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文学思想：平淡、自然、巧

大贤言论，理解不易。张健云“至二程，才彻底反对词章”，此说误解程子不浅，所引原著并非反对词章，乃反对“溺于文章”，片面以“巧文丽辞为工，荣华其言”，以至“鲜有至于道者”。^[49]朱熹思想渊源二程而光大之，论自然平淡，理解固不易，论“巧”则尤其复杂微妙，虚心探索，或有所得。

综合分析朱熹论“平淡”、“自然”和“巧”，学界无专题研究。束景南《朱子大传》谈朱熹论“平淡自然”^[50]，谈朱熹与巩丰论诗之平淡^[51]，虽简略但有参考价值。拙著《朱熹文学思想述论》，第四章“朱熹文学批评理论的范畴研究”曾专列一节予以讨论。^[52]之所以将这三个文学批评和文学欣赏的名词术语放在一起讨论，主要是因为三个名词之间有相反相成的关联。在朱熹的文学批评语境中，“平淡”与“自然”既有相通的含义，又有明显的区分；“平淡”、“自然”与“巧”的关系则是基本相反的概念，但亦有相成之义，比如，朱熹说“巧得来不觉”，就有“自然”的意思。这些术语在朱熹进行文学评论的时候经常用到，比较准确地把握它们的含义，对于我们深入理解他的文学思想极有帮助。

朱熹论诗文用“平淡”一词，如果不能准确地理解其含义，就容易误解他的文学思想。有人说欧阳文“平淡”，他说:“虽平淡，其中却自美丽，有好处，有不可及处，却不是阘茸无意思。”这里的语气是转折递进的，先承认“平淡”，而后转向欧公之“平淡”与一般之“平淡”不同处。按朱子的意思，一般的“平淡”可能会“阘茸无意思”，后面他又评欧公文“平心定气，说好话相似”，这自然也是“平淡”的一种风格表现。朱熹批评梅圣俞诗“不是平淡，乃是枯槁”，又说他文是“枯淡”中有意思。更可见他非常注意“平淡”中是否有“意思”，这里渐渐将“平淡”一词的内涵深化，即“平淡”本身就含有“美丽”“意思”在内。

朱熹论诗比论文用“平淡”一词多，因为诗更重含而不露，“平淡”本身就具有这种品格。他论渊明的诗“平淡出于自然”，而“后人”学他“平淡”，便相去远矣。这里就说出了“平淡”是否出于自然的问题。同理，豪放、雄健、豪杰、英伟、雅健等等也有一个是否出之于“自然”的问题。若出之于“自然”，就是“天生成腔子”，就好，若是相反，就是造作，就不好。朱熹在给《谢成之》的信中说:“以诗言之，则渊明所以为高，正在其超然自得、不费安排处。”^[53]可见“平淡”出于自然最好，出于自然就是“不费安排”、不造作的意思。而苏轼的和陶诗尽管高才“似不费力”，却“失其自然之趣”。^[54]朱熹在论创作的体验时说:

当其不应事时，平淡自摄，岂不胜如思量诗句?至如真味发溢，又却与寻常好吟者不同。^[55]

这里把“平淡”作为一种涵养的功夫，自然精神境界很高，有超越世俗的感觉，认为这比一般“思量诗句”好。这真是“此时无声胜有声”，更是一种沉默观心的内在功夫。这里把“平淡”一词的内涵又加提升。后面说诗之创作如能是“真味发溢”，则可作，意为亦可比之于“平淡自摄”也。一种境界，两种不同的表现方式，一动一静，静中有动，动中有静。如此则豪健雄杰之人亦可有“平淡”深微之境。所以朱子于渊明诗之豪杰，太白诗之和缓，见之分明，味之无穷，均深知多种风格的相通与并存。

朱熹认为“晋宋间诗多闲淡”，是《礼记》“身劳而心闲”^[56]的实践运用。“闲淡”固然与“平淡”不同，而“自在”的“气象近道”，^[57]又与“平淡”有别。如果勉强排列一下层次的话，“气象近道”是最高的，然后是“平淡”，最后是“闲淡”，当然还有“枯淡”等。但这种分别也不完全合理。“平淡”的功夫与“气象近道”是有区别的，最重要的是立足点不一样，建立的个人品性、胸次、情怀、思想基础不一样。所以也难分高下。

总之，朱熹用“平淡”一词主要是趋向于一种经过涵养功夫而表现于诗文的表面平易明白而内在美丽深邃的风格特征。他说“《楚词》平易。”^[58]这与“平淡”的语言风格是有相通之处的。他说退之“有平易处极平易”也是就文字风格而论。另如说“欧公文章及三苏文好处，只是平易说道理，初不曾使差异底字换却那寻常底字”^[59]。更是明确说明“平易”主要是就语言文字通俗畅达的风格而论。

朱熹用“自然”一词评论诗文不多，如他说:“韩不用科段，直便说起去至终篇，自然纯粹成体，无破绽。”^[60]意思很深邃、很重要。他评范淳夫文:“周尊公旦，地居四辅之先；汉重王苍，位列三公之上。若昔仁祖，尊事荆王；顾予冲人，敢后兹典!”是“自然、平正、典重”。^[61]此种并列本身已说明“自然”是就语言表达的气势而言。当然，形式上的风格与内涵是有联系的。说“自然”而又“平正、典重”，三者侧重又不一样，“平正”更偏于内容，“典重”更偏于语势内容所现之气质风貌。可见朱子用“自然”一词是全方位的、宏观的，并不趋于自然风光之“自然”，而是趋于自然规律之“自然”。无论是英伟、雄奇，还是豪放、雅健，都必须“自然”，都有“自然”不自然之区分，“自然”则是“天生成腔子”，不自然则是造作，则不符合艺术自身的规律。所以“自然”特别重要。

虽然朱熹在文学批评中很少用“自然”、“天生成腔子”等词，但其重要性决不亚于其它重要术语。有许多用语都在“自然”、“天生成腔子”的笼罩之下。如“自在”、“平淡”、“气象”、“英伟气”、“豪放”、“雄健”、“力气”、“巧”、“和气”、“法度”、“十分好”，等等，只要用的恰当，就是自然的，就是“天生成腔子”。否则说“古人文字自帖这天生成腔子”^[62]就无法解释了。古人的文字风格那一种没有啊!英伟的，雄杰的，典雅的，平淡的，清新的，富丽的，等等，等等，不一而足。他还说:“学之既久，自然纯熟。”^[63]此“自然”即是说掌握了艺术内在规律的意思。

在朱熹看来，文章在语言形式上的对偶是有损于文章正气的自然表达的，此就总体而论，具体情况当然要复杂得多。

汉末以后，只做属对文字，直至后来，只管弱。^[64]东汉文章尤更不如，渐渐趋于对偶。邹阳《狱中书》己自皆作对子了。^[65](www.xing528.com)

但如果能内容充实，运气自然，也并不完全是这样。如范淳夫的四六文，受到朱熹的赞扬，称为“自然、平正、典重”。其实，朱熹说的话并不是说文字就不能对偶、对称，而是反对专讲形式、不顾内容的造作文字。要全面地看待他的批评。如果有真情实感，自然充实，对偶相称的文章也是可取的，甚至是精彩的。六经当中就有许多这样的文字，朱熹当然深知，也可证明朱熹的真实含义是反对陈腔滥调的形式主义作风，是反对无病呻吟却在语言形式上雕琢的不良文风。就是在今天，也是值得我们学习参考的。对偶也好，不对偶也好，都要顺其自然，都要自贴那“天生成腔子”。理想与完美是无尽的，我们人类正是永远处在这种无尽的追求之中。

朱熹论诗文对“巧”的态度比较微妙，而且关系甚广，所以值得研究。他论南丰文字:“虽议论有浅近处，然却平正好。”紧接着说:“到得东坡，便伤于巧，议论有不正当处。”^[66]前后联系，可见这里的“巧”字与“平正”相对，而且明显与内容即议论不正当有关。但说“自三苏文出，学者始日趋于巧”。显然又跟一时风气有关，是一种总体的文风。他说李泰伯文尚“平正明白，然亦已自有些巧了”。则“平正明白”与“巧”对立，而“明白”显系文风而言，而上文“平正”也是文风的一种表现，既然与议论不正当相对，就与议论之正当有关，也就必然与文章的内容逻辑有关系了。朱熹说王安石文“似南丰，但比南丰文亦巧”，可见不“巧”的文章未必深刻，因为南丰文章“平正好”，而议论却“有浅近处”。^[67]朱熹有一句话对研究“巧”很重要。他说:“江西欧阳永叔、王介甫、曾子固文章如此好，至黄鲁直一向求巧，反累正气。”^[68]上述引文曾说安石文“比南丰文亦巧”，说明安石文已“巧”了，至少比南丰文“巧”，而这里说王介甫“文章如此好”，而且与欧公、南丰并列。这如何解释呢?一、说明“巧”不是一个内涵固定不变的概念，是有程度之不同的。二、证明有些“巧”的文章也可能“如此好”。如安石文即是。三、说山谷文“一向求巧”，说明是故意造作，刻意的成分重了，且在时间上持续不断。而如果不“一向求巧”也可能有点“巧”，但未必是造作，这可能跟天性有关，也跟语言风格之个性有关，情况比较复杂。四、一味求巧，“反累正气”，再次证明文风之“巧”反过来又影响思想内容的表达，不利于“正气”的畅通。

显然，“巧”在形式上有量的程度上的丰富变化，其细微之等级几乎无限，而且始终与思想内涵有瓜葛，不是思想表达不正当而加重文风之“巧”，就是语言文风之“巧”影响思想内容之表达，使“正气”不易畅达。他批评“后来之文一味纤巧不实”。这就说明“巧”与“不实”有关系，“巧”就不会“实”，也不会“壮伟发越”，证明“巧”伤“精神”，“气象”当然也不会好，不会纯厚。朱熹又说:“作文字须是靠实，说得有条理乃好，不可架空细巧。大率要七分实，只二三分文。如欧公文字好者，只是靠实而有条理。”这里限定“文字好”的两个必要条件:一、靠实，此就内容而论；二、有条理，此就形式而论。从反面来说，朱熹用完全否定的语气说文章“不可架空细巧”。“架空”是“靠实”的对立面；“细巧”是形式问题，是一味雕琢文字，无生气，华而不实，因而决无真正的“条理”可言。与“一向求巧”相类。比如形式主义的八股文，在某种意义上，它是很有“条理”的，从开头到结尾，一层一层地说下来，结构是完整的。但是内容空泛，无病呻吟，代古人讲空话，在朱子评价体系下的“条理”必不能相容。所以我们决不可以“细巧”表面上形式上的“条理”来反驳其立论。“二三分文”就是“有条理”，而不是“巧”。

从以上所列朱熹论文关于“巧”的讨论，我们必须强调两点:一是“巧”的量度是变化的，如果在一定的量度之内，“巧”尚不影响“文章如此好”。但若是“一向求巧”，则由量变到质变，必然有害“正气”，有害思想内容的表达。而且“巧”作为形式上的问题与文章之思想内容、情感议论正当与否有着密切的关联，是动态的互相影响的关系。二是“巧”在形式上或表象上不一定没有“条理”，但与朱熹所说之“有条理”风马牛不相及，已如上述。如此看待朱熹文学批评中用“巧”字来评判诗文，就会理解他批评东坡、山谷诗文“巧”，影响世风，既不意味着完全的否定，也包含着“巧”风愈盛，生怕群起效尤，由量变到质变，使文风终至到穷极华丽、萎弱奢靡的地步。此圣贤防患于未然之意极深，必须理解。由苏到黄“巧”已明显升级，朱子于时代社会与个人互动之关系洞若观火，故在立论时不遗余力反对“巧”，却又不得不承认有的文“巧”则“巧”矣，而却如此之好。

朱熹论诗也用“巧”来衡量。他说“贺诗巧”，与李白的“自在”相对照，“巧”也有“怪”的含义。因为朱熹先说“李贺较怪得些子”，然后说其诗“巧”。他论山谷诗是“精绝!”“巧好无余”、“忒好了”，而且说“知他是用多少工夫”。又谓其可“自成一家”。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巧”与用功多、雕琢多有密切关系。朱熹认为“古诗较自在，山谷则刻意为之”^[69]。说明朱熹不很赞同如此雕琢的诗歌，但也并不一笔抹杀，承认其是“一家”。这里用“巧”字比一般人要重，“巧好无余”与“一向求巧”同意，证明朱子对“巧”本身并不是十分反感的，但对“过巧”的雕琢则十分不满。“巧”之得来一般是用功过分雕刻而致，但也有“合下得句便巧”的。朱熹推论说:

“闭门觅句陈无己，对客挥毫秦少游。”……如秦少游诗甚巧，亦谓之“对客挥毫”者，想他合下得句便巧。^[70]

朱熹反对“巧好无余”，对“过巧”的诗文一般以为是过分雕琢所致，这里又补充认为“巧”也可能是快速写作出来的。所以“巧”并不一定是细致雕刻出来的。他评坡公诗文亦嫌其“巧”，事实上东坡行文如流水，也是自然而然。他已经意识到“巧”之于人的个性品格等禀赋的关系，但尚未完全确知“巧”跟作家个性之关系极为密切。这里只是偶然发现。“过巧”同没有真实的思想感情、搞文字游戏有深切的关系，往往趋于造作，无病呻吟，当然，也就没有艺术感染力。他批评《文鉴》上不收崔德符的《鱼诗》，说:“不知如何正道理不取，只要巧!”^[71]这就说明“巧”还有另一层含义，即更注重形式上的刻划，而不甚重视“正道理”。在另一个意义上说，“巧”就是偏向形式上的艺术性。下面有两条可以确证这一推论:这就等于说诗之“巧”是一种与“自在”不同的艺术风格，而“巧”之中也可以有混成的气象，能“巧得来不觉”，比“巧”而露好，这些都证明“巧”也可能是诗文艺术性的表现，就看你能否表现得恰当。从朱熹论诗用“巧”字，我们又可见得“巧”字是形式之艺术性的表露，在这种情况下，比他论文中说“巧”字更有积极的意义。但“诗之巧”者亦与其思想感情的表达及其作家天性品格禀赋有关。

杜子美“暗飞萤自照”，语只是巧。^[72]

本朝杨大年虽巧，然巧之中犹有混成底意思，便巧得来不觉。^[73]

任何事物都是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中，朱熹深知一时风气之形成由来已久，而若不及早预为之备，则后果不堪设想，对整个民族国家而言，也是“骄兵必败”，“哀兵必胜”，宁“拙”毋“巧”，讲厚重、讲严正、讲平和、讲典雅，大倡“和气”，正是为整个国家前途着想。文学影响于社会人心关系甚重，而厚重和气的文风于道德风俗之进化大有裨益；相反，雕琢之“巧”，如鬼如域，有害正道，有累正气，于社会和平进步必有看不见摸不着之灾害，如影随形，推之不去，终至促成社会人心崩坏没落，真正足可令人震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