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文学思想研究：文体学说深度剖析

朱熹文体学说深邃悠远绵密，钱穆谓其分析“自先秦迄宋之文章演变史”，“此等见解，前无人道”^[24]。非虚言也。吴长庚著《朱熹文学思想论》有专章研究，即第四章“朱熹的文体论”。^[25]拙著《朱熹文学思想述论》，有一章涉及朱熹的文体论，即“朱熹关于文体及文势、文理的论述”。^[26]

尚未见学界有专门论文研究此一课题，于景祥《朱熹的骈文批评》涉及体裁问题，^[27]亦非专门阐述文体理论。

1.朱熹的文体学说与他的哲学思想有关

朱熹论文体不但与“论诗辩体”的“宋人风气”有关，也是他的哲学思想体系自然产物。他认为，任何事物都有体用两个方面，“耳便是体，听便是用；目是体，见是用”^[28]。“水之或流，或止，或激成波浪，是用；即这水骨可流，可止，可激成波浪处，便是体”。天是体，“万物资始”处便是用。地是体，“万物资生”处便是用。^[29]体和用虽然有分别，但又是不可分割的，所谓“体用一源，显微无间”。体的存在就象理一样，如这众人，只是一个道理。有张三，有李四，李四不可为张三，张三不可为李四，如阴阳之理，《西铭》言理一分殊，亦是如此。他从哲学上讨论体用一源、显微无间，无论天地万物，都有体用两个方面，推而广之，文学也是天地间一物，也必有体，必有用。在具体讨论文体时，朱熹认为:《易》自有其体。“《书》有两体，有极分晓者，有极难晓者。”^[30]《诗》则发乎情，不同。说明《易》、《书》、《诗》因为内容表达的需要，文体各不相同。古人作文有个继承传统的问题，当然包括对文体的继承。诚恐古人作文，亦须有个格样递相祖述。他对巩仲至说:“来喻所云漱六艺之芳润，以求真澹，此诚极至之论，然恐亦须先识得古今体制、雅俗向背”。^[31]这正是说古来之文体是客观存在的，必须透彻把握，才能写好文章。如政论文体主要用于发表政治观点，应用文体主要用于说明事理，抒情文体主要用于表达思想感情，等等。《易》、《诗》、《书》等文体各不相同，而《书》又可细分为二体，有极分晓者，有极难晓者，可见，“体”的划分不是绝对的。一本书也可以有二体之分，“分晓”、“难晓”就是二者的区别。显然，这与语言文字的风格有关。文字浅显的容易分晓，文字艰深的难以分晓，而文字之艰深与浅易是由内容决定的。这就是说，朱熹的文体观念，不但包含文章文学的体裁样式问题，而且包含语言文字的风格问题。朱熹说古人作文应该有个“格样递相祖述”，这“格样”主要是指体裁样式而言，如诗、赋、词、散文等，都有个形式体裁的继承与发展问题，“祖述”就是不忘传统、继承发展。他对巩仲至说的“古今体制，雅俗向背”也主要指文体样式问题。如戏曲和小说被称为俗文学，诗和散文则是雅文学。但雅和俗是有变化的。如词本是起源于民间的，是俗文学，不登大雅之堂，后来随着时代的变化，逐步成为正宗的雅文学。但朱熹既说“雅俗向背”，也就必然涉及到语言风格的雅俗问题，所以，朱熹的文体观念虽然主要是指文体样式，却始终与语言文字风格有关，这是符合文学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性的。没有体裁不一样的文学作品在语言风格上会十分相似。朱熹不但明确文章文学之“体”不一，写作手法和文字风格不一样，而且注意到同一体裁的作品、同一本书，也可能“文体”不一样，这个“体”就是指语言文字的具体风格。这一点值得我们注意，既要防止混淆两种含义的区别，又要防止忽略朱熹“文体”概念的多层次性。

钱穆谓朱熹于其“所理想之诗，亦自有一标格。而以文学史观点通论古今，衡评其于此标格之离合远近而定其高下”^[32]。此“标格”正是朱熹理想之文体风格。

2.朱熹关于文体的具体论述和分析

(1)“文体”特为“横逸”是指语言风格

《韩文考异》卷七《襄阳卢丞墓志铭》校记说:“今按此与后篇《张圆志》文体特为横逸，与诸篇不同，亦其文之变也。”^[33]这里说《襄阳卢丞墓志铭》与后篇张圆志“文体”特为“横逸”显然不是指体裁样式，而是指语言风格，说的是这两篇与诸篇不同，语言风格奇异独特。

(2)“如公状之体”指的是体裁样式

《韩文考异》卷五《为河南令上留守郑相公启》校记说:“大氐公于朝廷或抵上官论时事及职事，则皆如公状之体，不用古文奇语，此二篇亦其类也。”^[34]朱熹认为，公文体类的语言要求一般是“直述事意”，“庄敬平易”，文学体类的语言则可使用“古文奇语”。要具体情况具体对待，全面地看待一个人的文章语言风格。可见，这里所说的“如公状之体”指的是体裁样式，而这种体裁的文字“不用古文奇语”，又必然与文章的语言风格有关。之所以不用“古文奇语”又是由所表达的思想内容决定的。这种公文体类表达的内容是“公于朝廷或与上官论时事及职事”，故要求的语言风格是“直述事意”，“庄敬平易”。

(3)朱熹论韩柳二家“文体”偏向于文风

我们来看看他的一些具体的关于文体的论述和分析:

问:“韩柳二家，文体孰正?”曰:“柳文亦自高古，但不甚醇正。”^[35]

直至韩文公出来，尽扫去了，方做成古文，然亦只做得未属对合偶以前体格。^[36]

韩柳二家“文体”显然偏向于文风。但文风与体裁样式是有密切关联的。所以朱熹又说汉末以后，只做属对文字，直至韩文公出来尽扫去了，方做成古文，但也只做得未属对合偶以前体格。这里的“属对文字”就是通常所说的骈文，“未属对合偶以前体格”就是人们所称的古文运动的“古文”。从文风方面说，韩文“规模阔大”，但不如柳子厚“较精密”，当有人问韩柳二家“文体”孰正时，朱熹的回答是柳文亦自高古，但不甚醇正，也是偏向于“文风”而论。可见，朱熹的“文体”观念包含体裁样式和语言风格两个方面的内容，并且二者相互联系，密不可分。

综合而言，这些议论涉及到文章的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在这内容和形式的结合中体现出不同的文风。所以朱熹论文体固然注意文章体式的不同，如诗、赋、文、词的不同，这是纯粹形式的问题，但也与表达内容有关，他以挽救衰颓的文风为己任，着重关心的不是具体的形式问题，而是事关国计民生的文字内容，是否高雅纯正，是否朴素平易，这对世道人心影响极深，不能不关注，又由于内容总是离不开其特定的形式而存在的，所以他也并不忽略形式问题，他对文体学说的重视就是明证。

(4)“文气笔力之盛，关键纪律之严”——则指文章总体风貌

《南山诗》校语有云:“未论古人，但使今时举子稍能布置者，已不为此，又况韩子文气笔力之盛，关键纪律之严乎!大氐今人于公之文，知其力去陈言之为工，而不知其文从字顺之为贵。”^[37]这里讨论的很深入，同一个人，同一篇文章，文体风貌亦有细微曲折的变化，朱熹在文体论的微观研究方面，贡献也是很突出的。朱熹强调的是韩愈虽然力去陈言主张创新，但其基础是“文从字顺”。他深刻地指出了“韩子文气笔力之盛，关键纪律之严”的文章总体特征，批评今人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因而不能准确地把握韩愈文风的细微变化。韩愈说力去陈言不是为创新而创新，而是针对时代的弊端有感而发，反对的是陈陈相因、烂熟的套话、大话、空话，实质上并没有忽略“文从字顺之为贵”!圣贤文章，明白平易，永远是可贵的。没有朱熹如此深刻细微的辨证思考，是不可能对具体作家之文体文风作这样细致入微、准确中肯的讨论的。(www.xing528.com)

(5)“当时体式”之文体——庄敬平易之体——文章语言风貌

《韩文考异》卷五《禘祫议》校语说:“此等公家文字，或施于君上，或布之吏民，只用当时体式，直述事意，乃易晓而通行。非如诗篇等于戏剧，铭记期于久远，可以时出奇怪而无所拘也。故韩公之文，虽曰高古，然于此等处亦未尝敢故为新巧，以失庄敬平易之体。但其间反覆曲折，说尽事理，便是真文章，它人自不能及耳。”^[38]可以肯定地说，朱熹深入了解各种不同的文体，因为需要和目的不同，其语言运用和表达的方式是不能相同的。所谓“从来才大人，面貌不专一”，说到底还是由于内容的不同需要所决定的。细细分析，我们不难看出朱熹首先肯定这是“公家文字”，内容或者施于君上，或者布之吏民，只能用“当时体式”，直接叙述事意，才能达到明白易晓通行的目的。这不同于“诗篇”、“戏剧”、“铭记”的“体式”，后者在文风上可以奇文异彩、自由自在，而前者只能直述事意、庄敬平易，其原因就是它们所表达的思想内容和方式方法不同。从这个原则来看，我们也就不难明白韩文虽然高古，但在写这种文体时也“未尝敢故为新巧”，以至于失去“庄敬平易之体”。不同的体裁表达不同的内容，就有不同的语言风格。可见，在朱熹的文学思想观念中，文章体裁与所表达之思想内容及其所运用的具体语言风貌是有内在密切联系的。朱熹不但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而且还进一步指出“庄敬平易之体”并不意味着平铺直叙、一览无余。恰恰相反，为了反映复杂的社会生活内容，一个非凡的作家，在此种文体中“反复曲折，说尽事理”，才是真文章。这是一般人难以企及的。这与“格物致知”的修养功夫也是密不可分的。朱熹文体论之细微复杂正如文学文章本身的纷纭复杂一样，决非说理解就能理解，必须研究者本人有真知，有实践实行的功夫，才能心领神会。

3.朱熹论不同文体的语言运用模式

《韩文考异》卷六《送陆歙州诗序》:“我衣之华兮，我佩之光；陆君之去兮，谁与翱翔。”诸本如此，而方氏从阁杭本，光、翔下皆有兮字，独第三句去下无兮字。朱熹校语说:

古诗赋有句句用韵及语助者，《赓歌》是也。有隔句用韵及兮，而兮在上句之末，韵在下句之末者，《骚经》是也。有隔句用韵而上句不韵不兮，下句押韵有兮者，《橘颂》之类是也。今此诗，方本若用《赓歌》之例，则华、光有兮而不韵，其去字一句又并无也；若用《骚经》之例，则光、翔当用韵，而不当有兮，华虽可以有兮，而去复不可以无兮也。若用《橘颂》之例，则下三句为合，而首句不当有兮也。韩公深于《骚》者，不应如此，盖方所从之本失之也。^[39]

赓歌体、骚体、橘颂体在用韵上、语助词“兮”的位置上是有区别的，他注意到不同文体的相对稳定的语言运用模式，对文体之于语言表达的关系的认识是相当深刻的。尤其是朱熹在大的文体分类中细分各种不同的文体，如“古诗赋”就是一个大的文体类，不同于《易》和《书》，但又可以作较为细致的分类，有句句用韵及语助者，如《赓歌》这一类；有隔句用韵及兮，而兮在上句之末、韵在下句之末者，如《离骚》等；有隔句用韵而上句不韵不兮，下句押韵有兮，如《橘颂》之类就是。他注意到文体的多层次的变化，在研究文体的比较微观领域作出了自己的独特贡献，并且能用这种客观规律性校正古人的版本之误，十分有启发意义。如果按照方氏从阁杭本读《送陆歙州诗序》:“我衣之华兮，我佩之光兮；陆君之去，谁与翱翔兮。”不但不符合相对稳定的文体语言运用模式，读起来也确实不成文理，语势极不平衡，心理像有病的样子，这岂能是文起八代之衰的古文大家韩愈之所为!朱熹的渊博学识所贡献给中国文化的是准确、精深、卓越，即使在细微末节之处也能领略他的风采。

4.朱熹明确肯定“风、雅”是不同的文体

古人作诗，体自不同，《雅》自是《雅》之体，《风》自是《风》之体。如今人做诗曲，亦自有体制不同者，自不可乱。^[40]

这段话的内涵很深广，从文体的角度来看，朱熹在这里明确肯定“风、雅”皆是一种“体”，其体不同，犹如今人做诗曲，也自有“体制”不同，不可混淆。同时，表明了他并没有在“体”的形式上鄙视后来的体制，“如今人做诗曲，亦自有体制不同者，自不可乱”说得非常明确。不因“体”的出现的前后而有所偏重，“体”就是体，形式的文体是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不断变化和发展的。“风、雅、颂”之“体”均是就艺术形式和思想内容综合而论。朱熹说:

不特《诗》也，楚人之词，亦以是而求之，则其寓情草木，托意男女，以极游观之适者，变《风》之流也；其叙事陈情，感今怀古，以不忘乎君臣之义者，变《雅》之类也。至于语冥婚而越礼，摅怨愤而失中，则又风雅之再变矣。其语祀神歌舞之盛，则几乎《颂》，而其变也，又有甚焉。……《诗》之兴多而比、赋少，《骚》则兴少而比、赋多，要必辨此，而后词义可寻，读者不可以不察也。^[41]

楚人之词在写作方法上“寓情草木，托意男女，以极游观之适”则是“变风之流”，也就是说“体制”有变化；那些叙事陈情、感今怀古，不忘乎君臣之义的是“变雅之类”；至于说语冥婚而越礼，抒怨愤而失中，则是“风雅之再变”；语祀神歌舞之盛的，几乎与颂相类，是“其变”，还有“变”得更加厉害的。从朱熹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所说的“风、雅、颂”之“体”均是就艺术形式和思想内容综合而论。“变风”“变雅”都是一种体，都与它们的内容表达变化有关，“颂”之变化也是如此。这些“体制”的变化，必然导致具体的艺术风格的变化。“极游观之适”与“不忘乎君臣之义”定然不同；“摅怨愤而失中”与“祀神歌舞”也决不一样。我们得出的一个新结论是，朱熹论文体不但兼体裁样式和文风二者而有之，而且时时刻刻都没有忘记思想意蕴与艺术形式的密切关系。总体的结论是，《诗》之兴多而比、赋少，《骚》则兴少而比赋多，这是二者之间艺术形式的差异，也是由它们所表达思想内容不同而决定的。反之亦然，艺术风格不同，艺术形式有异，思想内容必然不同。

5.朱熹以历代诗歌的演变事实论文体变化之丰富的内涵

束景南谈朱熹对“古今体制”的认识，讨论其“三变”说，认为这些论述包含了朱熹对整整一部文学史的认识，此乃立足于批判江西诗派的现实立场。^[42]可以扩大我们认识朱熹文体学说的时代背景。朱熹论历代诗歌的演变说:

尝间考诗之原委，因知古今诗凡有三变。盖自书传所记虞夏以来，下及魏晋，自为一等。自晋宋间颜谢以后，下及唐初，自为一等。自沈宋以后，定著律诗，下及今日，又为一等。然自唐初以前，其为诗者，固有高下，而法犹未变，至律诗出，而后诗之与法，始皆大变，以至今日益巧益密，而无复古人之风矣。^[43]

他说历代的诗有三次大的变化:诗三百和楚辞下及魏晋自为一等。自晋宋间颜谢以后，下及唐初，自为一等。自沈宋以后，定著律诗，下及今日，又为一等。我们要特别注意朱熹说的这句话:“自唐初以前，其为诗者，固有高下，而法犹未变，至律诗出，而后诗之与法，始皆大变，以至今日益巧益密，而无复古人之风矣。”“律诗”可以说是一种新的诗歌文体，但由于讲究语言格律，使诗歌写作的内容和方法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从而形成了“益巧益密”的文体风貌，所以与自然淳朴的“古人之风”大异。换句话说，朱熹论述历代诗歌的变化，与文体之变迁密切相关。文体的形式变化了，文学的风貌随之而变。从表面上看，这是典型的今不如昔论，又是复古派的宣言。但是，我们如果抓住他说话的本质，就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他反对的是“今日益巧益密”之雕琢文风，他崇尚的是淳朴自然的“古人之风”，他反对的是“今日之细碎、卑冗、无余味”，他欣赏的是“萧散之趣味”。他的目的是不使今日之细碎、卑俗“接于吾之耳目”，使古之萧散之趣味、高风远韵“入于吾之胸次”，从而“使方寸之中无一字世俗言语意思，则其为诗，不期于高远而自高远矣”^[44]。反之，如果今人之诗达到了他的审美标准，他是极为推崇的。如对陆游等人的赞扬即是。他推尊古体是因为古体的本质，他批评近世俗体也是因为它的本质的卑弱。在《答吕伯恭》信中说:近年文字奸巧之弊熟矣，正当以深厚朴素矫之。^[45]《跋病翁先生诗》说:此病翁先生少时所作《闻筝诗》也，规模意态，全是学《文选》、《乐府》诸篇，不杂近世俗体，故其气韵高古而音节华畅，一时流辈少能及之。^[46]《黄子厚诗序》说:子厚之文学太史公，其诗学屈宋曹刘而下及于韦应物，视柳子厚犹以为杂用今体。^[47]学诗如能得魏晋以前笔意，就大抵气韵豪爽而趣味幽洁，萧散无一点世俗气。可见朱熹这里论述诗体变化主要是侧重文学思想的整体风貌而言。

朱熹论文体具体演变细节说:“古乐府只是诗，中间却添许多泛声。后来人怕失了那泛声，逐一声添个实字，遂成长短句，今曲子便是。”^[48]这就是说，一种新体裁的出现，往往是由表达思想内容的需要决定的。古乐府本来是诗，但在人们的歌唱和写作实践中添了许多泛声。这种泛声是有利于更好地表达人们的思想感情的，而且形成了某种约定俗成的规律性，后人便添个实字，于是长短句这种文学体裁便出现了。长短句就是曲子，或称为“词”。朱熹与学生的讨论虽然只是点滴的论述，但他提供给我们的信息却很重要。首先证明他对中国之文体流变有相当清晰的看法，他只是随口讨论而言，推而广之，他对其它各种文体之演变也是有自己的看法的；其次，说明他并不贬视俗体文学，“遂成长短句，今曲子便是”，客观叙述，公正合理。朱熹以诗歌演化历史的事实，论述的文体学思想十分宝贵。至于在具体的细节问题上，人们肯定会有不同的看法，这是正常的。我们今天的研究目的是要汲取朱熹文学思想中有用的精华，比如说文学作品讲究符合生活的内在逻辑性，讲究思想内容的高风远韵，讲究艺术形式的自然而然，都是有益于人们今天的文学创作的。

综合而论，虽然朱熹论文体喜欢从时代的变化着眼，抓住其内容的本质立论。但并不是说具体的文体是越古越好。而是说，不管是什么样的体式体制，都要符合内容表达的要求。易与诗不同，书与礼不同，骚体与今体不同，是可以理解的，但其表达的内容必须符合一种对人类心灵有益的审美标准:萧散也好、远韵也好、豪爽也好、深厚朴素也好，总之是“天生成腔子”，是高风远韵的自然流露!“近世俗体”以其内容之奸巧、庸弱、滑漏而遭朱子之批判，并不仅仅是一个形式的问题。从时间的跨度来看，古代上千年的文字积累，经过了长时间的社会选择和历史的考验，留传下来的当然是精华中的精华，金光闪闪，对照此同时代之大量的时文俗体难免天悬地隔，所以他在说话时就不能不一再强调古人之远风，传统之典雅，祖宗之萧散。这给后人一种误觉，以为他是一个复古派的代表人物，宣扬今不如昔论。我们必须看到他的立论的出发点——继承发扬优良的传统；更要看到他的立论的目的——提高世人的整体文化素养，以利于创造出更美更新的文学来。这是我们认识朱熹文体论的关键所在。他所论的文体决非是后人所说的单纯的具体的文体问题，而是着重文章内涵的整体风貌和个性风格与各种具体的文体样式的有机和谐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