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文学思想研究：生活体验与创作灵感

朱熹对生活体验与创作之关系，对创作灵感之状态和重要性均有论述。张健认为朱熹最极端的戒诗说是理学家本色，“写诗成了无用而有害的事了”。^[90]考之于朱熹具体创作学思想，未为确论。

1.朱熹论生活体验对作诗之影响一个僧人在夜月下看海潮，突然得了一句“沙边月趁潮回”，这是受到自己所观察之形象实体世界的启发，是月夜看海潮，所以说“沙边月趁潮回”。一时无对，后又看到风飘木叶，所以才说出一句“木末风随叶下”，虽然对得未必理想，但也可以说是事实如此了。这个创作实况最好不过地说明了生活体验对一个人的创作影响是如何之大。朱熹对生活体验、生活阅历之于创作的关系没有作专门的讨论，但从他注重作文之根本工夫来看，是包含了生活阅历的社会内容的，因为他在哲学思想上强调和重视“知行”合一，他所说的“真味发溢”自然与生活实践有关，他的许多诗文都是从心中自然流出，是生活斗争内容经过艺术加工升华的产物。这一条资料，好象在不经意中说出，实质对朱熹这方面的观点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有僧月夜看海潮，得句云“沙边月趁潮回”，而无对。因看风飘木叶，乃云:“木末风随叶下”，虽对不过，亦且如此。^[91]

2.朱熹论创作灵感

张健论朱熹评论刘敞、刘攽兄弟说:“二人都善于模仿，大概史家之笔，每多如此。”^[92]强调其模仿而忽略原父之灵感爆发，不免疏漏。朱熹论才思之于创作，说文思“涌将出来”，其实就是“灵感”出现的状态。他说:

刘原父才思极多，涌将出来，每作文，多法古，绝相似。有几件文字学《礼记》，《春秋说》学《公》《穀》，文胜贡父。^[93]

“刘原父才思极多，涌将出来，”还说明“灵感”与一个人的天赋有关，“才思极多”的人当然容易出现“灵感”爆发的状态。但“才思极多”的人也离不开作文法古。朱熹说他有几件文字学礼记，《春秋说》学《公》《穀》，都说明了模仿学习与才思涌现的关系。朱熹认为，“刘贡父文字工于摹仿”与一般的模仿和学习是有区别的。问题在于一个“工”字。意为专门摹仿的，是以摹仿为工的。这当然就会削弱自然而然的创造性。总之，朱熹认为，才思涌出的灵感出现与文学的创造性有密切的关系。而创作灵感的出现，必然先有学习前人、模仿前人的过程。对创作灵感问题朱熹也没有作专门的探讨，但在他的一系列的文学批评和研究中，对这个问题是有自己的经验和体会的，如说“真味发溢”，不得不作，一吐为快，就是灵感来临的状况。再如，他论各人写作之过程和速度不同，涉及创作灵感之迟速及与平时之苦思暝想的关系问题。

朱熹有一段描写创作心态的话很值得分析，他说:

“闭门觅句陈无己，对客挥毫秦少游。”无己平时出行，觉有诗思，便急归，拥被卧而思之，呻吟如病者，或累日而后成，真是“闭门觅句”。如秦少游诗甚巧，亦谓之“对客挥毫”者，想他合下得句便巧。张文潜诗只一笔写去，重意重字皆不问，然好处亦是绝好。^[94]

这里朱熹对巧作了一个侧面的说明。说“如秦少游诗甚巧，亦谓之‘对客挥毫’者，想他合下得句便巧”，一是说明朱熹平时说“巧”是过分用功雕琢之意，二是说“巧”也可能是不用功雕琢而“合下得句便巧”。“巧”在朱熹的用词中往往是贬意，但也有时说明诗文的客观状况，不一定是贬意。更深层的意思是，创作迅速、成就高低与各种因素有关。无己平时出行，“觉有诗思”，为什么“便急归”呢?显然，这里的“诗思”便是创作灵感的出现，或是其前期的朦胧状态，所以必须抓住不放，继续“拥被卧而思之”，“呻吟如病”正说明了创作者专注思索的创造状态，虽然是“或累日而后成”，但其成毕竟是从灵感出现的“诗思”开始的。这个事实告诉我们，创作灵感的出现状态和创造文学之迟速也是因人而易的，创作灵感不是一个对任何作者人人平等的名词，而是一个因作者具体情况不同而不同的变幻不定的动态系统。

在朱熹看来，秦少游诗甚巧，也说他是“对客挥毫”，可能是他当时写出的句子便“巧”。“巧”在朱熹的术语中是雕琢而精致的意思，偏向于人工斧凿，而较远于自然的状态，朱熹一般持批评态度，但也并不一概而论，如果恰到好处，“巧得来不觉”，也是有审美价值的。这句话说明了朱熹承认自己对“巧”的看法可能有偏激，他本以为秦少游作品之“巧”是经过精心雕琢而成，但从别人的评价中发现自己的偏差，就作了一番自我剖析和解说。这个信息极其重要。因为他对文学中的“巧”的风格有相当的反感和忧虑，现在终于发现情况并不那么简单，未必他认为的“巧”的文章风貌都是刻意雕琢而成。这样，他对苏轼等人文学的评价就有了因审美趣味和个性特征的不同而带来的偏差。他到晚年，在这方面认识更加全面、客观，对他早先严厉批评的著名文学家如三苏等人持较为缓和宽容的态度，对他们文学的价值有更深刻的认识，说明了他纠正了他以前的偏激，是值得庆幸的。朱熹是善于总结经验教训的，他因此也对创作灵感的问题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他说“张文潜诗只一笔写去，重意重字皆不问”，显然描述的是创作灵感出现时的写作状态，结论却又是“然好处亦是绝好”。这正是灵感爆发后作者一气呵成创造了极好的文学作品之证明。

从朱熹的叙述和讨论中，我们隐然感觉到了他对创作灵感和平时积累关系的认识。他无数次地强调读书、修养、立志的重要，他要人们注重“行”以实现“知”，他自己说他本人天文、地理、军事、佛道、文学、历史、经济、教育等等无所不学，他注重读书反复吟诵，深入境界，联系实际，这些都是平时积累的功夫，而作为诗人，在平时生活积累和知识积累到了一定程度时，必然会有创作灵感的爆发，所以才有陈无己的平时出行突然“诗思”涌现急归拥被卧而思之、呻吟如病的创作状态。这些细微的描述和思考，对创作心理学的贡献值得珍惜。

钱穆说朱熹晚年“重诗文，亦重说话”，“大贤知思所凑，如水流之无不入，真有活泼泼地”。^[95]正说明朱熹始终关注和赞赏创作灵感爆发后自然从胸中流出的文字。

3.朱熹论创作心理和创作过程中的辩证因素

朱熹论创作心理和过程极具辩证思维，正如钱穆评论朱熹七十岁时教人学诗文所说:“若极平淡，终是超出寻常万万，决非仅知从事吟咏者所知。”^[96]研究者要注意的正是在平淡表象之下的深刻辩证细微之处。

朱熹论诗之创作既要“神妙”“自然”“自在说了”，又要有戒慎恐惧底心，临事敬慎。他比较韩愈和孟郊之诗并加以分析说:人在任何时候都要有戒慎恐惧的心。朱熹这种观点具有普遍的哲学意义。他形象地举例说，庖丁解牛神妙，但才到那族，必然心怵然为之一动，然后解去。心动便是惧处。因为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既是生动可爱、壮丽无比的，又是奇妙莫测、充满风险的，无论你有多大的本能和能耐，都必须谨慎戒惧，才能较好。否则，生死荣辱更不可测。创作世界也是一样，正如韩孟《斗鸡联句》所说:“一喷一醒然，再接再砺乃!”只有这样，才能得到“争观云填道，助叫波翻海!”的壮阔场景，无论是退之之豪，还是东野之工，都离不开戒慎恐惧的心。这里极具创作心理和创作过程中的辩证因素，是有丰富的创作体验，又能加以理论思维的人才能有的思想结晶。联系上下文，朱熹对灵感爆发时信笔而写的创作并不完全赞同，他认为即使在灵感爆发时也要如庖丁解牛虽然神妙，然才到那族，仍然心怵然为之一动，敬慎解去，使自己在潇洒流落之中不乏方严缜密气象。

人不可无戒谨恐惧底心。庄子说庖丁解牛神妙，然才到那族，必心怵然为之一动，然后解去。心动便是惧处。韩文《斗鸡联句》云:“一喷一醒然，再接再砺乃!”谓虽困了，一以水喷之便醒。“一喷一醒”，即所谓惧也。此是孟郊语，也说得好。又曰:“争观云填道，助叫波翻海!”此乃退之之豪，“一喷一醒然，再接再砺乃!”此是东野之工。^[97]

朱熹用自己的文学理想指导文学批评和创作，力争为社会奉献出最好的文学思想，他同时也在自己的创作中不断实践自己的创作思想。历史与社会发展的辩证法，包括文学历史发展自身的特殊规律都用现实的形象逻辑给了伟大思想家以沉痛的经验和教训，因为生活和艺术的距离，暂时还没有被上天或者造物从容地消弭。庆元五年朱熹创作的《寄江文卿刘叔通》三首诗，仿佛成了他对自己一生文学命运的总结，他要人们坚持人间正道、独立正直、超绝世情，即使穷到骨，也不能吟出那断肠之声。他告诉人们，诗人自古以来，穷苦者多，比如我们林下两个老翁和天下诗人一样，被吹落在市尘之中，又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呢?他向人们宣告他的穷苦本来不是因为他能写诗，世间鱼龙混杂，千种百样，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到头来能有什么区别呢?^[98]

在朱熹将要永远告别人世的短暂岁月里，他的心情是莫名怅惘的，当世名与后世名都注定他要永垂不朽，然而，这都代替不了他临死前的苦难，他曾经在欣赏文学批评文学和指导文学创作的实践中，在对伟大自然的深情依恋和审美中，获得无限的快乐和幸福的享受，这对他才是临别前真正的实在的安慰。

【注释】

[1]钱穆著《朱子新学案》第一册，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221页。

[2]张健著《朱熹的文学批评研究》，台北商务印书馆，1969年版，第14页。

[3]参见吴长庚著《朱熹文学思想论》，黄山书社，1994年版，第299—322页。

[4]参见莫砺锋著《朱熹文学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7—102页。

[5]束景南著《朱子大传》，福建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1037页。

[6]潘新和:《朱熹的作文教学观评析》，《教育评论》1989年第5期。

[7]潘新和:《论朱熹的写作观》，《福建论坛》1990年第3期。

[8]李士金著《朱熹文学思想述论》，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版，第370—408页。

[9]《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16页。

[10]《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32—4333页。

[11]参见胡迎建:《朱熹诗歌艺术初探》，《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

[12]朱东润著《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77页。

[13]《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32页。

[14]《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297页。

[15]莫砺锋著《朱熹文学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9—14页。

[16]《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08页。

[17]张健著《朱熹的文学批评研究》，台北商务印书馆，1969年版，第7页。

[18]《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290页。

[19]《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291页。

[20]《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293页。

[21]莫砺锋著《朱熹文学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51页。

[22]《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09页。

[23]《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315页。

[24]《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22页。

[25]《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635页。

[26]钱穆著《朱子新学案》第一册，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227页。

[27]《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295页。

[28]《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299页。

[29]《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295页。

[30]朱东润著《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77页。

[31]《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304页。

[32]《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05页。

[33]《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16页。

[34]《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17页。

[35]《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32页。

[36]张健著《朱熹的文学批评研究》，台北商务印书馆，1969年版，第15—16页。

[37]《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294页。

[38]朱东润著《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75页。

[39]《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29页。

[40]张健著《朱熹的文学批评研究》，台北商务印书馆，1969年版，第13页。(www.xing528.com)

[41]《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07页。

[42]《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16页。

[43]张健著《朱熹的文学批评研究》，台北商务印书馆，1969年版，第14页。

[44]参见李士金:《朱熹论修辞本质的实践意义》，《修辞学习》，2007年第1期。

[45]《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02页。

[46]张健著《朱熹的文学批评研究》，台北商务印书馆，1969年版，第15页。

[47]《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19页。

[48]《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20页。

[49]张健著《朱熹的文学批评研究》，台北商务印书馆，1969年版，第13页。

[50]《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15—4316页。

[51]《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968页。

[52]《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334页。

[53]《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16页。

[54]钱穆著《朱子新学案》第一册，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227页。

[55]张健著《朱熹的文学批评研究》，台北商务印书馆，1969年版，第7页。

[56]《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17页。

[57]《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15页。

[58]《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18页。

[59]《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15页。

[60]《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09页。

[61]《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10页。

[62]《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884页。

[63]朱熹著《论语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14页。

[64]朱东润著《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72—173页。

[65]张健著《朱熹的文学批评研究》，台北商务印书馆，1969年版，第17页。

[66]钱穆著《朱子新学案》第五册，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180页。

[67]束景南著《朱子大传》，福建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58页。

[68]《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641页。

[69]《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299页。

[70]《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03页。

[71]《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07页。

[72]《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09页。

[73]《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11—4312页。

[74]《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13页。

[75]《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319页。

[76]莫砺锋著《朱熹文学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89—208页。

[77]朱东润著《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73页。

[78]张健著《朱熹的文学批评研究》，台北商务印书馆，1969年版，第125页。

[79]《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33页。

[80]《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30页。

[81]《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25页。

[82]《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295页。

[83]《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05页。

[84]《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294页。

[85]钱穆著《朱子新学案》第五册，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189页。

[86]《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17页。

[87]《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30页。

[88]参见蔡厚示:《朱熹的诗和诗论》，《福建论坛》1991年第1期。

[89]钱穆著《朱子新学案》第五册，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180页。

[90]张健著《朱熹的文学批评研究》，台北商务印书馆，1969年版，第125页。

[91]《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333页。

[92]张健著《朱熹的文学批评研究》，台北商务印书馆，1969年版，第94页。

[93]《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07页。

[94]《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28页。

[95]钱穆著《朱子新学案》第五册，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188页。

[96]钱穆著《朱子新学案》第五册，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185页。

[97]《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25页。

[98]参见《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5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