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文学思想研究：揭示天生成腔子

朱熹所期盼之文学理想以其文学评论最形象之术语形容当为“天生成腔子”一词。钱穆说:“清人姚鼐论文，举出神理气味格律声色八字，朱子早已有此指陈。”^[107]此亦朱熹“天生成腔子”深刻意蕴所涵盖之内容。

关于这个重要的文学理论术语，吴长庚著《朱熹文学思想论》^[108]，莫砺锋著《朱熹文学研究》^[109]均无专门论述。以前有几本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专著对此有所论述，可惜误解较多。我在《南开学报》2005年第6期上发表过专文论析。^[110]

1.对四家重要文学批评史解释“天生成腔子”含义的批评

在朱熹的文学思想体系中，有一个特殊的名词术语，就是所谓“天生成腔子”，如果我们不特别的留意，也许会如此而已的疏忽过去，并不把它当作一回事。事实上，这个术语在朱熹的文学思想体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对它的含义能否正确的解释和理解，将关系到我们把握他文学思想到一个什么样的深度。简单地说，这个术语的含义贯穿着朱熹文学思想体系的始终，兼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而有之，具有丰富的内涵和深刻的意蕴，有深入研究的价值和意义。但有一些同志把“天生成腔子”和“腔子”等一些其它说法混为一谈，造成了相当的学术误解，甚至几家有代表性的文学批评史著作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所以，有必要对此进行比较深入的探讨，以利于学术的进步。

(1)罗根泽在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中说:

说出的诗文之所以不可摹拟，是要还它本来样子；做出的诗文之所以必守旧格，也是要还它本来样子。本来样子的组织部分是天生成腔子，修辞部分是稳当底字。语类云:

前辈云:文字自有稳当底字，只是始者思之不精。又曰:文字自有一个天生成腔子，古人文字自贴这天生成腔子。(卷一三九)

“古人文字自贴这天生成腔子”，当然不用摹拟；后人作文要追求这个天生成腔子，便非摹拟不可。所以语类又云:

陆教授谓伯恭有个文字腔子，作文字时便将来入个腔子做，文字气脉不长。先生曰:他便是眼高看得破。(卷同)

“入个腔子做”，就是摹拟个“天生成腔子”，也就是求个组织部分的本来样子。^[111]

“本来样子的组织部分是天生成腔子，修辞部分是稳当底字”这种解释割裂了“天生成腔子”与“稳当底字”之间的关系。其实“天生成腔子”本身包含了修辞内容，既然是“天生成腔子”就必然是自然用了“稳当底字”，亦即恰当地运用了语言文字。朱熹认为“做文字自有稳底字，只是人思量不著”^[112]。意思是人类的语言文字是非常丰富的，人们本来可以把话说得恰如其分，但在现实的世界中，由于人们的内在缺陷和教育程度受到种种限制，就形式的语言修辞而言，也并非易事，我们的思考往往不能精确，语言表达就容易词不达意。而“圣人说出来底”，自然“铺排得恁地安稳”。“圣人说出来底”，是“天生成腔子”，“这几字”^[113]当然铺排得安稳。由此可知，朱子说的话前后并非等同的关系，前半是具体谈用字之难，后半是总的感慨文字自有它本身的内在规律，而把握、运用到何种程度完全要看个人的天资和教育修养训练程度。不过，罗根泽用“本来样子”来说明“天生成腔子”还是见解独到的。“本来样子”是符合艺术规律之创造的美的形象显现，只是他说得很朦胧，又肢解了朱子的完整含义，所以容易引起人们对“天生成腔子”真正含义的误解。

后来罗先生说“入个腔子”就是摹拟个“天生成腔子”，也就是求个组织部分的本来样子，实在是误会了朱熹的意思。这里的“腔子”与“天生成腔子”的那个腔子并非一回事。这里说“有个文字腔子”，“将来入个腔子做”云云，都不是肯定的含义，而是否定这种模式化、类型化的简单作法，所以才说其“文字气脉不长”，并得到朱熹的首肯:“他便是眼高看得破。”朱熹为此说:“文章流转变化无穷，岂可限以如此。”^[114]可见他是批评这种类型化的腔子的。朱熹的文学批评，文字表面上浅显，没有系统，实质上自有其内在的有机联系，而且含义深刻，不容易被人理解。这“天生成腔子”就是明显的一例。

(2)郭绍虞在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中认为:

朱子论文，重在明白自然，不要架空细巧，可是在另一方面，又认为明白自然不是恁地说将去，原来自有个典型在。《语类》说:“前辈云文字自有稳当底字，只是始者思之不精。”又说:“文字自有一个天生成腔子。”(卷八)这所谓天生成腔子，就是一个典型的形。他一样要用那合用的字，稳当的字；他一样想铺排得恁地安稳；他也要那些琢磨工夫与文人一样。这就因为在他的思想体系上有个先天的“理”存在的缘故，所以他以这“天生成腔子”为自然。明白这些，然后知道朱子虽主自然，而其批评东坡文字不合典型的地方，在他说来也不为无理由。^[115]

第一句话就把“明白自然”和“典型”对立起来，认为这是“另一方面”的事情。后面又说:“这所谓天生成腔子，就是一个典型的形。”这就明确地把“天生成腔子”限制为“一个典型的形”，是一种“典型”的类型。朱熹心目中固然原有一种艺术的理想，但说到具体的文字，并不只是称许某一种文字风格和类型，因而郭先生的说法人为地使得朱熹所表达的文章文学思想狭隘化，这显然是错误的。郭先生又说:“这就因为在他的思想体系上有个先天的‘理’存在的缘故，所以他以这‘天生成腔子’为自然。”这一说，又使“天生成腔子”的含义含混起来了，因为明显与前面的论述有矛盾。说“天生成腔子”为“自然”没有什么错，但这“天生成腔子”究竟是什么意思，从他的论述中却无法知晓。而说朱子的思想体系上有个先天的“理”存在，‘所以他以这“天生成腔子”为自然’是缺乏说服力的。因为朱熹对理气先后问题的认识是很辨证的，没有证据可以确证朱熹是一个理本论者，相反，他始终坚持认为，理气不分先后，有理必有气，有气必有理。郭先生说:“明白这些，然后知道朱子虽主自然，而其批评东坡文字不合典型的地方，在他说来也不为无理由。”按照郭先生的说法，“自然”和“典型”是不同的，朱熹虽然主张“自然”，与苏轼在这方面的文学主张一模一样，但朱熹批评东坡文字不合典型的地方还是有道理的。应该说，这不但是对朱熹文字的极大误解，而且又是自相矛盾的。因为，一方面，郭先生说:朱熹以这“天生成腔子”为自然，一方面又说:朱熹虽主自然，而其批评东坡文字不合典型的地方，在他说来也不为无理由。那么，到底“天生成腔子”为“自然”呢?还是“一个典型的形”呢?看来郭先生自己也没有搞清楚，所以才相互矛盾。

(3)成复旺等著的《中国文学理论史》在谈到朱熹的“天生成腔子”时说:

朱熹所谓“天生成腔子”，就是一种平淡、自然而有韵味的艺术风格。“天生成腔子”的“天生”二字，就含有出之自然、不事雕琢的意思。^[116]

可见平淡自然是道学本身的特性，是“文从道中流出”之时带出来的艺术风格。所谓“天生成腔子”实在只是道生成腔子。^[117]

这里把“天生成腔子”限定为“一种平淡、自然而有韵味的艺术风格”显然是一种片面的理解。在这样的前提下，说“天生”二字，就含有出之自然、不事雕琢的意思，就更是一种误解。“天生成腔子”的“天生”二字不是作为一种风格的“出之自然、不事雕琢”，而是作为天地间文字各种各样的风格的“出之自然、不事雕琢”!这是必须辩明的事实:“天生”重在自然，而不是某一种风格!如果说认为朱熹的“天生成腔子”是“一种平淡、自然而有韵味的艺术风格”是一种片面的理解的话，问题也许还没有那么严重，仅仅是对前贤的话领会不够深透而已。但后面却说平淡自然是道学本身的特性，是“文从道中流出”之时带出来的艺术风格。所谓“天生成腔子”实在只是道生成腔子。就非常令人不可思议了!“平淡自然”难道就是道学本身的特性?难道说道学的特性就是“平淡自然”?在逻辑上就是说不通的，“平淡自然”既不可能为某种学派的专利，而道学本身的特性也决不可以“平淡自然”为之。至于说是“文从道中流出”之时带出来的艺术风格，就更加使朱熹这句话的含义受到了歪曲。“文从道中流出”何止于带出一种艺术风格?好像“文从道中流出”就只能“带出”那么一种“平淡、自然而有韵味的艺术风格”似的，其它如豪放的也好，雄健的也好，雅丽的也好，典则的也好，等等，都不能带得出来!这显然是曲解了朱熹“天生成腔子”的含义，从逻辑上就是说不通的。至于说“天”是什么含义，“道”是什么含义，在朱熹思想的学术语境中是明确的，需要我们虚心地学习和研究，而不是以一种鄙夷的口吻说一句“天生成腔子”实在只是道生成腔子能够解决问题的。我们的同志往往对前人的话没有理解就轻易下结论。这样不利于对传统优秀文化遗产的继承和发扬。

(4)王运熙、顾易生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宋元金部分》在谈到“天生成腔子”时是这样说的:

朱熹提倡自然，并非不讲为文的法度。所谓“信口恁地说”皆成文章，那只是古之圣贤才能办得到，后世之人则断然不能。他曾引张载“发明道理，惟命字难”语发挥道:“要之，做文字下字实是难，不知圣人说出来底也只是这几字，如何铺排得恁地安稳!”又云:“文字自有一个天生成腔子，古人自贴这天生成腔子。”什么是“天生成腔子”?朱熹在此没有讲明。同卷《语类》又记载杨道夫与他论文云:‘因说伯恭所批文，曰:“文章流转变化无穷，岂可限以如此。”某因论陆教授谓伯恭有个文字腔子，才作文时，便将来入个腔子做，文字气脉不长。先生曰:“他便是眼高，见得破。”’可见所谓腔子即一种类型化的风格或创作模式，相近于后来批评中所常用的格调、格套。^[118]

这里说“信口恁地说”皆成文章，“那只是古之圣贤才能办得到，后世之人则断然不能”，这显然不是朱熹本来的意思。朱熹认为作者只要达到一定思想境地和修养德能，就可以自然平易地说出好的文章。他对同时代人称许也不少，最著名的是陆游，屡次说他老笔尤健，是当今第一流的作者。朱熹在论文时把苏秦、张仪都是作为出口成章的人来赞扬的，而他们却并不是朱熹心目中的圣贤。《史记》所载不可能尽是圣贤所言，朱熹认为《史记》是说出的文字，与《汉书》做文字不同。他论文所说“如古者或以言扬”^[119]也只说是“古者”，并不确指“圣贤”。所以，后世之人与前世之人并没有一定的界限，区别只在于你有没有达到那个修养境界!这当属朱熹的本意。他本人就是信口而言、自然成文的语言大师，《朱子语类》一四〇卷的文字就是一个极好的证明。况且，艺术的理想是永无止境的，圣贤文章也是相对的。另外，本书著者把“天生成腔子”与“有个文字腔子”混为一谈，显然是错误的，朱熹在不同时间、不同情况下，针对不同问题谈的“腔子”完全是两码事，而且是褒贬不同的两种情况。本书说:‘什么是“天生成腔子”?朱熹没有讲明。’然后引用完全相反的内容来证明说:“可见所谓腔子即一种类型化的风格或创作模式，相近于后来批评中所常用的格调、格套。”这在逻辑上是完全错误的，因为他前后讲的两种情况根本不是一回事!如果说“天生成一种类型化的风格或创作模式”，或者说“天生成格调、格套”，绝对是说不通的。朱熹说“文字自有一个天生成腔子”。是形象的说法，即是他说的“开口见心”“自胸中流出”的意思。至于说“自胸中流出”什么腔调来、什么风格来、什么格调来，那是不能强求统一的。这是一般性与具体性、典型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的辩证统一。简单地说，“天生成腔子”是美的最高体现，是理念的形象显现，但是形象显现的具体方面却是千姿百态、仪态万方的，不可能只是“一种类型化的风格或创作模式”，也决不是一种“常用的格调、格套”。

2.“天生成腔子”深刻意蕴探析

以上就几家的论述作了分析。朱熹说的“天生成腔子”究竟是什么含义呢?在讨论“天生成腔子”的真正含义之前，我们必须要辨明“天生成腔子”与“有个文字腔子”、“入个腔子做”、“只填得他腔子”等等的区别。

林艾轩云:“司马相如赋之圣者，扬子云、班孟坚只填得他腔子，如何得似他自在流出!”^[120]

这里的“腔子”显然不是“天生成腔子”，而是批评造作的模仿文字。因为再好的文字，即使是圣人的“天生成腔子”，如果你本身达不到那样一种境界，只是机械地模仿和学习，以至于成为不自然的造作文字，当然是受到批评的，“只填得他腔子”了。司马相如的“腔子”也可能是“天生成”的，但“只填得他腔子”的那个“腔子”就只能是造作的文字，怎么能像他那样“自在流出”呢?再如朱熹说:这里的“腔子”是朱熹对一种“类型化”文章的批评，是对类型化的语言风格、文章技法的否定。因为这样的文章没有生气，机械死板，必然会导致文章“气脉不长”。从以上分析可知，朱熹说“文字自有一个天生成腔子”与“有个文字腔子”、“入个腔子做”、“只填得他腔子”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不能混为一谈。

陆教授谓伯恭有个文字腔子，才作文字时便将来入个腔子做，文字气脉不长。^[121]

(1)朱熹“天生成腔子”的基本含义

朱熹论述“天生成腔子”最明确、最完整的话是在与学生讨论文章文学的时候说出来的。

前辈云:“文字自有稳当底字，只是始者思之不精。”又曰:“文字自有一个天生成腔子，古人文字自贴这天生成腔子。”^[122]

这里的两句话是朱熹经过思考以后讲给他的学生听的，前后有着严密的内在逻辑关系，但往往为人们所忽略或者被误解。第一句话是说，我们写文章或者创作文学本来自然有稳当的文字可用，我们没有用好文字，修辞不当，只是因为我们的修养、训练程度不够，思考不够精确罢了。第二句话从表面上看也很简单明白，是说文字本来有一个“天生成腔子”，古人的文字接近于这个“天生成腔子”。问题的实质在于:“天生成腔子”的含义究竟是什么?从上下文的逻辑关系来看，朱熹自己对此最简单而精确的解释是:我们运用文字如果达到了恰当的地步，也就是运用了“稳当底字”，就是“天生成腔子”。说明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这是理解朱熹“天生成腔子”含义最基本的前提，失去了这个基本的前提，就难免会对朱熹“天生成腔子”产生这样那样的误解，有了这个正确理解的前提，我们才能抓住问题的实质，进而联系他整体的文学思想，剖析“天生成腔子”的深刻意蕴。换句话说，我们对朱熹说文字自有一个“天生成腔子”最基本的正确理解是:说话写文章也好，搞文学创作也好，在文字修辞上恰到好处的就是“天生成腔子”。由于任何事物都是相对的，在现实社会中，理想只是我们追求的目标，而不是现实的存在，朱熹洞察到了这一点，所以他才说“古人文字自贴这天生成腔子”。

朱熹经常说“作文自有稳字”^[123]。认为古人文章写得好的人，用字修辞想什么就能用得上。

苏子由有一段论人做文章自有合用底字，只是下不著。又如郑齐叔云:做文字自有稳底字，只是人思量不著。横渠云:“发明道理，惟命字难。”要之，做文字下字实是难，不知圣人说出来底，也只是这几字，如何铺排得恁地安稳!或曰:‘子瞻云:“都来这几字，只要会铺排”。’^[124]

朱熹引用了四个人的话来说明自己对文章文学修辞用字的深刻认识。苏子由认为做文章自有合用的字，可惜的是人们往往没有用上。“自有合用底字”与朱熹“自有稳当底字”含义是一样的，都是说写文章文学本来可以有恰当的文字；“只是下不着”与朱熹“只是始者思之不精”的含义也是一样的:人们往往没有恰到好处地使用文字。郑齐叔的话“做文章自有稳底字，只是人思量不著”与朱熹的意思一样，朱子本来就是引用前辈的话，也许这个“前辈”就是郑齐叔。这不是我们论题的主旨，可以不必多说。张载(横渠)的话“发明道理，惟命字难”。同样强调了文章修辞用字之难，但多了一层含义，即文章是为了说明道理的，命字之难，难就难在“道理”上。天下何其之大，宇宙何其深广，社会何其复杂，用字当然实在是难!这个意思正是朱熹所十分重视的。苏轼说“都来这几字，只要会铺排”，是从正面说明:我们文章写不写得好，主要看我们会不会恰当地运用语言文字。朱熹自己感慨地总结说:“做文字下字实是难，不知圣人说出来底，也只是这几字，如何铺排得恁地安稳!”换句话说，铺排得安稳的圣人的话在修辞用字上达到了非常高的境界。也就是说，圣人在文字运用上恰到好处，即使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天生成腔子”，也几乎就是“天生成腔子”了!可见，朱熹“天生成腔子”这个概念的含义在形式上确实是从修辞用字开始谈起的，说的是人们运用语言最完美的表达状态。

(2)“天生成腔子”是朱熹衡量文章文学的总体的艺术要求

朱熹在赞扬司马相如“赋之圣者”时说:“如何得似他自在流出!”可见得“天生成腔子”是“自在流出”的文字。朱熹显然不赞同班固扬雄的“做文字”，而欣赏司马迁、司马相如等人“只是恁地说出”的文字^[125]。因为说出的文字是具有深厚文化修养的人“自在流出”的，是贴近“天生成腔子”的文字。而“做文字”则是比较造作的文字，比较远离于“天生成腔子”。朱熹要说明的是:什么样的文章是他欣赏的。毫无疑问，“说得畅”、“会说”、“当时说出”、“只恁说将去”的文字都是朱子很欣赏的。因为这些说出的文字都贴近这“天生成腔子”。再从事实上看，这里涉及的古人有苏秦、张仪，有司马迁，有屈原，都是历史上著名的文章文学大家，证明朱熹的眼光是独到的，用他们的文章来说明自己的观点也是非常有说服力的。相反，朱熹对比较远离于“天生成腔子”的文字是始终持批评态度的。

古人有取于“登高能赋”，这也须是敏，须是会说得通畅。^[126]

当时如苏秦、张仪，都是会说。《史记》所载，想皆是当时说出。^[127]

古人文章大率只是平说而意自长，后人文章务意多而酸涩。如《离骚》初无奇字，只恁说将去，自是好。^[128]

如就纸上做，则班、扬便不如已前文字。^[129]

汉末以后，只做属对文字，直至后来，只管弱。^[130]

到得陆宣公《奏议》，只是双关做去。又如子厚亦自有双关之文。^[131]

朱熹在总体上认为，后世的人写文章造作比较严重，以至于“文气衰弱，直至五代，竟无能变”^[132]。因为文章愈是不自然，就愈说明理路不明，当然也就离开“天生成腔子”的要求愈远。联系起来贯通而论，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天生成腔子”是“自在流出”的，是“恁地说出”的，是与“做文字”不同的，是与“造作”的文字相反的。于此可见，“天生成腔子”是自然而然从胸中流出的文字，但决不是一种自然平淡的艺术风格，而是自然而然流出的各种各样的艺术风格!我们看一看朱熹本身对各种各样语言艺术风格的欣赏和批评，就可以更具体全面地理解他的“天生成腔子”的含义了。从“英伟气”到“壮浪”，从“奇伟”到“纯粹”，从“平说而意自长”到“敷腴温润”，从“雄健”到“峻洁”，从“精密”到“自然平正典重”，到“明快”到“坦易明白”，等等，明显地可以看出朱子对各种各样的语言风格的欣赏和赞许，只要是恰当的，只要是“自胸中流出”的，只要是自然而不造作的，即是文章之妙，也就是“自帖这天生成腔子”的好文章。

“天生成腔子”作为朱熹对文章文学修辞用字的理想要求，圣人也并不能符合尽善尽美的要求，所以他在实际的操作运用上是分层次、有范围的。从时代上讲，他认为三代圣贤文章更贴近这天生成腔子，到了后来往往每况愈下，到了东汉以后“只做属对文字”，“文气衰弱，直至五代，竟无能变”。但不否认具体时代环境中有特殊的情况出现。从具体作家而论，屈原、司马迁、贾谊等自帖这天生成腔子。但这只是总体的评价，这些作家也不是没有缺点；而另外一些作家如班固、扬雄不能与此一层次相比，却也自有自己的长处。可见从具体作品而论，一篇文章可能更贴近这“天生成腔子”，但并不意味着都好。而一篇文章可能不太贴近这“天生成腔子”，但也并不意味着这篇文章就一无是处。朱熹在具体的论文中是随处体现这种辩证的文学观点的。如他对欧阳修的批评，既非常欣赏他的优点，对他的缺陷也提出严厉的批评。这些都证明朱熹批评文学是具体情况具体对待的，是全面而辩证的，他并不是用“天生成腔子”的艺术标准机械地去衡量和评判一时代一作家或一作品的得失，而是根据实际的情况、具体的情节来作一个具体的判断。因而，就“天生成腔子”这个文学批评的概念来说，它本身既具有理想的色彩，又具有动态性。事实上，“天生成腔子”虽然在形式上是从语言用字和修辞恰当与否开始的，但由于语言用字贯通文章的每一个角落，一个字不同，将关系到文章的篇章结构、风格特征、思想内容的表达。如用字与结构之关系，如果用字恰当，表达更得体，就会更接近于“天生成腔子”。再如音韵与思想内容的关系，用典与艺术表达的关系，比兴与生活之内在逻辑性的关系，等等，都无不与之有着密切的关联。所以，“天生成腔子”是作为一个总体的艺术要求来提出的。朱熹认为，文章文学必须要自然而然，必须要从胸中流出，必须要符合生活的内在逻辑，不能故意造作文字，不能机械地学习、模仿前人，在这个前提下，文章的语言风格可以千姿百态，文章的个性色彩可以百花齐放。

(3)朱熹“天生成腔子”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

如果我们说朱熹的“天生成腔子”还包含着深刻广泛的思想内容，也许有人会问:果真如此吗?能否有证据来证明呢?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其实，从我们以上的讨论中，已经涉及到这个问题。朱熹引用张载的话“发明道理，惟命字难”来说明达到“天生成腔子”修辞用字的困难，就包含了这层意思。文章既然是为了说明道理的，而天地间的道理是无穷无尽的，正说明了“天生成腔子”必然包含着深刻广泛的思想内容，不可能是单纯的艺术要求。为了进一步证明这个观点，我们还是用事实材料来说话。朱熹在谈到《诗经》的时候说:

若《大雅》、《小雅》，则亦如今之商调、宫调，作歌曲者亦按其腔调而作尔。^[133]

这里是说作歌曲的人是他们按照自己知道的特定的“腔调”来作的。那么，“腔调”能不能更接近于“天生成腔子”，显然不能不与所表达的思想内容有关。《诗经》作为经典是朱熹十分看重的，他为此专门著有《诗集传》。不用说，全部《诗经》的内容是深刻而广泛的，就是朱熹在这里所说的《大雅》、《小雅》的内容也是十分丰富深广的。朱熹在谈到《大序》时说:这里的意思是说，内容健康向上而节奏流畅的诗才能称为“音”，才能“合于音调”。所谓“音”，所谓“合于音调”，其实就是合于“天生成腔子”。我们进一步加以分析，就不难看出，任何一种“音”，或者“音调”都不能离开具体的社会内容和人生思想情感，从而“天生成腔子”作为一个文学思想的概念包含着丰富深刻的思想内涵也就是必然无疑的了。

声发于口，成文而节宣和畅谓之音，乃合于音调。如今之唱曲，合宫调、商调之类。^[134]

朱熹在回答学生问诗歌的音韵时说:

诗之音韵，是自然如此，这个与天通。^[135]

这其实就是“天生成腔子”的另一种说法，朱熹是就理想的诗歌而论，诗歌本应如此，自然如此。他还举《离骚》“朕皇考曰伯庸”、“庚寅吾以降(音洪)”^[136]等诗句为例，来说明“与天通”的自然内涵。他又列举《礼运》、《孔子闲居》、《庄子》等等的著作来证明古人自贴这“天生成腔子”，说:朱熹在这里的一系列论述，都充分证明了“天生成腔子”不但是从胸中自在流出的文字，而且天然地有着深刻深广的社会历史内容，因而也就不能不具有深刻的思想意蕴。

至于《易彖辞》，皆韵语也。……《礼记》“五至”、“三无”处皆协。^[137]

没有内容的形式美是不存在的，而没有形式的内容也同样是没有立足之地的。事实上，文学的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是密不可分的有机一体，两方面的完美结合才是艺术家追求的目标。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必然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朱熹深知此中密切的辩证的关系。太白诗朱熹认其为“圣于诗者”^[138]，自帖这天生成腔子不言而喻，而他分析其诗风不止豪放一种，也有“多少和缓”^[139]的雍容风度。但为什么会达到这种风格境界呢?当然与他的生活思想有关。朱熹对唐代诗人品行批评很多，但对李白的思想境界却悠然神往，就是因为李白的思想境界和风度在他表达思想感情的时候更接近“天生成腔子”。朱熹直称陶诗的境界是“平淡出于自然”^[140]，是自帖这天生成腔子的，又特别指出他的另外一面诗风:“豪放”，只是“豪放得来不觉”^[141]而已。为什么有陶诗“自帖这天生成腔子”的风格境界?朱熹认为，这与陶渊明本身的为人处世、思想境界有密切关联。也就是说，朱熹认为，“天生成腔子”与各人的个性特征、遗传品性有关，具体的千姿百态的“天生成腔子”之所以千差万别，与人的生理特征、遗传特性有密切的联系。他在和学生讨论韦应物的平淡诗风出于天性时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因为每一个人的性格、人品、精力、心理等等的素质不一样，表现于诗文而形成的风貌和语言个性色彩是不可能一样的。再加上后天的教育程度和生活经历的差异，情况就变得更加丰富复杂。从以上的讨论，可以得出结论:“天生成腔子”作为一个文学批评的标准，天然地具有深刻深广的思想内涵，否则，“天生成腔子”的含义就不但是苍白无力的，而且在根本上也不可能存在。

总之，朱熹的文学批评，从文论到诗论，都证明“天生成腔子”不但是总体的艺术性要求，而且也是以思想内容的正确与深刻为其核心的。“天生成腔子”是对文章文学从语言形式到思想内容的综合的完美性要求，是朱熹理想主义文学观的一种生动形象的表达。当然，绝对的完美既不存在于现实的客观世界，也不存在于文学的艺术殿堂，“天生成腔子”作为衡量文学艺术的标准，追求的是绝对的完美，成就的是相对的完美。

【注释】

[1]朱东润著《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74页。

[2]钱穆著《朱子新学案》第一册，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221页。

[3]张健著《朱熹的文学批评研究》，台北商务印书馆，1969年版，第8页。

[4]束景南著《朱子大传》，福建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172页。

[5]参见束景南著《朱子大传》，福建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226—227页。

[6]参见吴长庚著《朱熹文学思想论》，黄山书社，1994年版，第29—84页。

[7]参见莫砺锋著《朱熹文学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9—115页。

[8]参见李士金著《朱熹文学思想述论》，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版，第260—284页。

[9]钱穆著《朱子新学案》第一册，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222页。

[10]束景南著《朱子大传》，福建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87页。

[11]王懋竑著《朱子年谱》，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266页。

[12]《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648页。

[13]《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278—2279页。

[14]《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531页。

[15]《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917页。

[16]《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958页。

[17]《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814页。

[18]莫砺锋著《朱熹文学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0—111页。

[19]参见《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04页。

[20]参见李士金:《朱子论“无极”“太极”的理论意义》，《求索》2004年第4期。

[21]《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042页。

[22]毕沅编集《续资治通鉴》卷一百五十三，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4117页。

[23]《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042页。

[24]钱穆著《朱子新学案》第五册，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173页。

[25]参见吴长庚著《朱熹文学思想论》，黄山书社，1994年版，第181—204页。

[26]参见李士金著《朱熹文学思想述论》，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版，第345—353页。

[27]于景祥:《朱熹的骈文批评》，《文学评论》2008年第5期。

[28]《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16页。

[29]《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39页。

[30]《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628页。

[31]《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六十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095—3096页。

[32]钱穆著《朱子新学案》第一册，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226页。

[33]《昌黎先生集考异》卷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536页。

[34]《昌黎先生集考异》卷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81页。

[35]《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295页。

[36]《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289页。

[37]《昌黎先生集考异》卷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76页。

[38]《昌黎先生集考异》卷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74页。

[39]《昌黎先生集考异》卷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98—499页。

[40]《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736页，

[41]朱熹著《楚辞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0页。

[42]束景南著《朱子大传》，福建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1036页。

[43]《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六十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095页。(www.xing528.com)

[44]《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六十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095页。

[45]《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十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452页。

[46]《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968页。

[47]《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683页。

[48]《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31页。

[49]张健著《朱熹的文学批评研究》，台北商务印书馆，1969年版，第15页。

[50]束景南著《朱子大传》，福建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440页。

[51]束景南著《朱子大传》，福建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1037页。

[52]李士金著《朱熹文学思想述论》，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版，第362—369页。

[53]《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755页。

[54]《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755页。

[55]《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32页。

[56]《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25页。

[57]《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25页。

[58]《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291页。

[59]《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02页。

[60]《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15页。

[61]《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07页。

[62]《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18页。

[63]《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291页。

[64]《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289页。

[65]《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291页。

[66]《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02页。

[67]《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02页。

[68]《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09页。

[69]《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27页。

[70]《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28页。

[71]《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28页。

[72]《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25页。

[73]《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33页。

[74]钱穆著《朱子新学案》第一册，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223—224页。

[75]《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289页。

[76]《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291页。

[77]《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291页。

[78]《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07页。

[79]《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293页。

[80]《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05页。

[81]束景南著《朱子大传》，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19页。

[82]《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291页。

[83]《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291页。

[84]《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321页。

[85]《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22—4323页。

[86]《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22—4325页。

[87]《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294页。

[88]《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288页。

[89]钱穆著《朱子新学案》第一册，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223—224页。

[90]《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13页。

[91]《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14页。

[92]《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299页。

[93]《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17页。

[94]《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17页。

[95]钦定四库全书《晦庵集》，卷三十三《答吕伯恭》，第1143—750页。

[96]《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968页，

[97]《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09页。

[98]《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15页。

[99]《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22页。

[100]《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07页。

[101]《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00页。

[102]《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16页。

[103]参见《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04—4307页。

[104]《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099页。

[105]《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653—1654页。

[106]《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684页。

[107]钱穆著《朱子新学案》第五册，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171页。

[108]吴长庚著《朱熹文学思想论》，黄山书社，1994年版。

[109]莫砺锋著《朱熹文学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110]李士金:《朱熹“天生成腔子”含义探析》，《南开学报》2005年第6期。

[111]罗根泽著《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197页。

[112]《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293页。

[113]《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293页。

[114]《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16页。

[115]郭绍虞著《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235页。

[116]成复旺、黄保真、蔡钟翔著《中国文学理论史》，北京出版社，1987版，第404页。

[117]成复旺、黄保真、蔡钟翔著《中国文学理论史》，北京出版社，1987版，第407页。

[118]王运熙、顾易生主编《中国文学批评通史·宋元金部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775页。

[119]《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289页。

[120]《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291页。

[121]《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321页。

[122]《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18页。

[123]《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02页。

[124]《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293页。

[125]《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289页。

[126]《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289页。

[127]《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289页。

[128]《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290页。

[129]《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289页。

[130]《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289页。

[131]《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289页。

[132]《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289页。

[133]《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736页。

[134]《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742页。

[135]《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751页。

[136]《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751页。

[137]《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753页。

[138]《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23页。

[139]《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23页。

[140]《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22页。

[141]《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