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的未来：中西文化对比的研究成果

张　践

摘　要：中国主流知识分子认为儒学不是宗教，但是也不否认儒学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发挥着与西方基督教一样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作用。对比中西文化发展的路径，以基督教的在现代西方社会转型发展的经验作为借鉴，我们可以推测，经过现代政治、经济、科学、文化大潮的洗礼，儒家文化中“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文化基因，完全可能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背后最深层的文化基因、终极价值。

关键词：儒学；基督教；现代化；道德教育

中国主流知识分子认为儒学不是宗教，但是也不否认儒学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发挥着与西方基督教一样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作用。对比中西文化发展的路径，以基督教的在现代社会转型发展的经验，也许我们可以对未来儒学的发展进程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

一、当代中国的迫切问题及其出路

当代中国社会正在出现一种奇怪的逻辑悖论，似乎经济的发展与道德的进步走上了相反的道路。古人云：“衣食足而知荣辱，仓廪实而知礼仪”。当代的中国经过了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发展，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同层次人民的生活水平都获得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可是与经济发展成反比的是，人们的道德水准似乎降低了。显然“衣食足”“仓廪实”仅仅是“知荣辱”“知礼仪”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有前件不必然有后件。官员贪腐、学者剽窃、商人造假、学生舞弊之类的新闻不绝于耳。三聚氰胺牛奶、苏丹红炸鸡、塑化剂饮料、地沟油餐馆……人民连想吃到一口卫生安全的食品都成了奢望。人民迫切希望知道，造成如此严重社会问题的症结何在？应当如何化解这种精神现象方面的社会危机？

为了解决中国当前出现的道德危机，习近平主席指出：“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广泛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积极引导人们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追求高尚的道德理想，不断夯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道德基础。”弘扬中华美德，培养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其目的都在于思想道德建设。那么应当如何构建当代社会的新道德呢？习近平主席在2014年9月24日“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次会员大会”上指出：“当今世界，人类文明无论在物质还是精神方面都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物质的极大丰富是古代世界完全不能想象的。同时，当代人类也面临着许多突出的难题，比如，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物欲追求奢华无度，个人主义恶性膨胀，社会诚信不断消减，伦理道德每况愈下，人与自然关系日趋紧张，等等。要解决这些难题，不仅需要运用人类今天发现和发展的智慧和力量，而且需要运用人类历史上积累和储存的智慧和力量。”借助古代圣贤的智慧和力量是重建当代道德伦理的一个方向。如果我们将目光投放到全球的范围，那么我们会惊诧地发现，世界各国伦理的焦点都会指向一个时间段——“轴心时代”。

1948年，德国历史学家雅斯贝斯揭示了“轴心时代”这样一种文化现象。他指出：在经历了史前文明和古代文明以后，大约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一些最不平常的历史事件。“在中国，孔子和老子非常活跃，中国所有的哲学流派，包括墨子、庄子、列子和诸子百家，都出现了。和中国一样，印度出现了《奥义书》和佛陀，研究了一直到怀疑主义、唯物主义、诡辩派和虚无主义的全部范围的哲学可能性。伊朗的琐罗亚斯德传授一种挑战性的观点，认为人世生活就是一场善与恶的斗争。在巴勒斯坦，从以利亚经由以赛亚和耶利米到以赛亚第二，先知们纷纷涌现。希腊贤哲如云，其中有荷马，哲学家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和柏拉图、许多悲剧作者，以及修昔底德和阿基米德。在这数世纪以内，这些名字所包含的一切，几乎同时在中国、印度和西方这三个互不知晓的地区发展起来。”^[1]人类社会不仅存在“圣贤”几乎同时产生的现象，更重要的是“直至今日，人类一直靠轴心期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自那以后，情况就是这样，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忆，或曰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动力。”^[2]雅斯贝斯“轴心时代”的学说，是对人类文化发展模式的一种正确总结，世界各国人民，在每一次重大的历史发展关键期，总是要重新回顾并反思自己的历史传统，为新的发展提供精神上的原动力。对历史的反思、回归，并不是无限的、盲目的，基本都是指向各民族的轴心时代。

那么为什么世界各地都会出现向轴心时代“回归”这样一种文化现象呢？笔者认为：从生产工具发展水平上看，轴心时代的文明属于铁器文明，以坚硬的铁器作为主要生产工具，使人类社会迸发出了巨大的爆发力，迅速建立以独立家庭、私有制和地缘国家为主要标志的人类文明体系。如果我们作一个比喻，那么轴心时代就如同人的青春期，是一个人身体和思想的成熟时期。人类的文明发展也是这样，在轴心时代所形成的社会体制和文化类型，可以说至今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那个时期的圣贤所面对的人类社会问题，也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是当时人类文明发展水平尚低，人生面临的问题也比较简单，所以孔子、老子、佛陀、耶稣、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先哲面对人类困惑进行的思考，至今仍然对我们的生活具有启迪意义。因此才会发生雅斯贝斯所注意到的现象：即人类文明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期，人们总是到轴心时代的文明经典中去寻找解决的方案和前进的力量。

二、西方国家基督教的现代转型

尽管世界各种文明的“圣贤”“先知”产生的时间相近，但是他们所属的文化类型却很不相同，从而造成了世界文明五光十色的风采。归纳世界文明的发展路径，无出马克斯·韦伯所说“先知神启型”和“道德楷模型”两大类型，而西方和中国则是这两种类型的代表。

西方国家走的是“先知神启型”的道路。基督教的《圣经》来自犹太教的古老传说，《旧约》记载远古犹太人在出埃及的艰苦旅程中，犹太族的先知摩西到西奈山上接受了上帝的指令，与上帝立约，因而得到上帝的保佑，才实现了本民族的繁荣。在“轴心时代”，“从以利亚经由以赛亚和耶利米到以赛亚第二，先知们纷纷涌现”从而导致《圣经》集结成书，为之后基督教的出现奠定了基础。相信先知传达的上帝“神启”是信奉基督教的基本要义，所以西方文化的一切道德伦理依据，都在于上帝的言论和指导。尽管经历了启蒙运动后的资本主义革命，基督教的政教合一状态得以改变，但是在道德伦理领域，基督教价值依据地位并没有变化。

一个民族、一个社会必须根据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不断修正自己的前进轨迹，变革社会制度。但是一个民族、一个社会无论如何变化，总会有一些基本的东西不能变，或者说不会变，这样才能保持其特有的民族性，稳定社会。西方国家在文艺复兴时代，对黑暗的中世纪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基督教受到的冲击绝不亚于儒家文化。但是基督教并没有因此消亡，除了少数思想家走上了无神论的道路，大多数思想家则是走向改造基督教，重新诠释基督教的道路。欧美主要发达国家，都走上指导国家政治生活的政治意识形态与指导公民道德生活的终极价值分途的道路。在启蒙运动中激烈批判基督教的思想家卢梭，朦胧地提出了一个大胆设想——建立“公民宗教”（Civil Religion）。他说：“每个公民都应该有一个宗教，他信仰的那种宗教能够使他们热爱自己的责任，这却对国家关系重要大。”^[3]在他看来，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就是一个没有道德的人，一个不遵守法律的人，也就是一个无恶不作的人。所以公民都应当信仰宗教。但是这个宗教不是中世纪那种排他性的基督教，而是经过宣言重建的“公民宗教”。“公民宗教教条应该简单，条款不多，词句精确，也不必注释。全能的、智慧的、仁慈的、先知而又圣明的神明之存在，未来生命，正直者幸福，坏人遭惩罚，社会契约与法律的神圣性，——这些都是正面的教条。反面的教条我只把它限于一条，那就是不宽容。它是属于我们所已经否定过的宗教崇拜的范围之内。”^[4]经过教外启蒙思想家和教内宗教改革家双向努力，“公民宗教”的实践在欧美大多数国家已经基本实现。一方面国家制定宪法规定了政教分离的原则，防止任何宗教再度获得国教的特殊地位，另一方面基督教作为整个欧美政治文化的底色，成为政治权力合法性的文化符号，道德理论的终极依据，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起到了稳定价值、和谐群体、消解矛盾、提供理想的作用。

德国哲学家康德用严谨周密的哲学理论证明，人的理性思维不能作用于“自在之物”，而只能认识自在之物作用于人的感官产生的现象。可是人在认识现象时，总是用自己的先天实况范畴去整理接受的感觉，因此人们认识到已经不是自在之物本身了。在康德看来，人们为了把自己的知识不断推向前进，最终是要在实践上日益趋向道德的目的，所以人必须努力追求对自在之物或物自体的知识，这时，自在之物就是人们出于理性的本性而设定的“理念”，即灵魂、宇宙和上帝。它们虽然不能被认识，却可以被信仰。康德指出：“基督教学说，即使不被看作宗教学说，也在这一点上提供了一个关于至善（上帝之国）的概念，唯有这个概念才使实践理性这个最为严格的要求得以满足。”^[5]康德将实践理性建立在“灵魂不朽”“上帝存在”等“元伦理”基础上，根本的原因也在于无法在现实的世界找到“至善”与“幸福”的统一性，解决社会各阶层人民的伦理共识问题。故道德伦理只能用实践理性来解决，也就是信仰上帝。在康德以后，西方文化体系中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走上了二元化的道路。尽管科学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基督教信仰仍然是全部文化体系的终极价值。进入现代社会，社会经济、教育、科学的发展必然推动人本主义和理性的发展，宗教文化中理性与人本因素也随之不断增大。但尽管宗教文化受到世俗文化的挤压，但在很长的历史阶段内，它仍然不会被世俗文化所取代，它的心灵家园和道德高地价值不会丧失。特别是在近代实行政教分离制度之后，宗教组织、宗教界人士不再与政治权力相结合，受权力腐蚀的影响渐小，更凸显了其价值的崇高性和终极性。未来社会的宗教文化和世俗文化会既有摩擦张力又有沟通互补，二者将长期共存并在互动中发展。

以当代美国为例，基督教思想在学校的青少年道德教育工作仍然占有决定性的主导地位。在法律的层面虽然颁布了宗教与政治、宗教与教育分离的法令，严格限制在公立学校中进行宗教活动。但是作为美国立国之本的基督新教，却时时处处不离教育领域。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教育部部长威廉·班尼特（Willam Bennett）指出：学生们不理解宗教信仰在美国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就不能掌握美国的政治和道德文化。^[6]公立学校虽不能组织学生进行宗教仪式、祈祷，却可以开设宗教文化之类的课程，以文化的形式使学生认识各种宗教，特别是基督新教。学校不可以阻止学生到教堂参加宗教活动，而且如果当学校活动和学生的宗教信仰相抵触的话，校方不可以勉强学生参加校方活动。至于私立学校的情况，由于81%的学校都有宗教资助的背景，所以在学校里进行宗教教育和开展宗教活动更是成为必然的事情。法国著名学者维克托尔在《美国的民主》一书中，这样评价宗教在美国人道德生活中的作用。他说：“法律允许美国人做他们所愿做的，宗教则阻止他们进行欺骗，禁止他们做那些鲁莽的或不公正的事情。上帝是一个更高的、道德的、最圣洁和全能的存在者，只要按照他的话语去做就能保证至善，上帝是道德行为与秩序的最后保证。”^[7]

三、未来儒学在中国社会的作用

中国经历了春秋战国的思想巨变，再想恢复传统神灵的神圣性已经不可能，中国人沿着孔子、孟子的思想轨迹走上了“道德楷模型”卡里斯玛模式，具体表现就是中国古代社会长期流行的“圣贤崇拜”。《礼记·祭法》：“夫圣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菑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非此族也，不在祀典。”这实际上是对古代宗教中圣贤崇拜的理性化解释，那些被世代祭祀的圣贤，如神农、燧人、有巢、社稷、烈山、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等，都是因为他们有功于族人，所以世代香火不绝。后代祭祀他们，并非因为他们是何方的神圣，而由于他们是本民族的英雄。这些圣贤的英雄业绩，其实正是整个民族长期实践的结晶，虽然不是出于某某神祇的启示，但是具有与先知预言一样神圣的效力。孔子、老子等先哲在轴心时代写出的经典经过了几千年的历史检验，已经变成了不证自明的公理，可以成为全体国民日常生活的精神指南。

中国自春秋战国时代便走上了“敬鬼神而远之”的人文主义道路，那么道德伦理的终极依据在哪里呢？翻翻中国的圣经——《论语》，虽然偶然也会提到天命，但是绝没有西方式的上帝说如何如何之类的字眼。中国道德伦理的终极依据在于自反本心，也就是“忠恕之道”。“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孔子将“忠恕之道”当成仁学中“一以贯之”的实践原则，可见对忠恕之道的重视。宋儒朱熹在注疏“忠恕”时指出：“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基本反映了忠恕之道的含义。“尽己”就是主观意志的反省，要求人在处理与他人关系时，不要仅仅以个人的主观欲求为出发点，而是以我希望别人也能如此对待我的普遍原则作为出发点。如子贡所说：“我不欲人加诸我者，吾亦欲无加诸人。”（《论语·公冶长》）“恕”则是以己推人，从提倡的方面讲，“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论语·雍也》）从禁止的方面讲，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

当代中国已经进入了以市场经济作为物质生产基础的现代社会，必然催生出不同于自然经济或计划经济时代的新观念，如产品的所有权观念、商品公平交换观念、优胜劣汰的竞争观念、永无止境的增值冲动、重视功利的实用主义立场，等等。在这些观念的背后，是一种以个人为本位的价值系统，完全不同于自然经济背景下家族本位和计划时代的集体本位。简单地拿革命时期的英雄人物的事迹教育当代青少年，他们会觉得离现实生活太远，很不真实。一些文艺作品中的好人好事，总是让人感到没有依据。市场经济的价值观念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迅猛发展，但也造成了相当严重的伦理问题，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完全建立在各自不同的利益关系之上，那么人类是否可以获得共同伦理呢？

儒家的“忠恕之道”完全可能穿越利益的对峙，为转换“个体本位”的价值系统与“集体本位”的价值系统提供一套切实可行的方法。我们不否认在市场交易的双方存在着利益上冲突，你多得一点，我就得少得一点。但是这时我们只要设身处地为对方着想，将心比心，推己及人，那么经济活动中就可以多一分诚实，少一分欺诈；市场交易就可以多一分安全，少一分犯罪；在社会生活上人与人之间就会多一点关爱，少一点摩擦，整个市场经济的运行就会大大加快，大家所能获得的总体利益也就会更多。由此可见，传统文化是一种重要的精神资源，它以其稳定性、超越性、世俗性、神圣性，可以很好地发挥稳定价值，建立共同理想的作用。以儒家的核心伦理“忠恕之道”对广大青少年进行道德教育，就可以使他们获得一种具有方法论意义的伦理方法，使他们能够学会自己应付各种社会问题而不迷失方向。

从儒家“仁”学的“忠恕之道”出发，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伦理道德体系，首先是家庭伦理。《说文》解释“仁”字时说“仁：从人从二”，也就是说仁的内容并不复杂，就是讲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了自我意志反省、以己推人的方法，我们就可以获得处理世界上一切社会关系的方法。古人所谓的人际关系，主要就是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这五伦，忠恕之道是处理好这五方面关系的根本原则。子思在《中庸》里引孔子的话说：“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具体表现为：“所求乎子以事父”，“所求乎臣以事君”，“所求乎弟以事兄”，“所求乎朋友先施”。也就是说，人希望自己的儿子孝敬自己，首先要孝敬自己的父亲；要想使臣下忠于自己，首先要忠于长上。孝道不仅出于血缘亲情，也符合于社会生活中的相关逻辑。在社会生活中，青少年接触最密切的，无过于其父母。因此道德的外推，首先将及于父母。“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一个人如果连他的父母都不爱，连对父母尽孝道的义务都不愿意承担，怎么可能爱国家、爱国君，为天下尽义务呢？所以说孝悌之道是仁的根本。在古代宗法国家里，国是家的延伸，君权是父权的扩大。在家孝敬父母，遵守家规，出门也不会去做乱臣贼子。孔子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同上）他把以孝为核心的家族伦理与其他社会伦理结合了起来，使宗法家族的道德沿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线路，转化成了一种社会的公德。(www.xing528.com)

其次是政治伦理。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在统治者的政治实践中，要以仁道推及于百姓，自然就是仁政。所以说：“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同上）儒学把社会关系视为人际关系的延伸，孟子把仁学的思想用于社会政治，那么统治者只要能够反思自己心中的善性，就可以建立统治和谐世界的善政。孟子发挥了曾子、子思“内省”“外推”的“挈鉅之道”，从君子的仁爱之心，推出圣王的“仁政”“王道”。孟子政治学的出发点是“恻隐之心”这个“善端”，他把人人见到孺子将落入井中都会产生的“怵惕恻隐之心”称为“不忍人之心”，即人类不忍见到同类受到伤害之心。他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孟子·公孙丑上》）如果能够保养、发扬这种“不忍人之心”，将其用于政治领域，像对待“孺子”那样对待人民，就可以顺利地治理天下。这种“不忍人之政”，就是孟子政治学的核心理念——“仁政”。孟子周游列国，竭力向诸侯国君宣扬自己的仁政主张。他说：“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孟子·公孙丑上》）“王如施仁政于民，……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孟子·梁惠王上》）在孟子的笔下，仁政就是最好的善政，可以得到人民衷心的拥护，无敌于天下。现在的青少年，就是将来建设国家的栋梁。现在他们学会了儒家的仁政德治伦理，将来走上政治舞台，将会成为人民的公仆而不是鲸吞人民血汗的贪官。

最后是自然伦理。在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中，还应当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如何，人应当如何对待自然等。关于儒家的自然观，已经有很多专门的著作进行研究，不须本文赘述。笔者研究的侧重点是，儒家的自然观与“仁学”的关系。孟子发挥说：“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儒家的仁爱精神不仅限于人，而且也是可以推及于自然万物的，以仁爱之心对待自然存在的一切动物、植物。当然孟子讲“爱有差等”，当然要把对于人的重视置于动物、植物之前，这一点也是无可置疑的。为了强调爱护自然与仁爱精神的联系，曾子曰：“草木以时伐焉，禽兽以时杀焉。夫子曰：‘伐一木，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大戴礼记·曾子大孝》）这段话初看似乎不近情理，乱伐草木，滥捕禽兽好像与孝道无涉。但是如果我们理解儒家把仁爱的最基本对象定义为父子关系，对于其他事物的仁爱都是敬亲孝父的延伸，那么破坏自然的行为至少可以说明孝亲之行还不够真诚、彻底。再进一步发展，破坏自然的行为也会对自己的父兄造成伤害。

儒家从仁民爱物推导出万物一体、天人和谐的思想。宋代大儒张载《西铭》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仁者心目中理想的天人和谐社会，他说：“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8]这段文字以一种宏大的气魄、广博的视野来关照宇宙人生，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天人和谐、社会和谐、心灵和谐的美好愿景。其中关于天人关系，张载认为人是自然的产物，天地就是人类的父母，人类应当像孝敬自己父母那样敬畏自然、尊重自然。天地的阴阳二气构成了人的身体，太虚至清神化之性构成了人的本性。人应当按照天道运行的规则去修养自己的人性。按照天人合一的观点，天下万民都是天地为我们生出的同胞兄弟，宇宙万物则是天地赐予我们的朋友和伴侣，要像对待自己的兄弟、朋友一样善待人民和万物。特别说到自然界的动植物，张载反对将人类凌驾于自然万物之上，他认为：“人当平物我，合内外……只为天理常在，身与物均见，则自不私，己亦是一物，人常脱去己身则自明。”^[9]在张载生活的农耕文明时代，人类改变自然的能力还比较低下，没有大规模破坏自然的情况，思想家们考虑更多的则是如何顺应自然，以便获得更多的物质财富。但即使是在农耕文明时代，自以为是也会受到自然的惩罚。那么在工商文明时代，人类已经掌握了足以毁灭地球几十遍的能力，如果再不对自己的行为有所反省和节制，自然对人类的惩罚将会极为严重。

总之经过现代政治、经济、科学、文化大潮的洗礼，儒家文化中“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文化基因，完全可能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背后最深层的文化基因、终极价值。儒学不是宗教，也不可能成为中国的所谓“国教”，但是儒学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已经得到了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获得了国民教育体系传承的地位，成为当代中国的“国学”，其地位一点也不亚于西方的“国教”。

（作者简介：张践，国际儒学联合会教育传播普及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Confucian Prospect in Sino - Western Culture

Zhang Jian

Abstract: Confucianism is not taken as religion in the mainstay of Chinese intellectuals， yet they never hesitate to acknowledge the ideological role of Confucianism in Chinese leading ideology， just as Christianity in Western societies.Comparing with distinctive routes in both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 as well as learning from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Western Christian tradition， we would positively propose that Confucian cultural gene revealed in “stressing humanity， focusing on people's rights， sticking to integrity， upholding justice，attempting harmony， and aspiring for common good” could invariably develop into the cultural base and ultimate value for modern socialist kernel value， being facilitated by the creative introduction of modern political， economic，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cultivation.

Key words: Confucianism； Christianity； modernization； moral education

【注释】

[1]卡尔·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4页。

[2]《历史的起源与目标》，第14页。

[3]卢梭著，州长治译：《社会契约论》，载《西方四大政治名著》，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15页。

[4]《西方四大政治名著》，第416页。

[5]康德著，张永奇译：《实践理性批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62—163页。

[6]李萍、曾华生：《美国德育的特征及其思考》，《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3期。

[7]转引自宋晓甜《美国宗教对我国德育工作的启示》，《改革与开放》2013年2月刊。

[8]《正蒙·乾称》，《张载集》，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62页。

[9]《经学理窟·学大原》，《张载集》，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2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