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文学思想研究：学习与模仿的创作方式

朱熹谈文学创作学习和模仿的话很多，下面我们就一一加以分析和说明。《朱子语类》记载他与学生讨论学习写作道:

古赋须熟，看屈宋韩柳所作，乃有进步处。入本朝来，《骚》学殆绝，秦、黄、晁、张之徒不足学也。^[18]

这里说，学习前人固然是重要的，但必须有所选择。他论赋说:“荀卿诸赋缜密，盛得水住。欧公《蝉赋》:‘其名曰蝉。’这数句也无味。”那么，学习前人，就必须学习好的，不好的当然不学，即如欧公也并不全学。朱熹对学生谈学习与模仿说:

古人作文作诗，多是模仿前人而作之。盖学之既久，自然纯熟。如相如《封禅书》，模仿极多，柳子厚见其如此，却作《贞符》以反之，然其文体亦不免乎蹈袭也。^[19]

学习和模仿都是为了久而久之“自然纯熟”，加以创新。综合朱熹的意见，可见:一、他非常重视学习和模仿，认为学习和模仿是成为一个作家的必经过程。温公文字中多取荀卿助语，相如《封禅书》模仿极多，等等，都说明了这一点。柳子厚作《贞符》虽欲新创，但“其文体亦不免乎蹈袭”，就是说你无论想怎么创新，总是离不开对传统的继承，总是无法摆脱传统的强大影响。二、学习和模仿要有选择，取境要高，以骚学为例，古赋、屈宋韩柳所作是必须学习和模仿的，秦、黄、晁、张之徒不足学也。三、即使是大作家也有拙劣的作品。即使是名作，也可能有数句“无味”。所以学习和模仿前人的优秀作品并非易事，必须有独到的眼光，扎实的功夫。朱熹还认为学习和模仿古人要自然而然地吸收营养。他说:

人做文章，若是子细看得一般文字熟，少间做出文字，意思语脉自是相似。……元来却是如古人说“灼灼园中花”，自家也做一句如此；“迟迟涧畔松”，自家也做一句如此；“磊磊涧中石”，自家也做一句如此；“人生天地间”，自家也做一句如此。意思语脉，皆要似他底，只换却字。某后来依如此做得二三十首诗，便觉得长进。盖意思句语血脉势向，皆效它底。大率古人文章皆是行正路，后来杜撰底皆是行狭隘邪路去了。而今只是依正底路脉做将去，少间文章自会高人。”^[20]

这一段谈模仿学习相当详细，认为如果仔细看得一般文字熟，你做出的文字，意思语脉自是相似，读韩文熟，便做出韩文的文字，读苏文熟，便做出苏文的文字。如果不熟，不理解，到用时就用不上了。拟古诗也一样，无论是“灼灼园中花”，还是“迟迟涧畔松”，或是“磊磊涧中石”，“人生天地间”，自家模仿它们，意思语脉都要似他的，语言不一样就行。朱熹为什么要提倡这样的学习和模仿?因为一般古人文章皆是行正路，我们学习他们的本质就是要“依正底路脉做将去”。可见朱熹一再强调的“意思语脉”、“意思句语血脉势向”等学习并非是要人们复古，而是继承优秀的文学传统，避免行狭隘邪路去了。可以说这是学习前人优秀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两个方面，是全面学习和模仿，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有自己的独立创新。朱子这里从切身体会和理论两个方面结合，讨论了学习创作的“正道”。首先要读古人好的诗文，然后加以模仿、学习、实践，渐渐自己的写作水平就会提高，最后必然大有长进，而至于创造的地步。他反对今人的“杜撰”，提倡学习古人的“行正路”。他所说的“意思句语血脉势向”是相当系统的学习文学创作的问题，从模仿古人好的诗文开始，是正确的。莫砺锋谓“朱熹在指点后进作文时是煞费苦心的”^[21]。理解深切。

在朱熹与学生讨论文学创作的许多言论中，我们不难发现，他认为“文法”或者说文章作法得之学习与模仿。比如，有人问朱熹:曾经听说南丰令后山一年看《伯夷传》，后悟文法，如何?朱熹说:只是令他看一年，则自然有自得处。^[22]显然时间和工夫是自得文法的关键。必须循序渐进、扎扎实实地学习，参透名篇作法，才能自然理解文法。在朱熹的文学批评术语中，“法度”和“文法”有相通之处。他称赞后山之文有法度，如《黄楼铭》。有法度的文章“抑扬顿挫”，曲折有致。朱熹反对以文章记问为能，好点检他人而不作自我批评的人。并举圣人之言加以说明:“益者三乐，乐节礼乐，乐道人之善，乐多贤友。”总之，悟得“文法”，为文就会有“法度”，有“法度”之文自然“抑扬顿挫”。而要获得此种成功，从根本上说，来自谦逊好学，经常发现自己的不足，向贤人学习。

学习和模仿的具体方法很多，经常朗读和抄录好的文章文学就是一种很好的学习创作的方式。朱熹本人朗读文学作品终身不废，视此为学习前人的一最实惠、切近、有用之方法。朱熹朗读宋景文《张巡赞》，说:其文自成一家。景文亦服人，尝见其写六一《泷冈阡表》二句:“求其生而不得，则死者与我皆无恨也。”文学之成功，来自刻苦的阅读和创作实践，此为朱子日常生活所亲见，值得我们认真思考。亲自抄录名著名篇是非常重要的学习方法，这样可以在静中自然吸收。而朱熹之朗读名著更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对好的文章也曾经亲自抄录，其刻苦

认真学习可见一斑。这里说明:一、朱熹“亲写一册”同时代人的好文章给我们很多的启示。不但证明他是一个胸怀宽阔、善于学习的人，而且说明朱熹并不是一个文学文章复古论者，而是根据实际情况判断文学文章优劣的人。二、学习和模仿必须是学第一流的，胡侍郎万言书也好，《论元者》、《无逸解》、《请行三年丧札子》也好，只要好，都要认真学习，及时吸收。三、学习是非常庄严的一件事，半点马虎也来不得，要亲自抄录思考，没有捷径可走。我们从朱熹讨论学习、模仿与创新的言论中得到了深深的启示，但最令我们感动的是他不但是思想的巨人，更是踏踏实实的实干家。一切虚华不实的理论都将会烟消云散，而所有用手刻画的人类世界将存留在宇宙世界的永恒记忆之中。

胡侍郎万言书，好令后生读，先生旧亲写一册。又曰:“上殿札子《论元者》好，《无逸解》好，《请行三年丧札子》极好，诸奏议、外制皆好。”^[23]

朱熹认为学诗必先模仿，然后“方得作诗之法”，最后方可走创新的路，而创新是极难的，所以他一般不多谈。朱熹认为天性所出之平淡是不容易学得到的。而陶渊明诗“平淡出于自然”。学者不易成功。有些是数十百万年遗传生命的综合因素，非人力所能为，但后天之教育和学养也是参与未来生命遗传的因素之一，这是变异所必有的含义，所以要辩证地看待，科学地追求美好的境界。但在形式上向前人优秀的作品学习不但是必要的，而且也能取得较快的成功。朱熹举了一个例子，说某后生见人做得诗好，锐意要学。将渊明诗平侧用字，一一依了做，到一月后便懂得自己做了，直到不要模仿本子，自己会做，才能摸索出作诗的方法。

某后生见人做得诗好，锐意要学。遂将渊明诗平侧用字，一一依他做。到一月后便解自做，不要他本子，方得作诗之法。^[24]

朱熹探讨学习与模仿内容广泛，纷繁复杂，但提纲挈领:遗传素质和后天学养之结合则是他这一创作学思想之核心。他创作经验丰富，对创作主体修养之难体验极深:“大抵志不能帅气，理未能胜私，中夜以思，怛然内疚。”^[25]以理学大家兼文学名家能如此检讨，其创作学思想之宝贵可想而知。

1、朱熹论学习经典文章文学之复杂性

朱熹论学习经典文学意义深刻，其创作学观念至为宝贵。钱穆说:“朱子……论学诗，则谓不变可学，而变则不可学。此皆极可珍贵之至论。至于谓可以不烦绳削，而提倡自有抒写之说，则为朱子所反对。”^[26]此论深得朱熹本意。学习经典文学因素复杂，需要细加研讨。朱熹与学生论及学习模仿之复杂性:模仿固然有好处，但若能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独创新路则更好。这一点我们要加以强调，证明朱熹是极为重视创新的。因为他说“柳学人处便绝似”，并且举例说《平淮西雅》之类很类似《诗》，学陶诗便似陶诗，说明此种学习模仿的层次很高，不同于一般的学习模仿，同时，联系柳宗元的创作实践来看，这种模仿学习本身是有创造意义的，只是在继承与发展中创造的问题。后面说“韩亦不必如此，自有好处”。就说明了创造的程度不同，给人的感觉不同，传承关系就不是那么清晰。这在客观上承认了因为韩柳两家个人天赋阅历不同，创造性也有一个强弱和程度不同的问题。

柳学人处便绝似。《平淮夷雅》之类甚似《诗》，诗学陶者便似陶。韩亦不必如此，自有好处，如《平淮西碑》好。^[27]

朱熹对学习经典文章文学之复杂性深有所知:

韩文高，欧阳文可学，曾文一字挨一字，谨严，然太迫。又云:“今人学文者，何曾作得一篇!枉费了许多气力。大意主乎学问以明理，则自然发为好文章，诗亦然。^[28]

“韩文高”，天赋如此，一般人不易学，而“欧阳文可学”，是因为欧公文字是修炼出来的，不象韩文如长江大河，浩浩荡荡，一泻千里，难以学习。曾文“谨严”固好，而“太迫”又是其弱点。此种辩证的观点尤其值得我们重视。最后从根本上来讨论文章之高低好坏主要还在于“学问以明理”。诗歌的写作也是这样。显然，朱熹在谈创作与学习时，还是把“根本工夫”放在第一位。朱熹论经典作家天赋之气象难于学习说:(www.xing528.com)

“韩退之议论正，规模阔大，然不如柳子厚较精密，如《辨鹖冠子》及说列子在庄子前及《非国语》之类，辨得皆是。”黄达才言:“柳文较古。”曰:“柳文是较古，但却易学，学便似他，不似韩文规模阔。学柳文也得，但会衰了人文字。”^[29]

对于学习，具体之情况不同，学习之内容和方法亦不同，难学与易学均各有利弊。这给了我们深刻的启示，学习前人并不是简单的作业，其中也大有微妙复杂的地方。为什么说柳文较古却易学呢?前面又说欧阳文可学，对照一下二者的上下文含义，从中可以得到新的启发。在说“欧阳文可学”之前，朱熹说“韩文高”难以学习。在说“柳文是较古，但却易学，学便似他”的后面紧接着说的是“不似韩文规模阔”，可见韩文之所以难以学习是因为“高”和“规模阔”。应该说，象韩愈那样的才能独特、气象阔大，在天赋上就与一般人相距较大，难以学得象。相对说来，欧阳修和柳宗元的文章较为平易，人们学习起来比较容易。但朱熹也十分清楚，不管什么样风格才性的文章，都应该学习，那是在总体上的学习，不是专门对于某家某派的学习。他曾不止一次说，韩柳欧苏文值得好好学习就是证明。但具体的细致的学习就比较复杂微妙。最好是根据自己的天性和爱好，学习适合自己的名著，千万不能模仿学习那种与自己天性相距甚远的奇特作品，只能在总体上汲取其中的营养，而不能在规模风格、意态、语言等方面硬学。朱熹这种细微的个性化讨论很有意义，值得我们虚心地加以学习。

朱熹认为，学习经典要进入境界，抓住本质，否则就是一种形式主义的东西。他批评说:对于“专于为文”而不读圣贤书的人朱熹固然不满，而对于那些知道读圣贤之书又会作文的人，朱熹指出其中有些人到得说圣贤书的时候，却别做一个诧异模样说。那么“诧异模样”的含义是什么?根据上下文的语气，是说写文章不能简明易懂，而是堆砌资料，故作姿态、误解误用等。朱熹之创作学思想其时代精神很强，他力倡学者学习模仿经典文学多有感而发，研究者必须特别关注。朱东润评论朱熹论写作“盖鉴于南宋诗坛之混乱而发”^[30]。可谓熟知朱熹创作学思想背景。

有一等人专于为文，不去读圣贤书，又有一等人知读圣贤书，亦自会作文，到得说圣贤书，却别做一个诧异模样说。不知古人为文，大抵只如此，那得许多诧异!^[31]

2、朱熹认为学习经典作家必须从正路走

学习写作必须学习模仿经典文学作品，这一点已经是创作学之共识，而学习经典文学还有路头正不正之问题，这一点则是朱熹创作学的特别贡献。朱熹曾经对学生说老苏之文高，只议论乖角，^[32]其真实的含义在于不满意三苏的学术，正如他曾说苏文害正道一样。从朱熹在各种场合的言论来看，他始终对三苏文章的学术不正一再批评，认为他们的文字全篇不可以道理看，也就是说缺乏义理。所以朱熹在这段话中又说老苏文字初亦喜看，后觉得自家意思都不正当，认为东坡初进策时只是老苏议论，虽然到了晚年，东坡子由文字不再“乖角”，但又皆议论衰了。结论自然是学习者不可看此等文字，固宜以欧曾文字为正。在另外一个方面，朱熹又十分看重三苏文字的个性力量，认为老苏之文高，老苏文雄健，对东坡子由文字也自有许多赞美，甚至说道理到二程，文章到三苏，方说得畅。可见其对三苏文章艺术性的高度评价。正因为如此，他又在其它场合提倡过学习苏文。这种矛盾现象在朱熹的文学批评中是常常出现的。这里，他说人们学习创作“固宜以欧曾文字为正”，但在其它场合朱熹也曾经尖锐地指出欧曾文字缺乏“根本工夫”，这都只能作相对的理解。朱熹的许多文学批评都是在不同的场合就某一点作比较，强调某一个问题，有时是针对很具体的问题或具体的文字发议论，不可能顾及全面。正是为了比较微观确切的相对真理性，就不能不有悖于整体的情况，因为整体的内容是丰富具体复杂的，从某一很具体材料所讨论的问题得出的结论不一定具有普遍意义。但是这些细致入微的相对真理性的价值是无庸置疑的，值得我们学习和研究。朱熹的这段话可以引申出的具有普遍意义的观点是:1、学习创作一定要走正路。2、有些人的文章艺术性很好，但在义理方面并不是无懈可击的，学习者不能以此等文字为楷模。3、学习者所选择的学习对象正确、合适的程度，会影响一个作家的终身。至于朱熹所说的“正”的具体内容，老苏、东坡、子由文字也好，欧曾文字也好，其审美价值标准是很复杂的，孰是孰非，还很难有明确的定论，朱熹的言论可以供我们参考，使我们借此作进一步的探索。

朱熹还认为作文之学习经典作家要具体情况具体对待，今人与古人“资禀”不同，学习也不全一样。同时他还提到“太法度”的文字不好。

“史记不可学，学不成，却颠了，不如且理会法度文字。”问后山学《史记》。曰:“后山文字极法度，几于太法度了。然做许多碎句子，是学《史记》。”又曰:“后世人资禀与古人不同，今人去学《左传》、《国语》，皆一切踏踏地说去，没收煞。”^[33]

朱熹认为学习者的具体情况不同，学习的具体对象也难一致。读得韩文熟是朱熹一再强调的，但学者若是能理会道理，更可以去韩文上一截，如在西汉文字上用工。至于《史记》，朱熹认为不能轻易学，因为奇伟雄杰，非一般人能适应，不如且理会法度文字。当学生问到后山学《史记》时，朱熹认为，后山文字极法度，几于太法度了。但做许多碎句子，是学《史记》。朱熹认识到一个时代与另一个时代人的资禀差异，学习《左传》、《国语》的效果就不一样。朱熹认为学作文要注意根据各人的特点，采取互补的学习方法。他说:

人有才性者，不可令读东坡等文。有才性人，便须取入规矩，不然，荡将去。^[34]

朱熹认为人有才性的，不可令读东坡等人的文章，这是从一个角度来说的。这个角度便是那有才性的人更应该学习有规矩的文章，以防止“荡将去”的问题。所以，对朱熹的话要辨证地去看，不能作僵化机械的理解。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吸收众家之长，自创一格是我们成功的重要保证，这与杜甫的“转益多师”的态度也是一致的。朱熹论学习前人诗歌的次序说:

作诗先用看李杜，如士人治本经。本既立，次第方可看苏黄以次诸家诗。^[35]

朱熹关于文章文学创作的讨论给我们提供了许多学习的复杂状况，是有益于人们更好地学习的。当时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还比较低下，能有时间学文的人真不容易，如果再误入歧途，怎么能不令我们的思想家痛心疾首呢?所以，朱熹论作诗之学习问题，必先学李杜，然后“方可看苏黄以次诸家诗。”他对“一衮说尽”和“费安排”的苏黄之诗表示不满。在当时这是中流砥柱的惊世骇俗之论。能有条件学文的人谁不向往苏黄?朱熹在当时文士对苏黄文章文学趋之若鹜的社会背景下，深刻地指出其缺陷和弊端，他为真理逆潮流而动的勇敢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朱熹认为古诗应该看西晋以前的诗，如乐府诸作都很好。他又认为杜甫夔州以前诗好，以后则自出规模，不可学。比较而言，朱熹对苏黄诗是有看法的，认为只是“今人诗”，这里对东坡的批评主要是说他一衮说尽，没有余意；对黄庭坚的意见主要是说他造作，“费安排”。联系起来看，朱熹提倡学习的是自然含蓄的古诗。因为杜甫夔州以后诗雕琢更甚，很难学，也是表明朱熹提倡自然的诗作，黄庭坚的诗“费安排”就是造作太甚不自然。苏轼不是不自然，但一语说尽没有含蓄的韵味，所以朱熹也不提倡人们学习。朱熹对于人们学习作诗，在艺术上提倡学习那自然而韵味深长的，显而易见。但他所说的“自然”是一个很大的范畴。如说选中刘琨诗高，说鲍明远才健，李太白专学之，并具体举例说，“腰镰刈葵藿，倚仗牧鸡豚”，分明说出个倔强不肯甘心之意；“疾风冲塞起，沙砾自飘扬；马尾缩如猬，角弓不可张”，分明说出边塞之状，语又俊健。“自然”在朱熹的文学概念中，往往不是具体的文学风格，而是总体的艺术要求，与他的“天生成腔子”意思相同。他不希望人们学习“齐梁”之诗，认为“齐梁益浮薄”。也是从这个总体要求出发的。“浮薄”的时代之风不可能清新脱俗，在思想上就不可取，所以不能学。他具体认为读齐梁之诗，会使人四肢懒慢不可收拾。可见得他要求的“自然”包含着健康向上的思想性，否则就没有“自然”可言。

朱熹认为读书学习前人文章作法要进入境界，然后联系实际运用。他说:在这里朱熹认为读书必须全身心投入，进入境界，心领神会，方能自然吸收，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得入”与“得出”是一对相辅相成的概念。首先读书必须“得入”，也就是心领神会，深入理解。单单“得入”还是不够的，还要能“得出”，就是能够发挥运用。朱熹说“其说虽粗，似有理”，说话的语气也很微妙。按照记载，某人晚年日夜去读书应该令人敬佩，可谓“活到老，学到老。”某人却“戏之”，显然是不严肃的。而且“得出”“得入”并不是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并不是一定非要“发挥出来为做文章之用”才算是“得出”。一个人读书心领神会，提高了修养，自然就会在生活中“得出”，是不可阻挡的。正因为如此，朱熹并没有全肯定这个人的说法，用“说虽粗，似有理”来说明另一个层面的意思:即学习是为了运用。朱熹对于学习经典体会极深，“得出”“得入”，微妙辩证。后世专家对于前贤言论“得入”者少。如张健说“至二程，才彻底反对词章”，谓朱熹“并不一味排斥文词”^[36]。貌似公允，实质于程朱均无当也。词章文字乃天下之公器，与程朱所批评之时文巧说迥异。

某人晚年日夜去读书，某人戏之曰:“吾丈老年读书，也须还读得入。不知得入，如何得出?”谓其不能发挥出来为做文章之用也。其说虽粗，似有理。^[37]

朱熹对学习文学创作不是采取排斥、歧视的态度，而是进行认真的研究、阅读、欣赏，在审美的过程中提出自己对文学创作的许多见解。生活离不开文学，正如文学离不开生活一样。他看到了文学的不可替代的认识功能和教育作用，以及在不知不觉中陶冶情操的审美功能。所以希望人们能够尽量地走上正确的学习前人、模仿创作再加以自己的创造的道路。他虽然没有以文学批评家自居，而这恰恰是一个真正批评家的社会责任。他相当重视模仿前人的优秀作品，认为这是学习创作的必经过程，在没有把握和充分准备的情况下，他的意见是宁可保守，不可急躁冒进，他对创新之不易深有体验，他坚决主张在充分学习前人优秀成果的基础上自然而然发挥自己的创造性，而不能为创造而创造，搞出不伦不类的文学作品来。他对杜甫中晚年作诗放手创造有微言，主要是因为人工的痕迹重，雕琢出了不自然的气象。杜甫自己声称“晚节渐于诗律细”，他要“语不惊人死不休”，显然是朱熹所说的“巧好无余”，这本是朱子对黄庭坚的评语，联想到江西诗派，联想到所谓的一祖三宗，他们在师承关系上不是没有内在联系的。我们决不能误解朱熹是不要文学创新的人。他是提倡创新的，但他强调自然而然，使人浑然不觉的创新。如他对李白诗的评价，说白诗非无法度，而是从容于法度之中，圣于诗者也，正是此意。朱熹认为人们学习文学，必须朗读吟诵，从而深入其中，进入境界。这一点在他的一生言论中，屡屡出现，反复强调，可见是非常重要的。浩然正气，自然吸收，各种营养，有机一体。他也提醒学者要针对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学习。有的文学意境和风格与人的天性天赋有密切关系不能硬学，要体会自己的个人品格，学习更适宜自己学习的作品，这样收效就会更快。同样，文学的体裁各种各样，不一定每一个人都适宜作同一种文学体裁，他认为在这方面要具体情况具体对待。在我们学习前人时，取境要高，抓住本质，走上正路，总之是要在根本上学习，然后才能在细节上学得成功。

要特别注意的是，朱熹在这方面的讨论给人一个印象，好似他对模拟特别重视，甚至到了模仿甚于创造的地步。前面已作了简要分析，这里再一次说明，他所言之模仿与蹈袭风马牛不相及，其“模仿”主要是艺术形式的继承问题，大家知道，一种成熟的艺术形式是长期积累、探索的成果，是不宜轻言改变的。在这一点，朱熹的审慎无可厚非。正因为如此，思想意蕴的创造才有坚实的基础和必要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