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文学思想研究：创作之根本工夫解析

朱熹十分重视创作主体之德行修养从其评论可探索而得。对此钱穆理解深刻:“透得上一关，始能止乎礼义，始可以怨，可以哀。如屈原、贾谊已有过当处。此乃和平中正之论，非陈义之过高也。”^[66]关于这个话题，束景南在《朱子大传》中亦有简要论述，比如他论朱熹的创作说:“学诗以《诗经》为本，出入陶柳《选》韦以得潇散冲淡之趣；但是在《诗经》、《离骚》之上，又更必须以《语》、《孟》为根本之本。”^[67]确实，朱熹论文学创作十分强调作文的“根本工夫”，他从人品论及文学创作说:朱熹认为真正有眼光的人，对君子小人的言行，从他们的言谈举止就可以看出区分了，至于说“事业文章”就更加看得很清楚。换句话说，文学创作者本身的人品很重要，好的文章文学是好的创作者的创造物。他深知创作者首先必须又是明智、勤奋的审美主体才能有创作文学的必要条件，才有可能创造出好的审美客体来，才能使人民群众得到更多的益处。因而，朱熹一再强调作文的“根本工夫”，也就是创造者本身的德能问题。

君子小人之极既定于内，则其形于外者，虽言谈举止之微，无不发见，而况于事业文章之际，尤所谓粲然者。^[68]

朱熹讲作文之“根本工夫”对于理解他深度的创作学思想很有价值。比如，他批评陈叔向见事不明，缺乏深刻的内在逻辑性，是因为“学之不讲”；他对曾南丰虽然推重，但也批评他“见处不彻，本无根本工夫，所以如此。”可见“根本工夫”在朱熹心目中是何等的重要。那么，“根本工夫”的具体内容究竟是什么呢?

综观《朱子语类·论文》，这种“根本工夫”也是有层次性的。“根本工夫”越深，作文就越容易好。当然，在艺术性方面也是有相对独立性的，“根本工夫”并不能完全代替艺术创造的自身规律，比如二程与欧苏，按朱熹的意见，二程的“根本工夫”要比欧苏深，但就文章而言，朱熹只能说文章到欧苏，道理到二程，方是畅。“道”就是一种完美无缺的抽象的“根本工夫”，修炼到圣贤地步，文皆从此心胸中流出，“文便是道”。但一般人不可能臻此完美境界。像欧曾苏，包括韩柳，都是朱熹批评的对象，这就是用最完美的最高层次的“根本工夫”来衡量。如果把他们与一般人相比，他们的“根本工夫”就是相当深的，又是世人效法的榜样!比他们次一等的秦黄晁张也有一定的“根本工夫”，但明显低一层次，比秦黄晁张差的文士，朱熹评述很少，但亦非一无可取。更次一等的就很难论到了。至若流俗之舞文弄墨，“根本工夫”则几乎荡然无存。

朱熹胸怀社会，直面现实，其讲“根本工夫”还是主要就社会大众而言，为的是为大家在根本问题上提供正确的理论指导。“学问”至于“明理”就是一种“根本工夫”。如李泰伯文得之经中，“虽浅，然皆自大处起议论。”比老苏父子从史中《战国策》得之就是“根本工夫”的不同了。所以朱熹极称李泰伯文“气象大段好”。有了“根本工夫”，还要表现出“根本工夫”，否则就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了。他举欧公诗:“玉颜自古为身累，肉食何人为国谋!”就说明这一点。“根本工夫”的美质必须在文学实践中表现出来。

大意主乎学问以明理，则自然发为好文章，诗亦然。^[69]

“根本工夫”获得之不容易，朱熹在对欧阳修与苏轼的一段评论中表露得最为突出。一者“晓得义理底人”尚有一强一弱、一胜一负，在“根本工夫”上出问题；说欧苏虽是大家，也只是“文章之士”^[70]。二者，在人的一生中，“根本工夫”始终保存完好十分不易。这就是说，“根本工夫”不但不是一朝得来全不费功夫，而且最容易丧失，必须时时讲、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终身讲。对社会而言，必须人人讲、家家讲、村村讲、全国讲。正因为如此，他才严厉批评苏氏兄弟“亦有甚道理……学术只一般。”并且联系东坡荐引之人“多轻儇”^[71]证明他对“根本工夫”的重视与治国治民的理想有密切的关系。他引圣人话说:“益者三乐:乐节礼乐，乐道人之善，乐多贤友”，^[72]也是“根本工夫”的具体表现。而且意在说明必须团结一切进步文明的力量，形成一个有力的系统，以裨益社会国家民族之和平事业。

“根本工夫”排斥“凑合”的“好义理堆积”，形式主义的大话空话不但不是“根本工夫”的表现，恰恰是没有“根本工夫”，是装点门面，是欺世惑众，是愚人愚己，有害于社会正道比真实的异端邪说尤烈。

“根本工夫”缺乏的另一种表现是“此缘好异，所以见异端新奇之说从而好之，这也只是见不分晓，所以如此。”洞见是非美丑于纷纭复杂微妙之世界，实非易事，要学习，要修养，要实践，要从理论到实践，检验其是否正确，再提高理论水平，经过反复实践，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思维能力。

缺乏或没有“根本工夫”，其中的两个原因是:

不曾虚心看圣贤书。(www.xing528.com)

到得要去看圣贤书底，又先把他自一副当排在这里，不曾见得圣人意。^[73]

他为此反而表扬欧苏说:“欧公、东坡亦皆于经术本领上用功。”因为世俗之人“才要作文章，便是枝叶，害着学问，反而两失也”。但世间离不开文章，他不得不反复陈述，从不同的角度阐述“根本工夫”的重要。他说，因为学之不讲，所以许多文章浅薄无知，只知道堆砌学问，又没有内在逻辑性可言，更没有新的发明工夫，使人读几节就没法读下去。没有思想内容的东西，是很难有余味可寻的。朱熹明确把“根本工夫”与艺术性联系起来，相当深刻。因为艺术魅力的核心乃是文章思想意蕴的深刻及其超越某一历史时代的特性!从正面讲，他说:不必著意学如此文章，但须明理，理精后，文字自典实。他痛陈时弊，慨然道:

今人作文，皆不足为文。大抵专务节字，更易新好生面辞语。至说义理处，又不肯分晓。^[74]

这里针砭时弊，一针见血，透彻明了，入木三分!每一个时代都会出现文过饰非、沽名钓誉的文士，表现于文章诗词创作，欲说不说，自家都不甚了了，当然只好用一些生新词语来吓唬人，来掩饰自己的无知。此种情况表现的程度不同，但其为害正道则一。所以他又深切从正面论道:而“执笔以习研钻华采之文，务悦人者，外而已，可耻也矣!”“外而已”就是失去“根本工夫”的意思。朱熹之文论均是联系社会实践、社会发展而发，是以社会和人的健康发展为立足点和归宿的。在这种理解的前提下，我们再阅读、思考他说的:“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惟其根本乎道，所以发之于文，皆道也。三代圣贤文章，皆从此心写出，文便是道。”便会感到他不单是抽象的教条的理论，而且更是从实践中得出的具有丰富深厚内涵的真理。

贯穿百氏及经史，乃所以辨验是非，明此义理，岂特欲使文词不陋而已?义理既明，又能力行不倦，则其存诸中者，必也光明四达，何施不可!发而为言，以宣其心志，当自发越不凡，可爱可传矣。^[75]

朱熹对作家之写作，从根本上强调其修身、立志、明理、见识的重要，认为一旦失去此种根本上的功夫，为作文而作文，就没有什么希望了。其语气激烈，正为此之关系重大，不得不严申其词。朱熹对作文的审慎基于对社会高度的责任感，把作文的动机和效果结合起来，作为衡量读书人高下廉耻的标准之一。莫砺锋对朱熹论作家人品有专题讨论，^[76]比较全面、客观、深入。

朱熹认为不论做何事，必须有见识，百工技艺要做好，均须“虚静而明”，辨别好坏。做诗也是这样。现在许多人是非颠倒，所以“举世之人尽命去奔做，只是无一个人做得成诗。”那为什么现在人们事事做得不好呢?因为是不识，或者说是没有见识。例如诗这东西，举世之人拼命去做，只是没有一个人做得成诗。因为他不识，故好的说成不好的，不好的说成好的。这只是因为心里闹，不虚静的原因。不虚不静所以不明，不明所以不识。如果大家虚静而明，便识得好的东西。不管哪一行哪一业，做得精的人，都是因为心虚理明的缘故。朱熹并不是说举世无一人做得好诗。他对同时代人如陆游等诗人是非常佩服而欣赏的。他说话的口气是一时愤世嫉俗的语调，不能作为他否定一切的证据，在这个问题上，全面、客观、系统、具体、辩证地来分析他的文学思想是必要的。朱熹文学思想的一个特点是把全社会的利益作为最高的标准。就如作诗，盲从随大流，举世之人尽命去奔做，必无好处。朱熹所处当时社会，封建王朝日益衰落，人民生活极不安定，却有许多读书人如此无知无识，追逐名利去写诗，他怎能不为之痛惜遗憾呢?总之，他是强调人品、性格、后天学习渊源等与文学思想、气象之关系，强调作文修辞必须从大处着眼，抓住本质。朱熹以为，如果我们真想学好写作，也要善于抓住主要矛盾，不能一味在繁琐的小事上耽误时间、浪费生命，抓住了根本和关键，才能更好地抓住细节，取得全面的成功。

由上述可见:作文的“根本工夫”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和概念，其标准是多层次的，最高层次的标准是“文道合一”，文从道中流出，文便是道，这也是他理想主义文学观的必然归宿。但他论文学创作之“根本工夫”并没有脱离现实去架空要求，而是根据实际情况具体对待，循循善诱，但又始终不放弃对“根本工夫”的最高追求与倡导，他的这一创作思想是指导人们写作创作永远光茫四射的灯塔。

朱熹力倡创作主体提高德能涵养，注重此一创作根本功夫贯穿其文论始终。“自晦庵言之，文辞之用，贵于明义理。……故其义执著而归于一。”^[77]朱熹创作思想之核心正在于强调创作主体之义理德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