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文学思想的具体分析结果

朱熹分析柳子厚封建论思想内容。张健对朱熹深刻研讨柳宗元封建论未予关注，因其研究乃流行之侧重纯文学意义范式。^[22]这与朱熹文学思想意境相左。正如钱穆所说，朱熹所论之“文”乃广义之文学。朱熹认为，关于文章文学深层思想意蕴的批评分析非常困难。比如柳子厚论封建，是非得失是很复杂的。他赞同柳宗元“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的观点，但认为说到后面有偏处。有人论封建排击子厚又太过分。为什么大家的意见很难一致呢?因为封建这个体制本身就是非常复杂的一个历史问题。封建自古就有了，圣人只是因其自然之理势而封之，体现了圣人的公心。如周封康叔之类，也是古有此制。因为他们有功、有德、有亲，当封而封之，并不是圣人有什么私曲隐衷。如果象子厚所说的那样，则是圣人想吞之而不可得，是无可奈何才分封的。子厚所理解的“势”是不得已之势，朱熹所理解的“势”是自然之理势，这“自然之理势”^[23]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事物发展的规律性。^[24]朱熹偏重于正向的事物发展的规律性，所以说射王中肩之事是在周末征伐自诸侯出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如果周末征伐自天子出，怎么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呢?但是，朱熹也看到历史发展中的复杂性和曲折性，对封建诸侯的负面作用看得很清楚。诸侯坐大，难以制御，是历史发展中存在的事实，就如今日的蛮洞，实力强大，若不循理，朝廷也奈何他们不得。古时有许多国，当然难制。例如隐公时原之一邑，周王都奈何他不得，赐与郑，郑不能治理，到晋文公时，周人将与晋，原人又不服，所以晋文公伐原。原不过是一个很小的邑，又在东周王城的旁边，而周王与晋郑都难以将其制服。因为他们自己手中有兵，不像今日太守有不法的地方，便可降职罢官。古代一般动不动就是征发，所以孟子才说“三不朝，则六师移之。”朱熹认为古今事势不同，什么样的政治经济制度最合适，是难以说得清楚的。孟子所说的五等之地，与《周礼》不同，孟子说的是夏以前的制度，《周礼》乃是周朝的制度。例如当时封周公于鲁，是七百里，是相当大的地方，而齐国地方更加广阔，所谓“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从地理空间言，非常广阔。所以，当禹在涂山时，有万国来朝，到了周初只有一千八百国。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总之，朱熹认为任何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都必须顺应时代之变化而变化，但无论怎样变化，都要有利于社会人民的健康生活，有利于国家民族的繁荣发展。无数综合复杂的因素又使人类无法预知某种制度的确切后果，便造成了社会历史发展的灾难和曲折。而人们始终在追求更加合理的政治经济制度，为此不惜代价，战争、宣传、宗教信仰、教育、优生、科技发明，似乎都是为了争取更加美好的明天。朱熹在进行文学批评时能深入理解历史发展的复杂性和曲折性，能具体探讨文学作品内容所涉及到的一切政治、经济问题，应该说大大开拓了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的领域，使文学批评与社会历史批评具有同样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这无疑是难能可贵的，也是他的理学精神在文学研究中又一深刻而生动的体现。这种深刻的历史性讨论是非凡无比的。谢谦认为任何时代的文学批评都具有自己时代的特征，此言有理，但他认为朱熹“以理说诗”与汉代古文经学家“以史证诗”迥异，^[25]则与朱熹研究文学考察其历史内容不合。

朱熹分析《伯夷颂》思想内容，也值得思考。

或问:《伯夷颂》“万世标准”与“特立独行”虽足以明君臣之大义，适权通变，又当循夫理之当然者也。先生曰:说开了，当云虽武王、周公为万世标准，然伯夷、叔齐惟自特立不顾。又曰:古本云:“一凡人沮之誉之”，与彼夫圣人是一对，其文意尤有力。^[26]

《伯夷颂》在思想内容上有矛盾的现象。一方面是武王的“万世标准”，一方面是伯夷、叔齐的“特立独行”。朱熹认为这两个方面都是对的。既明了君臣之大义，适权通变，又循天理之当然。一般人沮之誉之都是因为看不清历史发展的复杂性和规律性。圣人经天纬地，追求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其思想行为很难被大多数人理解。武王革命救民于水火实在是天理自然，伯夷叔齐特立不顾，也是天之所命为后世作光辉的榜样。君臣之义既不能不顾，天理流行又不可逆转，所以只能各行其是，各遵良知，各成其仁。考察可知，朱熹所论上述文章文学极具思想价值和哲理意蕴，关系国家民族发展，关系社会制度变迁，关系人生道路选择。在细细品味他文学欣赏文字时，有心人也就不能不进入探索社会人生哲理之深微意境。

学界始终有学者以为朱熹重道不重文，此实为误解，这与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名家名言不无关系。^[27]从朱熹具体文论可知他极其重视文辞问题。^[28]

统领商荣以《温公神道碑》为饷。先生命吏约道夫同视，且曰:“坡公此文，说得来恰似山摧石裂。”道夫问:‘不知既说“诚”，何故又说“一”?’曰:“这便是他看道理不破处。”顷之，直卿至，复问:‘若说“诚之”，则说“一”亦不妨否?’曰:“不用恁地说，盖诚则自能一。”^[29]

朱熹称苏轼《温公神道碑》“说得来恰似山摧石裂”。但对东坡既说“诚”又说“一”，既说“诚之”又说“一”不满意。认为诚则自能一。这种具体修辞上的推敲，不能说没有道理，但为了强调某一方面的意思，用辞难免反复申论，很难说“这便是他看道理不破处”。朱熹对东坡学术上的批评与语言修辞上的误解有一定联系，我们要全面地看待这种批评。用语言文字表达思想见解本身就是有局限性的。而我们人类的内在缺陷又使自己的思想见识在源头上有错误，不可能总是正确的，这两方面综合起来就更加复杂迷离。朱熹对欧阳修推许梅圣俞所注《孙子》不同意，认为还是杜牧注的好。他批评欧阳修也有不公的地方。有人说梅圣俞长于诗，朱熹也不赞同，当有人说圣俞诗也平淡的时候，朱熹说他不是平淡而是枯槁。这其中隐含着朱熹对于社会人性的深刻认识，即使也可能有偏颇的地方，但主要观点值得我们深入探讨和研究。

“欧公大段推许梅圣俞所注《孙子》，看得来如何得似杜牧注底好?以此见欧公有不公处。”或曰:“圣俞长于诗。”曰:“诗亦不得谓之好。”或曰:“其诗亦平淡。”曰:“他不是平淡，乃是枯槁。”^[30]

朱熹个人艺术审美之丰富多样性特征。朱熹作为一个文学批评家，个人在艺术境界的审美上是相当丰富多样的。理解这一点对于理解他的文学批评之全面、客观、深刻有重要意义。朱熹曾经自己举例说:白乐天《琵琶行》云:“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云云，这是和而淫；至“凄凄不似向前声，满坐重闻皆掩泣!”这是淡而伤。^[31]“和而淫”概括的是均衡和谐、铿锵有力而又富丽高华、奢侈夸耀的音乐意境；“淡而伤”概括的则是优雅平淡、退避羞怯而又柔情似水、感怀凄怆的诗意节奏。(www.xing528.com)

朱熹和他的学生共同讨论和欣赏寒山诗:

其一云:“城中娥眉女，珠佩何珊珊。鹦鹉花间弄，琵琶月下弹。长歌三日响，短舞万人看。未必长如此，芙蓉不奈寒!”云:“如此类，煞有好处，诗人未易到此。公曾看否?”寿昌对:‘亦尝看来。近日送浩来此洒扫时，亦尝书寒山一诗送行云:“养子未经师，不及都亭鼠。何曾见好人，岂闻长者语?为染在薰莸，应须择朋侣。五月败鲜鱼，勿令他笑汝。”’^[32]

朱熹认为一般人不容易达到寒山这首诗的境界。朱熹能够激赏这样的诗歌内容意境，对于理解他在《诗集传》中客观描述男女之情很有参考意义:城中有一个美丽的少女，她穿着华丽的衣裳，风姿不凡!她在夜晚的月光下弹着琵琶，她在美妙的音乐声中柔声唱着动人的情歌。她翩翩起舞，柔嫩的姿色吸引了数万人来看。但是即使你耐得住数日，也不可能永远不散。鲜美的芙蓉，哪里能耐得住凛冽的严寒呢!朱熹对这样的内容做了如此评价:很有好处啊!诗人未易到此。后一首诗是朱熹学生寿昌欣赏的，说的是社会环境和教育对一个人成长的重要，诗之意境显然无法与前一诗相比。朱熹对此未加评论，意味深长。

朱子欣赏刘叉、介父、王健诗:

刘叉诗:“斗柄寒垂地，河流冻彻天。”介父诗:“柳树鸣蜩绿暗，荷花落日红酣。”王建《田家留客》云:“丁宁回语屋中妻，有客莫令儿夜啼!”^[33]

可见朱熹文学批评因人因诗而易，不一概而论。各种艺术胜境他都是欣赏的。朱熹称赞陈后山初见东坡时，诗不怎么好。到得为正字时，笔力高妙，并举《题赵大年所画高轩过图》一句:“晚知书画真有益，却悔岁月来无多!”说这句诗“极有笔力”。又如，朱熹欣赏石曼卿诗，并从人品论析。尤其说他“为人豪放，而诗词乃方严缜密，此便是他好处”，在“豪放”与“方严缜密”之间，他偏向于后者，更深一层的含义是，在“豪放”的性格中能敬慎戒惧对待万事万物，故其诗词创作乃能“方严缜密”，这其中有严密的内在逻辑关系。朱熹认为石曼卿诗“极有好处”。如“仁者虽无敌，王师固有征。无私乃时雨，不杀是天声”一诗，又举《筹笔驿诗》:“意中流水远，愁外旧山青”，“乐意相关禽对语，生香不断树交花”，说这些诗句“极佳”。他认为“曼卿胸次极高，非诸公所及”^[34]，证明了人品与诗品的关系非常密切。

可见，朱熹对各种诗歌意境的欣赏是全方位的，只要是自然而然的有益于人生的审美境界，他都表示称赞和欣赏。朱熹对个人的总体文学作品也好、一首诗的具体情况也好，都是按照实际情况来加以分析和评价的，不会用概念化、类型化的方法来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

朱熹对文学之艺术性的重视不是表现在纯粹的理性思辩上，而是着重表现于他的批评欣赏实践实际过程之中。艺术的生命在于真实，艺术的伟大在于丰富多彩，艺术的成功在于关心生存。朱熹作为一代杰出的思想大师，其心目中的艺术境界是无穷无尽的。对文学艺术性的爱好和追求是人类对美的追求的自然流露，值得我们认真地加以讨论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