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文学思想研究：创作态度和方法

1.朱熹论作诗之两种总体不同的创作态度

朱熹论创作决非空言，均为实践之体会，必当细加咀嚼，方可领会。“论诗重在情真语真，故晦庵之诗，亦多可读”^[38]。

朱熹论作诗作为娱乐之价值，不可“陷溺”，要恰当。但若是“真味发溢”的创作则又当别论，是不同于寻常好吟的人的。作诗偶尔写一些抒发情怀的内容还是可以的，但不能多作，太多就陷溺在其中了。当我们娱乐休息时，平淡自摄，难道不胜过思量诗句吗?当然如果有感而发，真味发溢，又与寻常好吟的人是不同的。此可见朱子对诗作的分别，一是“寻常好吟者”，一是“真味发溢”者，这是两种很不相同的写作心态。

2.朱熹提倡写文章文字要言简意赅而明白畅达

朱熹提倡写文章文字要精炼，要言简意赅，汪圣锡说:国初制诏虽粗，却很好。朱熹认为确实是这样。又如汉高祖八年《诏》与文帝《即位诏》，只三数句，现在人们敷衍许多说话，也不过是那么一个意思，反而语言晦涩难通。朱熹不但强调用字用词的准确、精炼、概括力强，而且注意声韵的抑扬顿挫。例如他论作诗用字要响，对作诗“倾刻便就”^[39]有微词。

朱熹认为作文作诗是一项严肃的创作工作，既走向这条路，就要负起应负的社会责任，一字一句都要审慎。他对文章用字强调达意就行，不要使难字，称“欧苏全不使一个难字，而文章如此好。”朱熹在讨论同时代人作文时说，他们好用生僻难字。如读汉书之类，便去收拾三两个字，用在文章中。洪迈又较过人，也喜欢在文章中用些难字以助文字笔势之类。南丰也会使一二难字，欧苏全不使一个难字，他们的文章却是那么好!就在于欧苏写文章为的是让人看得明白，发生好的社会影响。朱熹认为一般来说写文章不可太长，因为长了照管不到，宁可说不尽，欧苏文章也都不曾说尽，给人更多想象和思考的余地。

3.朱熹论文学创作修辞用字要精炼准确

朱熹创作学理论非常重视修辞用字，“不曾忽视度字练句的重要”^[40]。朱熹论创作用字准确之重要说:

范淳夫文字纯粹，下一个字，便是合当下一个字，东坡所以伏他。东坡轻文字，不将为事。若做文字时，只是胡乱写去，如后面恰似少后添。^[41]

可见朱熹在写作上不但重视根本工夫，也同样重视每一个字句的运用恰当与否。但他对东坡的批评不一定恰当。东坡作文如行云流水，并不会“胡乱写去”，但人人都有病态，东坡的文字也难免有疏漏的地方。朱熹在语言表达上的局限是常见的。我们要全面的看待。只能说东坡有时好象不把文字当一回事，一挥而就，就难免有缺陷。不过，这里朱熹的谈话中心乃是倡导用字之严谨、精炼、准确，值得我们重视和学习。

朱熹论作文用字要“奇而稳”说:

文字奇而稳方好，不奇而稳，只是阘靸。^[42]

文字之奇是社会生活的必然表现就是真奇，就是“奇而稳”!若是逐奇失正，就必然会纤巧不实；若是四平八稳，看不到社会生活的奇峰迭起，就是“阘靸”。一般人误以为朱熹是板着面孔的道学先生，其实朱熹胸中丘壑，层出不穷，博大情怀，奇气俨然，正心诚意，刚直和平，非俗学陋儒所可与言。张健对上述朱熹论“奇而稳”不能理解，说“这我们只能视之为枝蔓”^[43]。可知即使很扎实严谨之学者，受到见识洞察能力限制，亦很难理解朱熹创作学之深微用意。朱熹论文章用字之难说:“作文自有稳字。古之能文者，才用便用著这样字，如今不免去搜索修改。”搜索修改毕竟是苦事，而且未必就好。所以他更称赞“自胸中流出的”文章之妙。他说:欧公为蒋颖叔辈所诬，既得辨明，《谢表》中自叙一段，只是自胸中流出，更无些窒碍，真是文章之妙。修辞作文与我们人类日常生活的言动思虑密不可分。即使是不识字之人，也必须要说话互相交流思想感情，表达见解和描述生活世界。古代能文者之所以才用便用着这样字是因为他们不但有根本工夫，而且文化修养知识十分丰厚，说话写作训练有素，故能得心应手。^[44]

朱熹论文章之修改亦具辩证之眼光。他说，张钦夫文字不甚改，改后往往反不好。欧公文字愈改愈好，但也有改不尽的时候。《五代史·宦者传》末句说:“然不可不戒。”当时肯定有载张承业等事在此，所以说:“然不可不戒。”后来既然不欲载之于此，把它移到后面去了，则此句当改，是欧公偶然忘记删去的缘故。他又说:欧公文也多是修改到妙处。有人买得他《醉翁亭记》稿，初说滁州四面有山，凡数十字，末后改定，只说:“环滁皆山也”五字而已。^[45]

总之，不同作家作者，文章之修改利弊亦不同。同一人之修改之情况亦不可一概而论。其修改文章辩证微妙，可见一斑。

4.朱熹对写作中文章引用的看法

朱熹对文章引用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据《朱子语类·论文》记载，李德远侍郎在建昌作解元，做《本强则精神折冲赋》，其中一联说:

虎在山而藜藿不采，威令风行；金铸鼎而魑魅不逢，奸邪影灭!

试官大喜。这一联全用汪玉溪相黄潜善麻制中语，后来士人经礼部讼之。当时樊茂实为侍郎，说:“此一对，当初汪内翰用时却未甚好，今被李解元用此赋中，见得工。”讼者于是无语而退。德远因此见知于樊先生。以前还有人作《仁人之安宅赋》一联道:这一段记载表明了朱熹和他的学生对好的对联是很欣赏的，如果引用得体，可以增强文章的艺术感染力。对偶是骈文基本的句法，朱熹论文重自然而然，一般是反对雕琢的骈文的。但如果骈体文如对联之类恰到好处，自然从心中流出，他也很欣赏。张健在其研究专著中专列一节“忌词华”，^[46]实非能理解朱熹写作学之辩证思想者。

智者反之，若去国念田园之乐；众人自弃，如病狂昧宫室之安。^[47]

5.朱熹反对文学创作一味用事用典

或言今人作诗，多要有出处。曰:“‘关关雎鸠’，出在何处?”^[48]

联系朱熹对这个问题的其它意见，他不一律反对用事用典，但反对无味地“多要有出处”，所以举《诗经》名句，有力地反驳道:“‘关关雎鸠’，出在何处?”朱熹“比东坡要求得更透彻:达意之外，更要直陈”^[49]。

6.朱熹“依定格依本分做”的创作思想

事实上，朱子论文一贯反对创作片面追逐“新奇”。他认为“本分”是重要的，“常格”不能随便改变。这里之“本分”含有生活之艺术辩证法的意思。如果违背艺术反映生活的逻辑，逐奇失真，也就失去了艺术魅力的基础。他认定伟大的创造性决不是“新奇言语”的表面文章，也不是将差异底说话换了那寻常底说话。创造在思想，在事实，在真情至性，在真情至性的伟大社会变革的运动之中。(www.xing528.com)

前辈做文字，只依定格依本分做，所以做得甚好。……后来人都要别撰一般新奇言语，下梢与文章都差异了，却将差异底说话换了那寻常底说话。”^[50]

“依定格依本分做”是什么意思?后来人何以厌其“常格”，变一般新格做?想依“新格”做本来也是要好，但未好时却先差异了。其原因就在于“下梢与文章都差异了”，还能做出什么好文章来呢?可见这“新格”并不是什么创新的规格，而是“别撰一般新奇言语”，“将差异底说话换了那寻常底说话。”没有新思想新内容，不过是把话的说法变来变去叫人莫名其妙罢了。可见，“依定格依本分做”就是用合乎规范的语言形式和艺术方法来表达思想感情的意思。朱熹还称赞前人不但学习古人，而且学习世俗常说的话，这才是真正的语言创新。

7.朱熹认为文学创作“有一定之法”——“古人本分体制”

朱熹讨论文学创作“有一定之法”说:他认为学诗也有一定之法，既要有新创，也不要失“古人本分体制”。“古人本分体制”的具体内涵是什么?他没有明确的说明文字，但他讨论《孟子》的一节文字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其含义。他说:“读《孟子》，非惟看它义理，熟读之，便晓作文之法:首尾照应，血脉通贯，语意反复，明白峻洁，无一字闲。人若能如此作文，便是第一等文章!”可知，这“一定之法”就是“首尾照应，血脉通贯，语意反复，明白峻洁，无一字闲”。他认为一个人若能如此作文，便是第一等文章!可见他归纳的创作方法是何等的重要。首尾照应，这比较好理解，一篇文章，既要在形式上有完整的结构，也要在含义意思上前后照应，方为有机之一体。血脉通贯，这是说全文应该一气呵成，各部分在逻辑思理上没有矛盾，语言风格上统一和谐，使文章气象和谐整一。语意反复，这涉及对主题思想的强调，对重要意蕴的反复陈述和描绘，也与反复的修辞手法有关。明白峻洁，这主要谈表达思想感情的明朗刚健、有力深刻。《孟子》之排比气势是众所周知的，其说理透彻、善用比喻也为一般人所不及。无一字闲，这是说语言用字之准确、精炼，无一闲字。这些都是文章写作的最高境界，朱熹以《孟子》为例来讨论作文之法，其深刻用心不言自明。

余尝以为天下万事，皆有一定之法，学之者须循序而渐进。如学诗，则且当以此等为法，庶几不失古人本分体制。^[51]

8.朱熹论做诗不可“十分著题”

朱熹说:“古人做诗，不十分著题，却好；今人做诗，愈著题，愈不好。”^[52]朱熹在这里的用词十分精确，“不十分著题”是说诗的思想内容之表达应该含蓄隽永，在艺术形象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这与革命导师恩格斯有关典型化的论述是类似的。作品的主题愈是隐藏在典型形象中，文学的感人魅力就愈会增强!所以他批评今人做诗，愈著题，愈不好，是深具艺术眼光的细微之论。

9.朱熹论作文须在“留意”与“苦留意”之间

他论作文须在“留意”与“苦留意”^[53]之间，实质在于说明作文要自然，不要刻意为之。但平常之功夫却是重要的。“留意”与“苦留意”有很深微的含义，与“著题”“不十分著题”有内在的联系。当作诗是“真味发溢”时，就是“不十分著题”，就是在“留意”和“苦留意”之间。换句说话，艺术所表达的内容不是对概念和理性精神的图解，而是真情至性乃至博大精深的社会历史内容的具象化、形象化的自然显现。

朱熹以丰富深刻之创作实践谈写作体会，其诗诚如钱穆所评:“理学家中能诗者，北宋有康节，明代有陈宪章白沙，较之朱子诗之渊雅醇懿，殆皆不如。”^[54]而张健引钱锺书《谈艺录》云:“晚作尤粗率；早作虽洁，而模拟之迹太著。”“可代表近人对朱熹诗的看法。”^[55]岂得为知言!

10.朱熹论文章写作“多曲折”要恰到好处

朱熹论文章“多曲折好”，但“一两行便做万千屈曲”不好。他说:如果将《汉书》及韩柳文熟读，不相信不会做文章。我曾经见到某人作马政策说:“观战，奇也；观战胜，又奇也；观骑战胜，又大奇也!”^[56]这虽是粗，中间却有好意思。如今时文，一两行便做万千屈曲，若一句题也要立两脚，三句题也要立两脚，这是多少衰气!马政策那几句话写出了不同情况下的不同心理状态，一浪高过一浪，层次既分明又曲折，完全符合人的欣赏心理活动的规律。所以朱熹说“中间却有好意思”。而时文则是一两行便做万千屈曲，无论是一句题还是两句题，都要立两脚，故作高深之态，这样的写作不按理路故作曲折，不但不是艺术性的表现，反而破坏了文章的合理布局，当然是多少衰气!就如一个多病的舞女，想摇拽生姿，但又无力去从理路上舞动身体，当然是生气全无，令人呕心。

11.朱熹论写文章要理会“本领”和“纲领”

朱子论写文章要“理会本领”，也是强调识“理”。又说作文“要有纲领”，这就是不但要有“本领”，还要有作文之章法。当然，没有“本领”也就不可能有“纲领”，二者必须结合。这里有两个词值得注意，一是“本领”，一是“纲领”。前者已有注说是“理”的意思，这很符合朱熹的一贯思想。那么，“纲领”究竟是什么含义呢?他说文字若无大纲领，便拈掇不起。这是说文章要有一根主线作为纲领，就能让读者抓住本质，纲举目张。朱熹又自我陈述:“某平生不会做补接底文字，补凑得不济事。”这就告诉我们，作文章如无纲领，就会抓不住中心，各种材料没有归宿，详略也无准确合理的把握，难免东补西补，最后还是无济于事!可见，“纲领”还有另一层含义:主体结构。纲领是一根贯通全文的主线，又是围绕此一主线的主体结构。

文章要理会本领。

每论著述文章，皆要有纲领。文定文字有纲领，龟山无纲领，如《字说》、《三经辩》之类。^[57]

文字无大纲领，拈掇不起。某平生不会做补接底文字，补凑得不济事。^[58]

12.朱熹论创作之“实”与“文”的关系

朱熹论作文之“实”与文的关系很有价值。他认为，写作文字必须首先靠“实”，这是前提，只有实，才谈得上条理。如果“架空细巧”^[59]就没有什么条理可言。一般要七分实，只二三分文就可以。如欧公文字好的，只是靠实而有条理。如《张承业》及《宦者》等传自然好。东坡的文章如《灵壁张氏园亭记》最好，也是靠实。秦少游《龙井记》之类，全是架空说去，确实没有什么意思可说。从上述讨论可见，朱熹的文章之“实”，是用事实说话的意思。架空说去就没有什么说服力。这个论述有点类似于文和质的关系。这是朱熹比较量化地讨论写作问题。虽然强调了重“实”的意思，并不表示他对文的轻视，只是针对当时人作文的“架空细巧”有感而发的议论。其实，朱熹论写作是文质并重的。

朱熹论文重“实”，还谈及作文之“不敢说”的问题。他说:“李清臣文比东坡较实。李舜举永洛败死，墓志说得不分不明，看来是不敢说。”^[60]这实为中国文学史上必须注意的问题。试问，中国文人能在文学中自由地表达思想吗!作文重“实”，首先在于敢说真话!但社会的复杂性和曲折性都告诉我们，这是难以做到的。所以文之“实”确实可贵，谁能冲破束缚，站出来说真话，这文章往往具有长久的历史意义。朱熹论文重实之可贵而值得重视，于此可见。

朱熹论文重实重质，但反对过分用典，这时候他特别欣赏苏氏兄弟“说得有精神”^[61]。他说，胡文定公文字字皆实，但奏议每件引《春秋》，也有无其事而迁就用的。这自然就不恰当了。一般来说，朝廷文字，目的是要论事情利害是非让大家知道对错，而不是多引故事，比如说论青苗，只是东坡兄弟说得有精神，直达事理，层次分明。其他人都说到别的地方去了。所以，重实不是堆积资料故事，而是把事实道理说清楚。

13.朱熹论创作之“质”与“文”的关系

《朱子语类》卷二五说“有质则有文，有本则有末。徒文而无质，如何行得?譬如树木，必有本根，则自然有枝叶华实，若无本根，则虽有枝叶华实，随即萎落矣。”^[62]《论语集注》引杨氏说:“文质不可以相胜，然质之胜文，犹之甘可以受和，白可以受采也，文胜而至于灭质，则其本亡矣。虽有文，将安施乎?”^[63]

在朱熹眼光中，质是本，文是末。以树木为喻，文章文学之质是本根，文章文学之文是枝叶，倘若没有本根，则枝叶枯萎，势所必然。文质比较而言，宁可质胜文，不可文胜质，最好是文质彬彬，平衡和谐。这是中国文学所追求的中和之美的风范。朱熹论创作之态度和方法细微复杂，与其它创作思想亦相通。综合而论，创作态度与义理心志融会贯通，创作方法与文辞技巧直接关联。朱东润云:“晦庵对于诗文，认为第二义，然不欲率略置之。”“凡此数语，皆足见其不以文辞为贵之说。”^[64]张健说:“他的标准是:七分实，三分文。”^[65]均为朱熹本人实在之论，然尚未顾及其创作学思想全面精微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