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对21世纪全球治理的影响

［澳大利亚］李瑞智

（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澳大利亚邦德大学教授）

一年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式上做了颇具开创性与决定性的讲话。他智慧地将讲话集中在21世纪面临的重塑全球秩序可能性上。蕴藏于中国传统思想和历史的远为博大精深的智慧，势必取代20世纪执着于必然性的西方思想。

对形成中华文明的五个历史时期进行概括总结后，习近平主席重点指出中国传统文化的三个重要特点：儒家思想与其他学说既相互竞争又相辅相成、滋养生生不息统一文化的主导地位；儒家思想于丰厚、多元中国历史发展中的生命力和与时迁移、应物变化；儒家思想把对个人、社会的教化同对国家的治理结合起来的贡献。这些观点，是这位对世界主要传统的文化思想具有透彻了解和对中华文化传统精神内涵也具有深刻理解的中国领导人的深邃见解；中国文化在其历史悠久、生生不息及其取得的伟大成就上，在全世界是独树一帜的。

一年之后，我们重温习近平主席对儒家思想传统三大特点所作的概括，更感到它深刻的启迪性；尤其是儒家思想这三大特点在当今国际社会之蓬勃发展中正发挥越来越重要角色的情况下，启迪则更为明显。

首先，儒家思想在“与其他学说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借鉴，滋养生生不息的统一性”中长期居于主导地位。在这点上，人们即刻想到中国整个历史几乎一直致力于在一个统一政府之下的社会，凝聚最多民众，这样一种治国精神，是世界任何其他地方所不及的。而且，儒家治国精神是在如像元、明、清诸多朝代之下延续不殆且依旧发展的，并如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在它们统治灭亡之后显得更强大、得到更大提升。在过去两千多年以及“百家争鸣”局面中，儒家治国精神一直服务于保持一个致力于使引进中国的，包括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等的多种精神传统，达到“和而不同”的思想多元化局面。

人们可不局限于中国政治版图之内而谈论儒家治国精神的流传之广，它带给东亚与东南亚一种统一性的谦谦君子品格。东亚有韩国、日本和越南，都属于不同历史遗产，几乎都以儒家精神和中国经典文化作为民族和正统的标志。东南亚的华人少数民族，形成德性的儒家教育、治国和经商的常规理念。然而非来自“儒家”的大部分人口，则需参照这些绩效超群的儒家少数民族德行，对自己能力做出考量并加以提高。所以，印度次大陆以及东亚经济崛起，与儒家思想第一特点的“在与其他学说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借鉴，滋养生生不息的统一性”的长期主导地位，难以分割开来。

看起来有意思的是，那些似乎边缘的“儒家社会”，在经济上都看起来比中国更早进行了西化与现代化。这当然是对事物复杂性的忽略。对儒家治国精神在整个亚洲普遍传播现象进行认真审视，这是绝大多数外部观察家忽视的，而且是出于对西方已疑虑重重的“普世价值”维护而进行的刻意淡化。在此还应提出问题的另一层面，它也是在谈及儒家思想第二大特点时应充分讨论的，即儒家的谦谦君子、忍让风格的智慧，今天正成为一种不可抗拒性方式，正在转变着全球格局。

第二，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到儒家思想于丰厚、多元中国历史发展中的“生命力和与时迁移、应物变化”。中国的独特与绵延不断文字记载历史，提供无数儒家思想“生命力和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的例子，它们已作为众多的图书馆典籍目录。所提及不多的是1949年后中国领导人的“生命力和与时迁移、应物变化”；其实每个领导人都在谋求中国人民利益过程中，坚持不懈成功处理和解决了大量瞬息万变的挑战。但是从当今情况出发，我要讲一讲在习主席在执政不长时间里取得的显著成就。

如上所述，全球秩序当前正处在变革过程中，尽管那些已习惯于替全球决定思想和框架的人们还在做似乎是无望的努力。我们可以说，前途正朝着偏离海洋国家、英语母语人们的既定路径而行，虽然这些人曾经创造了这个现代世界。世界前途正朝着以拥有全球一半以上人口的欧亚大陆为中心，走向一个文化更为多元的社会。(www.xing528.com)

儒家思想与新兴欧亚大陆秩序的关系，由于2015年7月8日至10日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上合组织以及欧亚经济联盟领导人在俄罗斯乌法召开的会议而获得实质性加强，虽然不一定立刻具有显性。但这确是儒家中国的“生命力和与时迁移、应物变化”例子，施展它的已然可为这一新兴秩序提供能量的商务活力、金融资源、科技能力、基础设施规划与外交谋略。这些投入已经使俄国有能力、使精明的普京采取大胆举措，将许多不同类型的企望带到乌法会议上，去追求直到现在除少数观察家之外大多数人仍然意想不到的一个共同事业。

当然这一计划还处于其初级阶段。不过，鉴于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所为总是超乎人们想象，是难以看到在现实欧亚活力彰显中的中国影响有失败的可能。在这一过程中，儒家思想“生命力和与时迁移、应物变化”必定会在世界新兴地区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得以确切验证和显现。

正如习近平所说，儒家思想有“与其他学说既相互竞争又相辅相成”融合与滋养的悠久历史。当代中国也许正以令人惊奇的姿态，满怀希望地走向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与多元局面。在中国从儒家传统思想汲取营养，提供能量，整合一个复杂融合的多元文化之时，这就是开始对一个未来全球秩序的塑造，这将是史无前例的事业。

习近平主席讲的第三大特点，是“儒家思想把对个人、社会的教化同对国家的治理结合起来的贡献”。习近平主席已以一场十分令人震惊且已取得普遍成功，获得广泛赞许的反腐运动，证实了儒家思想致力于实现这些目标的恪尽职守精神。而从另一方面看，腐败也是中国“富强”与“和平崛起”，不得已而付出的代价。腐败使两方面有许多受害者，皆应视为是一场因为缺失儒家精神的重大复杂力量角逐而导致的伤亡。

腐败并非是唯一的伤亡来源。比起腐败受害者人数更多的，是人们遭受的各种污染危害，无论污染的是空气、饮水、土壤、食物或者药品。人类与自然环境都被严重毁坏了，而原因是同一个，就是胡作非为、统治金融以及大公司的势力。

西方民主的“普世价值”已经证明，面对这些金融与公司力量，它是没有效力的。儒家思想在当今可能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在于向国际社会展示，儒家“治国”如何可做到控制和减少伴随以往“进步”的污染，以此发挥领导力作用。在这一追求上，习主席再次显示已与普京总统形成强有力联盟；普京总统对转基因食品已经采取禁止措施，并对在新兴欧亚中心腹地实施中国“一带一路”计划中，扮演着大力支持的主要角色。

这种情况使那些习惯于西方商业、金融和政治方式的人们感到错愕。但是习主席讲“个人、社会的教化同对国家的治理”，没讲任何对“市场”尊崇有加的关切，对此作认真的思考，是很重要的。如果认为中国人无论如何对掌握世界多元文化的市场是匮乏的，那会是十足的荒谬。反而是，认识到儒家思想所作的，恰是去纠正常发生步入歧途和腐败市场的影响，使社会上的市场角色，服从于人类更深层、更敏感的需要，才是切合的。

正是传统儒家思想这种特点，还有很多其他方面特点使得中国和亚洲成为世界经济强劲增长力所在，使得这样一种态势成为亮点，也即西方的追求形而上学的确定性，在变革的全球秩序中被迅速边缘化，以致被抛弃。我们可以说，无须对纠正市场有任何担心，中国金融、儒家科技和基础设施、谦谦君子的儒家风度，将作为这一转变之中的主要与决定性力量兴起。然而，这一切如期发生，只是西方社会没有话语或理解能力用以作为对其自决无知的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