，然而短于说理且驳杂不纯，“认不是”作为“化病”乃至治病的良方可谓荒诞不经。知识形态的儒学长于说理，而短于实践。理论体系越精细、越高远，离百姓生活就越远。

二、当代儒学自我转化的面向之一：由伦理规范体系向大众信仰转化

进入21世纪，中国社会经济快速成长，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中国人已经由物质上的不满足转化为精神不安宁，人们“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引导人们向精神方向发展，过一种理性、高雅、有品位的精神生活是当代儒者的重要使命。

儒学是中国文化的根干，是人伦日用之道。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视儒学为一套伦理规范系统，在黑格尔的笔下，孔子“只有一些善良、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一种常识道德”，^[1]这一观念直接影响了世人对儒学、对孔子的认知与评判。自熊十力、冯友兰、牟宗三、唐君毅等人努力实现儒学的哲学化、思辨化、体系化，旨在回应黑格尔式的对儒学的这种认知与评判。冯友兰的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四重境界说，向世人展示了儒家复杂的理论体系，同时也向世人展现了道德境界之上超越道德境界的天地境界。天地境界就不再是一些道德常识，而是对哲学与宗教的超越，是对不可言说者言说，不可思议者进行思议，这里不是思辨，却高于思辨，超越思辨。唐君毅九境哲学，判天德流行境界或天命流行境界为最高境界，而西方思辨哲学、基督教教理、佛教教理乃至道教教理远未达此境界，达此境界者只有儒家。牟宗三认为儒家是一种道德宗教，即道德即宗教，在中国哲学无论是儒家的性智，还是道家无的智慧，或佛教的空智，都承认人有可能智的直觉，而康德对人类知识的划界，未能彻法源底，不能穷极究境，了无道体，尤不见根。当代新儒家最大贡献就是驳斥了黑格尔等西方哲学家对中国哲学尤其是儒家哲学的轻蔑，重建了中国的形上学体系，证明了中国哲学的信仰意义与价值。

不过，当然熊十力、冯友兰、唐君毅、牟宗三等人的理论成果没有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因此也未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即接受他们的思辨成果进而激活儒家信仰意义，建立起儒家即现实即理想和由理性通信仰的国人普遍信仰体系。这不能不说是当代儒学自我转化中一大憾事。

21世纪的儒学是在20世纪儒学发展基础上进一步拓展，而不是推翻或颠覆20世纪的儒学已有成果而重新再来。21世纪最大问题是国人信仰的重建或精神家园重建问题，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是儒家的核心价值观，而这些核心价值观作为中华文明的DNA成为中华文明之所以为中华文明之处，也成为全球华人共同信守的道德准则。将这些道德准则转化信仰依皈是当代学人的重要责任。

儒学是否是宗教，这里不予讨论，但儒学作为一种信仰体系则是完全成立。我们认为，21世纪儒学的自转化问题不是儒学要不要宗教化的问题，而是如何强化儒学的信仰意义的问题。根于人性或者说象征着人之所以为人的仁义既是儒家信仰对象，也是儒家信仰的价值支撑，也是儒家信仰的入路与门径。“居仁由义”是儒家信仰者的精神栖居之所与处世原则、“由仁义行，非行仁义”是儒家的信仰出发点，“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是儒家信仰者对超越自然生命之上道义的追求。

儒家信仰由早期的人格神信仰经过春秋战国时代人文主义的觉醒，实现了由人格神上帝向人自身的转化，儒家没有向西方一神论方向走，而是向含义宽泛的天、天命、天理方向走。当天、天命、天理取代人格神的上帝实现了儒家信仰的革命性变革。天理昭昭、天理昭然，人们遇见不公，常常喊出：天理何在？在儒家信仰者那里，天理至正、至公、至平的，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若问天理在哪里？儒家信仰者会说，天理无所不在，无时不在。

天理超越的，同时又是内在的。因为它无所不在，无时不在，因而人在做，天在看，这个天是外在的、客观的、超越的，但当说天理无所不在时，天理自在人心、公道自在人心，天理就在人们的心里，只要人的良知未泯，人心即天理。天理在这里是内在，是人人具有良知良能。这个内在的天理就是孟子所说的良心、良知，故而儒家的信仰者面对无奈时，会问对方：你良心何在？你良心安否？难道你良心被狗吃了吗？儒家的信仰者对外所关注的不是头顶上的星空，而是天理、天道、天命，天理、天道、天命比具象的头顶上的星空更具有普遍性、绝对性、真实性；而良心安否？也必内在道德自我律令更活泼、鲜明。

天理良心或天地良心在中国人人皆知，人人皆相，贫民教育家武训没有上过一天的学，自然不识字、也没有读过儒家的书或受过儒家理论的训练。当郜若纯这位劣绅赖了他账，反而诬陷他敲诈时，他说：“人凭良心树凭根，各人只凭各人心，你有钱，俺受贫，准备天上有真神。”^[2]武训的“人凭良心”和“天上有真神”只是中国普通百姓的基本表达，这是中国人根深蒂固的信仰，只要是中国人可谓人人都信，无人不懂。

天理良心是儒家信仰的最终根据，而礼义是儒家安排人间秩序且保证人间秩序正常运转的基本规范。任何信仰系统乃至一切宗教系统都要对人间秩序做出适当的安排以保证人们日常生活正常运转，而儒家的“三纲八目”“五伦”“五常”“八德”“十义”以及生、冠、笄、婚、嫁、娶、丧、祭，等等礼仪规定，对人从生到死都做出了周详的安排。牟宗三先生曾称为“人文轨道”。

儒家理论系统本来就是信仰系统，本来就是华人的信仰至少说是华人信仰的底色。然而，近世以来，西学东渐，人们以西学尤其是西方分科原则割裂儒学，儒学既非哲，也非史，也非文，既是哲学，也是史学，也是文学，也是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美学，等等。在西方学术框架下，儒学什么都是，又什么都不是，使其至今不能依照西方分科教育体制下找到自己的位置，得到安顿。割裂后的儒学在社会大众那里成了道德的伦理规范，而不再具有信仰的意义。儒学是宗教吗？近代以来学界一直存有争议。这样问是以西方一神教尤其是以基督教为框架去拷问儒学是否是宗教？而传统中国长期以来一直以儒、释、道三教并称，并没有刻意突出儒与释、道之不同，那是因为“教”与非教的标准与尺度不在释、道二者那里，而在儒家那里，信神不一定是教，只有“修道之谓教”，只是信神、让人信上帝而不修道就是不一定是教。教都不是，何宗教之有？近代以来，评判是非教的尺度变了，标准变了，是教，还不是教以西方的一神宗教说了算，而不是由儒家说了算。在西人宗教框架下去思考儒学本身，儒家人物是进退失据，无所适从。既有模仿西方宗教的孔教会组织，也有坚决不入西方宗教樊篱的理性主义者，如梁漱溟、熊十力、徐复观等。问题是不以西方宗教为标准，儒家的信仰系统如何才能确立？

问题是我们一开始就很自觉地进入了西方人设定的理论框架，以为非如此，不能显中国文化之高明，显儒学之现代性乃至后现代性，儒学作为人类文化独特形态在追求国际化、世界化的过程中或者在寻求西人的认同中迷失了自己。我们并没有用中国的语言讲好儒家的故事，结果我们往往用半生不熟的西方语言来叙说、肢解儒家的故事，因而儒家自我主体性的重建、自信心的找回可谓当世之急。走出西学对儒学的肢解与割裂，回复儒学信仰之本真，让儒家信仰系统重新安定华人世界的精神生活，是当代儒学自我转化的重要向度。

三、当代儒学自我转化之二：由小众信仰与向大众信仰的转化

孔子以文自任，承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统，担当起传承华夏文化的大任，且自觉地顺应华夏文化的大流、主流而继往圣，开来学。孔子打破“学在官府”的局面，开创私学，奉行“有教无类”的原则，将教育向全社会开放。孔子的办学，如其说是专门的“教育”，不如说是向全社会开放的“教化”。虽然他奉行精英治国的理念，但在教化方面他并没有分大众与精英。孟子的“人人皆可为尧舜”，荀子的“涂之人可以为禹”，也不阻断大众教化之路。

自秦汉博士官设立以来，儒学有了师承家法，由原来向全社会开放的教化之学转化为经生文士之业，成为专门之学。而科举取士制度的设立，固然有利于儒学普及与传播，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提高了儒学的入场门槛，促使儒学在社会金字塔结构中重视上行而不是下开。谭嗣同在论及儒学传播时曾指出：中国“府厅州县，虽立孔子庙，惟官中学中人，乃得祀之；至不堪，亦必纳数十金鬻一国子监生，始赖以骏奔执事于其间。农夫野老，徘徊观望于门墙之外，既不睹礼乐之声容，复不识何所为而祭之，而已独不得一与其盛，其心岂不曰：孔子庙，一势利场而已矣。如此，又安望其教行之哉？”^[3]农夫野老徘徊观望于孔庙门墙之外，这是数千年儒生的耻辱，更是儒家教化的悲哀！由于儒家信仰没有转化为普通民众信仰，儒教只是官中学中人之教，结果“小民无所归命，心好一事祀一神，甚且一人祀一神，泉石尸祭，草木神丛，而异教乃真起矣。”^[4]

当然，谭嗣同道出了儒家信仰普及之不足，致使普通百姓异教泛滥、多神崇拜，不过，平心而论，民间儒生一直做着儒学在乡间的教化工作。儒家教化主要在两方面展开；其一是家庭，在家庭中首在敦人伦，其二是社会，在社会上主要是正风俗。儒学之所以深入人心，儒家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之所以成为中华文明的DNA，人们之所以至今依然认为“在家尽孝，为国尽忠，天经地义”，原因在此。“读书志在圣贤”，不徒科场，这是知识精英对儒家信仰的回归，也是儒家士大夫对儒学信仰的自觉。明中期以后，阳明后学尤其是泰州学派自觉地走向民间，教化大众。“固知野老能成圣，谁说江鱼不化龙。”颜钧、韩贞、朱恕等，他们努力将儒学由“士”的信仰转化为“民”的信仰。

泰州学派将儒学由士的信仰转化为民众信仰努力最终还是夭折了。先是张居正毁书院，禁讲学，继之大明倾灭，满清入关，打断了儒学发展的固有进程。泰州学派虽时隐时现，但再也不没有成为时代的“显学”。20世纪30年代，梁漱溟先生先在河南，继之在山东，从事乡村建设运动，有人称为“新泰州”，但随着倭寇的铁蹄蹂躏华夏，梁先生通过改造乡村文化生态，自下而上实现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方式被打断了。

20世纪是儒学衰退的世纪，也是儒学自我转型的世纪，进入21世纪，儒学的命运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和70年代那样的大规模地批孔反儒运动很难再来，多数有识之士意识到，在全球化的今天只有保持本民族的自我认同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个忘却自己民族信仰、没有自己精神支撑和文化徽记的民族是不值得尊敬的民族或者说不是受尊敬的民族；一个丧失了文化自信甚至丧失了自己文化特征的民族就不再成其为独立的民族。走出传统儒家信仰只是士大夫精神信仰的迷思，让儒学成为华夏民族共有的精神信仰在当代中国有特别的意义，因为这不仅仅是儒家影响面的扩大，更是中华文化传承方式的转变，中华文化的道之传承由少数学者的担荷转化为全民族的责任，“为往圣继绝学”不再是少数学者或经生文士的专门之学而成为全民性共业。

儒学由小众走向大众至少做好如下工作。

首先，广建书院和学堂。书院是儒家讲学、研究、藏书等重要机构，它如同基督教的修道院、佛教的佛学院、寺院，道教的道观一样，是儒家的道场，是儒家的精神之家。据相关学者统计，现在有书院之名文化团体、办学机构、企业会所等多达1500多所。然而全国仅县、区级行政机构多达2860多个，平均每县级单位还不到一所。广建书堂、学堂、精舍、国学馆、国学堂等，只有如此，儒学才能在基层社会扎根。

其次，实现儒学由小众信仰向大众信仰的转化需要千千万万的志道、传道、弘道的志工。书院作为道场，既可以弘道、传道，也可以培养千千万万能面向大众直接陈说的志工。在志工队伍还没有完全成熟之前，高等院校、研究机构的儒家学者走出书斋，走向基层社会，直面大众，陈说儒学主张，讲明圣学，诠释儒家义理，引导百姓认同民族精神，重建儒家伦理规范，敦人伦，正风俗。尼山圣源书院的学人在山东推动乡村儒学、一些民间善士所做社区儒学等，都为儒学由小众信仰向大众信仰转化做出了有益的探索。

再次，利用现代传媒手段，在民众中不断强化、扩大儒家的声音。书籍、报纸、杂志、电台、电视等传统媒体对宣传儒学的作用不可低估，而网络、微信等新型传媒的出现，将全民带入自媒体时代。基督教、佛教等都拥有自己的杂志、电台、电视台、网络，在传播方式上占得先机。儒家信仰不是建制化、组织化的宗教，没有组织化传播体系，在“古闻来学，未闻往教”这一思想的影响下，传统儒家将其传播过度依赖于政府与学校，一旦政府反儒学、学校废经不读，儒家学者将一片茫然，无所适从。儒学自我转化包括自我传播体系的转化，由过度依赖政府到依赖民间自组织转化，利用传统传播方式及现代手段，扩大儒家的话语权，让民众听到儒家的声音，在众多信仰中增加儒学这一信仰，让民众多一个选项，以促进中国文化的多样性发展，这也是儒学由小众向大众文化转化的客观保证。

最后，儒学由小众信仰向大众信仰的转化需要进村入户，入心入脑，真正做到内化于心，外化于形，实现以文育人，以文化人的社会教化作用。人类不同民族的竞争乃至冲突历来不是单一的竞争，而是综合势力的竞争与冲突。如果说在过去两千多年中，人类的竞争主要围绕为解决身体问题展开的话（表现为诉诸武力以对全球或区开资源实现控制和对不同部族的人群进行人身奴役），那么进入21世纪，传统的竞合模式依然存在，但动辄诉诸武力去解决全球化问题显然不合乎历史发展的潮流，可以说已经行不通，“不战而屈人之兵”或“不战而胜”等新的竞争会成为21世纪之后不同民族竞争的新常态，即传统的身体之争延伸到心灵之争、文化之争、精神之争。欲亡其国，先灭其史，欲亡其族类，先灭其文化，进入20世纪以来，儒家信仰的传播体系受到严重摧残，儒家知识分子只好退守书斋眼睁睁看着儒学信仰在民间的崩解而无能为力。21世纪，当中国从沿海到内地到处树起基督徒的“十字架”的时候；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到处复建、兴建寺院的时候，作为中国固有信仰的儒学依然锁在高等院校、研究机构的高堂大屋之中，不少学人乃至儒家研究者对这种情形依然漠然视之，这是当代儒学发展的最大不幸！儒家人物人人守土有责，守中华文化精神之“土”，让儒家价值规范及生活方式重新回到民间，进乡村，进社区，进家庭，入心入脑，内化于心，外化于形，才能真正实现儒家的灵根再植！(www.xing528.com)

四、当代儒学自我转化之三：实现儒学由重知到知行并进或知行合一的转化

儒家之学是生活的智慧学，是实践的学问。儒家一向认为，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这并非是轻知识，而重实践、重生活。为知识而知识，不是儒家传统，也不是儒家精神所在。儒学说到底就是要改变人们的生活，给人们提供一种优雅的生活方式，其学是因行而学，为行而学。力行是儒家在社会生活中存在的第一根基。“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论语·学而》）荀子也说：“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行之，明也。明之为圣人。圣人也者，本仁义，当是非，齐言行，不失毫厘，无它道焉，已乎行之矣。故闻之而不见，虽博必谬；见之而不知，虽识必妄；知之而不行，虽敦必困。不闻不见，则虽当，非仁也，其道百举而百陷也。”（《荀子·儒效》）陆游《冬夜读书示子律》也有：“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功夫老始成，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明人林鸿也留下了“一语不能践，万卷徒空虚”的名句。行在儒家思想的逻辑始点，也是儒家思想的逻辑终点。儒家信仰的逻辑建构是从行的角度立论的，而儒家思考的最终目的是利于行，为了行。

然而，自汉以来，经生文士偏重于皓首穷经，而忽视社会实践，不重视在生活中落实，宋明诸儒学以佛老的止观功夫替代儒学的实践功夫，降至近代，西学浸淫，致使知行两橛。在为知识而知识的原则下，文以载道、学以成圣的价值趋向以及儒家的人格实践之功夫已被赶出儒家学问研究的门墙之内。在价值中立原则的支配下，有知识而无价值，有学问而不信道，正如子张所说：“执德不弘，信道不笃，焉能为有，焉能为亡？”（《论语·子张》）专业之士已不是执德弘与不弘的问题，因为执德弘与不弘，心中还存有德，而当代专业知识之士的问题是德的有无问题；以儒学为研究对象学者们也不是信道笃与不笃的问题，而是对道信与不信的问题。道在许多当代学者那里早已被消解了，已经荡然无存，改信他道以攻圣贤之道，或借西人之利器以去圣贤之道才是不少学者的终身追求。

“读书志在圣贤，非徒科第”，这是中国传统文人的名训。今人读书全在“科第”，完全忘却圣贤或不知圣贤甚至诬圣蔑贤，失却了道之传承为理想的传统文化研究的现代学人，著书满屋，于中华文化道的承续究复何益？当然，我们不否认为学问而学问，为知识而知识这一近代知识论转向的意义与价值，但如果认为这是一切学问的全部甚至以此作为一切学问的标准，则大为不妥。笃信善道，传道、弘道是儒门信徒的应有之义，是其使命与理想。

从坐而论道到起而行之，这是21世纪儒家学人重要转向。当代中国，没有任何家（墨、道、法、名、阴阳等）、任何教（佛、道、回、耶等）像儒家那样在研究机构、高等院校荟萃了如此多研究人才与学术精英，但儒家的学堂、书院与遍布城乡的“十字架”相比，甚至与到处兴建的寺院相比，情形如何呢？儒家信徒的数量与基督徒的信众、佛教的信众相比，情形又是如何呢？相信每一个人心里都有数。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代中国，不乏指点江山、谋划未来、气吞千古，甚至想“为万世开太平”的“医国手”乃至“医天下手”的儒家学者，却鲜见脚踏实地、埋头苦干儒家的布道者、传道士，这是近代儒学不昌的重要原因。

21世纪儒家人物的重要使命就是使历代圣贤的潜德幽光转化为显德明光，让儒家之游魂重新复体，使遮蔽了的“良知”在每一个人心里再现光明，让民族的灵根复活与再生。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千千万万对儒学有同情的了解乃至有敬意的布道士、传道者付出艰苦的努力，需要大量的学者从坐而论道到起而行动，需要他们走出书斋，侧身民间，走向社区，走入乡村，走进学校，走向企业，与大众打成一片，真正的了解百姓，同情百姓，取信百姓，才能引导百姓向善，实现儒学的大众化、草根化、生活化、实践化，让儒学重新回归百姓生活，重新成为百姓的信仰。

如果说20世纪的儒学问题是面对西学挑战努力实现自身理论的现代性转向的话，那么21世纪的儒学问题是儒学由理论到实践层面、操作层面的转化，向百姓生活中去落实，由知到行或者说由重知识到重行动的转化。

那么儒家学者如何行或怎样行？有的学者主张走“上行”路线，认为只有通过自上而下的推行儒学才能复兴的可能；有的主张走“下行”路线，即认为自下而上才最为可靠。我们认为，儒家的基本精神是随感随应、当下即是，因而儒家推行不必设地画牢，而是要因地制方，能行则行，能行就行，怎么方便即怎么推行，就是说一个人所处区域不同，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不同，社会影响力的大小不同，应根据自身的特点制定符合自己特点的行动方案。一位中学或小学教员，就根据自己课程特点去推行；一位班主任，就在自己的班里行；作为校长，可以在自己学校里行；一位教育局长，就在自己所属教育局里推行；一位企业老板，就是在自己本公司去推行；一位村长，就将自己治下的村落打造成儒风孝道之乡……一句话，儒学推广是人人可行，人人能行。

能行则行，当下即行，包含两层意义：一是身体力行，二是推行之行，这两层含义是互为因果的。只有自己身体力行，才能去推行；而推行本身就是身体力行的重要方式。自己不力行，无法让别人去行；要求别人行，首先是自己行；只是自己行，而不去推行，可谓“明明德”，没有“亲民”，既身体力行，又努力推行，才做到了既“明明德”，又“亲民”，此可谓明体达用。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儒学是一个开放、包容的思想学说与信仰体系，学习他者是儒家文化的重要特征。今天的儒家信仰者必须虚心向基督教、佛教等布道者学习，当激进的知识分子从事家庭革命的时候，基督教在中国悄悄走进了家庭，创设基督教家庭教会；当乡村衰退、荒芜，成为留守的“三八”（妇女）、“六一”（儿童）、“九九”（老人）时，基督教走入乡村，而佛教尤其是台湾的人间佛教通过慈善、演讲录、光盘、电台等各种方式收引信众，这些推行模式儒家信仰者都应学习与效法。

五、当代儒学自我转化之四：由区域性精神资源向全球性资源的转化

孔子是鲁国人，但孔子学说不是为鲁国人设计的，而是为天下人设计的。儒学是中国的，同时也是世界的；儒家的价值观不仅仅适应于中国人，而是适应于所有的人或者说所有称之为人的人。儒学顺应中华文化的大流而来，由中国主流意识形态而走向东亚，甚至通过传教士传入欧洲，这就告诉人们，儒学可以而且能为所有称之为人的人所理解。

儒学早在公元前3世纪的箕氏时代，孔子思想与汉字一起就传到了朝鲜。1世纪到7世纪朝鲜半岛分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时代，儒家思想成为朝鲜半岛的主流意识形态。372年，高句丽模仿中国的教育制度建立“太学”，以儒家的五经即《诗》《书》《礼》《易》《春秋》和前三史即《史记》《汉书》《后汉书》作为教育贵族子弟的教材，并且派留学生前往中国学习。韩国是当今世界保留儒家传统最好的国家之一，韩国同时是当今世界唯一为孝立法的国家，世界上唯一设孝学科的国家。在韩国的历史上，出现了像李退溪、李栗谷、曹南冥等一些儒学大师。

韩国在成均馆举行的祭孔典礼是当今之世最富有文化意义与敬仰意义的祭礼典礼之一。本人在韩国成均馆大学明伦堂前亲眼目睹且感受到庄重、典雅的“告由礼”，有幸看到过在成均馆明伦堂前依照明代的礼乐举行的婚礼。韩国传统的园林艺术、建筑都带有浓厚的儒家气息，如由韩国著名儒家人物林时烈（1607—1689）创建的位于韩国忠清北道槐山郡华阳里的华阳九曲园林就体现了这一特点。其中“华”即中华，“阳”即《易经》一阳来复之意。华阳九曲园林希望中华能否极泰来，重新复活。宋时烈，相当于中国明末清初时期韩国名臣、儒家学者。该园林布局处处体现出“小中华”的意境。宋时烈等韩国名儒对儒学的热爱，一点也不逊色顾炎武、王夫之、黄羲之、朱舜水等人，一位韩国儒者为什么对儒学有如此情怀呢？是因为儒学在韩国已经成为儒教徒们的人生信仰。

有的学者认为，早在春秋时代，越王勾践灭吴，吴国大量难民东渡日本，有的日本人认为自己是泰伯的后代。方士徐福东渡，带着三千童男童女、百工、五谷种子，不知所踪，有人认为去了日本。日本多处有徐福的遗迹、故事流传。日本前首相羽田孜认为自己的祖先姓秦，是徐福东渡之人的后代。

儒学作为一种学说是通过韩国传入日本的。百济学者阿直岐以及王仁带着《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进入日本。604年，圣德太子以《论语》《孟子》为根据，制定宪法，即圣德太子宪法，根据中国的典章制度进行改革，即大化改法。630年起，日本先后派出了13批，总计约五千人的遣唐使，大规模地学习中国文化，主要是儒家文化。

江户时代（1603—1867）长达260多年时间里，儒教在日本盛极一时，由宫廷普及到民间，成为日本人的普遍信仰，出现诸如朱子学、阳明学、古学、折中学等众多学派。1868年，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走向了近代的天皇制，开始了脱亚入欧的过程。

中越之间山水相连，为中越之间文化提供了便利。而秦汉到唐代，越南长期处在中国的统治之下，政治制度、文教制度乃至语言文字等各方面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加上越南早期典籍认为自己是神农氏的后裔，进而强化越南与儒学之间的亲和力。儒学在很早就传入越南，传入越南的时间不会晚于传入朝鲜半岛的时间。前214年，秦王朝平定越南，在越南中北部设象郡，随后迁入手工业者、商人、囚徒以及士人，儒学随之带入。前111年，汉武帝平定乘中原内乱建立的割据势力，在越南中北部设交趾、九真、日南三郡。直到968年，越南才取得了半独立的状态。此后越南经历了丁朝、前黎朝、李朝、陈朝、后黎朝、阮朝等时期，直到1884年，越南沦为法国殖民地，越南才结束与中国藩属国的关系。在近千年的历史行程中，儒学长期扮演着越南的主流意识形态角色。儒学同样随着华人向东南亚迁徙，进入了东南亚地区。新加坡、马来半岛、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地区，孔教会、儒学会等社团在这些地区依然存在，不少华人依然保持自己的文化传统。

明朝中期以后，欧洲耶稣会士源源不断地来到中国，由沿海而内地，力图打开向中国传教之门。他们在向中国输入基督教的同时，也带来了西方的文化。为了传教的便利，自罗明坚、利玛窦、殷铎泽、艾儒略、南怀仁、白晋等人起，就学习华语、顺应中国的习俗、穿上儒服，个别人甚至要求归化中国。不熟悉儒家经典，就无法与中国上层士人对话，他们开始研究儒学经典，翻译并介绍儒家经典到欧洲去。儒家经典的翻译与介绍在欧洲产生重要的影响，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沃尔弗，法国百科全书派的思想家霍尔巴赫、伏尔泰、狄德罗，重农学派的代表人魁柰，等等，都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朱谦之先生曾说：“百科全书派在法国风动一时，其来源则在中国，这一点很少人注意到。”“百科全书派崇拜理性，其结果在法国革命时候，便有人提倡理性教为国教，……实际则此理性的宗教正是在华耶稣会士所极力攻击的‘理’之变形，是从中国贩出来的。”^[5]孔子曾对欧洲产生过重要影响，相信未来依然会产生影响。

儒学产生于中国，从源头的意义上讲它属于区域性文化资源或精神资源，然而它具有普适性，故而它拥有走向世界，成为全球性资源的意义与价值。首先，儒家的人禽之辨指向普遍性或普适性，儒学本质上是人学，是哲学的人学，人禽之辨是其哲学的逻辑起点。儒学关注的中心问题是人与禽兽的本质差异在哪里的问题，人是怎样才算是人，人如何成为完美的人、理想的人的问题。无论东方人，还是西方人，只要是人，只要人还想做人，儒学对人就有启发与意义。其次，儒学理论本身积极地推展其普遍性，“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队，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故曰配天。”（《中庸》）“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即凡是人没有不尊敬父母的，“故曰配天”，天是最大的普遍性与超越性存在，“配天”就是指儒学指向最大的普遍性与超越性。再次，儒学历史上由中原地区走向东亚、东南亚以及欧洲的事实说明，儒学具有由区域性转化成为全球性资源的能力。

儒学由区域性资源向全球性资源转化，并不是要取代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文化、佛教文化等其他文化形态在欧洲、美洲、中东、南亚、非洲等地区的存在，而是成为全球不同区域文化的有益补充，成为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文化、佛教文化自身发展、完善的资源。“道并行而不相悖，万物并育而不相害”，这是儒家的文化理念；“和而不同”是儒家文化多样性企盼；“保合太和”，即实现天地变化之道的最大和谐是儒家的追求。“并行不悖”是前提，“和而不同”是方法，“保合太和”是目标。“并行不悖”即儒家文化、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文化、佛教文化等在世界上共同存在，并不相互妨害；“和而不同”即儒家文化、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文化、佛教文化等应相互尊重，各自保持自身独立性而和谐相处；“保合太和”即儒家文化、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文化、佛教文化等相互学习、相互吸收，充分完善自己，实现人类文化最大的和谐。

20世纪的中国是急剧变化的，为应对这种急遽变化，中国儒学在先辈的努力下不断作出自我调整，以适应中国社会的要求，由此形成了儒学的宗教形态、实践形态、知识化形态以及民间形态。21世纪是中华民族逐梦的世纪，中国在世界上崛起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的历史潮流，儒学面临着由伦理规范向信仰、由小众到大众、由知到行、由区域性资源向全球性资源的四种转化。这是时代赋予儒学的新使命，也是儒学自我展开、 自我完善的重要形式。

（作者简介：颜炳罡，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Four Modes and Approaches to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of Contemporary Confucianism

Yan Binggang

Abstract: As the backbone of Chinese culture， Confucianism is a new form of cultural system， which continually transforming and developing creatively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ety.In the 20th century， as a response to the western challenge and echoing the Chinese modernization requirements， Confucianism develop into four forms: the religion form represented by Confucian Association， Confucianism practical form represented by Rural Construction School， Confucianism knowledge form represented by academism scholars， folk Confucianism form represented by folk well-doers.In the 21st century， Confucianism should realize the contemporary transformation on four aspects in order to deal with global issues and Chinese beliefs lost: firstly，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ethical norms to spiritual beliefs； secondly， the transformation of believers from a small minority or elite group to mass society； thirdly，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emphasis of knowledge explanation to the focus of human life experience and practice； additionally，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regional resources to global resources， so as to rebuild the common spiritual beliefs of the Chinese world and overcome the self-identity crisis brought by globalization.

Key words :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 beliefs ； mass society ； practice ； identity

【注释】

[1]黑格尔著，王太庆译：《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19页。

[2]李士钊编：《武训画传》，山东省内部资料性出版物准印证，2006年，第44页。

[3]《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53页。

[4]《谭嗣同全集》，第353页。

[5]朱谦之：《中国哲学对于欧洲的影响》，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