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尊孔读经与中国人的德育

魏义霞

摘　要：严复集教育家、西学家和启蒙思想家于一身，他的教育思想与西学和启蒙思想一脉相承。在1895年提出德智体三育并重之时，严复就凸显智育，旨在引进西方的教育理念和人才培养模式。随着思想的变化，他调整了三育的权重，不仅明确提出“德育重于智育”，而且大声疾呼弘扬中华民族的立国精神，极力倡导尊孔读经。透过严复对读经之必要、宗旨和方法的阐释，不仅可以直观感受严复思想的巨大变化，而且有助于对严复国学家与西学家身份的深入思考。

关键词：严复；尊孔读经；导扬国性；德育；教育思想

严复的思想前后变化巨大，前期以西学为主，后期则以中学为主。这一变化反映到教育思想领域，影响到他对教育方针、教育内容的调整和侧重：从教育方针上看，早期突出智育，后期明确宣称“德育重于智育”。从德育内容上看，早期以西方思想为主，热衷于对国民自由、民主和权利思想的培养；后期以中学尤其是儒家思想为主，提倡尊孔读经，旨在导扬中华民族的立国精神和中国人的国性。由此可见，严复提倡尊孔读经是经过思想转变之后做出的，并且是将尊孔读经作为中国人的德育来进行的。正是在这个前提下，他深入阐明了读经之必要、宗旨和方法。严复对于尊孔读经的论述旨在说明中国何以成为中国，中国人何以成为中国人。严复对这些问题给出的答案证明了他的国学家身份，也引发了人们对于中西文化关系的深入思考。

一、读经之必要

中国近代是西学东渐的时代，也是传统文化尤其是孔子思想和儒家文化备受质疑的时代。在这种背景下，尊孔读经的必要性和正当性本身成了问题。为了破除人们对群经的蔑视，端正读经的态度，严复深入挖掘时人“荒经蔑经”的根源，从不同角度阐明、论证读经的必要性和正当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声称：“大凡一国存立，必以其国性为之基。国性国各不同，而皆成于特别之教化，往往经数千年之渐摩浸渍，而后大著。但使国性长存，则虽被他种之制服，其国其天下尚非真亡。此在前史，如魏晋以降，五胡之乱华，宋之入元，明之为清，此虽易代，顾其彝伦法制，大抵犹前，而入主之族，无异归化，故曰非真亡也。独若美之墨西、秘鲁，欧之希腊、罗马，亚之印度，非之埃及，时移世异，旧之声明文物，斩然无余。夷考其国，虽未易主，盖已真亡。今之所谓墨西、秘鲁、希腊、罗马、印度、埃及，虽名存天壤之间，问其国性，无有存者，此犹练形家所谓夺舍躯壳，形体依然，而灵魂大异。庄生有言：‘哀莫大于心死。’庄生之所谓心，即吾所谓灵魂也。人有如此，国尤甚焉。”^[2]这就是说，国与国之所以不同，根于各国不同的国性；国性之不同，则根于各国不同的教育。国性是国家存在的根基，与国之存亡性命攸关。国性存则国存，只要国性不亡，纵然国家被他种所灭，亦非真亡——终究可以东山再起，恢复国运。对于这一点，中国历史上的五胡乱华、元代宋和清代明等事例都是明证。反之，国性亡则国亡，即使国家没有被他种所灭，却已经名存实亡。从美洲的墨西哥、秘鲁到欧洲的罗马再到亚洲的印度、非洲的埃及，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古今中外正反两方面的例子让严复深信，保国保种的秘诀在于保存国性。既然国家的存亡系乎国性，那么，要保国保种就要培固国性。中国要救亡图存，舍此之外，别无他途。

在此基础上，严复进而指出，中国有别于他国的国性是“孔子之教化”，而“孔子之教化”之所以能够传承二千四百余年而不坠，就在于群经。于是，他接着说道：“嗟呼诸公！中国之特别国性，所赖以结合二十二行省，五大民族于以成今日庄严之民国，以特立于五洲之中，不若罗马、希腊、波斯各天下之云散烟消，泯然俱亡者，岂非恃孔子之教化为之耶！孔子生世去今二千四百余年，而其教化尚有行于今者，岂非其所删修之群经，所谓垂空文以诏来世者尚存故耶！”^[3]依据严复的说法，国性关乎国家之存亡，既然中国的国性在于“孔子之教化”，而“孔子之教化”就保存在群经之中，那么，为了国家之存立，中国人必须尊孔读经。

更为重要的是，严复强调，如果说从保存国性的角度提倡尊孔读经是惯例，对中国人提出了必须尊孔读经的要求的话，那么，中国近代特殊的历史背景和艰难处境则使尊孔读经拥有了比任何时候都迫切的必要性和正当性。对此，他解释说：“盖不独教化道德，中国之所以为中国者，以经为之本原。乃至世变大异，革故鼎新之秋，似可以尽反古昔矣；然其宗旨大义，亦必求之于经而有所合，而后反之人心而安，始有以号召天下。即如辛壬以来之事，岂非《易传》汤武顺天应人与《礼运》大同、《孟子》民重君轻诸大义为之据依，而后有民国之发现者耶！顾此犹自大者言之，至于民生风俗日用常行事，其中彝训格言，尤关至要。举凡五洲宗教，所称天而行之教诫哲学，征诸历史，深权利害之所折中，吾人求诸《六经》，则大抵皆圣人所早发者。显而征之，则有如君子喻义，小人喻利，欲立立人，欲达达人，见义不为无勇，终身可为惟恕。又如孟子之称性善，严义利，与所以为大丈夫之必要，凡皆服膺一言，即为人最贵。今之科学，自是以诚成物之事，吾国欲求进步，固属不可抛荒。至于人之所以成人，国之所以为国，天下之所以为天下，则舍求群经之中，莫有合者。彼西人之成俗为国，固不必则吾之古，称吾之先，然其意事必与吾之经法暗合，而后可以利行，可以久大。盖经之道大而精有如此者。”^[4]在严复看来，由于不仅关涉中国的政治、教化、民风礼俗，而且决定中国之所以成为中国，群经对于养成中国的国性至关重要，尊孔读经对于中国人之所以成为中国人更是不可或缺。换言之，尊孔读经无论对于国家还是个人都不可或缺。尤其是在中国近代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尊孔读经不仅没有失去必要性，反而拥有了更为急切的价值和意义。在这个问题上，绝不能由于将中国的贫困衰微归咎于传统文化而轻蔑群经，反而要更加推崇群经。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第一，群经大义具有普适性和普世性，它的价值并不因为中国政治局势的变化而改变；即使是辛亥革命、民国建立等天翻地覆的重大变革，亦可在群经中找到依据。第二，西方的民俗之成和国家之立固然有其自身的依傍，亦不必尊崇中国的先典。尽管如此，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西方之“意事”不惟不与中国群经大义相悖，反而相暗合。这些相互印证，凸显了群经的有效性和权威性，也共同证明了一个道理：中国若求进步，不仅不可抛经荒经，反而必须尊经读经。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尊经读经是“人之所以成人，国之所以为国，天下之所以为天下”的必然要求，故而不得不如此。

二、读经之方法

对于严复来说，明确了尊经读经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接下来便是如何读经的问题了。总的说来，与呼吁尊孔读经类似，他对读经方法的思考从剖析人们弃经不读的根源入手，通过驳斥群经难读，一面铲除人们对群经的轻慢懈怠心理，一面呼吁中国人必须从儿童开始终身读经。

严复审视当时的国民教育，对只追求富强之效而将读经置后的做法提出严正批评。他写道：“……谓教育国民，经宜在后。此其理由，大率可言者三：一曰苦其艰深；二曰畏其浩博；三曰宗旨与时不合。由此三疑，而益之以轻薄国文之观念，于是蔑经之谈，阋然而起，而是非乃无所标准，道德无所发源，而吾国乃几于不可救矣。”^[5]在这里，严复将中国人轻经蔑经的原因归结为三条，即“一曰苦其艰深；二曰畏其浩博；三曰宗旨与时不合”。找到了问题的根源而对症下药，在对这三条理由的逐一反驳中，他既重申了尊孔读经的必要性、紧迫性和正当性，又针对时人的状况，为了克服人的畏经心理，提出了自己的读经方法。

首先，针对轻经蔑经是因为群经“艰深”的理由，严复的反驳如下：“夫群经乃吾国古文，为最正当之文字。自时俗观之，殊不得云非艰深；顾圣言明晦，亦有差等，不得一概如是云也。且吾人欲令小儿读经，固非句句字字责其都能解说，但以其为中国性命根本之书，欲其早岁讽诵，印入脑筋，他日长成，自渐领会。且教育固有缮绠记性之事，小儿读经，记性为用，则虽如《学》《庸》之奥衍，《书》《易》之浑噩，又何病焉？况其中自有可讲解者，善教者自有权衡，不至遂害小儿之脑力也。果使必害脑力，中国小子读经，业已二千余年，不闻谁氏子弟，坐读四子五经，而致神经瞀乱，则其说之不足存，亦已明矣。彼西洋之新旧二约，辣丁文不必论矣，即各国译本，亦非甚浅之文，而彼何曾废。且此犹是宗教家言，他若英国之曹沙尔、斯宾塞、莎士比儿、弥勒登诸家文字，皆非浅近，如今日吾国之教科书者，而彼皆令小儿诵而习之，又何说耶？”^[6]他承认群经是用古文写成的，却不认同时人关于用古文写成的群经“艰深”的观点。恰好相反，在严复看来，对于中国人而言，写成群经的古文字是“最正当之文字”；退一步说，即使是古文在当时来看有些“艰深”，亦不能成为蔑经荒经的理由。为了阐明其中的道理，他从不同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理由：第一，尊孔读经对于中国人来说旨在培养国性，引导儿童读经并非令他们字字能解、句句都懂，真正目的是将经典作为中国人必读的“性命根本之书”，趁早习诵，印入脑中。第二，儿童读经全凭记忆，不会禁锢智慧。因此，尽可以选择适合的内容，对儿童施以教育。第三，至于文字“艰深”是一个普遍问题，并非中国独有，而是世界惯例。就西方教育来说，也会遇到文字艰深问题。无论是拉丁文本还是《新约》《旧约》均文字艰深，即使是各国译本，文字亦非甚浅。可是，从未听说哪个国家因为《圣经》文字艰深而废弃不读。宗教文本如此，文字亦复如是。拿英国的斯宾塞、莎士比亚等人来说，他们的文字并非“浅近”，却可以入教科书被儿童诵读、学习。既然如此，中国本土文字——古文写成的群经对于中国儿童何难之有？

值得玩味的是，严复所反驳的幼儿读经禁锢智慧代表了时人的看法，其中也包括严复本人。1895年，他在《救亡决论》中率先提出“废八股”的主张，理由之一就是八股取士“锢智慧”，而严复列举的八股取士“锢智慧”的理由就是让人在儿童之年就开始读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写道：“而八股之学大异是。垂髫童子，目未知菽粟之分，其入学也，必先课之以《学》《庸》《语》《孟》，开宗明义，明德新民，讲之既不能通，诵之乃徒强记。”^[7]20年后，严复由对儿童读经的痛心疾首转而批评以此为借口而荒经不读——思想转变之大，前后判若两人。这种转变直观再现了严复教育思想的转变，背后隐藏着对传统文化和中西文化关系的态度变化。

其次，针对荒经不读是因为群经“浩博”的理由，严复反驳说：“若谓经书浩博，非小、中、大学年之所能尽，此其说固亦有见。然不得以其浩博之故，遂悉废之，抑或妄加删节，杂以私见，致古圣精旨坐此而亡。夫经学莫盛于汉唐，而其时儒林所治，人各一经而已。然则经不悉读，固未必亡，惟卤莽灭裂，妄加删节，乃遂亡耳。……若夫形、数、质、力诸科学，与夫今日世界之常识，以其待用之殷，不可不治，吾辈岂不知之？但四子五经，字数有限，假其立之课程，支配小、中、大三学年之中，未见中材子弟，坐此而遂困也。”^[8]在这里，他承认中国群经“浩博”，并非在小学、中学和大学时期所能穷尽。在这个前提下，严复强调，“浩博”并不能成为“悉废”群经的借口，甚至不可以以“浩博”为借口而对群经“妄加删节”；而之所以不允许对群经“妄加删节”，是因为这样做将会使“古圣精旨坐此而亡”。

在此基础上，面对群经浩博不能穷尽与不可不读乃至不可删节之间的巨大张力，严复总结中国历史上的成功经验，结合近代的教育实践，提出了应对之策，那就是：对于群经不必悉读，人各一经即可。他确信，一人一经可以在人的传承中确保群经“未必亡”，尽管不是万全之策，比起对群经的鲁莽灭裂、妄加删节，亦属无奈之举；因为如果妄加删节，将导致群经的精旨不再，那么，群经就真的亡了（“乃遂亡耳”）。果真如此，中国便真的亡了！

再次，针对经典“宗旨与时不合”的说法，严复反驳的理由如下：“至谓经之宗旨与时不合，以此之故，因而废经，或竟武断，因而删经，此其理由，尤不充足。何以言之？开国世殊，质文递变，天演之事，进化日新，然其中亦自有其不变者。姑无论今日世局与东鲁之大义微言，固有暗合，即或未然，吾不闻征诛时代，遂禁揖让之书，尚质之朝，必废监文之典也。考之历史，行此者，独始皇、李斯已耳。其效已明，夫何必学！总之，治制虽变，纲纪则同，今之中国，已成所谓共和，然而隆古教化，所谓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敬，夫义妇贞，国人以信诸成训，岂遂可以违反，而有他道之从？假其反之，则试问今之司徒，更将何以教我？此康南海于《不忍》杂志中所以反覆具详，而不假鄙人之更赘者矣。是故今日之事，自我观之，所谓人伦，固无所异，必言其异，不过所谓君者，以抽象之全国易具体之一家，此则孔孟当日微言，已视为全国之代表，至其严乱贼、凛天泽诸法言，盖深知天下大器，而乱之为祸至烈，不如是将无以置大器于常安也。苟通此义，则《六经》正所以扶立纪纲，协和亿兆，尚何不合之与有乎！”^[9]这就是说，正如不能因为群经“浩博”、人之精力有限不能穷尽而对群经“妄加删节”一样，不能借口“宗旨与时不合”而删经，更遑论以此为借口废经不读了。第一，严复认为，中国近代之时局与孔孟的微言大义相合，这足以证明群经之旨可行于今日。退一万步讲，纵令群经宗旨与当今之时局不合，派不上用场，也不应该由此废经。这正如文治之世不必废法典，征伐时代、法制之世不必废揖让之书一样。纵观中国历史，只有秦始皇、李斯这样做了，后果之可怕足以令人引以为戒。第二，从社会历史的发展来说，社会形态、政治制度在变，人伦纲常却古今同一，未尝改变。当时的中国虽然步入共和，但是，“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敬，夫义妇贞”已成国训，骤然废弃，何以为教？如果无以为教的话，那么，国民何以适从？

三、读经之意义

严复倡导尊孔读经，最终目的不是增长知识，而是培养中国人的人格，进而培铸中国的国格、国性和国魂。在他看来，各国的国性尽管大不相同，然而，有一点却是相同的，那就是：皆经数千年教化，通过国民教育而成。这表明，国性由教育而来，是借助教育后天养成的；要培养国性，舍教育末由。基于这一理解，严复将培养中国国性的希望寄托于尊孔读经。在这个前提下，他从不同角度对读经的具体方法、操作实施提出要求和部署。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思想的转变和德育内容的改变，严复对康有为的态度急剧转变，从批判转向服膺。转变之后的严复不仅赞同康有为六经皆孔子所作的观点，而且肯定孔孟思想蕴含微言大义，与当今宗旨契合，群经足以成为“挺立纲常、协和亿兆”的依傍。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严复在写给朋友的信中坦言：“鄙人年将七十，暮年观道，十八、九殆与南海相同，以为吾国旧法断断不可厚非。……即他日中国果存，其所以存，亦恃数千年旧有之教化，决不在今日之新机，此言日后可印证也。”^[10]从提倡尊孔读经来看，严复此言不虚。

总之，在严复看来，是否尊孔读经于孔子无损，关键是影响中国的命运和前途。这用他本人的话说便是：“夫读经固非为人之事，其于孔子，更无加损，乃因吾人教育国民不如是，将无人格，转而他求，则亡国性。无人格谓之非人，无国性谓之非中国人，故曰经书不可不读也。”^[11]基于上述分析，严复得出了如下结论：“吾闻顾宁人之言曰：有亡国，有亡天下。使公等身为中国人，自侮中国之经，而于蒙养之地，别施手眼，则亡天下之实，公等当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正如是云。公等勿日日稗贩其言，而不知古人用意之所在也。”^[12]在这里，严复之所以援引顾炎武（字宁人）的观点为自己提出的尊孔读经做辩护，是因为顾炎武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语，并且主张“明道救人”。沿着这一思路，只要文脉不绝，国家就可以浩然长存；对于肩负天下兴亡的国民而言，他们所能做的就是保存国性。这些正是严复大声疾呼尊孔读经的意图和宗旨所在。

四、严复对读经态度的转变及启示

对于严复的尊孔读经之举，学术界持否定态度，斥之为思想趋于保守的表现。这一评价隐含着两个理论预设：第一，严复的思想具有截然不同的前后期之分，前期尚西学，后期尚中学。第二，尚西学时期的严复是进步的（启蒙的），尚中学时期的严复是保守的（落后的）。且不论中学与西学是否可以作为评价思想保守的标准，仅就严复对西学与中学的不同侧重而言，其间明显存在着知识与德性、手段与目的之分。早在1895年提倡西学之时，严复就表明自己的初衷在于为陷入民族危机的中国愈愚疗衰振弱，一切学术皆应以此为目标。只要能够达此目的，中西可以超越，古今可以超越。出于这一立言宗旨，加之他本人浓郁的有机体情结，严复力图建构包罗中外古今的思想体系。这表明，即使是在大力宣传西学之时，他也没有放弃中学。更为重要的是，严复明确声称自己宣传西学是为了弘扬中学，用他本人的话说叫做以西学“回照故林”。这一宗旨决定了严复的国学家身份，即使是早期对西学的宣传，充其量只是表明他在学问上是西学家，在价值上则与后期一样是国学家、中学家。对于他来说，西学是为中学服务的，归根结底围绕着救亡图存这个不变的宗旨展开。可以作为证据的是，严复对西学的翻译有取舍、有删减，对群经的诵读却无比遵从原义，绝不可以“妄加删节”。

不可否认的是，尽管在价值观上是一以贯之的国学家，然而，从1895年在《救亡决论》中公开抨击四书五经到1913年大声疾呼积极提倡尊孔读经，严复在这近20年间对读经态度的转变是巨大的。前后之间反差极大，甚至可以说判若两人。严复思想的转变与中国近代的历史背景、文化语境和现实需要密切相关，也与他本人的价值诉求和中西文化观一脉相承。1895年，在剖析中国在甲午海战中失败的原因时，严复宣称：“夫人才者，民力、民智、民德三者之征验也。……民力已茶，民智已卑，民德已薄故也，一战而败，何足云乎！”^[13]此时的他认定中国“民力已茶，民智已卑，民德已薄”是导致中国战败的根本原因，在将中国的贫弱衰微、落后挨打归咎于国民素质低下的同时，进一步指出是科举制度造成了中国国民素质低劣而无人才的局面。对此，他断言，八股之大害有三：“其一害曰：锢智慧。……其二害曰：坏心术。……其三害曰：滋游手。”^[14]这就是说，以科举取士为核心的旧式教育和人才培养模式造成了中国亡国灭种的局面，为了救亡图存、自强保种，必须根除这种教育模式。由此，严复发出了“废科举”的第一声呐喊，反对四书五经、尊孔读经亦在其中。

离严复率先喊出“废科举”过去了十年即1905年，在中国存在了1300年的科举制度被废除，与科举制度相伴而生的背诵经典和私塾教育也随之失去了存在的根基。伴随着社会现实的这一转变，严复调整了早年为废除科举制度在德智体三育中凸显智育，大力提倡输入西学的做法，开始在三育中凸显德育。1906年，他在《论教育与国家之关系》中依然把教育分为体育、智育、德育三育，所不同的是，不再像1895年那样在三育中凸显智育而是转向突出德育——不仅断言“国以民德分劣优”，而且明确宣称“智育重于体育，而德育尤重于智育”。此时的严复之所以凸显德育，旨在培养中国人的国格和国性，而由重智育到重德育预示着他对读经态度的转向。(www.xing528.com)

辛亥革命后，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1912年，严复受袁世凯任命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之职。此时，他对中西文化的比较远离了1895年由于甲午海战失败引发的强烈震撼和刺激，心态趋向平和。加之从甲午战争开始特别是在甲午战争之后，一大批洋务学堂兴起，既培养了大批专门、专业人才，又由于这些新式学堂重外文和西学而引发了诸多新的弊端。这引起了当时众多思想家的警觉和担忧。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的严复也由此对自己从前的教育主张和中西文化观予以反省，《读经当积极提倡》便是这一反思的产物。该文是1913年严复在中央教育会上的演讲，也是他思想转变的标志。促使严复这一转变的动因是多方面的：第一，从理论层面上看，新式学堂的教育使他认识到人才培养不仅在于智力开发，而且重在德性培养。基于这种认识，严复在肯定德智体三育并重的同时，强调“德育重于智育”。对于中国人来说，尊孔读经是不可或缺的内容。第二，文化分为形而上之道与形而下之器（术），两相比较，道更为根本。与西方文化重术迥然不同，中国文化重道。中国之道就蕴含在群经之中，尊孔读经就是传承中国之道。沿着这一思路，严复试图将北京大学的文科与经学合而为一，以“保持吾国四五千载圣圣相传之纲纪彝伦道德文章于不坠”。

梳理严复对尊孔读经态度的转变轨迹可以发现，他对经典的态度经历了一个由批判拒斥到认同肯定再到积极提倡的过程。严复的心路历程留给后人深刻的启示：第一，教育的根本目的不是知识的灌输，而是人格的培养。因此，无论在近代救亡图存刻不容缓的特殊形势下还是在其他时期，教育均离不开本民族特质的培养。这也就是严复所讲的国性、国格以及二者与人格的关系问题。第二，不同民族有不同的文化传承，经典是中国几千年薪火相传的精神命脉和文明载体，也是中国人之所以成为中国人的特质所在。保有对经典的敬畏，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不忘经典，传承经典，是推进文化创新、弘扬传统文化的有效途径。从近代以来的百年历史雄辩证明，无论是废弃经典、与传统文化决裂还是全盘西化、唯西学之马首是瞻都不利于中国文化的发展和创新。

（作者简介：魏义霞，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暨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A Fair Judgment on Yan Fu's Thought of Honoring Confucius and Reading Scriptures

Wei Yixia

Abstract: Yan Fu is an educationist， a thinker of the western learning and an enlightening thinker， whose educational thought is closely related with his western learning and lightment thought.While Yan Fu brought up to lay equal stress on moral education， intelligence and physical education in 1895， he raised intelligence and recommended the western educative theory and model of culturing personnel.With the change of his thought，Yan Fu readjust the weight among moral education， intelligence and physical education.He explicitly pointed out that moral education was more important than intellectual education， and loudly appealed to the public to carry forward 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did his utmost honoring Confucius and reading sriptures.Through Yan Fu's discussion of reading scriptures's necessity， aim and ways， we can feel directly the change of Yan Fu's thought， and it is contributed to thinking deeply about that Yan Fu was a thinker of national learning and western learng.

Key words: Yan Fu； honoring Confucius and reading scriptures； carry forward 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nation； moral education； educative thought

【注释】

[1]本文是黑龙江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2013年度重点课题“中国近代教育思想研究”的最终成果，项目编号：GBB1213030。

[2]《读经当积极提倡》，《严复集》第二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30页。

[3]《读经当积极提倡》，《严复集》第二册，第330页。

[4]《读经当积极提倡》，《严复集》第二册，第331页。

[5]《读经当积极提倡》，《严复集》第二册，第331页。

[6]《读经当积极提倡》，《严复集》第二册，第331—332页。

[7]《救亡决论》，《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0页。

[8]《读经当积极提倡》，《严复集》第二册，第332页。

[9]《读经当积极提倡》，《严复集》第二册，第332—333页。

[10]《与熊纯如书》，《严复集》第三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61—662页。

[11]《读经当积极提倡》，《严复集》第二册，第332页。

[12]《读经当积极提倡》，《严复集》第二册，第333页。

[13]《原强修订稿》，《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0页。

[14]《救亡决论》，《严复集》第一册，第40—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