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南部文化中儒家伦常观念的变迁

［越南］阮玉诗

摘　要：传统越南作为汉字文化圈的儒学国家，早跟儒家接触、接受与重建本国传统思想与价值体系，其社会影响跟中国、韩国、日本均有共处。从17世纪以后，后李朝执政不严，国家南北分离，南方脱离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范围。当他们走向南方时，他们不得不重新接受深受印度文化影响的东南亚文化，两者交叉、纠纷与妥协，最后建构越南南方文化跟传统的北方文化相比，越南南方儒家有很大变化，走向开放化、平等化。其来源包括特殊的自然与历史、社会环境。本文探讨越南南方人的历史身份、本地自然与社会环境的特点，进而讨论儒家体系在南方文化的变迁及其影响。

关键词：儒家；南方；变迁；重义轻才；多文化融合

一、南部为越南的特殊文化区

（一）越南南部包括东南部与西南部两个地区（西南部也称九龙江平原或者湄公河三角洲），是全越南最迟的“新开发地区”，其历史刚刚三百年。这里被誉为“良好之地，诸鸟之天堂”，是越、高棉、华、占四大族群的共同家乡。当前，这里是越南全国最富有的农业生产区，也是最发达的国家重点经济区^[1]。

最初，这里是1到7世纪的扶南国之属地，但后来由于各种原因成为野荒之地。13世纪吴哥王国衰弱，高棉族到这里来定居。一直到17世纪，越族、华族、占族逐渐移民过来。自17世纪末以来，整个南部地区成为越南最南端的领土。近现代历史学家、文学家如山南（Son Nam）、Doan Gioi、阮廉峰（Nguyen Liem Phong）、Vuong Hong Sen等把南部开垦事宜当做笔下的主题，因此当代人才能对其历史过程有个系统性的了解。三个世纪过去了，不同族群有同样的命运，同样地遭受法国殖民统治，同样地经过抗美战争的痛苦时期，一直在不断奋斗建造新生活.

作为最晚建造的文化区，越南南部继承北部的文化传统，同时由于新自然及社会环境推动而做出大幅度的调整。这里是越南最早跟西方文化接触和交流地区，其交流的强度全国最高，使得南部文化性格大大区别于传统的模式。

越南的传统文化性格体系（主要针对于越南北方地区的文化性格）曾经被许多文化大师确定出来，包括共同体精神/社群性、基于阴性、爱好和谐、综合性、灵活性^[2]。越南南部文化性格在此基础上形成，因新环境而最终脱离了传统体系的范围。

南部自然条件跟其他地区比较起来有明显的特殊性。这里是同奈河—湄公河三角洲，总面积8万平方公里，土壤肥沃，气候温和，少台风，是一个最富有的农耕地区，包括大米、水果种植、海水产养殖等。越南文化家阮知源把南部地区称为浮稻（floating rice）—天稻（wild rice）文明区、河流文明区、防洪干栏式房屋文明区或者水上市场文明区^[3]。南部包容了不同的族群与不同的文化风格，是越南多样文化最好的融合为一体的地区。自然的优势造就了居民们的开朗性格（open-minded）。

南部比其他地区与世界交流得早。自从越人到南部开垦的17世纪，西贡成为东南亚地区的主要贸易港口之一。因此，这里与西方文化交流达到非常高和全面的程度。法国殖民统治时期这里成为典型的法属殖民地（称交趾支那），法国人把法国原有的社会组织与管理机构和文化风格运用到这片土地上。经过近一个世纪跟法国文化交流，南部人在人际关系和社会生活等方面视野更为广阔。南部一直以积极和主动的态度跟西方文化交流，从而大大促进了越南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包括现代交通网络、城市建筑、散文—新闻、拉丁文的国语系统、电台和电视、商品经济、贸易等行业），然后从南部地区蔓延到全国各地^[4]。

（二）因此，上述所有因素混杂在一起，最终于20世纪中叶起形成了南部文化个性，包括河流性、包容性、活跃性、注重于正义、实用性/切实性、社群与个人独立之间的平行性。

参与规定南部文化性格的重要因素就是历代南部越人的流民社会成分以及当地社会历史背景。理所当然，南部地区居民的起源是全越南最复杂的^[5]。九龙江平原中心芹苴市民间有这样的三句民谣：

龙在顺化朝服、马在同奈驰骋，

清澈水如何不断湍流兮，

离乡飘零来此地真可怜兮^[6]。

南部学者郑怀德在著名的《嘉定城同志》写道：“当南部开发刚开始，定祥地Dinh Tuong由不同力量管辖，它在朝廷管理的潘安府和潘镇府的外沿，距离遥远，自然荒凉。流民们自力更生，自由定居，自由开垦种植，没有法律约束。许多新建的村庄没有乡约、神谱、神迹。黄帝之赐封只简单地写道‘本境城隍’以及一些美词像‘广厚正值惇仪’，等等，无论是绍治皇帝还是嗣德皇帝的赐予。村民不像中北部地区深受乡约的束约”^[7]。北方的正规城隍崇拜转变成为模糊的本境城隍崇拜。在南部地区，传统紧紧束缚人的统北部封闭式村庄居住方式完全崩溃，反而，那里河流密集，农田广阔，人口流动性是全国最高的^[8]。

当讨论到南部人个性时，法人学者Leopold Pallu在Historie de L'expedition de Cochichine en1861一书中写道：“南圻人不希望出国谋生，在国内他们很容易搬到另一个区域的”。“当有人让他们吃苦，他们离开，寻找另一个谋生地”。“在南圻，一个村的散落就像它的成立那么快”。文化学家吴德盛说：“在南部，村庄以及其社会组织毫不稳固与紧密，完全不能把当地人留在他们祖先开垦的土地上”^[9]。

综上所述，虽然越南南部文化从北部、中部传统文化基础上传承和发展，但由于新自然、新生活环境的深刻影响，南部文化经过强烈性的折射过程，深受西方文化影响，因此最终变成一种注重个人角色的文化风格，其结果充分地打击了拥有千年的儒家伦常道理，使得南方文化走在前所未有的路上。

二、传统越南伦常观念

（一）从公元前后，越南人开始跟儒家思想接触。经过汉属时期的一千年，越南人民已逐渐接受儒家思想体系。在典型东南亚水稻农作文化基础上，历代越南人采取“需要什么，接受什么”的原则来面对儒家，因此越南儒学跟汉字文化圈其他国家的儒学有些不同。台湾学者陈文团教授把它称作“越式儒学”^[10]。

938年越南重新独立。历经李、陈、黎、莫、郑、阮各封建集团重新建构越南古典文化，也就是对当代越南文化奠定了基础。整个儒家传播过程分两大阶段，包括公元后一千年的汉属时期的强迫性接受阶段以及重新独立一千年的资源性接受阶段。

在11到14世纪的李朝与陈朝时期，佛教成为国教，但儒家思想仍然保持它早已扎根的地位。1070年李朝皇帝立文庙祭祀孔子，1076年正式成立国子监，同年开第一场佛儒道三大思想体系的考试筛选人才。根据台湾人陈文团的考证^[11]，越南各封建朝代所以自愿引进和利用儒家（主要是宋代儒学）是因为越南需要一个政治意识形态和有效的社会组织与运行方式。当时在各个思想体系之间，唯有儒家思想符合于国家要求。而且儒家思想已经经过多年已经“越化”了。再说，培训人才为民服务的要求促进了儒学的普及，也制定了科举制度。

总之，正统社会思想主流是越南封建时代的实际需求，因此儒家思想体系在越南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在一定的程度上，多亏思想的统一，儒家思想曾经为越南国家组织与运行、人才培训与教育振兴、传统古典文化的形成与发展等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二）在研究越南儒家特征这方面，越南著名学者潘玉^[12]采用了“从精神论到操作论”的入门方法，通过漫长的研究，最终提出越南人接受中国儒家思想过程中采用的四大范畴，包括身份论、祖国论、家庭论与面貌论。因此，越南人通过四个重要的棱镜对待儒家，包括祖国棱镜、村庄棱镜、东南亚文化棱镜、历时身份棱镜。

通过上述棱镜，越南在引进与使用儒学价值的过程中调整了儒家伦常道德，主要是“东南亚化”或者“阴性化”了儒家道德各种观念。以下是越南儒家道德的主要特征。

（1）“忠君—爱国”，就是对君主忠贞，对国家挚爱。这是通过祖国棱镜看出来的产品。越南人是祖国的人，越南文化首先是为祖国而生存的文化。儒教的“忠”从中国到越南来就被折射成为“忠于祖国”。

相类似，越南文化中的孝敬也分成大孝及小孝。小孝是家庭之道，但大孝是祖国之义。

（2）民间明哲—儒学并存。这是通过本土村落棱镜训练出来的结果。村落文化真正是越南人的心魄基层，所以每个越南人都是村落的重要部分。历史上，村落就是越南最基本社会单位，而在中国就是家族（family clans）形态。村落组织形式，每个村落是个完整单位，其结构完备，各村有各村的城隍，各村有各村的祖亭、乡约、规矩。许多西方学者用很长时间研究这种组织形式，最后承认“在越南不是只有一个越南，而是成千上万个越南”。每个传统村落就像一个国家一样。

这种浓厚的村落文化推动儒教，把儒教原则更改。中国儒教注重道德，但越南儒教看重仁字，因为仁跟感情、爱国同步。

（3）阴性化趋向。这是通过东南亚水稻农作阴性文化棱镜照出来的儒教新面貌。东南亚文化原有注重阴性、注重繁生、尊敬女人之传统，其证据依旧在全东南亚各国民间文化底层都可以找到^[13]。

（4）走向和谐状态。这就是越南人通过历史身份棱镜看出来的儒教大特征。跟庞大的中国比较，越南是小型国家，由于成千上万的历史根源，越南人要“谦让”，“接受委屈而保持国家独立”，往往接受一点损失才能维持着和气。

（三）可以看出，虽然越南文化归类到汉字文化圈，但越南儒家文化一直稳定地运行在东南亚式水稻农作文化主轴上。越南文化过强地注重感情，所以越式学家思想也染上了感情的颜色，从而建构“忠”“孝”“义”“悌”等道德。

首先跟中国儒教相比，前边越南文化性格对于儒教之影响部分曾经指出越南儒教的新面貌，也就是越南与中国儒教的区别。另外，越南著名学者陈文富还指出以下几点^[14]。

（1）中国正统儒教把三纲中的君臣关系看作中心，这点同一于提高社会中的忠心。大大不同于越南人以综合性文化性格为准把所有社会关系放在一起观察，最后决定君臣关系要跟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同步，因此忠君要跟爱国同等。

（2）在五常中，中国人提高仁、礼、义、智、信五大道德，但越南人多注重于“义”，还把它弄成“大义”。在越南文化中，大义就是国家独立。

（3）越南人（知识分子跟平民一样）虽受儒教影响重看“忠”“礼”，但特别提高英雄主“义”，就是注重“勇”。

（4）在君子重要任务之中，越南人放弃了“平天下”，所以只剩下来“修身、齐家、治国”三大活动。由于越南文化是村落式文化，就加上个“化乡”，所以最后是“修身、齐家、化乡、治国”。

（5）中国儒教多是在提高天命，越南儒士全靠自力更生。

至于跟整个汉字文化圈的儒教文化比较，众多越南学者如陈国旺^[15]、潘文阁^[16]、陈玉添等作了仔细的探讨，总体内容见以下表格。

由此得悉，传统越南人把“义”当作最高的美德，“义”涵盖了所有其他的儒家道德观念^[17]。义制定了“忠”“孝”与“悌”。紧紧跟着义是孝，就是家族范围内的“小孝”以及国家级的“大孝”。“大孝”就是“忠”，但是“忠”被爱国精神支配，取消了“忠于君”的观念。

三、越南南部人民的儒家伦常观念

（一）在越南南部，传统封闭村庄式的社会连接的体系被整体性地破坏了，取而代之的是个人主义^[18]。吴德盛写道：“不如前辈的北部越人14，15世纪南迁到中部时往往以全村或者全宗族的方式移民过来，只要找到了新的定居的地方。他们把原有的传统价值带来，包括村庄起名、信仰宗教、伦常道理等；但是移民到南部的人士通常是以单个个人的方式进行，一去就把所有的传统留在了老家。”^[19]

此外，居住南部的新民大部分是穷人，他们社会地位低，因此社会参与能力差。原来注重集体精神\社群性的理念（地缘、血缘关系）根本不能存在了，南部越南人选择了新方式来保持及巩固新生活的幸福，那就是以核心家庭为精神依靠。移民们集在一起，立村设邑，但居民成分不稳定，人们来自不同的背景、多样性高，社会关系不牢固等原因已为南部人带来了一种不安全的感觉，使得他们回头关注自己的单一家庭，关注子女。家庭是最扎实的“堡垒”，是帮助他们面对新环境各种挑战的力量。当北部和中部地区的人说“入乡随俗”时，南部人说“入家随俗”。在南部一家一俗，丰富多彩。

越南南部人对宗族持着一种褪色的概念。宗族似乎已经成为梦中遥远的怀念，也就是他们想起北中部老家时提到的“遗物”。在新居，族长或家长这种概念基本不存在，南部人不讲究大儿子的位置，反而重视最小的儿子。当子女都成家时，父母跟最小的儿子住在一起。财产分割给儿子和女儿，一般儿子多得一点。在许多家庭中，最小的女儿的角色是很特别的。南部人对儿子和女儿一般没有明显的区别，所以子女都很孝顺。南部人很少保留族谱，所以仅仅经过一个世纪的时间，他们已经根本不知道祖宗的原生地。其实，他们并不需要知道这一点。对于他们来说，现在和未来才是重要的，昨天已过去了，不介意也没关系。越南学者阮廷思写道，“居民们只知道曾祖父母以来而已。曾祖父母以上的无法把握。因此在南部没有传统大尊形式。南部人并没有常年祭祖的日子”^[20]。为了弥补其缺陷，南部人很重视祖先个人忌日，每年在各自前辈去世的日子隆重举行祭祀活动。

在北部人的理念中，村庄的角色极大，它支配绝大部分人的生命活动。在南部，其角色被单一家庭所取代。男人和女人成家是因为夫妻之义，因为爱情，而不是传统意义上严格的门当户对。人际关系主要原则也是以“义”为主，古老的血缘、地缘、学缘等观念都是次要的。南部地阔水足，人们采用“天上的鸟、河里的鱼，谁抓谁吃”的态度来进行社交活动。

那么南部人以什么联结在一起？农作与新自然新社会环境的挑战使人与人之间建立了新的人际关系。黄卢先生写道：“移民们留下来就马上成立村庄，他们之间需要与新邻居互相依傍，共同面对艰难恶劣的环境，例如凶恶的老虎、鳄鱼、大蛇等动物以及盗贼、贪官、外国敌人等社会危机”^[21]。

吴德盛说：“新到南部的人通常是个人对个人，离开故乡就放弃了旧俗，特别是犯罪的人或者贫困的流浪者。因此，开始的时候，来自不同背景的众人，个人跟个人，一群跟一群团体一起，互相依傍，互相关联，这样才能应对这块陌生土地上的挑战而生存下去”^[22]。在村庄内部的范围内，只有真正的感情才能存在，才是把陌生人联结在一起的“胶水”。南部某个地区歌谣道：“平凉Binh Luong是避身之处；安平An Binh是感情浓厚之地”。在南部方言中，走邻居颇为流行，指出门干事的意思。

南部儒家体系从民族化过程转化成人民化过程^[23]。除了新环境的挑战，南部越人要面对以前未遇到的情况，高棉、占、华等不同族群，不同文化传统，不同思想体系，于是不得不灵活地改变传统儒家思想模式来适应新环境。传统的模式有效地促进全国中央集权，不过南部人不采用这种方法。南部儒家体系以百花齐放的观点来进行社会组织的运行。(www.xing528.com)

南部儒家文化远远脱离北部基于封闭村庄式农作自给自足经济基础上的传统儒家道德框架。南部儒家思想体系默默地存在于这个生产力发达、市场经济旺盛，对外贸易蓬勃发展的背景下，所以它拥有区别于传统的特征。几乎所有18、19世纪南部嘉定山会名儒，例如郑怀德（Trinh Hoai Duc），吴山静（Ngo Son Tinh），黄玉蕴（Hoang Ngoc Uan），叶明凤（Diep Minh Phung）。若不是商人的子弟，也是自己做生意的。郑怀德1788年还到柬埔寨当商贩。到19世纪中叶，有些精通四书五经，眼看国家遇难不逃到山谷去当隐士而主动地改行当商人。1867年当法国吞并南部，华裔商人张玉郎（Truong Ngoc Lang）拿出大笔钱来保留永隆（Vinh Long）文庙的主权。扎根于市场经济发达的背景下，南部儒士并没有排商的态度，反而跟中国明清时代一样，很多儒士主动地适应于商品经济和都市生活环境。

（二）全面来看，南部文化中的儒家元素已褪色，其结构几乎被全面打破了。在南部人的眼里，“义”涵盖了“忠”与“孝”。这里的“义”跟儒家体系中的“义”不一样，“义”意味着情义、合理、应该做的、公道，其美德落实于“天上的鸟，河里的鱼，谁抓谁吃”这种生活环境里的陌生人。

“忠”“孝”“义”等儒家道德之中，“忠”被特别淡化。移居于南部的人曾把千年蕴藏的儒家道德体系忘在故乡里，面对着新环境新机遇。当他们面对新挑战时，只有民间性的义才能大力帮助。南部人口头禅说“见义不为无尚也”，把这句话当作社会交际的主要原则。然而，在法国殖民的制度下，南部地区的抗法运动极为频繁，一些当地知识分子鼓励老百姓采用儒家思想价值当作精神武器来挡住西方文化不断引进及破坏传统的渠道。从而南部地区生出了一些极端名儒，例如阮庭诏、潘清简、吴仁静等。可惜的是，他们影响力不大，不能改变整个时局。南部儒家文化逐渐走向注重个人价值和上尊国法的西方文化。南部地区是越南全国最国际化的文化区。

由于以核家庭中为中心，南部人仍然重视孝敬的美德，但它是通过跟实践结晶出来的，它并不是受封建儒家礼教约束而成的。这里的孝单纯是父母与孩子之间的自然感情，它出于孩子面对于父母生养功劳的过程中，它完全没有理论的外套。因此，孝顺美德在不同的家庭有不同的体现。孩子们采用不同的方式来体现感情，尽管有些是令人失望、令人难受的方法，例如毫无爱情的跨国婚姻、代孕等。在南部文学里，阮廷诏（Nguyen Dinh Chieu）的大作《陆云仙》（Luc Van Tien），中的主角陆云仙在上京都顺化参加科举考试的路上听说母亲去世时哭瞎，立即回家送丧的形象到目前为止还被当作崇尚孝的象征。而陆云仙的女友乔月娥（Kieu Nguyet Nga），没有经过父母的同意就自己跟陆云仙订婚。当皇帝要求乔月娥“贡胡”^[24]时，她坚决不从，选择了自杀。南部人没把乔月娥当作不孝不忠的象征，反而赞她是崇尚正义的人。跟北部、中部地区的“孝敬”相比，南部文化中的孝敬靠近“义”，曾被劳动人民采用民间性的棱镜处理过，所以很靠近民间性的民主。这就是南部地区的一种“特产”。

“重义轻才”^[25]是南部地区最有特色的个性。17至19世纪在广泛、开放大自然的背景下，社区结构还未稳定。18、19世纪，南部人要自力更生，以正义为原则联合起来。因此，在南部文化中“组内人”（in-group person）与“组外人”（out-group person）没有明显的区别。某人脱离一个社区，再加入另一个社区，其动作如河水上下那么容易，只要他崇尚义字。不少人还说“不出走怎么知道本地好还是他乡好？”上文提到南部人对儿女没有明显区别对待。民间有这样的一句话：“儿子、女儿都好，他们有义最为佳”^[26]。

20世纪初期，当南部地区还沉没在黑暗法属时期，中国小说（特别是英雄小说）和戏剧，如《三国演义》《东周列国志》，《水浒传》《游龙戏凤》《正德游江南》《孟丽君》《岳飞传》《十二寡妇征西》，等等很受南部读者的欢迎。南部人极为喜欢小说中男、女主角“重义轻才”的英雄精神。越南学者黎玉翠说：“中国（英雄）小说生动地反映中国不同时代的战争痛苦，社会恶劣分化与政治体系的下降，民间群众走出来了盖世的英雄，他们并不是接受皇帝之任何赐封，眼看国难家亡的局面就以英雄、重义轻财的胸怀前往保家卫国，他们只得当作众人崇尚正义的英雄模范”^[27]。“《东周列国志》《汉西》《说唐》《三国演义》的精神还在越南南部社区的每一角落栩栩如生地存在着。它存在于南部人人际交往中的每一个行为，重义轻才，轻看自己的生命，崇尚仁、信，仍然值得当作社会生活中的道理。”因此，对当时南部读者来说，所谓的“道德观念”得到了接受。一是它们能当作抗法的一种珍贵精神武器，二是很符合于他们的文化个性。当皇帝不是明君，参与起义而牺牲的英雄跟明君忠臣一样都受到喜爱。南部人很喜欢关羽、张飞、赵子龙等，但还无限地羡慕起义英雄如宋江、晁盖、林冲、武松等，后者比前者高贵。

南部人很珍视友谊。亲密的朋友包括地缘、学缘或者生活中结义的朋友，就是真正同甘共苦的伙伴，所以南部文化很重视信誉。南部人愿意“放弃远处的亲切，抓紧亲近的邻居或好友”^[28]。正义与信誉陪伴了南部人三百年，使得南部社会成为典型的纵向社会。

（三）在儒家价值观严重褪去的背景下，南部人逐渐大方地接受外来文化元素，同时也灵活地采取非正统的谋生方式。当前南部人经常改变生活方式，容易移居，不断寻找更好的生活环境。

自抗美战争（1954—1975）结束以来，一大批南部人移居海外发达国家如美国、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等，经过四十年的努力，一部分很成功的越侨返回祖国探亲或投资，为国内人留下了一个美好生活的海外梦想。此外，居住在南部三百多年的越人、高棉人、华人、占人彼此之间的跨族婚姻都很顺利、成功，特别是越—华联婚。有人会想“我可以在国内跟华人结婚，那为何不可以跟中国的华人结婚？”而且，本地社区中的宗族观念淡化，儒家道德价值远离社区生活，一部分人愿意脱离本族社区去加入他族社区。因此，从1991年正式改革开放以来，越南—中国、越南—韩国等国际联婚不断增加。南部人采用一个很积极的态度看待国际婚姻，认为它是全球化时代不可避免的现象。参与国际婚姻的人士抱着追求新生活、新未来的胸怀是很正当的。这就是越—中或越—韩国际婚姻的主要依据。

跨国婚姻在全球化时代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在二十年内，越—中跨国婚姻数量令人瞩目，其对越南与中国双方的影响包括积极和消极方面，但往往是消极影响更明显。到目前为止，大约十多万越南女子嫁给中国台湾人，这也意味着中国人在通过这个渠道来了解越南文化。但这也经常产生了许多免不了的误会，而不利于双方经济文化的交流。

百分之九十中国台湾越籍配偶来自南部文化最典型的湄公河三角洲地区（韩国越籍配偶也不例外）^[29]。除了个别人家庭条件经济条件差之外，许多新娘来自普通的家庭，甚至很富裕。值得强调的是，她们学历不高，一般没读过高中。学历不高导致认知水平不高，能力有限，她们创造的文化价值不充分和完整。她们原是南部人，所以她们所体现的是一种南部民间文化风格而已。

海外越籍新娘多不习惯于深受儒家文化传统影响的社会及亲族原则，特别是家族尊卑性和严格的儒家伦常道理。恰恰相反，她们尊重个人独立，重视社会平等以及家族以情义为主的气氛。这种个性有别于东北亚以家族关系为主的传统文化。越籍新娘采用一种自然、灵活的孝敬态度来对待公婆，但不完全符合儒家道德的内涵。在夫妻关系上，南部人很重视一定程度上的平等，因此，当越籍女子嫁到儒家尊卑性还浓厚的家族里去后，她们不容易真正适应新生活，反而，那些家族尊卑性和浓厚感情并存的家庭为佳，可以更加幸福。

（作者简介：阮玉诗，越南胡志明市国家大学社会科学与人文大学教授）

The Changes of Confucian Ethics in Southern Vietnam

Nguyen， Ngoc Tho

Abstract: Vietnam-a member of Han-script cultural circle of Confucianism has early got in touch with Confucianism， promoted the national ideological reconstruction and re-shaped its value system under Confucian influence.At a certain level， the social influence of it has something in common with China， South Corea and Japan.However， after mid-17th century， Le dynasty was weakened， the country was divided into two states Dang Trong （South State） and Dang Ngoai （North State）.The people of Dang Trong escaped from the degrading Confucian influence， on the way going south， they had to accept the popular cultures of Indian-influenced Southeast Asian culture， two traditions collided， disputed and finally compromised to construct the culture of South.Compared with the traditional northern culture， there are big changes in the Confucian culture of South Vietnam， which is demonstrated to be open and popularized.Under the driving force of the special natural and historical conditions， Confucian ideological system has been decomposed and re-structure under a new mode.This paper is to investigate how Confucianism has changed in local South Vietnamese society and its possible impacts.

Key words: Confucianism； South Vietnam； change； righteousness-esteemed； multi-cultural integration

【注释】

[1]阮公平、黎春艳、莫唐：《九龙江平原文化》。河内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2]陈玉添：《寻找越南文化特色》，胡志明市出版社2004年版。

[3]阮知源：《湄公河三角洲的文明——河流文明的新结构》，《越南西南部非物体文化研讨会论文集》，胡志明市社会科学和人文学院，2010年版。

[4]陈玉添：《越南文化性格体系中的西南部地区文化性格》，《越南西南部非物体文化研讨会论文集》，胡志明市社会科学和人文学院，2010年。

[5]吴德盛，《文化区域与越南文化区域的分区》，青年出版社2004年版。

[6]顺化为阮朝首都；同奈为南部省份。

[7]石方、胡黎、黄卢、阮光荣：《越南南部越人的文化》，河内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8]吴文丽：《越南南部地居民宗教与文化活动的特征》，国家级研究项目，2011年。

[9]吴德盛：《文化区域与越南文化区域的分区》，青年出版社2004年版，227页。

[10]陈文团Tran Van Doan，“The ideological essence of Vietnamese Confucianism”，Confucianism in Vietnam，VNU-HCMC Publishing House，2002。

[11]陈文团Tran Van Doan，“The ideological essence of Vietnamese Confucianism”，Confucianism in Vietnam，VNU-HCMC Publishing House，2002。

[12]潘玉，《越南的文化特色》，文学出版社（2001年）

[13]阮玉诗：《儒家与越南文化性格》，《儒学天地》2011年第四期。

[14]陈文富Tran Van Giau2002：“A treatise on Vietnamese Confucianism，”Confucianism in Vietnam，VNU-HCMC Publishing House.

[15]陈国旺：《儒教与越南文化》，《越南文化》，民族文化出版社2000年版，第501—515页。

[16]潘文阁、潘文凯：《在地区视野下的当代越南儒教》，《哲学杂志》2005年。

[17]武跳：《越南儒学与发展》，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18]Choi Byung Wook，Southern Vietnam under the Reign of Minh Mang（Hoang Anh Tuan translated），The Gioi Publisher，2011.

[19]吴德盛：《文化区域与越南文化区域的分区》，青年出版社2004年版，第267页。

[20]阮廷思：《南部地区地名词典》，国家政治出版社2008年版。

[21]黄卢：《越南南部地区开发史》，胡志明市出版社1987年版。

[22]《文化区域与越南文化区域的分区》，第267页。

[23]高自清：《儒教与南部历史》，http://trucnhatphi.wordpress.co（2001年）。

[24]意思是嫁给外国帝王。

[25]意思是注重情义，轻看才干。请参阅山南：《谈谈越南南部及南部人的性格》，青年出版社2005年版。

[26]“Gái mà chi trai mà chi，sinh ra có ngha có nghì thì hon”

[27]黎玉翠：《中国小说在二十世纪越南南部文化中的盛与弱》，《越南—中国文化与文学交流国际研讨会论文集》，2011年。

[28]“Bán anh em xa，mua láng giêng gân”。

[29]潘安、潘光盛、阮贵：《越—台国际婚姻研究》，青年出版社2005年版。也可参阅陈红云《东亚与东南亚地区国际婚姻的现状及特征》，《社会科学》2008年第12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