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文气论研究：朱熹开创文气论新领域

朱熹文气论涉及国家盛衰，民族存亡，文运世运，实为一体，天赋遗传，神妙复杂，非可等闲视之。钱穆云朱熹“从当时南北双方科举文字推论及于文风世运，更涉深微。此间秀才文字轻薄，可见风气已坏。非是秀才做文字不好，乃是秀才做人先不好，此大堪忧。那边人作赋气脉厚，此乃北方中原地理背景使然”^[74]。鞭辟入里，令人震撼。

朱熹作为一代理学大师对文气的认识具有独特的见解，开拓了文气论的新领域。

1.朱熹文气论广泛而深刻意义的具体体现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这样说，朱熹的文气论包含着如下的逻辑推论:有文就有气，有气必有文，文气不相离，文气为一体。有什么样的文，就有什么样的气，反之，有什么样的气，就有什么样的文。一个作家有一个作家的文气，一篇文章有一篇文章的文气，一首诗歌有一首诗歌的文气，甚至，一个时代也有一个时代的文气。但在朱熹具体的文气论中，他的文气概念具有广泛而深刻的意义，情况非常丰富和复杂，必须进行具体的分析和研究。

(1)朱熹的宏观文“气”论是就整个历史时代上文学的风貌而言

比如，朱熹感叹“文气衰弱，直至五代，竟无能变”^[75]。显然这里的“文气”是就整个历史时代文学的风貌而言。说“陵夷至于三国两晋，则文气日卑矣”^[76]。也是这个意思。“文气”本身是个中性词，加上“衰弱”或“日卑”是为了说明某一时代或某几个时代的文学整体风貌，这种衡量是宏观的，是就总体而言，并不一定符合每一个作家每一部作品的状况。但是毕竟反映了一个时代的主流精神风貌，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就作家作品与时代之辨证关系而言，“气象”不但是一人一家之气象，也是一时代一国家乃至一民族之气象。文章之气象风貌于一人一家随着年龄之变化而变化，快慢多寡因人而异；至于一时代一国家则亦随时间和空间的推移而变异，有时很缓慢，有时很急速，也不能一概而论。一个人之“气象”影响一时代一国家之文学风貌，而一时代一国家之文学“气象”也同样影响各个人之精神风貌。可见，“气”是一种复杂的精神力量。可以是一个人的内在风貌的体现，也可以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内在风貌的表现。文字所表现的首先是个人的精神气概，但许多人的文字综合起来，所表现的就是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气概。

(2)就微观领域而言，朱熹论文“气”对作家的个别性有非常重要的论述

就个别作家来说，朱熹的文气论也有非常重要的论述。如他评论历代作家说:

司马迁文雄健，意思不帖帖，有战国文气象，贾谊文亦然，老苏文亦雄健。似此皆有不帖帖意。^[77]

这是就个别作家而言。他认为司马迁的文章“雄健”，有高昂的个性，“意思不帖帖”就是有战国文的“英伟气”，就是“奇伟”，或者说“雄健”，意思相近，都是说有非凡的气概。朱熹认为贾谊和老苏的文章都有这种雄伟的气概。再如，说“汪圣锡制诰，有温润之气”^[78]。“温润之气”与“和气”相通。朱熹又举范淳夫四六文，评论其风格为“自然平正典重”，也是“和气”作为主流的正大光明风格。从朱熹这里的评论可以看出文“气”之不同，将使文章显出不同的风格和个性。“气”不但有盛衰、高下、正邪之别，而且有无分高下、盛衰、正邪的不同色彩，因而使文章之风貌、风格显示出丰富多彩的画面。但是，即使一人一家也并不都是一种色彩的“气”，往往是丰富的、多样的、复杂的、综合的。所以，我们不能笼统地抽象地去给某家某派下一个结论。

(3)就生理变化而言，朱熹认为文章“气格”在三十岁之前已定

人之文章，也只是三十岁以前气格都定。^[79]

这里的“气格”主要偏向于先天之禀赋风格在后天学养的培育下形成的文章风貌。他在这里告诉我们个人之文章“气格”或风貌气象大概在三十岁之前就定了。至于“精与未精”则还要“活到老，学到老”。所以他认为一般人早年较“气盛”，晚年则难免“衰”退。朱熹举例说欧阳文晚年因气衰而“又四六对偶，依旧是五代文习”^[80]。这就说明骈偶造作的文字与欧阳修晚年“气衰”有一定的关系。而学习进取则有助于延缓这种衰退。他告诉我们，个人文章“气格”之盛衰，与人的生理年龄有密切关系，一般是愈老愈衰，反之，年轻则气盛，这是符合生老病死的规律的。朱熹自己常有“念子抱孤桐，窈窕弦古词”之体验^[81]，故对年龄变化与创作之关系有此深切体会。但后天的积极进取可以延缓这种衰弱的过程。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对文学家的创作心理和创作活动不无启发意义。

(4)朱熹就“虚”和“实”而言“气象”

比如，朱熹说“刘向文又较实，亦好，无些虚气象”，这里“气象”是就“虚”和“实”而言，“实”就是有实在的内容，“虚”就是虚空而缺乏实在内容。从这里可见“气象”的含义不仅有高下优劣之别，还有各种风貌、各种风格、各种气质所形成的具有不同审美价值的多种状况。比如他对文之“实”是看重的，但并不是说一味的“实”就好。比如朱熹赞扬董仲舒的文章“实”，但他又说:“仲舒文大概好，然也无精彩。”^[82]联系他说“战国文字精彩”，而“精彩”又与“英伟气”“豪杰”“雄健”相通，就知道他认为仲舒文缺乏英气，缺乏足够的“精神”!因而其文字气象就只能是“大概好”了，达不到“精彩”的地步。

(5)朱熹认为文气之衰在语言形式上必然表现为造作对偶

他认为文气之衰在语言形式上必然表现为造作对偶。比如有人问古文衰自谷永?他说:“何止谷永?邹阳《狱中书》已自皆作对子了。”^[83]这就明确地指出了对偶文字与文气衰弱的关系。当然他不是说对偶文字一定衰弱，但如果一个时代的主流文字造作对偶成风，那一个时代的文气衰弱则是必然的。而朱熹表扬的战国文字及《史记》、贾谊、老苏文等在语言形式上都是以气为主，自然畅达，尤其是唐代韩愈力变旧习，文起八代之衰，倡导“气盛言宜”、“文以气为主”、陈言务去的古文运动，正是在语言形式上，攻击对偶骈文的。在这个问题上，朱熹审美意象的价值趋向是很明显的。

再比如，他批评伯恭“有个文字腔子，才作文字时，便将来入个腔子做，文字气脉不长”^[84]。这里的“气脉”自然与“气盛”或“气衰”有关。而如果先就有个“文字腔子”亦即类型化、公式化的死板的文字腔调，“气脉”就不长。也就是说，“气脉”之长短盛衰影响文字的腔调色彩风格等，而文字的形式规模又反作用于作家的“气脉”“气势”。二者是相互影响的。作骈偶的文章肯定影响人之“气脉”“气势”，从而证明文章之“气脉”长短与文章之形式有着密切的关系。

(6)朱熹就人之天赋而论文“气”

朱熹对唐明皇其人其诗的生动描述足可证明作家的天赋与文章诗歌“气概”和“气魄”的关系，他说:在这里，朱熹连用“甚么气魄”、“飘逸气概”、“帝王底气焰”等形容词来说明唐明皇非凡的诗歌气质和内涵。并且举出明皇的诗句为证:“岂不惜贤达，其如高尚何!”这句诗确实不是一般人能够说得出来的，他是站在一个最高领导人的立场上抒发对“贤达”的爱惜、敬仰、羡慕之情。难道我不珍惜、重用“贤达”吗?但是，我更要尊重他们的自由，他们品行高尚，不愿参与这复杂的政治，我又能怎么办呢?这种宽阔博大的气魄，这种尊重人格独立的飘逸气概，这种胸怀天下的帝王气焰，与这位帝王先天“资禀英迈”的因素有着密切的关联。朱熹认为在诗歌审美上要求诗风有“气魄”，有飘逸的气概，是可以理解的，但这又是无法勉强的，因为诗风跟各个人的“资禀”有着密切的关系。唐明皇的“帝王底气焰”也是自然而然的。

唐明皇资禀英迈，只看他做诗出来，是甚么气魄!今《唐百家诗》首载明皇一篇《早渡蒲津关》，多少飘逸气概!便有帝王底气焰。越州有石刻唐朝臣送贺知章诗，亦只有明皇一首好，有曰:“岂不惜贤达，其如高尚何!”^[85]

再如朱熹称韦应物诗“气象近道”，并与“自在”相连，同时又以陶渊明作比:“陶却是有力，但语健而意闲。”再联系他对石曼卿诗的评价，说石介为人“胸次极高”、“豪放”，正是说明“气象近道”者的禀赋与“雄豪”、“英伟”、“奇伟”之人的禀赋有差异。“气象近道”的诗作者必有特殊的天赋因素，所以他引《国史补》称韦应物“为人高洁”，而说其“鲜食寡欲”^[86]，这种诗人内在平衡、洁身自好过于常人，天赋的因素在起重要的作用。

2.朱熹文气论的深刻意蕴

(1)“大率文章盛，则国家却衰”^[87](www.xing528.com)

朱熹论文气不是单就一般的文学意义立论，更重要的是从国家民族与文章文学的关系来分析，朱熹说:“大率文章盛，则国家却衰。”这是朱熹对历史上政治和文学状况考察后得出的结论。比如他说战国文字“有英伟气”，又说:“战国文字更有些精彩。”又说:“战国文字豪杰。”^[88]而战国是一个什么样的混乱时代啊!虽然未必每一时代都如此，但这句话的含义却意味深长。为什么文章盛国家却衰弱了呢?其实，不是因为文章盛而国家衰弱，而是因为国家衰弱而导致了文章气“盛”。国家衰弱之时，贤能之士无用武之地，所以只能用文学的方法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和不平；国家衰弱，社会必然动荡不安，不合理的事情必然很多，人们的心理容易产生巨大的不平衡，“不平则鸣”，这是自然的规律，也就造成了文学兴盛的创作心理基础。朱熹曾经叹息科举所取文字多是轻浮，不明白著实，认为这事大关世变，并与金人所作之赋“气脉厚”加以比较。钱穆就此评论说:“宋、金双方国运消长，亦由此可推。”^[89]可见此一论题十分复杂微妙。

(2)朱熹从时代的高度批评今人无“气骨”的文字

朱熹用“气骨”一词，形容“前辈文字”，说他们的文章风格“壮浪”，而有“气骨”，虽然他们文字在修辞用字上有不入眼的地方，但“亦是朴实头铺事实，朴实头引援，朴实头道理”。而与此相反的“粉泽”文字，“不壮浪，无骨气”。“如舞讶鼓相似，也有男儿，也有妇女，也有僧、道、秀才，但都是假底”^[90]。这里把有无“气骨”与艺术真实及虚假造作相联系，讨论非常深刻，形象而生动地说明了文字形式的表达与“气骨”、“气骨”与艺术真实的逻辑层递关系。“村人也有，俗人也有，官人也有，士人也有，只不是本样人。”即文字所描写的艺术形象不符合生活的逻辑，违反了艺术的典型化规律，从而也就失去了艺术的感人力量。

然而，更加不幸的是，这些不好的文字“皆足以惑众”，朱熹紧接着说“真好笑也!”说明文学高下之评价关系到审美主体的修养和水平、阅历和见识，因而又是关系全体社会人民文化素质的问题。深而究之，这不但是个别性的欣赏能力问题，而且是“时节所尚如此”的从众心理，更重要的是“人不知学，全无本柄，被人引动，尤而效之”。从而使正常的不正常，不正常的正常。他为此叹息说:“直是可惜!”^[91]

即使不考虑时代的要求，就文章文学而言，如果没有作文的根本工夫，也决不会写出好的诗文来。朱熹说:“今人学文者，何曾作得一篇!枉费了许多气力。”^[92]这里所谓“气力”与“气象”“气盛”“气格”均有所区别，但也不是一点联系没有。朱熹的意思是现在的许多人并没有真正作文的本领，所以做不成一篇像样的文章，因而浪费了“气力”，说明“气”或“气力”如果用之不当，便是“枉费”。推而广之，朱熹认为，在时代的浊流中，我们枉费的气力太多了!

(3)朱熹从时代的高度提倡继承前人优良传统，提倡开拓创新精神

朱熹面对时代浑浊的潮流，知不可为而为之，一面批评今人的“衰气”:

如今时文，一两行便做万千屈曲，若一句题也要立两脚，三句题也要立两脚，这是多少衰气!^[93]

一面提倡前人的优良传统:

前辈云:“言众人之所未尝，任大臣之所不敢!”多少气魄!^[94]

朱熹对时文玩弄文字游戏故作姿态而导致的“衰气”十分不满，对开拓创新的精神气魄大力赞扬。他在《答吕伯恭》的信中说:“近年文字奸巧之弊熟矣，正当以浑厚朴素矫之。”^[95]《跋病翁先生诗》说:“此病翁先生少时所作《闻筝诗》也，规模意态，全是学《文选》、《乐府》诸篇，不杂近世俗体，故其气韵高古而音节华畅，一时流辈少能及之。”^[96]学诗如能得魏晋以前笔意，就大抵气韵豪爽而趣味幽洁，萧散无一点世俗气。

在继承前人优良传统的基础上，社会国家的建设事业，包括文化事业，必须有一种创新开拓的精神，才能做得成。他清楚地认识到，“气盛”者容易冲破形式主义的束缚，解放文体，开拓创新；“气衰”者容易被形式主义的样式所拘限，或者宁愿在陈旧的、僵化的格式中寻找自己的栖息之所。僵化的形式不但容易束缚和供养“气衰”者，也可能束缚“气盛”者的手脚。这是非常复杂微妙、互相影响、互相牵制、相反相成的过程。

(4)朱熹论文“气”赞扬“精神”、“气力”，但又认为“精神”、“气力”必须涵养控驭

朱熹论文往往把“无精神”与“无气力”相连，比如他说，论青苗“只是东坡兄弟说得有精神”，而“有精神”与“有气力”相通，无精神就是无气力，无气力也就是无精神，“气”就是文章的精神或者说灵魂。这个精神灵魂的表现主要是作家内在修养人格的自然流露，表现如何，是否恰当，要看作者自己的天赋与平时的修养德行。比如，他评欧阳文用“平心定气”一语，说明“气”是可以涵养控驭的，“气”不能如脱缰之野马随便驰骋。再比如，他评论苏轼“《赵清献神道碑》说仁宗处，其文气象不好”^[97]。就是证明“有精神”、“有气力”如若表现得不好，也不是一件好事。朱熹说“苏子瞻虽气豪善作文，终不免疏漏处”^[98]，说的正是这个道理。当然，“有精神”、“有气力”只要在正确的创作心态下科学地运行，非常值得赞扬，正因为如此，朱熹对东坡文风明快、雄健、“有精神”、“有气力”也给予了高度的赞扬。

朱熹论诗固然非常重视“气”和“气魄”。比如他爱《选》诗:“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苍然”，说“十字却有力!”^[99]“有力”与“气”之高下盛衰自然有关。他对唐明皇其人其诗的生动描述足可见其对诗歌“气”盛的重视和神往，但他更加强调的是，不管什么样的诗文风格，重要的是中和恰当。像“奇伟”“英伟”“雄健”“豪杰”之气，以及朱熹评价唐明皇所说的“飘逸”的帝王气概也都不能离开一个“和”字。这大致相当于朱熹所说的文章“奇”与“稳”的关系。“奇伟”、“英伟”、“雄健”、“豪杰”、“飘逸”都偏向于“奇”，而以“和”为前提或者基础，这就是“稳”。要达到这个崇高的境界，涵养控驭是必不可少的修炼过程。这与朱熹“存天理”的思想完全一致，目的都是要促进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因为社会人性太容易动荡不安，必须用各种方式方法来平衡人们的心理，文章文学当然不能例外。

(5)朱熹十分重视“和气”的深刻意蕴

在朱熹讨论文气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他最欣赏的是十分有力而能含蓄蕴藉的“和气”，因为这种“和气”与“自然平正典重”^[100]的圣贤之风相通。比如他夸国初李泰伯文章有“和气”，“文字气象大段好”^[101]。都是从圣贤和经典的角度立论。这种气象境界，连欧阳修也不可能完全达到，就更不用说苏东坡了。依据这种标准，朱熹认为苏轼有的文章“气象不好”。

为什么朱熹如此地重视文章、文学的“和气”呢?显然这与朱熹一生追求的圣贤理想有关。文风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健康发展，而最有利于社会人民利益的文气恰恰是“和气”。朱熹提倡文“气”的丰富多彩，但他认为无论什么样的文气，都要以中正的“和气”为前提。比如朱熹论文气必须“奇”而“稳”，也是很著名的例子。他说:“文字奇而稳方好。不奇而稳，只是阘靸。”^[102]这里所说“奇”与“奇气”之所表现于文章风貌有关。“奇”而必须“稳”，不稳则“气象不好”，但“稳”必须有“奇”，“奇”就是创新，否则就是“阘靸”。东坡不免疏漏就是不“稳”。^[103]朱熹一方面欣赏“意思气象”“深厚久长”的“拙”的文字；一方面欣赏“壮伟发越”的二苏文字。因为这两者之气象的色彩不同，而其气象都有他们自己的特色是相同的。前者如若“奇气”不足，就会偏向于“阘靸”，后者若过分“好异”，就会趋向于“纤巧不实”。一旦如此，这两者的“气象”就都会有不足之处。总之，不能走向极端，而要在“奇”和“稳”之间找到一个相对的平衡点，使文章既能意气风发，又能科学中道。

由此可见，文章或文学之“气”并不完全因其大小而论高低。有正气，也有邪气，“气盛言宜”只是一般的说法。“英伟气”、“豪杰”、“奇伟”、“精彩”自然是好的；而“和气”则是一种令人欣赏向往的中和气象，“和气”是从涵养内化、力量深厚中流露出的一股如春风般的和煦之气。

3.朱熹文气论深刻意蕴综合分析

朱熹在文学批评和欣赏中用“气”一词综合起来确实具有广泛深刻的意义。“气”有盛衰，“气”有高下，^[104]“气”有正邪，“气”有强弱，“气”有色彩、质地之不同。“气”与文章之内容形式的表达有关，气与艺术真实和生活逻辑在文学中的实现有关。“气”贯穿于文章文学的始终，真是无所不在，无所不通，无所不能!

朱熹的文“气”论并没有一个系统，他所说的话也都是感觉式的。他在不同的场合说的有关诗文的“气豪”、“气象近道”、“气象混成”、“气象方严遒劲”、“英伟气”、“衰气”、“气魄”、“文气”、“虚气象”、“气力”、“气格”、“气盛”、“和气”、^[105]“温润之气”、“正气”、“气脉浑厚”、“气象大”、“沛然犹有气”、“气骨”、“骨气”、“直气”，等等，虽然都与“气”有关联，但含义却是非常丰富和复杂的。有的是从量度上说，如“气盛”、“气豪”、“气魄”、“衰气”、“气象大”、“宇宙之气”^[106]等，有的是从是非上说，如“直气”、“正气”等，有的是从总体之空间的景色感觉上说，如“气象近道”、“气象混成”，有的是从格调色彩上说，如“和气”、“温润之气”等，有的是从一般的意义上说，如“文气”、“气力”、“气格”等。天下任何诗文都离不开“气”，审美评论任何诗文也都可以用得上“气”这个术语。文“气”之显露在诗文中受到思想内容、形式规模、时代历史以及作家个人之品性等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朱熹文气论深刻意蕴的本质在于提倡文章文学为社会稳定和谐发展服务，他赞扬和欣赏丰富多彩的诗文风格，尤其重视文章文学的和气，目的也是为了文章能够更好地提高人们的整体道德素质与文化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