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历史使命

吴　光

摘　要：本文简要回顾了儒学在中华文明发展史和当代中国思想史的命运，指出2500多年的儒学史，是“盛衰交替，曲折发展”的历史，当代中国的儒学则经历了“衰极而兴”的命运，正在出现全面复兴的新趋势。在此基础上，作者从推动民主仁政、提升全民道德人文素质、促进功利社会的良性竞争、辅助建立法治社会的道德正义四个方面论述了儒学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进程中所应承担的历史使命和发挥的作用。

关键词：儒学命运；当代使命；民主仁政；敬畏

一、百年儒学的命运：衰极而兴

1.千年儒学的命运：盛衰交替，曲折发展

儒学自诞生以来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它从一开始就由孔子规定为“修己以安百姓”的政治特性，故与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与社会的治乱兴亡及百姓的祸福忧乐紧密相连。纵观2000多年的中国王朝兴替史，儒学的命运也往往与王朝的兴替密切相关，经历了盛极而衰、衰极而兴的曲折发展。但似乎也有一定规律，即盛世崇儒，衰世反儒，儒学的核心价值（如仁爱、民本、礼义、诚信、和谐、忠敬等）是历久弥新的，而其核心价值观则是与时俱进的（如孔子讲“仁本礼用”、孟子讲“仁义礼智根于心”、《管子》讲“礼义廉耻，国之四维”、汉以后讲“三纲五常”等）。西汉武帝盛世，采纳董仲舒“抑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建议，儒学开始定于一尊，经学大兴。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大乱，佛道兴盛，儒学衰落，到盛唐时期，儒学开始复兴，儒家经典文献得以系统整理。北宋统一中国，儒学转型，从经学转型为理学。元朝蒙古族入主中原，推行民族歧视政策，儒学极衰，至明朝国力强盛，儒学再度复兴。理学、心学交相辉映。至清代满族入主中原，实行文化专制政策，“修己治人”的儒学变成了竞相考证的“朴学”，儒学实际上再度衰落，到了清末，随着西学的引进、新学的兴起，儒学受到西学、新学的冲击而日益衰落。

2.当代儒学的命运：衰极而兴

尤其是从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以来，儒学被当作中国封闭落后的替罪羊受到同声指责，或被当作“封建主义”“专制主义”的代名词遭到严厉批判，社会上流行的是“打倒孔家店”“礼教吃人”“以理杀人”之类反儒学的极端口号，直到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儒学及其所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受到了全面批判、全盘否定乃至陷入极度衰落的地步。

然而，儒学即便是受到全面批判、被全盘否定而极度衰落，用现代新儒家唐君毅的话来说是“儒门淡薄，花果飘零”，但儒家学者并没有屈从时势，而是坚守儒道、弘扬儒学。于是在近现代出现了一批新儒家学者，创立了现代新儒学的新形态。其著名的代表是以马一浮为代表的新经学，以熊十力、牟宗三为代表的新心学，以冯友兰为代表的新理学，还有梁漱溟、贺麟、方东美、唐君毅、徐复观、张君劢等独具体系的新儒家思想家，为儒学在当代的复兴开辟了思路，奠定了基础。毋庸讳言，当代中国已经出现了儒学复兴的新趋势。

自1976年中国共产党粉碎了代表极“左”路线的“四人帮”进入“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来，中国社会出现了从经济复兴到文化复兴的新局面。而进入21世纪特别是2010年以后，中国在30多年改革开放的基础上进入了和平崛起新阶段，儒学也随着小康盛世的出现而进入“重整旗鼓，衰极而兴”的新阶段。出现了“文明对话”论、公民儒学、生活儒学、政治儒学、民主仁学、新仁学、新儒教等多种儒学新论述，可以说，当代中国已经开始了儒学复兴的新进程。

关于儒学在当代的复兴，我曾在所撰《中国当代儒学复兴的形势与发展方向》一文中概括了当代中国儒学复兴的十大标志：一是连续不断地举行以儒学发展为专题的国际国内学术会议；二是儒学团体如雨后春笋；三是建立儒学院、国学院、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等专业研究机构；四是在世界数十个国家创办了300余所孔子学院；五是树立孔子铜像和大儒铜像；六是各地恢复孔庙、定期举行祭孔弘道活动；七是创办或恢复旧式书院、孔学堂，开展读经活动；八是出版大量与儒学相关的专著、丛书、期刊等；九是政府改变了对待儒学与祭孔活动的态度，从过去的批判、观望到支持、参与；十是官方意识形态乃至核心价值观念中的儒学元素日益增多。这都说明儒学在当代确实开始复兴了。我认为，当代儒学的发展方向，是超越心性儒学和精英儒学的局限而面向大众、面向生活、面向现代，“儒学只有深入生活才能够教化民众，只有弘扬民主才能够立足于现代。如果离开了生活，离开了民主，那么儒学的复兴就是一句空话。”^[1]

二、儒学在中华复兴伟业中的历史使命

现代社会是一个价值多元的社会，文化也是多元存在的。每一种文化都有它作为多元文化中“一元存在”的价值。儒学也将作为现代多元文化中的一元存在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那么，当代儒学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历史进程中承担着怎样的历史使命、能够发挥什么作用呢？在我看来至少有四个使命。

第一，推动民主仁政的使命。现代化的一大趋势是政治民主化，这是无论什么社会都摆脱不了的宿命。中国现代化的趋势之一也必然是从威权政治走向民主政治。问题是这种转型必将具有中国的特色。什么特色呢？就是儒学中民本与仁政的传统。尽管这个传统在中国历代政治现实中从来没有完美地实现过，但却始终是历代儒家的政治理想。民本的含义就是社会以人为本，国家以民为本，统治者承认民众的力量和民生的需要。仁政的含义就是统治者宽以待民，推行亲民、爱民、富民、保民的政策，建立以德兴国、依法治国的治理模式。如果说，这个传统在君主专制条件下只是一种政治梦想的话，那么在推翻了君主制的人民共和制度下就完全可以转变为现实。当代儒学的一项重要历史使命，就是要促使中国政治从传统的民本走向现代的民主，促使民主仁政的建立。但要推动中国政治的这种转型，儒学本身也需要转型，即其理论体系必须能够包容和吸收民主价值观念。这一点正是从康有为、谭嗣同以来的中国新儒家所尝试进行的儒学创新。现在人们应当不再怀疑，经过百余年转型改造的当代新儒家的核心价值体系中，必须而且已经有民主的一席之地了。当代新儒学的弘道之士，应该而且能够担当起推动民主仁政建设的重任。

我认为，在建立民主仁政的进程中，充分理解和吸收荀子“王霸兼用，礼法合治”与董仲舒“德主刑辅”的治国理政之道是十分重要的。过去，有些人仅凭荀子主张“隆礼重法”就以为他是法家，这是个重大误解，有必要加以辨析。

首先，荀子在处理仁、礼关系时，首要的主张是“隆仁”，而非“隆礼”。他说：“君子贫穷而志广，隆仁也。”（《荀子·修身篇》）又说：“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致诚则无他事矣。唯仁之为守，唯义之为行。”（《荀子·不苟篇》）在荀子看来，推崇仁道、谨守仁德是君子修养的最高目标，能做到守仁行礼，也就能达到教化天下人民的政治目标。所以《荀子·大略篇》论述仁、智、礼三者关系说：“人主仁心设焉，知其役也，礼其尽也，故王者‘先仁而后礼’，天施然也。”就是说，作为统治者首先要有仁心，能以仁心驾驭智能，然后才是建立礼义制度。这是天经地义的政治程序。可见荀子的“先仁后礼”论，与孔子的“仁本礼用”论是一脉相承的。(www.xing528.com)

其次，荀子完全是站在儒家立场上讨论“隆礼重法”的。《荀子·强国篇》说：“人君者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好利多诈而危，权谋倾覆幽险而尽亡。”“隆礼尊贤”是王道，“重法爱民”是霸道，“好利多诈”是法家，“权谋倾覆幽险”是纵横家与兵家。荀子的治国理念，是王霸兼用而以“王道”为上，礼法合治而以“隆礼”为先。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荀子所谓“重法”，是站在儒家爱民立场上的重法，与法家的严刑峻法性质不同。法家只主张“治民”，是不爱民的。如《商君书》无一处言及“爱民”。《韩非子》中讲到“爱民”的地方，都是批评儒家“爱民”主张的。如《六反篇》说：“今学者皆道书筴之颂语，不察当世之实事，曰‘上不爱民，赋敛常重则用不足，而下恐上，故天下大乱’。此以为足其财用，以加爱焉，虽轻刑罚可以治也。此言不然矣！”《五蠹篇》说：“今先王之爱民不过父母之爱子，子未必不乱也，则民奚遽治哉！且夫以法行刑而君为之流涕，此以效仁，非以为治也。”可见韩非认为儒者所谓“爱民”“轻刑”主张是不可以为治的。荀子则以“爱民”“尚贤”为人君之大德、为政之大节。他说：“故君人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矣，欲荣则莫若隆礼敬士矣，欲立功名则莫若尚贤使能矣，是君人者之大节也！”（《荀子·王制篇》）

总之，荀子的治国之道，是站在儒家立场上，一方面强调了道德仁义对于治国理民的重要。另一方面则强调礼义、法度对于“正身”“正国”的重要作用，把“隆礼尊贤”看作王道的内涵，把“重法爱民”作为霸道的内涵。由此可见，荀子在儒学史上开辟了一条“王霸兼用，礼法合治”的治国理政之道。

董仲舒处在从秦代尊法到汉初尊道再到汉武帝尊儒的政治转型时期，向汉武帝提出了“变政更化”“用德不用刑”的政治主张和“抑黜百家，推明孔氏”（《汉书·董仲舒传》）的尊儒思想主张，还提出了“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者其道变”（《天人三策》）的政治变革原理。但董仲舒的“用德不用刑”论并非完全废刑弃法，而是一种德治为主、刑罚为辅的“德主刑辅”的治国战略。其《春秋繁露·基义》篇说：“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天出阳为暖以生之，地出阴为清以成之。不暖不生，不清不成。然而计其多少之分，则暖暑居百而清寒居一，德教其与刑罚犹此也。故圣人多其爱而少其严，厚其德而简其刑，以此配天。”这其实已将阴阳刑德关系讲得很清楚。在他看来，德教为阳，刑罚为阴，如果要分别二者运用比例的话，则是德教居百而刑罚居百分之一，所以“圣人多其爱而少其严，厚其德而简其刑”。我们可以将这个“多爱少严，厚德简刑”的理论概括为“德主刑辅”论。这一理论的提出，从现实政治层面看，正是总结了秦亡汉兴的历史经验，为批判秦政之严刑峻法的法家路线而要求改制更化、实行儒家“为政以德”的“王道”政治理想而发。

当代中国的政治，无论是应对国内建立民主法治的根本制度还是应对国际上由于中国和平崛起而出现的大国关系新形势，荀子的“王霸兼用，礼法合治”与董仲舒的“多爱少严，德主刑辅”的治国理政之道是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的。

第二，提升和改善全民的道德境界与人文素质的使命。儒学归根结底是一种道德人文主义哲学，其本质的特性首先是确立道德的主体性，关怀人生的意义与价值，即以人为本，以德为体。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孟子·离娄下》）荀子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荀子·王制篇》）人与动物不同之处就在于人是有道德、讲道义的，所以天下万物人为贵。尤其是在当前人性异化、道德滑坡、社会风气不正的背景下，扶正祛邪，端庄党风、政风、民风，提倡全民族的道德自觉已成为当务之急，这也是实现中国梦的必要条件。而儒学在从事道德教育、提升道德自觉、培养君子人格、改善人文素质方面有着优良的传统与充沛的思想资源，可以发挥其他核心价值体系难以企及的优势，从而为实践中国梦的道德教育和移风易俗发挥重要的作用。

第三，促进功利社会竞争的良性发展的使命。现代化社会往往以功利为导向，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社会、文化，到处都有竞争。有竞争本来是好事，大至社会与国家，小至企业与团体，有竞争就有活力。但是竞争如果不以道德正义去规范，不以和谐发展为目标，就会变成唯利是图、危害社会与民生的恶性竞争。就像近年来中国某些不良企业为了一己之利，不顾民众生死而生产、制造毒奶粉、毒药品、地沟油那样，是危害人民健康的严重犯罪，必须严加惩治！所以我们必须提倡良性竞争，和谐发展。而儒家的诚信、公正、礼义、和谐等核心价值观念对于促进良性竞争、和谐发展将起到十分积极的作用，这也是实现中国梦的应有之义。

第四，辅助建立法治社会的道德正义使命。现代社会必定是法治社会，法治建设是实现中国梦的根本性举措。儒家历来重视德治、礼治与圣人之治，法治思想的资源不如西学。因此我们在实现中国梦的实践中移植西方法治理论、制度与经验是势在必行、天经地义的。但“法治”社会同样必须敬畏道德，法治的实质就是确立全社会必须遵守的道德底线。应该明白，“德”与“法”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道德是立法的依据，是良法之“本”，“法”是社会的公德，是每个公民必须遵行的道德底线，所以“德”与“法”的关系是“德本法用”。孟子所谓“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孟子·离娄上》），正是揭示了“德”与“法”相辅相成的关系。但法是人制定的，也需要人去执行，故立法者与执法者的道德水准与人文素质对于实现司法正义十分重要，有良吏无良法固然不足为政，有良法而无良吏也不能达到善治。而儒家的仁爱、德治、公正、廉洁等核心价值观念对于培养良吏、公正执法、实现法治社会的道德正义方面将起到十分积极的辅助作用。

在当代中国的法制建设中，特别有必要强调确立“敬畏”的思想与态度。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无论是西方文明还是东方文明，都存在“敬畏”的道德传统。西方基督教文明是敬畏上帝，要求上帝的臣民通过博爱行善救赎原罪，最终进入美好的“天国”。东方文明尤其是东亚儒家文化圈文明，则没有原罪、救赎的观念，因而也没有敬畏上帝的传统。但儒家文明传统同样有明确的“敬畏”传统，《论语·季氏》记曰：“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有德君子所敬畏的，一是敬畏天命，即天道，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敬畏自然规律，不要违背自然规律。二是敬畏大人，大人即德高望重的圣贤。三是敬畏圣人之言，因为圣人是道德的楷模，应该敬重并遵循圣人的道德教诲。这是典型的儒家式敬畏。概括而言，儒家式敬畏有三：首先是敬畏道德，如孔子说“仁者人也”“仁者爱人”，孟子所谓“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荀子所谓“人最为天下贵”，都是讲人之所以为人，首先是人是有道德、讲道义的，不讲道德者无异于禽兽，能不敬畏道德吗？其次是敬畏礼法。孔子说：“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葸，畏惧之貌），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绞，刺也）。”（《论语·泰伯》）可见谨守礼法对于培养君子人格的重要意义。第三是敬畏历史。孟子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春秋》代表的是历史的正义，坚持历史的正义，就会使那些危害国家的乱臣贼子有所畏惧，害怕受到历史的惩罚。反之，如果一个人无所畏惧，就可能无法无天，甚至肆无忌惮，无恶不作。试看当今那些贪官和腐败分子，不就是“不知天命而不畏”的小人吗？不就是恬不知耻、无法无天、无所畏惧的乱臣贼子吗？所以，在当今开展的道德教育、法治教育和价值观教育中，应该特别重视“敬畏”教育。

综上所说，当代儒学在推动民主仁政、提升道德人文素质、促进良性竞争、辅助法治的道德正义等方面将能起到积极作用，这正是当代儒者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中应当自觉肩负的历史使命。当然，这里有必要强调的一点是：现代社会是多元文化、多元价值竞争共进的社会，儒学仅仅是多元文化中的一元存在，其核心价值体系也只能作为中国梦的核心价值体系中的部分元素存在并发挥作用，人们不应要求儒学包打天下，当代儒者也不要妄自尊大地试图去包打天下，而应坚守本分、尽其弘道经世之责！

（作者简介：吴光，浙江省社科院研究员、浙江省儒学学会执行会长）

A Preliminary Discussion of the Historical Mission of Confucianism in the Great Cause of National Rejuvenation

Wu Guang

Abstract: This article provides a brief review of the destiny of Confucianism in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It points out that a history of more than 2,500 years of Confucianism is a history of “an inflectional development of alternating prosperity and decline”.The article will also review how the Confucianism of contemporary China is witnessing a rejuvenation following extreme decline.On this basis， the author has expounded the historical mission and function of Confucianism in realizing the “Chinese dream”.It consists of four major aspects: driving a benevolent government of democracy，promoting morality and humanistic qualities among the people， promoting positive competition within society and assisting in building the moral justice of a society governed by law.

Key words: Confucianism's destiny； contemporary mission； benevolent government of democracy； reverence

【注释】

[1]参见吴光《中国当代儒学复兴的形势与发展方向》，《杭州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