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不甚怨君。今被诸家解得都成怨君，不成模样。《九歌》是托神以为君，言人间隔，不可企及，如己不得亲近于君之意。以此观之，他便不是怨君。至《山鬼篇》，不可以君为山鬼，又倒说山鬼欲亲人而不可得之意。今人解文字不看大意，只逐句解，意却不贯。[14]
朱熹的总体观点是:《楚辞》不甚怨君。这里的措辞比较微妙。“不甚怨君”是不是就一点也不“怨君”了呢?朱熹认为诸家解得“都成怨君”是错误的，“不甚怨君”与“都成怨君”显然是有较大差距的。“不甚怨君”是不怎么怨君或不很怨君的意思，“都成怨君”则主要是怨君的思想情绪表达了。这是不符合《楚辞》的实际的。但说一点怨君的情绪都没有也是不切实际的，所以，朱熹用了“不甚怨君”的说法。他具体谈到《九歌》是托神以为君，人神间隔，难以企及，如己不得亲近于君之意。是向往而不得亲近，便不能说是怨君。至于《山鬼篇》，不可以君为山鬼，所以反过来说山鬼欲亲人而不可得。通过这些具体的批评，朱熹发现“今人解文字不看大意，只逐句解，意却不贯”。“只逐句解”的意思是孤立地解释每一句，这样当然不能意思脉络贯通一致。这就是说，分析文学作品的含义要联系上下文，系统地全面地认识其内在意蕴。如果“只逐句解”，内在的思想意义就无法贯通了。虽然这是就《楚辞》而论，实际上对我们研究文学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关于这方面的具体论述还有很多。
朱熹对正确、客观地理解文意一向是非常重视的，所以反对用自己的一己之见，曲解文章的本意。同时，他对文的本身含义、思想正确与否也是尽可能从科学出发，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评价。《朱子语类》记载:
又云:“刘季章近有书云，他近来看文字，觉得心平正。某答他，令更掉了这个，虚心看文字。盖他向来便是硬自执他说。[15]
朱熹提倡的是“虚心看文字”。刘季章认为自己近来看文字，心平正，朱熹却认为自己觉得心平正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朱熹说这话的背景是“他向来便是硬自执他说”。朱熹的说话本质在于反对“硬执他底横说”，也就是反对固执己见，全面地、客观地理解历史文化和文章文学。这里“硬执他底”是“固执自己不正确的见解”的意思。因为这容易把自己的意见强加给文章作者造成不良的影响，所以极力反对。这确实是一种在文学研究中追求真理的作风。朱熹论文反对程式化的刻板批评，认为“文章流转变化无穷”，不可以限制太死。“文章流转变化无穷”，没有任何的程式可以限制住。陆教授说吕伯恭批文时往往有个“文字腔子”，用这个公式化的东西批评他人的文章，作文时也便照着这个程式去做，所以文字气脉不长。朱熹称赞陆教授“眼高，见得破”。他反对一种程式化的文学批评，同时提倡写文章要有内在蕴味而自然“多曲折”。因为批评家的批评对作家的创作有指导的意义，也有导向的作用，所以必须十分注意，以免对社会产生不良的影响。
因说伯恭所批文，曰:“文章流转变化无穷，岂可限以如此?”某因说:“陆教授谓伯恭有个文字腔子，才作文字时，便将来入个腔子做，文字气脉不长。”先生曰:“他便是眼高，见得破。”[16]
当充分肯定朱熹全面客观地理解作家作品时，目的是把他零散的评论整合为此一有价值之文学思想，但要注意正因为其文学评论很分散，没有系统，如果单单看其只言片语则未必都能体现这一思想:显然，朱熹并不认为吕氏一无是处，说他教人作文当看《获麟解》，是因为其间多曲折。朱熹说自己早年最爱看陈无己文就是因为他的文章也多曲折。韩柳文好的也是因为曲折有致，变化无穷。社会生活、历史发展是无穷博大精深的，文章文学是社会现实生活的反映，是历史积累的折射，必须创新，必须曲折有致，才能更好地反映生活，提高人们对社会历史的认识能力。(www.xing528.com)
先生因言:“东莱教人作文，当看《获麟解》，也是其间多曲折。”又曰:“某旧最爱看陈无己文，他文字也多曲折。”谓诸生曰:“韩柳文好者不可不看。”[17]
朱熹论文对作家作品优缺点往往能系统地把握，并且层次分明，对一人一作的优缺点也能细致地把握。如:
蜚卿问范太史文。曰:“他只是据见定说将去，也无甚做作。如《唐鉴》虽是好文字，然多照管不及，评论总意不尽。只是文字本体好，然无精神，所以有照管不到处。无气力，到后面多脱了。”[18]
朱熹认为范太史文只是根据自己确定的见解说将去，没有什么做作。但缺乏精神和气力，有照管不到的地方。不造作的文字是好，但并不一定完美，也有“照管不及”，“意不尽”的地方，文字本体固好，但没有“精神”，“气力”，所以“后面多脱”了。朱子强调作文修辞之本质，但不是说作文可以不重技巧，强调厚重、切实，但不是否认才华和飞动的气势。问题是怎样恰当地处理好互相之间的关系。[19]他品评文人说:
陈博士在坡公之门，远不及诸公。未说如秦黄之流，只如刘景文诗云:“四海共知霜满鬓，重阳曾插菊花无?”陈诗无此句矣。其杂文亦自不及备论。[20]
联系起来看，他对文士之批评是相当严格的，而且层次分明。苏轼是一层，秦黄是一层，刘景文是一层，陈后山又是一层。当然，这种比较也是从某个角度而说的，并不是综合的层次比较。朱熹全面客观深刻地理解作家作品有系统之文学研究著作是《诗集传》和《楚辞集注》，在其零散的文学评论中同样体现了他的这一思想，这就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证明了他文学思想理念的一贯性。朱熹文学思想影响严羽很深也与此有关。[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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