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文学思想研究：探讨文道关系

朱熹文道关系学说实为其文学思想大纲，既简单明了，又深微复杂，学界于此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朱东润谓朱熹文道之“道”乃“其义执著而归于一”之“义理”。^[1]钱穆云:“惟朱子文道并重，并能自为载道之文。”^[2]其意均极深刻，惜无详尽阐述。张健说，朱熹论文的基础在于“文从道出”。^[3]束景南认为朱熹重道轻文、重经术轻词章，发挥理学诗教精神；又说朱熹感到作文害道，终于放弃了原来想当诗人和文章家的念头。^[4]对朱熹批评苏轼的文道关系论亦有讨论。^[5]这些观点值得关注。吴长庚著《朱熹文学思想论》有专章论述，即第二章“朱熹论文道关系”。^[6]所论比较客观。莫砺锋著《朱熹文学研究》有一章涉及这方面的讨论，即第三章“朱熹的文学理论”中第二节“朱熹的文道观”。^[7]分析比较客观全面透彻，且不乏新意，如发现朱熹文道观的“四个层次”说。拙著《朱熹文学思想述论》，有一章专门讨论朱子文道关系，即第三部第一章“朱熹关于文道关系的论述”。^[8]

1.研究文道关系论对于理解朱熹文学思想之价值和意义

首先我们有必要讨论研究朱熹文道关系论之于理解他整个文学思想的价值和意义。朱熹文学思想是一个复杂零散庞大的体系。他的话，尤其是《朱子语类》中的言论，一方面因说话的背景不同、角度不同、层次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含义；另一方面言简意赅，辞浅意深，非得反复玩味思索不能较全面地理解它们。他的一种言论在不同的情况下可能会证明支持着几个方面的文学思想观念!他的因为背景、角度、层次不同而带来的矛盾现象必须一再加以说明，他的因为范围广大又崇高无比的理想追求而带来的内在逻辑矛盾不能不在更加广阔的历史背景下加以辩证的思考。

令人感到庆幸的是，朱熹文学思想虽然在形式上庞杂博大微妙，要整理它们十分困难，而他的文道关系的理论却是十分明确的。这是朱熹文学思想的大纲，一旦准确地抓住了这个大纲，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就都可以迎刃而解。比如说，他很重视文学的思想意蕴，这是无庸置疑的。但他与此同时常常会涉及到有关艺术性方面的问题。朱熹非常重视文的艺术性或者说艺术魅力，这是有足够的资料加以证明的，但他谈艺术表现手法的时候，更离不开谈格物、致知、修身的功夫，“明理”是念念不忘的，你是创作者也好，读者也好，欣赏研究者也好，都必须“明理”，都必须有“根本工夫”!他谈创作文学的学习与模仿、继承与创造，都是就思想意蕴和艺术形式两个方面自然而然地综合地加以讨论，这也给我们的研究带来一个矛盾，一方面我们为了研究的方便和清晰，必须进行某种分类和整理；但另一方面他的讨论往往是综合的、兼而有之的，并没有一个绝对的界限，他的综合理论往往谈到具体作家作品，他的作家作品研究往往会归纳为某种一般的理论，尽管有时是隐秘的、不明确的，其言外之意也不难通过分析获得。我们只要理解他文道关系中“文道合一”、文从道中流出的观念，我们就可以理解他许多表面看来比较矛盾的文学评论，不会因为他的文学批评言论头绪纷繁而茫然失措。为什么呢?因为在他文道关系的理论中，存在着一个封建时代的理想主义的文学观:真正意义上的文与道为一，是道的自然流露。道外无物。文达不到此境界和标准，则不足以为文，道不能蕴涵万物、和谐一体，则不足以为道。

朱熹对文学的讨论和研究，一刻也没有离开对全部社会历史的政治、经济、技术、文化、民俗、军事、伦理、道德等等的深切关注。钱穆认为“朱子既揭文道合一之论，以文学通之于经学，又进一步以文学通之于史学”^[9]。束景南认为朱熹融合道学家和古文家的思想学问，统一了道统和文统^[10]，很有见地。

他研究《诗经》的每一具体篇目，从政治到生产，从礼俗到军事，从技术到学问，上至天文、下至地理，无不加以认真的探索和讨论。他研究《楚辞》、韩柳、李杜、欧曾、三苏等等，也莫不如此。他的立足点是推动社会的文明进步，文学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世道人心关系密切，他不能不加以深切的关注、高度的重视，但又不同于一般文人的关注和重视，也不同于一般外行的思想家、政治家的关注和重视，他是以文道关系为纲，以此贯穿他所有的文学研究活动和讨论，又能深入把握艺术自身特有的规律性，作出比较符合实际的理论阐述。当然，他的文道关系论也并没有一个专门的理论体系，一是就前人的论述有感而发，一是就时代的现实状况作有针对性的具体讨论。朱熹的文道关系论对他的具体作家作品研究和分析，对他的具体文学思想和文学评论确实是有着巨大而深刻的影响的，是纲领性的指导性思想。朱熹文道合一的理想主义文学观的主导作用和积极意义是无庸置疑的，尤其是作为一种纯粹抽象的理论，更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深远的意义。我们要辩证地、客观地分析它们之间的互相渗透、互相影响、互相补充的关系，才能有助于我们了解朱熹文学思想的全貌。

2.朱熹文道关系论的时代精神

朱熹一生鞠躬尽瘁，临死前都在为整个社会时代发展考虑，作书给黄幹，“令收《礼书》底本，补缉而成之”^[11]。朱熹的理学思想和文学思想可以说是时代精神的体现，他关于文道关系的论述也是如此，其中许多的论述是针对时代的潮流有感而发的。他在《文集》卷五十六《答徐载叔赓》中，一方面赞同“学者之害莫大于时文”的见解，一方面深刻地指出，无论是古文还是时文，最大的害处就在于“弃本逐末”。^[12]他还看出今日后生的“大病”在于“以科举为急，不暇听人说好话”，不知道“文字只取达意而已”，^[13]在同他的学生讨论时一再抨击时文说:

如今时文，取者不问其能，应者也不必其能，只是盈纸便可得。^[14]

不但一般士人文字奸巧，无浑厚朴素之实，而且上自朝廷缙绅，下及闾巷布衣，形成了一种抄袭模拟、圆熟软美的风气，或空言套论，人云亦云；或故作姿态、生硬艰涩；或模棱两可，逻辑混乱；或颠倒黑白，以是为非；或堆砌资料，狐假虎威，但说来说去，你看了终日却不知道他究竟说的是什么!朱熹对他那个时代的“能言之士例以容冶调笑为工，无复丈夫之气”^[15]十分担忧。即使象杨亿那样有成就的名人，朱熹也批评说:“杨亿工于纤丽浮巧之文，已非知道者所为。”^[16]可见，时文的病根在于不知“道”。这个“道”就是“文道关系”的“道”。在朱子看来，道是光明正大、明明白白的，但因为众人沉溺胶扰，不自知觉，所以才“弃本逐末”的。“是以圣人因其所见道体之实，发之言语文字之间，以开悟天下与来世”^[17]。朱熹正是以继承、发扬圣贤之道为己任来讨论文道关系的。

3.朱熹文道关系论的矛盾和局限

莫砺锋论朱熹文道观提出“四个层次”说，^[18]极有学术见地，可以加深对朱熹文道关系论之矛盾现象的理解。

朱熹关于文道关系的论述在理论上并非一目了然，而是有许多的误区。在朱熹理想的眼光中，即使像韩愈、欧阳修、苏轼这样一流的作家，对文道关系也有不正确的认识。韩愈的《李汉序》头一句“文者，贯道之器”。朱熹的学生说好，朱熹却说，你认为好，我看来却有病。因为文皆是从道中流出的，哪有文反能贯道之理?文是文，道是道，文一如吃饭时下饭的。倘若以文贯道，便是把本为末，以末为本，可以吗?可惜其后许多作者都是这样认为的。朱熹批评欧阳修开始做《本论》，其说已自大段拙了，到了晚年，却只说有书一千卷，《集古录》一千卷，琴一张，酒一壶，棋一局，与一老人为六，更不成说话，分明是自纳败阙!又批评东坡一生读尽天下书，说无限道理，但到了晚年过海，做《昌化峻灵王庙碑》，引唐肃宗时一尼恍愡升天，见到上帝，以宝玉十三枚赐给她说，中国有大灾，以此镇之。现在此山如此，意其必有宝云云，更不成议论，似丧心人说话!^[19]朱熹认为其他人无知如此说说也就罢了，你们平日自视为如何?你们的那些大道理哪里去了，却说出这种话来。结论是:“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分明是他们对文道关系看得不深不透，所以在实践中误差很大。朱熹在理论上进一步批评东坡的话:“吾所谓文，必与道俱”，说他这样则是文自文而道自道，待作文时，旋去讨个道来入放里面，此是它大病处。朱熹深入分析说，他写文章往往文字华妙，使人神往，不觉得他的漏洞，这里却露出马脚来，说出了他病痛的根源来了，原来他是因作文才渐渐说上道理来，不是先理会得道理了方作文，所以大本都差。

那么，朱熹对韩愈、欧阳修、苏轼的批评有多大的合理性呢?有没有自己的局限性呢?以韩愈之文道关系说为例，他的论述意思是说，文是一种独立于道之外的东西，理应用来“贯道”。其言外之意是许多文没有“贯道”，而且是客观存在的。这就有可能推出“文”亦可不必“贯道”而有价值存在的结论。韩愈所说是历史的客观情况。文是丰富、复杂的，正如人本身的丰富、复杂一样。所以韩愈才揭起“文以贯道”的旗帜!在目的上与朱熹没有什么两样。但是在文学思想的逻辑关系上却正好相反。朱熹的含义是“道外无文”。如果不是道之文即非“文”。这是从理论上指导人们一开始就要求“道”，得“道”之正，则“文”也自在其中。朱熹在文道关系上主要是强调道本文末，这是非常深刻的，也是符合文学创作的根本规律的。如果按韩愈的观点确实容易被人误解为文本道末，文是主体，而道是客体，这样人们也就容易舍本逐末了。不能因为客观世界中有无道之“文”，就否定“道者，文之根本”的前提。虽然朱熹所说之“道”可能有封建主义之局限性，但他思想的实质是不能否定的。用理想主义的文学观来衡量，真正之“文”必须与道为一!但在实际的文学创作中，在客观的文学作品中又不可能全合此标准，况且“标准”本身的取舍和内涵也不一样，也不可能绝对的科学，再加上现实世界中人们的审美价值观念又不完全一致，这就把问题搞得越来越复杂化了，越来越容易引起争论了。

至于朱熹对东坡文道关系论的批评，也存在矛盾和局限，还有对文字修辞理解的问题。东坡说“吾所谓文，必与道俱”。意思是说，我心目中的“文”，必然是与“道”为一的，是共生的关系。朱熹却批评他“是文自文而道自道”，也就是说，文是一回事，道是一回事，等到作文时才讨个道放在文里，而不是有德之人思想感情自然的流露。显然，朱熹在这里也有误解。东坡的本意与朱熹并无不同，都是要讲文道合一，只是一个以理想为前提，一个以现实为前提。以理想为前提就不顾现实的状况，认为文从道中流出，文便是道，道外无文，从而至少在理论上否定很多现实中的“文”。以现实为前提，就只能把“文道合一”作为一种最高的可能性加以提倡，但并不以此为标准来严厉指责现实中的“文”。二者都追求“文道合一”是一样的，不同的是逻辑起点的巨大差异。在朱熹看来，必须先有根本工夫，先吃透“道理”才能作文，作出的文也才能算是真正的文；在韩苏等人看来，文体现道或以文贯道是最终的归宿，但实际上难以做到，所以一再提倡“文者，贯道之器”。一再说“吾所谓文，必与道俱”。比较一下朱熹对二人的批评，也可以看出，持有理想主义文学观的文道关系论，也有其内在的矛盾性。他在批评韩愈时说:“文是文，道是道，文只如吃饭时下饭耳。”与前文的“这文皆是从道中流出”似乎矛盾而又统一。因为“文”和“道”不但在语辞上意义不同，而且在内涵上也确实不能完全等同。说“文皆是从道中流出”仅仅是从一个理想的前提立论而不是事实状况。朱熹所最欣赏的《诗经》、《楚辞》、秦汉文，虽说是从心中流出的文字，但也有邪正之分，有“过于中庸”者，有不够“精彩”的地方。也就是说，朱熹自己研究具体文学的结论也与他的文道理论的前提有矛盾。朱熹承认“文是文，道是道”倒是符合实际的。但对照一下他批评东坡的言论，说“文自文，道自道”是他大病处，似乎又不承认“文”和“道”有区别了。“文是文，道是道”，与“文自文，道自道”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含义不同，仅仅是用词上有细微的差异，在不同的语境下其整体含义当然也有一些区别。朱熹强调“文是文，道是道”是反对韩愈“文者，贯道之器”的说法，因为这样说来是把“文”作为本、把“道”作为末，是本末倒置。朱熹反对“文自文，道自道”则是强调文道合一，文不可能离道而行，总而言之是强调道作为文的根本地位!但在用语修辞上为了表达道本文末的重要思想就难免在字面上自相矛盾。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毕竟“文”和“道”有区别。但朱熹坚持这样的文道逻辑关系:文是从道的根本上发出来的，所以文也就是道。并且用三代圣贤文章为实例，证明其皆从此心写出，文便是道，仍然归结为文道合一论。(www.xing528.com)

4.朱熹文道关系论的本质

透过朱熹文道关系论的矛盾现象，可以看出他的真实用心，就在于强调在全社会倡导“格物致知”、“穷理尽性”的根本功夫，这与他“存天理、灭人欲”的哲学思想是密切相关的。因为失去了这个根本前提，就失去了我们前进的方向，就会人欲横流、祸乱无穷，就会腐败堕落、沉溺败亡!一开始就强调了朱熹文道关系论的时代精神，他正是为挽救人心如鬼、日益沉沦的社会现象，为横扫颓唐圆熟、鹦鹉学舌的文风，为阻遏混淆是非、鱼目混珠的学术逆流而讨论文道关系的。所以，每次他批评历史上著名人物的观点，都紧接着从具体文章来说文道关系。他批评东坡后便说欧公的文章“稍近于道”，并举例说明，《唐书·礼乐志》说:“三代而上，治出于一；三代而下，治出于二。”赞扬欧阳修议论极好，知道只是一本。若是东坡，则是二本，不是一本也。①他批评韩愈的观点后，就举苏轼的文章为例，说明苏文害正道，超过老佛。《易》中有“利者义之和”的话，东坡解为义无利则不和，故必以利济义，然后合于人情。这在朱子看来不但失去了圣言的本指，而且会在实际生活中陷溺人心!按照朱熹的观点，利是从义中来的，没有义就没有利，怎么能说是义无利而不和呢?若是按东坡的说法，不是给那些违法乱纪、贪污腐败的人以理论上的根据吗?②由此可知，朱子的文道关系论在更深的层次上注意到了现实生活中的客观效果。他是从时文到著名大家之文的实践中看到了不讲“义理”的严重危害性，所以才在文道关系论中一再强调“道”的根本作用，而且，这是符合文章之思想与艺术的内在逻辑关系的。

朱熹认为，不懂得“道”的重要，无论是古人今人，都不会有好的文章出现。他所说的“道”是总名，其具体内容又是实实在在的天理、人伦、君臣、父子、义利、善恶等社会人生的学问。辨得大是大非，立言才不偏，作文才有实。他说:“若论为学，治己治人，有多少事在，如天文、地理、礼乐、制度、军旅、刑法，皆是著实有用之事业，无非自己本分内事。古人六艺之教，所以游其心者正在于此。其与玩意于空言以校工拙于篇牍之间者，其损益相万万矣。”③道体是浑然无所不具的，在这浑然无所不具之中，精粗本末，宾主内外，盖有不可以毫发差者。道体之中，却著不得许多异端邪说，直须一一剔拨出后，方晓然见得个精明纯粹底无对之道。可见，社会的各个方面，礼乐、制度、军旅、刑法，甚至天文、地理等等都是有用之事业，是“道”的理念的具体落实。他推广而言道:日月星辰之光耀，地有是形则必有山川草木之行列；圣贤之心既有精明纯粹之实，以磅礴充塞乎其内，则其著见于外者亦必自然条理分明，光辉发越而不可掩。但有一身接于万事，凡其语默动静，人所可得而见者，无所适而非文也。这里，我们必须十分注意的是，在朱熹的心目中，“文”的概念是深刻广大、几乎无所不包的，一切有益的形式都是文，一切有益的形式之文必然是道体的自然流露，从而，“文道合一”与“天人合一”的思想意境在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关系中得到了统一。^[20]

①参见《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14页。

②参见李士金:《朱熹关于“义”“利”关系的深刻论述》，《新疆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

③钦定四库全书《晦庵集》，卷五十八《答谢成之》，第1145—4页。

5.朱熹文道关系论的深刻意蕴

朱熹不是一个满口空论说教的思想理论家，而是一个脚踏实地分析思考问题并着手解决问题的人!我们细细看他对具体作家作品的研究和分析，我们看他一生的文学创作实践，推而广之，他一生的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等的实践活动，都是在一个伟大崇高的理想的指引下进行的。文道关系论是他在文学批评、文学研究、文学创作等实践活动中思考的结晶。不是从概念到概念的推演空想，而是从实践中得出的真知。

朱熹的文道关系论远远超出了纯文学的范畴。“文”的概念是从宏观到微观的多层次的动态系统范畴。“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此便是经天纬地之文。”^[21]此时此刻，最抽象的“道”在宇空世界与此“经天纬地之文”合二为一、和谐一体，构成了浩渺苍茫、空阔壮丽的宇观世界的神秘莫测的伟大和美妙!经是直的，纬是横的。深刻理解天下万事万物的纵横交错、复杂奥妙、九弯十曲而又能坚持理想、追求正道、始终如一，并进而在实践生活中恰到好处地处理好个人与个人及集体、社会、国家等等的复杂微妙的关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逐渐消除人类世界的种种病态，培养人们一切正直崇高优雅的德性，使我们伟大而圆满、幸福而快乐的生活建立在科学的和平共处、友好合作、长久不衰的坚实的基础之上!这就是“经天纬地之文”!也就是“裁成天地之道”!这就是朱子“文道合一”的最高境界，这就是“道外无物”的本质含义，这就是“文从道中流出”的实践行动!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曾子、孟子、屈原、陶渊明、李世民、杜甫、范文正公等等就是在实践生活中“文道合一”的典范人物和杰出代表。

朱熹文道关系论反映着他忧国忧民沉痛之思，史载韩侂胄以外戚身份篡权，“朱熹忧其害政，每因进对，为帝切言之”^[22]。朱熹用生命的真诚与热血、用科学的精神与严密、用艺术的想象与超越，为饱经忧患、历尽沧桑的人类社会建构了一条通向理性自由王国的康庄大道。“文”是人类社会由野蛮走向文明的标志，没有“文”，从开天辟地以来久久存在的大“道”还将在浩翰宇宙的每一个角落里默默沉睡。到了朱熹时代的人类文明已经是惊人的发达，然而，伟大思想家所久久期盼的大同世界尚无踪影可寻!恰恰相反，民族争纷，残杀不断；哀鸿遍野，民不聊生；社会腐败，沉沦没落!“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朱熹奋起抗争，以道学为己任，用道的标准衡量封建帝王、将相百官、文人墨客、贩夫走卒。道就是文，文也就是道。

“其次如文辞之类，亦谓之文，但是文之小者耳。”^[23]朱熹明确地表达了“文”的多层次性。最高的“文道合一”境界固然人类难以企及，但是树立一种永无止境的伟大而崇高的追求却是我们生活希望的灯塔，对人类生存的愿望有不可估量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我们渴望英明的政治家，带领国家和人民走向繁荣昌盛；我们渴望非凡的企业家，领导我们发家致富；我们渴望杰出的科学家，引导社会走向和谐平衡；我们渴望卓越的艺术家，带给我们美妙无比的享受!这就是文道结合的一系列具体内容。我们人类的实际生活，那一行离得开“文”啊!那一行没有“道”啊!不是正道就是邪道，不是益道之文，就是害道之文，二者必居其一。这就是朱子为什么严申文道关系的实质。

至于说到文章文学，仍然不过是人类社会思想感情的表达方式。“修辞立其诚”，圣人早有明训。文学是人学，是社会学，反映的是人类的思想感情，是社会的复杂情况，是历史的回响震荡，是自然的优美结构，是天人的和谐统一。当然要高标准、严要求，追求正大、光明、高雅、和平、美妙无比的境界。我们谁不渴求完美!我们谁不盼望辉煌!我们谁不神往自由!但是，人类的缺陷和病态在自然宇空的经常震怒的发作中惶恐和颤抖、困惑和无奈、挣扎和抗争。在每一个历史时代里，几个思想家的深刻明智、大慈大悲的声音早已被嘈嘈杂杂、淫淫乐乐、庸庸碌碌、咋咋呼呼的俗世洪流所淹没。智者背着沉重的十字架很不情愿地走入了坟墓，因为他临死也无法放得下伟大的文道结合、和谐统一的社会理想，他被世人抛弃了!在现实的世界里，又没有第二次生命的机会，他就只能走向了黑暗的地狱。

朱熹就是这样离开人世的，他临死前叹息说:世间真伪有谁知?!莫向人前浪分雪。他生前用文道关系论的理想主义文学观批评文学、批评作家、批评读者，从《诗经》到《楚辞》，从孟子到司马迁，从陶渊明到李杜，从韩柳到欧苏，等等，等等，花费了无数的心血，为的是什么呢?他的作为批评家的责任就是要引导人们更好地阅读文学、欣赏文学、创作文学，使文学成为人们认识社会和历史的形象的知识渊源，使文学成为社会大众教育的不可替代的教科书，同时也是我们超越现实生活的高级的审美享受!人创造了优美的文学，文学反过来在不知不觉中重塑人类美好的形象。在宇宙世界的一切美好的东西，都是全人类所共有，文学艺术更是如此。朱熹用文道合一论的严整深刻的眼光，指引我们深入到许许多多的艺术胜境，无论是“气象近道”，还是“从容于法度之中”，无论是“自然平正典则”，还是“平淡中有意思”，无论是奇伟英杰，还是雄健豪迈，无论是渊雅奥博，还是雍容正大，都对我们追求更新更美的生活有难以估量的启发意义。这样，我们就会理解他的深刻用心，我们就会原谅他的“求全责备”，也就会不怪他的矛盾和局限。要知道，矛盾和局限是人类世界的本有特性，与伟大和辉煌紧密相连、风雨同舟!我们要认清这样一点:理论上的争论和思辩说到底是为了人们的实践生活服务的。如果众说纷纭暂时搞不清楚，还是选择有益于社会整体幸福的实际工作，修齐治平，英勇奋进。这就是“文道合一”的实践活动，这就是人类生活的真正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