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文学思想研究：批评形式主义的时代潮流

朱熹探讨文学创作往往与时代关系密切，针对性极强，后世研究者必须深知其处境方能会心理解，感悟震撼。朱东润说:“晦庵之时，适当江西派盛行之余。……其言皆有所为而发也。”^[12]亦朱熹难得之知音。

在讨论文章文学写作的时候，朱熹经常批评同时代人创作的弊端，例如他说，诗文创作毕竟是“第二义”，而时人又不去学习好的，不能择优而从善，深可叹惜。朱熹认为，今人不去讲义理，只去学诗文，已落第二义。换句话说，现在许多人失去了对道德理想的追求，只去学那诗文的技巧、计较个人的成败得失，这当然是落下一个层次。不仅如此，学诗文也没有学那好的，只学那不好的。比如，作诗不学六朝，又不学李杜，只学那峣崎的，层次就更低了。象这样低俗的学习即使学得十分好后又有什么用呢?何况也不可能学得好。例如近时人学山谷诗，但又不学山谷好的，只学那山谷不好处，人的见识低下如此，再有好的文学批评和指导也没有用。

因林择之论赵昌父诗，曰:“今人不去讲义理，只去学诗文，已落第二义。况又不去学好底，却只学去做那不好底。作诗不学六朝，又不学李杜，只学那峣崎底。今便学得十分好后，把作甚么用?莫道更不好。如近时人学山谷诗，然又不学山谷好底，只学得那山谷不好处。”^[13]

朱熹批评韩愈的一段文字，说明了文学创作形式主义的时代潮流对于作者的写作影响是何其之大:

韩文公……上宰相书，用“菁菁者莪”，诗注一齐都写在里面。若是他自作文岂肯如此作?最是说“载沉载浮”，“沉浮皆载也”，可笑!“载”是助语，分明彼如此说了，他又如此用。^[14](www.xing528.com)

朱熹批评韩愈上宰相书用“菁菁者莪”，诗注一起都写在里面，并且误用“载沉载浮”的意思。但朱熹又说“若是他自作文岂肯如此作?”证明了这不是一个人的毛病，而是形式主义的时代潮流，即使是大作家的文章写作，也难幸免某种恶习，深为可悲可叹可惜。韩愈那样的古文大家何以为时代潮流裹挟?乃因上宰相书直接影响人际关系，且非一般关系，与大人物或者权势人物讨论社会政治问题，写作之时心理会产生微妙变化，神经系统自觉不自觉发生错乱，对于本来可以发现之知识性错误也懵然不觉。朱熹批评形式主义时代潮流可谓细致入微。他具体分析形式主义文风说:如今人写文章只是将虚文漫演，前面说了，后面又将这一段翻转，这实际上是没有自己的见解。之所以如此，又是因为不读圣贤之书，不联系社会实际加以思考。有些人看是看经典名著了，但并不理解，只是借别人的意见伪装自己的东西，说来说去还是自己那无知固执意见，甚至是堆积了许多连自己也不甚了了的“好义理”。这些人往往把别人说的两个道理合做一个，自我陶醉那是什么“新”的玩艺。

朱熹博览群书，精研深思，对文学遗产亦极为重视。莫砺锋考察“朱熹的文学活动”，用充分的证据说明朱熹“对文学方面的著述是多么热心”^[15]。故朱熹能够对各种文章文学和作家作者写作心态看得十分透彻。当朱熹与学生讨论到时文的“尾头都不说破”时，他感慨万分地说，这些文章就像搏谜子，更不可晓。篇篇如此，不知是甚意思。有人认为这是好奇之过，朱熹不同意说:此安足为奇!看前辈文章如贾谊董仲舒韩愈诸人，有一篇这样的奇文吗?文章之所以可贵是因为足以传远，是因为议论明白，血脉指意晓然可知罢了。文之最难晓的莫过于柳子厚，但仔细观看，也都有指意可寻，何尝如此不说破?他们之所以不说破只是因为吝惜，好象我领会而他人不会，可是自己没有主见，又不肯蹈袭前人议论，所以就在词语形式上务为新奇，以掩饰其浅陋，又恐怕别人都知道，所以欲说不说，遮遮掩掩，这就是吝惜。朱熹并不反对作文之奇，但必须奇正结合；他更反对欲说不说，故作姿态，“务为新奇”。他认为这是“吝惜”。这里需要展开讨论一下，才能确切地了解“吝惜”的含义。在讨论时他们认为有一种人写文章，“尾头都不说破”，“篇篇如此，使人不知是甚意思”。朱熹先从正面阐述文章应该“议论明白，血脉指意晓然可知”。随后论证说“其所以不说破者，只是吝惜”^[16]为什么要“吝惜”呢?病根在于:“欲我独会而他人不能。”原因是什么呢?“大概是不肯蹈袭前人议论，而务为新奇”，正因为他“务为新奇”，而且又害怕人家都知道他的底细，“所以吝惜”。显然，朱熹这里“吝惜”的含义是以晦涩和故作姿态的文字游戏来掩饰其浅陋的意思。为什么呢?因为要作文吸引别人的注意，赢得名声，要人相信他独创一格，新奇可爱，议论不凡，心愿似无可厚非，但自家又无真实本领，没有真正非凡的创造力，没有深厚的学养，又想达此目的，便只能如此做作。朱熹对此看得很通透，其把握浅陋平庸作者的“务为新奇”的求胜心理相当准确中肯。就如一个没有雄厚实力的施舍者，又要赢得广大穷人的喝彩和拥戴，便只能故作姿态，摆出大施舍的架势，做各种各样的准备，做各种各样的宣传，待到日期临近了，便又找出一个借口，把施舍日期推迟，这就是“吝惜”，他本无巨大财力支持他的许诺，不得不“吝”，不得不“惜”，这就又与一般“吝惜”的含义不同。写作者的“吝惜”与施舍者的“吝惜”可以一时蒙混民众，但时间一久，必被识破，或者明眼人一下子就看破了。朱熹并不是因此种人获取名利而痛斥之，而是深知其对社会人民极端有害才反复陈辞，痛快淋漓地对此加以批评和剖析。朱熹对于时人的创作心态之洞察可谓入木三分。

朱熹批评时人形式主义写作风气，意在国家社会，生前未得理解，后世对他亦褒贬不一。张健说:黄东发谓朱熹“落笔成章，殆于天造。……其泛应人事，游戏翰墨，则行云流水之自然。”这可说是朱氏作品中的佳胜处；但等而下之，真也有不少是类同“道德的歌诀”(周予同《朱熹》第五章语)。^[17]朱熹之义理道德为千古楷模，诗中自然流出，以“等而下之”论之，实为俗世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