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明坚的汉学贡献：国际儒学研究中引人瞩目的第23辑

张西平

摘　要：作为首位入华耶稣会士的罗明坚，他在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然而，人们对利玛窦的过度关注使得罗明坚的历史贡献被忽略了。本文聚焦于罗明坚的汉学研究，学界认为罗马耶稣会档案馆的一份文献是罗明坚和利玛窦编写的葡华辞典，笔者亲自查看了这份文献，从手稿辞典的前后页材料中发现了佐证罗明坚为此手稿作者的证据。接着，笔者对意大利国家图书馆藏的一份拉丁文《四书》手稿作者进行了辨析，以往学界认为这份《四书》的拉丁文翻译为利玛窦所作，罗明坚作为抄写者署上了自己的名字。笔者不同意这样的看法，通过与罗明坚返回欧洲后的出版物与手稿内容的比对，认为这是罗明坚作品；罗明坚绘制的中国省份地图藏于罗马国家图书馆，并未出版，因此虽然没有产生像卫匡国地图那样大的影响，其历史地位不容忽略；罗明坚在中国文人的帮助下撰写了中文著作《天主圣教实录》以及写作的中国古典诗歌，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他的汉语学养。在21世纪我们讨论儒学与欧洲文明的相遇，应该记住是罗明坚第一个把《四书》翻译成了拉丁文，从而开创了儒家思想与欧洲思想的交流与相遇。

关键词：罗明坚；汉学；贡献；《四书》

罗明坚（Michel Ruggieri，1543—1607），字复初，意大利人。1543年出生于意大利的拿坡里。入耶稣会前已获得两个法学博士学位，并在市府“任显职”。^[1]29岁辞官入修道院，30岁从里斯本出发到达印度的果阿，31岁时抵达澳门，开始了他在中国传教的事业，同时也开始了他的汉学生涯。

罗明坚中文能力提高后，在澳门建立了第一座传道所，并开始用中文为澳门的中国人宣教。罗明坚把这个传道所起名为“经言学校”，以后利玛窦把它叫“圣玛尔定经言学校”^[2]。从传教史上看这是明代中国的第一个传教机构，从汉学史上看这也是晚明时期中国第一所外国人学习汉语的学校，正像罗明坚自己所说：“目前我正在这里学习中国语文……这些教友无疑的将是我最佳的翻译，为传教工作将有很大的助益”。^[3]

1583年罗明坚先后同巴范济（Francois Pasio，1551—1612）、利玛窦三次进入广州，并通过与两广总督陈瑞、香山知县、肇庆知府王泮等中国地方官员的交涉，最终于1583年9月10日进入肇庆。1586年罗明坚为请罗马教宗“正式遗使于北京”返回欧洲。^[4]由于当时教廷正逢频繁更换时期，四易教宗，即西期笃五世（SixtusV，1585—1590）、伍尔巴诺七世（L1rban Ⅶ，1590）、揆国十四世（Gregory，ⅩⅣ，1590—1591）和意诺增爵九世（Innocent Ⅸ，1591），加之欧洲自身问题，西班牙国王对出使中国也不再感兴趣。罗明坚最终未办成此事，“遂归萨勒诺，并于1607年殁于此城”。

长期以来，中国和欧洲的学术界由于将目光更多的集中于利玛窦，罗明坚渐渐被学术界所忽视，对其研究甚少，本文尝试对罗明坚的汉学贡献做一个初步的梳理，求教各方。

一、编写了第一部汉外字典——《葡华辞典》

1934年耶稣会史专家德礼贤（Pasquale D'Elia，S.，1890-1963）在罗马耶稣会档案馆发现一组未署名的手稿，编号Jap.—Sin.，I，198.手稿共189页，长23公分，宽16.5公分，其中手稿第32页至65页为葡萄牙语和汉语对照的词典，德礼贤认为这就是利玛窦第一次进京失败后在返回南方途中与郭居静（Lazzaro Cattaneo，S.J.1560-1640）合编的词典，他说：“我也找到了欧洲人编写的第一部欧汉字典。这是罗明坚和利玛窦合编的第一部汉学著作。毫无疑问地，这便是基歇尔（Athanasius Kircher）在1667年所提到的”。1986年美国乔治城大学杨福绵先生在台湾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上，用英文发表了《利玛窦的葡汉辞典：一个历史和语言学的介绍》一文，1989年夏他又再赴罗马耶稣会档案馆对该手稿原件进行了研究，并于1995年在《中国语言学报》第五期发表了长篇研究文章《罗明坚、利玛窦〈葡汉辞典〉所记录的明代官话》。

杨福绵先生认为，根据手迹来看，罗马字注音为罗明坚手迹，汉语词条“大概是罗利二氏的汉语教师或其他文人书写的，”但手稿从32a至34a页的第三栏，汉语词后加上了意大利词条，“从笔迹上看似乎是利玛窦加的”。根据字典，末尾的一个拉丁文附记，杨福绵认为手稿形成于1585—1588年间，定稿于1586年6月，而后“很可能是罗氏亲自带回罗马去的”。根据杨福绵的统计，手稿中收入葡语词汇6000余条，汉语字词5460条，其中有540多条葡语词汇未填汉语对应词。^[5]

从目前学者研究来看都认为《葡华辞典》是罗明坚和利玛窦共同作的，但1998年夏我访问了耶稣会档案馆，也详细查阅了编号为Jap.-Sin.，I，198.的手稿，除了对第32页至165页的《葡汉辞典》作了初步研究以外，还认真分析了手稿中的其他内容，从而进一步证实这部手稿是罗明坚的手稿，举出两条理由。

第一，这份文献包括了一份罗明坚在中国打官司的手稿。在这组手稿的第183、187至187Ⅴ页有一段关于罗明坚和蔡一龙案的毛笔手稿，其部分内容如下。

审得蔡一龙于九月二十五日哄骗番僧宝石到省，意图重价勒索，且因借陆于充本艮（银）八两，欲将宝石私当低（抵）偿。随充往省寻见，问论前情，是充执回宝石，送道验明，发还本僧。比一龙解到本府，暂收仓监，唤僧面质究惩。乃捏罗洪告词，称僧明坚与妻通奸，即指一龙写帖张挂瞒准（住？），后虑本府审出真情，又诉匿名诈害。今李主薄回称，罗洪原案住南门，与妻先期逃躲，即是一龙供报。详看罗洪与明坚素无来往，何故将妻自汗、告害番僧？况南门去本寺颇远，以异言异服之僧，欲往通奸，一路地方邻佑，岂不窥见？即使潜踪，亦难逃于近处耳目；此奸棍甚多，脱一瞰如，登时捉获，或送官，或吓诈，仍所不遂，而始待久出之夫告鸣耶？此俚（理）之所必无，可知矣。今洪既不出官对俚（理），即一龙捏名妄告，图泄私忿无疑。应将一龙问罪，乃追还陆于充本艮（银）八两，将一龙取问罪犯。^[6]

这段手稿所记载的就是利玛窦在《天主教进入中国史》第二卷第十章“孟三德返澳门。罗明坚遭诬告”中所讲之事。手稿中的“蔡一龙”就是利玛窦所说的“玛尔定”。从这段文字我们更可确信这组手稿作者是罗明坚，而且我认为这段中文手迹很可能是罗明坚亲笔所写。因文中缺字、错字颇多，不像中国文人所写。进而推测《葡化辞典》也主要是罗明坚所作，利玛窦只是作为助手出现的，《葡华辞典》中的中文语词部分也可能是罗明坚亲自所写。

第二，《葡华辞典》中关于学习中国诗词的散页进一步证明罗明坚是《葡华辞典》的作者。

在《葡华辞典》的散页中第188、189、189v三页是作者学习中国古典诗歌的笔记散页。这些散页上有“时人”“人们”“偷闲”“少年”“野僧”“渔郎”（第188页）；“地门”“水绿”“长安”“山光”“青山”“碧园”“水光”等词语（第189v页）。恰恰这些词语使我们看到这些散页和罗明坚汉文诗歌之间的关系。罗明坚写下三十多首中文诗，这点我们下面专门研究，这里仅仅提几句。

寓广西白水围写景

绿水青山白水围，乱莺啼柳燕双飞。

茅檐瓦屋清溪上，落日村庄人自归。

这里用了189ⅴ散页中的“青山”和“清溪”。

偶怀

朝读四书暮诗篇，忧游那觉岁时迁。

时人不识予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

这里用了188号散页的“时人”和“偷闲”。

这些可以再次证明这些散页和罗明坚的关系。这些散页和《葡华辞典》放在一个档案，这再次说明《葡华辞典》为罗明坚所作。

二、第一次将《四书》翻译成拉丁文

意大利汉学家德礼贤（D'elia-PaschalM）在1935年发现了藏在罗马意大利国家图书馆（Biblioteca Nazionale V.EmanueleⅡdi Roma（BNVER）的耶稣会档案（Fondo Gesuitico=FG）中的一份手稿，编号为：（3314）1185。德礼贤在文献上留下一段对文献的批注。

耶稣会档1185（3314），中国《四书》的第一部译著，还附有不同作者的名言集。它包括：（1）《大学》的译本；（2）《中庸》的译本；（3）《论语》的译本（注意，这三部译本是于1591年11月至1592年8月10日间完成的）；（4）《诸家名言汇集》。注意，该译作是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神父在1593年11月开始创作并于同月20号完成的；（5）《孟子》译本，这些译本的作者是何人？看起来是罗明坚。他从1579年至1588年一直在中国生活，于1588年回到欧洲。不过，在几乎同一时间，1591年至1594年，我们知道他的会友利玛窦将《四书》译成了拉丁文，并打算把它们从中国寄往意大利耶稣会会长。鉴于该译本提出了一种较罗明坚的学问更高的中国学，很有可能该译作的作者为利玛窦，而罗明坚只是抄写而已，同时也抄写了作品的日期。1935年1月4日，罗马，德礼贤。^[7]

意大利当代学者达仁利（Francesco D'arelli）对这份文献做了详细的分析，他认为其文献的结构是这样的。

Ⅰ.第1页正面—第7页正面（即第1—13页）^[8]第一本卷《大学》第7页反面（第14页）空白

Ⅱ.第8页正面—第21页正面（即第15—41页）第二本卷《中庸》：第21页反面（第42页）空白

Ⅲ.第22页正面—第63页正面（即第43—125页）《论语》，有关思考反省，是《四书》的第三部

Ⅳ.第1页正面—第16页正面（即第1—31页），第一本书《诸家名言汇编》，由中文译为拉丁文，字面直译。第16页反面—第28页反面（即32—56页）空白

Ⅴ.第1页正面—第76页正面（即第1—151页），第一卷《孟子》，四书之一，由汉语译为拉丁文。第76页反面—第87页反面（即152—174页）空白

德礼贤1935年时在文献上留下了批注，他的态度比较明显：除了文献中的《诸名言汇集》是罗明坚翻译的外，其余均为利玛窦所翻译。因为，“该译本提出了一种较罗明坚的学问更高的中国学者，很有可能该译作的作者为利玛窦，而罗明坚只是抄写而已，同时也抄写了作品的日期。”这个结论留下的疑问是：文献首页的署名签字是罗明坚，字迹也是罗明坚，为何这份文献只是罗明坚抄写利玛窦的翻译稿呢？罗明坚作为作者为何不可能呢？近年来所发现的罗明坚的汉文诗歌表明，^[9]罗明坚的中文水平，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并不比利玛窦差多少，两人难分伯仲。从文献的鉴定来说，署名和字迹是重要的凭证，这里已经有了罗明坚的签名和字迹，没有利玛窦的签名和字迹，为何将其归于利玛窦呢？

到1942年时，当德礼贤出版《利玛窦史料》第一卷时，他改变了自己的看法。他在注释中对其手抄本内容进行描述后，这样写道：

该译本为罗明坚所做，他之所以未能像拉丁语教理问答手册一样出版，是因为遭到了范礼安神父的强烈反对。范礼安在1596年12月16日给耶稣会会长的信中点明‘罗明坚粗通汉语’，而且说利玛窦当时不仅正在写作一部更好的教理问答手册，同时也正在翻译《四书》，其译作的大部分在1594年11月15或16日前已给他看过。^[10]

在同一卷的另一注释中，德礼贤写道，罗明坚在1591—1592年间修改并润色了当时在中国完成的《四书》拉丁语译本。^[11]

近期我们找到罗明坚作为该文献的作者另一个重要的文献证据。在罗明坚返回欧洲后，在赛维诺（A.Possevino）的最重要的著作百科全书式的《历史、科学、救世研讨丛书选编》（Antonii Possevino，Bibliotheca Selecta qua agitur deratione stucliorum in historia，in disciplinis，in Salute omniun procuranda.Roma 1593）一书中所发表的《大学》部分内容译文，这是儒家经典第一次被翻译成欧洲语言。我们找到罗明坚的这篇译文，将其与德礼贤发现的《四书》手稿中的《大学》译文对照，文字基本相同，只是个别拼写略有不同。

这样我们看到，在“Bibliotheca Selecta”书的第583页的《大学》翻译和在罗马国家图书馆所发现的，我们现在所讨论的这份《四书》中的《大学》译稿的拉丁文手稿的翻译基本相同，这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如果我们总结一下，关于这份文献的作者应该归属罗明坚，至少有三条铁证。

1.文献的署名是罗明坚，字迹是罗明坚而不是利玛窦或其他人；

2.文献中的一份文献《诸名言汇集》白字黑字写的是罗明坚翻译；

3.文献中的《大学》中的一段文字和罗明坚已经公开发表的《大学》一段文字完全相同，只是个别词有变化。

德礼贤作为研究利玛窦手稿的大家，他认为这份文献的作者是罗明坚，我们这里又找到的新证据，应该说，这份《四书》拉丁文手稿为罗明坚所作。

三、出版了来华传教士的第一部中文著作——《天主圣教实录》

方豪先生在讲到罗明坚时提到《天主圣教实录》这本书，并认为“他是首先以汉字撰写天主教义的书。这部书名为《天主圣教实录》”。^[12]费赖之则认为：“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七，307栏以下，著录有书二部，一名《教要》，一名《天主圣教》，殆为《圣教实录》之别名，非别有二书也。”^[13]这里费赖之认为《教要》和《天主圣教》是一本书，只不过书名不同而已。

罗明坚在澳门给麦尔古古里亚神父的信中说：“我希望不久对中国话能够运用自如，而后用中文撰写要理等书，这是为归化他们必需的步骤。”^[14]目前罗明坚这几本书除《天主真教实录》流传下来以外，其余的书都已经遗失。但他撰写了《要理问答》这是确定无疑的，《要理问答》和《天主教要》是什么关系尚不得而知，估计《要理问答》作为《天主实录》的早期著本的可能性很大，而《天主教要》则作为《天主实录》的一部分。这点在罗明坚的《天主实录》一书中可得到佐证。

用中文写作，这是罗明坚重大的汉学研究成就，正是在他的带动下，以后利玛窦等来华的耶稣会士将这一传统继承下来，写下了大批中文著作（当然，这里有明清士人的帮助、润笔）。就是在四百年以后的今天，能直接用汉文写作，在中国出版发表著作的汉学家我们仍很难找到，在这个意义上来华耶稣会士所开创的这种以汉文写作的形式，所达的成就，以后西方汉学从未达到过。^[15]

四、在西方绘制了第一幅中国地图集

绘制中国地图一直是西方早期汉学的一个重要方面。16世纪以前西方从没一幅中国完整的地图，那时的西方地图绘制学还建立在托勒密的宇宙观基础上，而对东方和中国的认识中世纪以后大多还停留在《马可·波罗游记》的影响之中。大航海以后，葡萄牙的航海家们逐渐开始放弃托勒密的宇宙观，东方逐步进入他们视野，

奥特利写斯（Ortelius Abraham）1567年在安特卫普出版了第一本《新亚洲地图集》（Asiae Orbis Partiam Maximae Nova Description），三年以后他绘的《世界概略》（Theatrvm Orbis Terravm）收入了66幅地图，包括世界图、分海图和分区或分国图。这幅地图原北堂藏有，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它是最早传入中国的由欧洲人绘制的世界地图。1635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了两卷署名为古里埃尔姆和约翰·波劳（Guijielmum etlo-hannem Bleaea）的《新世界地图集》（Theatrum Orbis Terrarum Sive Atlas Novas），这部作品含有9张亚洲地图，“其中之一题目是古代中国和现在中华帝国的居民”（China Veteribus Sinarum Ragio Nanc Incolis tame Dicta），署名是古里埃尔姆·波劳（Guiljelmus Blaea）。^[16]

第一次在西方出版详细的中国地图集的是罗明坚。罗明坚的这部名为《中国地图集》1987年才被人发现，它原深藏在罗马国家图书馆之中。1993年经过欧金及奥·洛·萨尔多的整理编辑由Istituto Poligrafico e zecca dello Stato正式出版。

“这本地图集共有37页说明和28幅地图，其中有些是草图，有些绘制得很精细。”这个地图集有以下几个特点。

1.第一次较为详细地列出了中国的分省地图。罗明坚介绍了中国的15个省份，他对每个省份都进行了分析性的介绍，从该省的农业生产、粮食产量、矿产、到河流及其流向，以及各省之间的距离及各省边界、方位以及“皇家成员居住的地点、诸如茶叶等特殊作物、学校和医科大学以及宗教方面的情况”^[17]有较为详细的介绍。

2.首次向西方介绍了中国的行政建构。当时欧洲人十分关心中华帝国的情况，国家的组织结构，正是“当时欧洲感兴趣”的问题。他从“省”到“府”，从“府”到“州”和“县”按照这个等级顺序逐一介绍每个省的主要城市、名称，甚至连各地驻军的场所“卫”和“所”都有介绍，所以这个地图集的编辑者说：“这部作品最突出之点也是作者试图准确地说明中国内地的行政机器在形式上的完善性。”^[18]

3.对中国各个省份的介绍中，突出了南方的重要性。

意大利学者欧金尼奥洛·萨尔多认为罗明坚的中国地图肯定受到了中国地图学家罗洪先《广舆图》的影响60，但最新的研究证明，罗明坚所绘地图的母本来源于《大明一统文武箔司衙内官制》。^[19]

从罗明坚所编制的地图上我们可以看到，他不是首先从北京或南京这两个帝国的首都和中心开始他的介绍，而是从南方，从南方沿海省份逐步展开了他的介绍，“这种看待中国的方式与那个时代葡萄牙人的方式完全相同”，^[20]因为对当时的欧洲人来说，他们更关心的是与他们贸易相关的中国南部省份。

尽管在西方对中国地理的介绍和中国地图的印制上影响最大的是卫匡国（Martin Martini，1616-1661）1655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的《中国新地图集》（Novas Atlas Sinensis），但从历史上来看，从所绘制的时间来看，罗明坚是第一个绘制了中国分省地图的人，罗明坚所绘制的《中国地图集》虽然没有出版，只是作为草稿存在档案馆中，但其历史地位是不可忽视的。

五、罗明坚是唯一写出多首中国古典诗歌的来华耶稣会士

罗明坚的这些汉文诗一共34首，^[21]他的这份汉文诗手稿在罗马耶稣会档案馆的Jap.Sin.Ⅱ，159.号。首次发现并公布这些古典诗歌的是美国的陈绪纶神父，他在《华裔学志》上将这些诗翻译成了英文，^[22]学术界陆续得知了罗明坚的这些诗作。

游到杭州府

不禅驱驰万里程，云游浙省到杭城。

卸经万卷为何事？只为传扬天主名。

寓杭州天竺诗答诸公二首（第一）(www.xing528.com)

僧从西竺来天竺。不禅驱弛三载劳。

时把圣贤书读罢，又将圣教度几曹。

寓杭州天竺诗答诸公（第二）

一叶扁舟泛海涯，三年水路到中华。

心如秋水常涵月^[23]，身岂菩^[24]提那有花。

贵省肯容吾着步，贫僧到处便为家。

诸君若问西天事，非是如来佛释迦。

回广邀友话情

去年小弟别离兄，兄在广城弟去京。

今日弟回思别久，请兄舟内话离情。

罗明坚在中国期间与中国文人交往，中国文人以诗会友是交往的重要途径，这样罗明坚也必然学习中国古典诗歌。罗马耶稣会档案馆中，笔者发现一份名为《诗韵》的抄本^[25]，该文献和罗明坚上面的汉文诗的抄本Jap.Sin.11-159号及Jap.Sin.Ⅱ-161号的《尺牍指南》在纸张、装帧上完全一样。因而，我认为，这三份文献可能是罗明坚同时带回罗马的。中国古代文人作诗用韵都要使用韵书，这些韵书都是朝廷颁布的，被称为“官书”，元代编有《中原音韵》，明代修撰的官方韵书是《洪武正韵》，《诗韵》是从东韵开始，每一韵后都标出韵词。罗明坚带回的这本韵书是哪种韵书的抄本，待以后研究。这至少说明罗明坚在他的汉语学习中是学习了《诗韵》的。^[26]

罗明坚在中国与中国文人交往中相互赠诗，也可以在文献中找到记载。罗明坚在1584年5月的信中说“中国官员很喜欢我们，对我们居住在这里感到满意。他们中最有学问的一位，写了一些诗句赠送给我，同时还送给我两块题字的金匾。第一块匾我安放在我们房屋的门上方，而另一块则摆放在教堂里。为了慰问我们的（弟兄们），我把题字和诗句译为我们的文字，写在下面：

诗

谨献歌词给西园天人，

他从遥远的西方王国乘坐小船，

航行万里，穿越辽阔的海洋。

来到著名的与外界隔绝的中国，

留在那里，成为一名圣人。

寂静的夜里，一条龙潜入湖中，

溅起周围浪花，腾向夜空。

春天来临，一只候鸟飞入树林与绿地。

在这里，他忘掉自身和一切，

是否还忆起亲爱的故乡？

他心中明晰，独自向神倾吐祈求，阅读典籍。

弛来访问这在中央的统治地，

引导人们为自己准备天堂之路。

具有坚强果敢头脑的人十分罕见，

他散布馨香，既广且阔。”^[27]

至于这批诗所包含的罗明坚在华活动的历史细节以及这些诗作的文学评价，因为篇幅有限，这里不做展开，待以后详细研究。^[28]

结　语

罗明坚是中国与意大利在明清之际文化相遇的第一人，是中国天主教第一人，同时也是西方汉学的奠基人。长期以来学术界对罗明坚的研究不够，也没有给予他应有的地位。今天我们在这里讨论儒学与欧洲文明的关系，应该记住是罗明坚第一个把《四书》翻译成了拉丁文，从而开创了儒家思想与欧洲思想的交流与相遇。

（作者简介：张西平，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国际儒学联合会国际联络委员会主任）

Michel Ruggieri's Contribution to Sinology

Zhang Xiping

Abstract: As the first Jesuit who entered China during Ming period， Michel Ruggieri's role in the history of sino-west relations of Ming and Qing Period has been overshadowed by the researches and attentions paid to his contemporary Matteo Ricci.This paper will focus on Michel Ruggieri and his sinology achievement.The manuscript Portuguese Chinese dictionary at Rome Jesuit Archives had been identified as compiled by Michel Ruggieri and Matteo Ricci.By examing this manuscript， the author found that the front materials bound with the dictionary contained evidences supporting Michel Ruggieri's role in it.Then， the author identified another manuscript translation of in Latin at Biblioteca Nazionale V.Emanuele II di Roma.Though some scholars believe that Matteo Ricci translated and Micheal Ruggieri only copied and signed his name， the author did comparative study into the published books by Micheal Ruggieri and the manuscript， confirmed that it's Micheal Ruggieri rather than Matteo Ricci is the author to this translation manuscript.The Chinese maps which had been brought and introduced to Europe by Ruggieri， unknown by others for centries may not left much impact as Martini's Chinese maps in the history.Their historical position shouldn't be kept in dark when such maps revealed to the world.Ruggieri also attemped Chinese writing and publishing， he even composed Veritable Records of Catholic Saints and Chinese poems and verses under the help of Chinese teacher.Such rare documents reflects his proficiency on Chinese.When we discuss the great encounter between Confucianism of China and European cultures， we should bear in mind that it's Micheal Ruggieri who first translated Confucian classics into Latin， and started an age of cultural encounter between China and Europe.

Key words: Micheal Ruggieri； Sinology； contribution； The Four Boks

【注释】

[1]［法］费赖之著，冯承钧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第23页。

[2]《利玛窦通信集》，台湾光启出版社1986年版，第432页。

[3]《利玛窦通信集》，第432页。

[4]利玛窦和一名中国秀才在肇庆为罗明坚草拟了一份“教宗致大明中国宣席书”参阅，（Pietro Tacchi Venturi，SS.J.，Opere Storiche Del P.Matteo Ricci.S.J.p.494）；《利玛窦全集》，台湾光启出版社1986年版，第549页。

[5]杨福绵：《罗明坚、利玛窦〈葡汉辞典〉所记录的明代官话》，《中国语文学报》1995年第5期。

[6]宋黎明：《一流的学者，二流著作：评夏伯嘉著作〈紫禁城的耶稣会士：利玛窦（1582—1610）〉》，《中国图书评论》2012年第10期。

[7]［意］达仁利Francesco D'arelli），《利玛窦与〈四书>拉丁语译本以新方法进行历史编纂学的探究》（D'Arelli，“Matteo Ricci S.I.e la traduzione latina dei Quattuor Libri（Sishu）dalla tradizione storiografica allenuove ricerche”，in D'Arelli（ed.）Le Marche e l'Oriente.Una tradizione ininterotta da Matteo Ricci a Giuseppe Tucci，Atti del Convegno Internazionale，Macerata23—26ottobre1996（Roma Istituto per l'Africa e l'Oriente，1998），pp.163—175.）。感谢文铮帮助我翻译了此论文。

[8]达仁利说：“页码标志是由我加的，括号内有原来用墨水写的阿拉伯数字页码，位于手抄本的每页正—反面外侧页眉处。”

[9]参阅陈纶绪（A.Chan，S.I.）：《罗明坚和他的中文诗歌》（Michele Ruggieri，S.J.（15431607）and His Chinese Poems），《华裔学志》（Monumenta Serica），1993年第41卷，第135页；张西平：《欧洲早期汉学史：中西文化交流与西方汉学的兴起》，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58—66页。

[10]《利玛窦史料》第1卷，第43页。（Fonti Ricciane，EDITEECOMMENTATE DA PASQUALE M.D'ELIAS.L SoTTOILPATROCI.IODELLAREALEACCADEMIAD'ITATLIAVOLUMEI）

[11]《利玛窦史料》第1卷，第148页，注释2：“1591至1592年罗明坚校对了在中国完成的四书拉丁文翻译（2543号）。如果这本译作以及《教理问答手册》没有出版，那是因为范礼安的强烈反对。”

[12]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香港公教真理学会场1970年版，第66页。

[13]［法］费赖之著，冯承钧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第29—30页。

[14]《利玛窦书信集》，第427页。

[15]经过七年努力我们与梵蒂冈图书馆合作，已经将藏在梵蒂冈图书馆的传教士所写的中文著作全部复制下来，在中国出版，2014年出版了第一辑，44册，这对研究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16]参阅本犬尔迪诺（Filippo Bencardino）：《15—17世纪欧洲地图学对中国的介绍》，《文化杂志》1998年春季号，第11页。

[17]洛佩斯（Fernando Sales Lopes）：《罗明坚的中国地图集》，《文化杂志》1998年春季号，第6页。

[18]洛佩斯（Fernando Sales Lopes）：《罗明坚的中国地图集》，《文化杂志》1998年春季号，第6页。

[19]中国学者往前进认为“意大利学者罗萨多（Eugenio Lo Sardo）认为此图是依据中国明代罗洪先的《广舆图》。本文通过对稿本中唯一的一篇中文原刻板书式单页地图《辽东边图》的探讨，弄清此图的来源是《大明一统文武诸司衙门官制》，后将此书与《中国地图集》的文字和地图精心比较，发现罗氏的地图集主要是依据《大明一统文武诸司衙门官制》一书编撰，而不是《广舆图》。”参阅往前进《罗明坚〈中国地图集>所依据中文原始资料为<大明官制>考》，载姚京明、郝雨凡主编《罗明坚<中国地图集〉学术研讨会》，澳门特别行政区文化局2014年，第79页。

[20]参阅卢西亚诺·佩特奇《罗明坚地图中的中国资料》《文化杂志》1997年10号。

[21]陈神父第一次公布这批诗时说是34首，但学术界对此也有不同的看法，见汤开建《明代来华意大利耶稣会士民间的中文诗》一文。认为应是50首。载姚京明、郝雨凡主编《罗明坚〈中国地图集〉学术研讨会》。澳门特别行政区文化局2014年，第210页。

[22]Albert CHAN，S.J.，Michele Ruggieri，S.J.（1543—1607）and his Chinese Poems，Monumenta Serica41（1993），pp.129—176.

[23]Albert CHAN，S.J.，Michele Ruggieri，S.J.（1543—1607）and his Chinese Poems，Monumenta Serica41（1993），pp.129—176.

[24]Albert CHAN，S.J.，Michele Ruggieri，S.J.（1543—1607）and his Chinese Poems，Monumenta Serica41（1993），pp.129—176.

[25]Jap.Sin.Ⅱ-162.

[26]参阅张西平《欧洲早期汉学史》第三章，中华书局2009年版。

[27]［美］爱华德·林斯特拉英译，万明中译《1583—1584年在华耶稣会士的8封信》，载《国际汉学》第2期，第283页。王泮赠给罗明坚的这首诗，原件已经找不到，这是罗明坚在自己的信中记录下来的，这里是从罗明坚信中摘录下来翻译成英文后，再译为中文。可惜原诗已够逸，无法对照还原。

[28]参阅汤开建《明代来华意大利耶稣会士民间的中文诗》一文，认为应是50首。载姚京明、郝雨凡主编《罗明坚<中国地图集〉学术研讨会》，澳门特别行政区文化局2014年，第2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