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健指出朱熹“全部评欧文字都是以他的古文为对象，而甚少及于诗词”[92]，值得关注和研究。
束景南认为，朱熹推崇唐宋八大家，以欧阳修古文为最上。[93]这个观点不无道理，但综合起来，是否朱熹认为韩愈的古文不如欧阳修，还不能轻易下结论。朱熹在与学生的讨论中，对欧阳修一变汉末以来积弱的文风，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认为，汉末以来文风衰败，韩愈欲变而未能，“到尹师鲁、欧公几人出来，一向变了”。他做的“古文自是古文，四六自是四六，却不衮杂”。在与学生随机讨论时，赞扬和批评往往同时并出。他对欧公《蝉赋》“其名曰蝉”句批评说:“这数句也无味。”[94]就是说欧公文句中也有含意不深长的句子。这表明了其批评文学的一个特点:就是摘句批评，不一定是就全篇而论，更不必是对一个作家的综合批评。这就要求我们特别注意，加以辩证分析。因为在一个作家的所有作品中，不可能全是经典的作品，不可能全部无可挑剔，即使如韩、欧、曾、苏亦是如此。况且以朱熹之智慧、之识见、之气魄、之抱负、之理想、之博学、之严谨、之道德来批评文学，来反复推敲、考察，就难免出现他批评各大家中的矛盾现象及其咄咄逼人的批评风格了。这也正是研究其文学思想、文学批评的难点之一。
朱熹对欧公文之“和气”加以赞赏，认为比东坡之文“浑厚”。但也有“十分好”的。这里的“十分好”，与说东坡文“太巧了”含义相近，只是有程度上的细微差别，都是文风朴拙、和气不足而驰骋巧妙有余。只是从审美倾向上加以分别和取舍，并不一定有对立、否定的含义。当他说“刘棠《舜不穷其民论》好”时，紧接着说“欧公甚喜之”，也表明了他对欧公的推重。但对“欧公喜之”的老苏父子，他就不一定很信服。看得出来，他对欧公有两面看法，其一是欧公“犹有甚拙底，未散得他和气”，这个方面趋向于“严重老成”的国初文章；其二是欧公“好底便十分好”，这个方面趋向于东坡的“巧”和“驰骋”。在审美风格的意向上正好相反。朱熹偏向于前者，对后者则既欣赏又担心其滑向“穷极华丽”的方向。因而从实际之社会影响而论，他经常对文风之“巧”表示不满、表示忧虑。理解了这种心态，就更易理解他说的:“范文正公好处，欧不及。”[95]突然心头一动，在一个根本的问题上对欧公表示了不满，对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境界充满了向往，此时经常用的“欧公”字眼也变成了“欧”。此种心态很细微。
朱熹自己朗读宋景文的《张巡赞》，称赞“其文自成一家”，又说:“景文亦服人，尝见其写六一《泷冈阡表》二句云:‘求其生而不得，则死者与我皆无恨也。’”可见其重欧公又如此。朱熹的批评系统是有层次性的。当他用最高层次的“道”的标准来讨论时，各大家皆为其所不满。但如离开这个抽象的理想主义文学境界之衡量，则又十分欣赏各大家之作品。朱熹对欧公之文在思想上赞成其“正”，这与东坡恰成鲜明对照。“肉食何人为国谋!”此正是朱熹会心处，故极力赞赏。对欧阳修文章的艺术成就也是叹赏有加。主要有三点:一、“只是自胸中流出”，相当于说出来之文，“此文章之妙也。”二、“一倡三叹”，“纡余曲折，辞少意多”这关系到篇章结构，起伏变化，首尾相连，互相照应而又自然而然，及选词用句等多个方面。主要是行文表达思想内容“含蓄无尽”。三、文字平易畅达、流转无穷，又和厚而“敷腴温润”。比较东坡文章，朱熹从个人审美趣味而言更偏向于欧阳之文。
欧公文字锋刃利，文字好，议论亦好。尝有诗云:“玉颜自古为身累，肉食何人为国谋!”以诗言之，是第一等好诗!以议论言之，是第一等议论!
然有纡余曲折，辞少意多，玩味不能已者，又非辞意一直者比。[96]
欧公为蒋颖叔辈所诬，既得辨明，《谢表》中自叙一段，只是自胸中流出，更无些窒碍，此文章之妙也。
欧公文字敷腴温润。[97]
固宜以欧、曾文字为正。[98]
但对欧公之批评也不是没有，而且不少。
六一文有断续不接处，如少了字模样。……恐当时亦被人摧促，加以文思缓，不及子细，不知如何。[99]
到得晚年，自做《六一居士传》，宜其所得如何，却只说有书一千卷，《集古录》一千卷，琴一张、酒一壶、棋一局，与一老人为六，更不成说话，分明是自纳败阙![100]
欧阳公作古文，力变旧习。老来照管不到，为某诗序，又四六对偶，依旧是五代文习。[101]
欧公大段推许梅圣俞所注《孙子》，看得来如何得似杜牧注底好?以此见欧公有不公处。[102]
朱熹批评欧阳修文章主要是在义理方面，“在朱熹意下，这是那班古文家的通病”。[103]细细分析，他对欧阳修的文章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艺术上都有不满。在艺术上尚且为他找原因，“恐当时亦被人摧促”，而在思想上就直接不客气地责难。而且认为欧阳修是“文章之士，下梢头都靠不得”，不是“晓得义理底人”。这给极好的启示，即朱熹论文标准的理想层次很难企及，即如欧、曾、苏等，也不过是“文章之士”。朱熹理想眼光中的文学是绝大多数受到严刻的批评和指责的，但他现实眼光中的文学也还是很辉煌壮丽的。即如对欧公，批评之后，又是欣赏和推崇:
虽平淡，其中却自美丽，有好处，有不可及处，却不是阘茸无意思。[104]
曾所以不及欧处，是纡徐曲折处。[105]
江西欧阳永叔……文章如此好。[106]欧公东坡亦皆于经术本领上用功，今人只是于枝叶上粉泽尔……[107]如欧曾却各有一个科段……欧公文字好者，只是靠实而有条理。[108]
人要会作文章，须取一本西汉文，与韩文、欧阳文、南丰文。
欧苏全不使一个难字，而文章如此好![109]
他对其最大的不满是“义理”不足，这也是他对其他各大家的不满。但并不是说欧阳文就一无“义理”，仅是说明欧阳不是主动探讨义理、理解“道”，以文为“道”的人，而主要是“文章之士”。但他对欧阳文之“实”是肯定的，对他的文字之“正”也是充分肯定的。至于欧阳文的“有条理”有“科段”，文风之“和气”、温润、明白畅达等等都是赞扬的。对他的改变传统积弱的文风之功更是加以高度的评价。所以欧公在朱熹心目中的地位是相当高的，与韩愈可以比美。他反复强调要向欧公学习，这比对东坡的态度要积极。但在具体的比较中可了解到朱熹对欧公文字之平稳而纡徐曲折是赞成欣赏的，而其文字缺乏东坡文字的“雄健”、空灵、有力也自在言外。欧苏也同样是互相不能代替的大家。
朱熹谈欧阳修诗很少，在《论文》中只有一段:这段话强调作诗要有“混成底意思”，而到欧阳修时已经“混成”不足，后面举欧公所喜诗句皆说明“混成底意思”好。他对欧公本人诗的评价尚好，只是认为“渐渐要说出来”已经不能同魏晋唐之古诗“混成底意思”相比。
本朝杨大年虽巧，然巧之中犹有混成底意思，便巧得来不觉。及至欧公，早渐渐要说出来。然欧公诗自好，所以他喜梅圣俞诗，盖枯淡中有意思。欧公最喜一人送别诗两句云:“晓日都门道，微凉草树秋。”又喜王建诗:“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欧公自言平生要道此语不得。[110]
有关欧阳修喜欢梅圣俞诗一事，《论文》中有一段与此相矛盾的评价值得注意。
或曰:“圣俞长于诗。”曰:“诗亦不得谓之好。”或曰:“其诗亦平淡。”曰:“他不是平淡，乃是枯槁。”[111]
前者说“盖枯淡中有意思”。指出欧公喜欢之原因，此段文字则说“诗亦不得谓之好”。“不是平淡，乃是枯槁”。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矛盾呢?一是因为在不同场合、不同环境，所站之角度、所持之标准不同；二是因为这其中的细微的差异本身也要有一个认识过程。“平淡”、“枯淡”、“枯槁”这三组词的含义是层递不同的，但内中互相之间也有一定的联系。当朱熹强调否定的一面的时候，用“枯槁”一词以示反对；当他肯定其合理的价值时，就用“枯淡”一词，而且说明“枯淡中有意思”，以阐释强调“枯淡”的积极含义。但无论如何，都不是“平淡”。
张健引欧阳修《六一诗话》称梅诗说“朱熹时代较晚，其眼光或较客观”[112]。意谓朱熹评价梅尧臣诗更为真实可信。总之，朱熹论欧阳修诗文，极为细密深刻，从思想义理到艺术方法，从写作年龄变化到个人审美趣味，均有切实评论，立论之坚，境界之高，足为后世龟鉴。
朱熹对最欣赏最偏爱的作家也表现了一种矛盾的态度。比如，在宋代古文家中，他最为推崇的是曾巩，曾经说:“熹未冠而读南丰先生之文，爱其辞严而理正，居常诵习，以为人之为言，必当如此，乃为非苟作者。”[113]前人论曾巩学术，甚至说他是“醇乎其醇”的儒者，说他的儒学思想是继韩愈之后而开程朱之先的人。束景南认为朱熹爱好南丰不仅是因为他的文章“词严”，更主要的还是“理正”，[114]有一定道理。张健则对朱熹评论提出“颇有出入”的疑惑，[115]因在具体论述中，朱熹又说曾巩缺乏根本工夫，可见，朱熹对于作家的评价往往会因为所批评的角度不同而不同。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具体的分析。
总体来说，朱熹对曾巩的评价离不开“因文及道”；他喜欢曾文，却未将曾巩引为同道；他肯定曾文“近质”、“不为空言”，却仍然说他“无根本工夫”。很显然，持论太严，是造成自相矛盾的一个重要原因。说曾巩“辞严而理正”，却又说他无“根本工夫”，都说明纯粹的线性的道的理念在现实社会的评价中无法不走向绝对化、走向极端，同时造成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但毕竟朱熹是从小就读曾巩文、学曾巩文的人，在宋六家中，他似乎也最服膺曾巩，为他作年谱，并有《欧曾文粹》六卷(今佚)。这给我们一个深刻的印象:有两个朱熹存在于这一世界，一个是道学理念化的朱熹，一个是道学现实化的朱熹。前一个朱熹纵观古今，眼光中除神化了的圣人外，没有一个如他意的；后一个朱熹，历览各时代之人物，对各种不同的层次都能作一些肯定的评价。两个朱熹的对立统一，就是全部朱熹的学说的对立统一，也是他的文学思想的对立统一。研究朱熹评论历代作家对此必须加以深刻领会，方能获得比较全面客观的认识。
在《语类·论文》中，朱熹于南丰文评价有独到之处，因其不但学习南丰之文，且天性中亦有一段相近之处。他首先说:“如欧公曾南丰韩昌黎之文，岂可不看?”其所并论者皆为不世出之名家。南丰文之位置从此可概见。他认为曾文比之各大家，有“谨严”之风，只是“太迫”而已。朱熹也把“欧曾苏”并列，认为文字到了他们“方是畅”。[116]这些总体的评价都说明曾巩在八大家之中必有其独特性。朱熹最欣赏南丰的地方是他“平正好”。这是在比较中得出的，其对立面是“巧”，可比对象是东坡。南丰文的好处正是不会巧说，平正严谨。朱熹又把王安石文与南丰比较，说“他却似南丰，但比南丰文亦巧”[117]。在他的批评术语中，“巧”字具有丰富的含义，但这里主要是指文字雕琢不实的文风，所以予以反对。而曾巩的文风恰恰是“巧”的对立面，是简洁严谨平正。朱熹讲了一个南丰为后山修改文章的小故事，形象具体地说明了曾氏的为文风格:
适欲作一文字，事多，因托后山为之，且授以意。后山文思亦涩，穷日之力方成，仅数百言。明日，以呈南丰，南丰云:“大略也好，只是冗字多，不知可为略删动否?”后山因请改窜。但见南丰就坐，取笔抹数处，每抹处连一两行，便以授后山。凡削去一二百字。后山读之，则其意尤完，因叹服，遂以为法。所以后山文字简洁如此。[118]
这都说明了南丰文字的简洁、精炼、谨严的一贯作风。他还赞扬曾文“说得透”。认为“退之南丰之文，都是布置”。把韩文公与南丰并列而说明二人文章的结构严密，一方面说明他对南丰文的评价之高，另一方面又用以与东坡文作为对照，说明东坡文不够严谨。他一再强调“南丰文字确实。”“南丰文却近质”。但当朱熹用理想主义文学观来衡量他的时候，就只能说“他初亦只是学为文，却因学文，渐见些子道理。故文字依傍道理做，不为空言。只是关键紧要处，也说得宽缓不分明。缘他见处不彻，本无根本工夫，所以如此。但比之东坡，则较质而近理。东坡则华艳处多”。这里第一层含义是说南丰是因学文而见道，而不是道成文显，这与对苏轼的批评是一样的，但批评语气要缓和得多。第二层含义是说正因为如此，曾巩“本无根本工夫”，在关键时候说不分明、说不透彻。第三层含义是说比之东坡，“较质而近理”，所以还是值得学习欣赏的。不像东坡“华艳处多”，叫人感到华而不实。朱熹更欣赏较质、较实、近理的文风，而反对华艳不实的文风，由此可以一目了然。张健说朱熹评价曾巩“太迫”和“宽缓”成一对比，“若非所论对象(不同的文字)有异，即系朱熹的疏忽。”[119]此疑惑乃是作者没有吃透朱熹评论所致。“太迫”是就“严谨”文风过于中庸而言，“宽缓”则是就南丰关键紧要处缺乏“根本工夫”而论。一论艺术风格，一论思想义理。
虽然用理想的眼光看待曾文的时候说他“无根本工夫”，说他“见处不彻”。但朱熹对南丰文有偏爱亦是事实。这些都具体说明了南丰文的好处:理正、谨严、有科段、备尽曲折，等等。但对曾文之用字与欧苏比较则说:“南丰尚解使一二字，欧苏全不使一个难字，而文章如此好。”意为南丰文字偶有艰深之处，即文风不如欧苏明白畅达。
南丰拟制内有数篇，虽杂之三代诰命中亦无愧。
南丰《范贯之奏议序》，气脉浑厚，说得仁宗好。[120]
两次举《南丰集》中《范贯之奏议序》末文之备尽曲折处。[121]
人要会作文章，须取一本西汉文，与韩文、欧阳文、南丰文。[122]
尽管朱熹对东坡有偏见，对南丰有偏爱，但比较二家之成就时还是说了非常中肯的话:这正说明朱子批评文学的多层次性、多方向性、多角度性。他是尽量求客观、求真实、求全面。但无论如何，批评家的批评总是带有主观的审美价值倾向性。
二家之文虽不同，使二公相见，曾公须道坡公底好，坡公须道曾公底是。[123]
从朱熹对南丰文的总体评价和具体分析来看，比较其他各大家，一个突出的方面是赞扬曾文“平正好”，条理谨严，文字确实，简洁精炼，文风质朴，这些都是近理的结果，因而具有国初文章“气脉浑厚”的特点，内涵气象，深厚久长。朱熹对此直接赞语特多。他这方面的优点是其他各大家所难以比美的。对南丰文之弱点的批评主要是在“根本工夫”上，从这个高度出发，朱熹认为他的文章有在关键、紧要处宽缓不分明、说不透彻的毛病。但这并不是经常有的缺陷，也并不影响曾巩文章的独特价值。一般认为曾巩文章无法与韩柳欧苏诸大家相比，但在朱熹眼光中，南丰文之价值实不逊色于诸大家，至少在其独特的地方，有与其地位平等的价值。这是朱熹独特审美观念的评价体系所作出的自然结论。事实上这种审美评价也是有启发意义的。是否为大家所接受，由于时代之不同、传统之变异，也不必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审美本来就是充满了个性差异的。但朱熹的看法应该代表了一定的社会心理审美趋向。
在历史的长河中，个体生命对于群体的影响主要在于其精神能量，王安石因为变法革新在当世已引发莫大争议，后世研究者也从来未统一过对他的认识。朱熹对王安石的评价，也是在矛盾中达到统一的。他分析说:朱熹是自信的，认为学术之真理掌握在他的手中。他批评苏学害正道，批评介甫之学不正，都是基于他对自己学术的信任。但客观的社会复杂情形又在更深远的层次上对圣贤之学说是非提供了一个动态的系统，而不是一个静止不变的模式。
王介甫《三经义》固非圣人意，然犹使学者知所统一。不过专念本经，及看注解，而以其本注之说为文辞，主司考其工拙，而定去留耳。……当时神宗令介甫造《三经义》，意思本好。只是介甫之学不正，不足以发明圣意，为可惜耳。[124]
张健谓朱熹论王安石“大致可以论定其文格:激烈的、刚劲的、晦涩的(暗)，且较文巧”[125]。此论片面。我们当注意朱熹批评王氏之“巧”与他人有微妙差异。朱熹不甚喜安石之文，有严厉批评，但也并不全部抹杀，甚而亦有评价很高的。综合这里的材料可见:一，对王安石“硬执他底横说”非常不满，这不但是学术上的争论，抑且也是政见上的不同；二，对荆公取人取文之标准趋于“巧”而不重“淳厚”表示不满；三，认为“荆公文暗”，此“暗”字与上文欧苏文“畅”字对举，意为“生硬艰涩”，实质也是“巧”的一种表现；四，在总体上对荆公文又评价甚高，与欧阳公、曾南丰并列称为“文章如此好”。并与黄鲁直“一向求巧”对比，说明安石之“亦巧”尚不甚“累正气”，而予以相当的肯定。大体朱熹论王氏之文着眼点重在国家政治，故批评其取人价值取向。其实评价很高，说“似南丰文”并与欧阳修并列称为“如此好”，证据明确有力。
大率江西人都是硬执他底横说，如王介甫陆子静都只是横说。
介甫诸公取人，如资质淳厚底，他便不取，看文字稳底，他便不取。如那决裂底，他便取，说他转时易。[126]
问:“荆公之文如何?”曰:“他却似南丰文，但比南丰文亦巧。”[127]荆公文暗。
江西欧阳永叔、王介甫、曾子固文章如此好。至黄鲁直一向求巧，反累正气。[128]
朱熹极少谈王安石的诗，但曾经对学生说过安石诗的名句，说明他读过一些王安石的诗作。
柳树鸣蜩绿暗，荷花落日红酣。[129]
这句诗语言对仗工整，意境清空明丽，确实是难得的好诗。朱熹对王安石不满者多，但对他的诗文优长也不忽略，由此可见。但如果单看这一条又会得出朱熹多么欣赏安石诗文的印象，其实他是一时想到他某诗句之境界可观，特为拣出，并不一定说明他对其整个诗文的欣赏。其它各家各派亦是如此。
张健引朱熹“欧曾老苏文字，亦当细考，乃见为文用力处。”说明朱熹重视老苏“写作方法及工力”，[130]实在中肯。朱熹批评三苏以义理言，赞扬三苏则以文法言，其中辩证关系又不可一概论之。
束景南说朱熹论学诗以陶韦之“淡”反对三苏之“肆”。[131]虽然不可一概而论，但朱熹的文学评价总体倾向确实如此。在我们具体的论述中会发现，朱熹并不一味反对“肆”，但从文学对于社会生活的客观影响来看，他对于三苏的文章之“肆”，总体持批评的态度。朱熹关于老苏文章的评论如:
老苏文亦雄健，似此皆有不帖帖意。[132]
老苏文雄浑，尽有好处。[133]
老苏父子自史中《战国策》得之，故皆自小处起议论，欧公喜之。[134]
自三苏文出，学者始日趋于巧。[135]
老苏之文高，只议论乖角。
老苏文字初亦喜看，后觉得自家意思都不正当。
东坡初进策时，只是老苏议论。[136]
上述评论语言语气微妙复杂，但非如张健所说“朱熹对老苏文是不满于他的内容，故教人不要看”，[137]因为朱熹既然对于三苏文字评价与《战国策》、韩柳欧曾并列，则不可能不让人进行阅读。他只是要人注意不受其“议论乖角”影响。
从以上的讨论中，可以得出几点结论:一、认为老苏文风雄健、雄浑，有“不帖帖”的英伟之气。二、认为老苏文章自史中《战国策》得之，所以皆自小处起议论，欧公是欣赏他文章的。三、认为老苏文虽高，但议论乖角，不合“道”，所以影响天下后世文风“日趋于巧”。四、东坡早年受老苏议论影响很大。
朱熹批评文学极重社会客观影响，考察他对老苏之批评，赞扬其雄健、雄浑，又批评其议论乖角，雄健雄浑之艺术魅力无穷，议论乖角之更深入人心，这是朱熹文学批评矛盾心理的社会根源。这种矛盾在评论三苏之时表现得最为明显。
朱熹评论苏轼诗文情况十分复杂，这与其所处时代背景有关，也有个性差异因素。张健指出朱熹对苏轼人格一再借题称扬:傲风霆、阅古今，“英秀后凋”，“坚确不移”，[138]很有意义。朱熹于苏轼之文学表面上批评甚为激烈，实质其爱好程度亦属罕见。朱熹在谈到学习创作的时候，把东坡与韩愈并列，说“读得苏文熟，便做出苏文底文字”[139]。至少在朱熹的潜在意识中，韩、苏之文是并列可作为学习的典范的。他的学生还引用东坡诗“都来这几字，只要会铺排”。来说明修辞用字的重要性。
朱熹对东坡批评最严厉的话是:“苏文害正道，甚于老佛。”然后举一例加以说明。苏轼解释《易》“利者义之和”为“义无利则不和，故必以利济义，然后合于人情。”他认为这样不但失去了圣人的本指，而且也使人心陷溺。他们的观点正好走向两个方面。按东坡的观点，义无利则不和，要用利来推动义才合于人情，这样就把义孤立为无利的抽象物了。说实在话这在道学家看来也是本末倒置。有义则有和，然后才真正有利!否则相反，为利而义而和则是假的，动机就不纯，又容易引起争利之心、互相残杀。这就难怪他对此痛加指责，对苏文的合理性表示怀疑和责难。张健认为朱熹论东坡“基于春秋责备贤者的态度，不免有过苛之处”[140]，所论极是，实质朱熹对历代著名作家作品评论均是以理想标准衡量。
朱熹批评墓志类文体的发展，愈来愈长，把权德舆和韩、欧、苏作比较。这说明苏的地位是与韩、欧相提并论的。他赞扬“东坡文字明快”。也与欧曾韩并提。应该指出，他经常相提并论的作家不是很多，象韩、柳、欧、曾、苏这样经常并列比较的作家并不多见。这就在客观上告诉了我们，朱熹对他们实际文学地位的看法。朱子对文字之趋于巧，都散了和气表示相当的不满。欧、苏比较，欧尚有“甚拙底，未散得他和气。到东坡文字便已驰骋，忒巧了”[141]。这里的语气含义是相当丰富和微妙的。因为他说“至欧公文字，好底便十分好，然犹有甚拙底”这说明是在作文风变化的比较，还没有完全肯定哪一种或否定哪一种。说东坡“便已驰骋”并不是贬意，只是东坡文风之客观情况，而“忒巧了”便有一点微词，意思是“漂亮”过分了，浑厚就缺乏了。而到了“宣政间，则穷极华丽，都散了和气”。这就是末流极端的表现，对此是完全否定的。从国初文章之“严重老成”、“言语有甚拙者”开始，文风变而为欧、为苏、为宣政间共历四个阶段，主要是谈文风的转变，是递进的变化的。“大意主乎学问以明理，则自然发为好文章。”[142]实可见出朱熹对于和厚之文风的重视程度。他对苏轼“驰骋”趋巧的文风是看到其负面影响的。莫砺锋指出朱熹“对苏文的评价有褒有贬，并不盲从时尚”[143]。极有意味，朱熹批评作家确有反流俗之特征。
朱熹赞成欧公、三苏文章“平易说道理”，不用怪字难字“换却寻常底字”，这对东坡文字的风格之主要方面是相当准确的把握。又说:“文章到欧曾苏，道理到二程，方是畅。”这等于说欧曾苏在文学方面的成就相当于二程在道理方面的成就!也都可证明他上面批评东坡文字驰骋太巧了是就其文字之另一面的危险影响而言，有微词，但不是确实的否定。“到得东坡，便伤于巧，议论有不正当处。”[144]但朱子承认后来到中原受欧公诸人影响“文字方稍平”。这都是就“巧”而言。“自三苏文出，学者始日趋于巧。”要知道，朱熹并不是认为文章“平”就一定好，只是相对于“巧”而言平实的文章较有益世道人心。他是讲究文章“曲折”有致的。三苏文的弊端主要不在于三苏文本身，而是在于其在社会上的影响，其世俗末流、追风逐影、“日趋于巧”，这种文风当然是要批评和反对的。把握好朱熹的批评尺度和深远用心，就会更容易理解他对东坡的文学批评。朱熹批评苏轼文固然极其严厉，但不可说“与其长处几乎相抵”，[145]朱熹指责其缺点几乎已尽，而赞扬其优点则概括未尽，此不可不辨。
朱熹的批评眼光不是针对一人一家，而是从历史、社会、时代、未来等整体来把握和批评。虽然其讨论是从具体的人和作品开始的，但他的立足点和归宿却是极高极远与天地相和谐一致的。理解这一点有助于我们研究他文学思想的成功。他批评“东坡一生读尽天下书，说无限道理”。但到晚年做《昌化峻灵王庙碑》，“似丧心人说话”。这里很可注意，在批评中却透出了许多赞扬的事实。一是平日说尽道理，这等于承认东坡文章的思想内容有许多是很有“道理”的。这很重要，避免我们用“苏文害道”的抽象批评代替对苏文的具体的全面的评价。二是承认东坡学识之渊博，一生是“说无限道理”的，到得晚年过海写此庙碑有此过失。这起码是承认东坡一生大半的议论、文章是有“无限道理”的，而且学问不停，其文化修养之深厚举世公认。从这里我们得到了意想不到的信息。朱熹说:“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这就是他理想主义文学观的另一种说法，即使如欧、苏这样的大家，也“便看他们这般文字不入”。[146]朱熹认为“东坡文说得透”，一齐指摘说出来；而欧公“含蓄无尽，意又好”。对东坡文风的评价是“明快”，又说“坡文雄健有余”，可见对坡公文风之评价综合起来是:明快、雄健、透彻等。对东坡的批评在艺术上主要说他“下字亦有不贴实处”。又说:“坡文只是大势好，不可逐一字去点检。”[147]这实际上是挑剔东坡思想观点上的毛病。从深层次的理解来看，学术争鸣是不可避免的，朱熹在这个问题上比较严刻而固执，不太宽容，确实也容易发展为专制独裁思想。
他说东坡有的文章开头有毛病，如《墨君堂记》。又评坡文《欧阳公文集叙》“首尾皆不相应”。这句话的前提却是“但要说道理，便看不得”。这就说明对东坡文章思想内容求全责备，进而对文之篇章结构表示不满。
东坡《欧阳公文集叙》只恁地文章尽好，但要说道理，便看不得，首尾皆不相应。起头甚么样大，末后却说诗赋似李白，记事似司马相如。[148]
按《东坡集》原文，司马相如应为司马迁之误。这种批评也是出于一种思想上的局限，用自己的绝对化的标准来要求作家。从思想上的不同争论，涉及到对作文艺术的不同看法，这就难免产生片面性。朱熹批评东坡《温公神道碑》虽然文章“说得来恰似山摧石裂”。但在既说“诚”又说“一”问题上“便是他看道理不破处。”他认为“诚则自能一”，进而批评坡文“一直恁地说将去，初无布置”，说开头时尚不知后面要说什么，因而东坡文章有时觉得“一段中欠了句，一句中欠了字。”这个批评也是起因于“道理看不破。”但说东坡作文之状态又与此矛盾:向尝闻东坡作《韩文公庙碑》，一日思得颇久。忽得两句云:“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遂扫将去。[149]这都只能证明东坡作文是非常认真、用心良苦的。并不能证明他对东坡的批评。一气呵成，从心中流出，明白平易，这都是朱熹所欣赏的，为什么又反过来责备苏轼呢?这就是他文学批评的矛盾，而归根结底，是由于他们在“道”的理解上的不同，思想见解上的不同造成了批评文学的两种标准，这对东坡当然是不公平的。正如对曹操的不公平一样。当然，朱熹对东坡文章内在思想意蕴上的缺点和矛盾之洞察有时十分深刻和正确，这也不可否认。张健说:“朱熹论赋之文字甚少……却不是说东坡最有名的前后赤壁等赋。”[150]此乃忽略朱熹评论文学无系统随机性之特点而致疑惑。
朱熹说子由和东坡“学术只一般”不能不说是一种封建道统观念的偏见。他耿耿于怀的是东坡所荐引的人都是“轻儇之士”。“若使东坡为相，则此等人定皆布满要路，国家如何得安静!”[151]这就又联系到政治实践方面去。确实，朱熹文学批评并不是单纯的文学批评，是一种社会批评、政治批评、人格批评。这种批评是独特而深刻的，却又不能不带有明显的偏见。下面对苏氏的批评亦是如此:
范淳夫文字纯粹，下一个字便是合当下一个字，东坡所以伏他。东坡轻文字，不将为事。若做文字时，只是胡乱写去，如后面恰似少后添。[152]
这段话的矛盾是随处可见的。其一，既然东坡因范淳夫用字准确而“伏他”正可见东坡为文之认真，注意用字准确。不可能说“东坡轻文字”。其二，说东坡作文“只是胡乱写去”绝对不符合实际情况。前面他还承认苏轼为写《韩文公庙碑》就构思良久、苦苦思索，怎么现在就又“胡乱写去”了呢?这种偏见和矛盾还在于故意强调范淳夫的好处，用东坡作为反衬，因为范淳夫的四六文风是“自然平正典重”。问题还是出在思想上。
朱熹一旦欣赏苏氏，必关涉到有活力、有精神，因而文字明白畅达、雄健快爽一如行云流水。这确实抓住了东坡文学之艺术风格的实质。曾苏二公相见，“曾公须道坡公底好，坡公须道曾公底是”。又赞扬二苏之进卷做出来是何等的“壮伟发越”。而且认为以前不曾如此。他感慨前辈文字“有气骨，故其文壮浪。欧公、东坡亦皆于经术本领上用功”[153]。不但欧苏并称，而且指出其文之“有气骨”的“壮浪”文风。这时候朱熹暂时忘却了“道统”观念，便情不自禁地予以称扬。但是在谈到文道关系时，他对东坡就又大加批评。东坡说:“吾所谓文，必与道俱”，朱熹认为这是“文自文而道自道”，乃苏轼的大病，认为这将割裂文与道的关系，使文可以游离于道之外而独立存在。而事实上文道密不可分，是一体的两个方面，一是根本，一是枝叶，但无论如何是一棵完整的有机的活生生的树，不可能分离，所以“三代圣贤文章，皆从此心写出，文便是道”。这实质上同反驳韩愈的观点一样，都是为了在理论上肃清文道关系问题上的混乱和不统一。他认为东坡是因作文而“渐渐说上道理来”，而不是先“理会得道理了，方作文，所以大本都差”[154]。这个批评对东坡并不符合事实。苏轼一生难道是因作文才渐渐通道理吗?朱熹实际是感慨时世之江河日下，借讨论苏氏之文章而发挥自己对流俗的批评。东坡关于文道关系的话，其意无非是说，我所谓的文必然是符合艺术的内在逻辑的，是顺从自然之道的，所谓行所当行，止所当止。朱熹借题发挥使自己的文道合一观念又一次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达。
朱熹对苏轼文章的评价终究是相当高的，他说:“欧苏全不使一个难字，而文章如此好!”并且进一步分析说:“东坡虽是宏阔澜翻，成大片衮将去，他里面自有法。今人不见得他里面藏得法，但只管学他一衮做将去。”[155]在他的潜意识当中，东坡文之价值达到了他所推崇的“古人”。
张健说朱熹“大概对苏诗是低调的认可”[156]，其实，因标准极高，并非低调认可，也是春秋责备贤者之意。朱熹对苏轼诗的评价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他的审美倾向。他认为“苏黄只是今人诗”。“苏才豪，然一衮说尽，无余意”[157]。“东坡晚年诗固好，只文字也多是信笔胡说，全不看道理。”[158]看来朱子在“道理”上批评东坡，不但在文上过不去，在诗上也一步不让。但他承认苏诗的豪放风格，只是认为他诗的含蓄不足；认为他“晚年诗固好”。只是在道理上“胡说”。朱熹反对诗中“好用经语”，他借苏轼批评杜诗:“致远思恐泥”的“不足为法”。表示了这个观点。可见他对东坡诗风明白畅达、语言平易的一面是肯定的。对东坡为人不满，朱熹曾经举一例说明东坡之轻薄:“东坡作诗讥一昏暗之人，有句云:‘烟雨塞九窍!’”[159]这恐怕也是一种春秋笔法。因为他自己没有作任何评论，只是叙述了这件事。是否真有此事，还要考证。尽管对东坡有偏见，而且对其诗风之“一衮说尽”不满，但是站在另外一种角度上，他又赞成东坡诗的平易、明白、畅达的风格，在批评一首类似于此种诗风的诗时，朱子不住地称赞，说“诗须不费力方好。此等使苏黄见之，当赏音。人固有遇耳。”这不但证明朱熹对苏黄诗风有欣赏的一面，而且更重要的是承认了诗的审美价值的个人差异。这就说明朱熹的文学思想确实是相当辩证的。
总之，从诗文比较来看，朱熹更欣赏东坡之文，对苏诗的不满要多一些，认为苏轼文的成就和地位高过其诗的成就和地位。但是并没有完全否定苏诗的价值，对其豪放、平易、畅达的一面是肯定的、欣赏的。主要是不满于他在诗中“说道理”时会“胡说”，对待残疾之人也不宽厚，这是从思想上着眼；另外从艺术而言，他认为苏轼的诗不够含蓄蕴藉，许多诗“一衮说尽”无余意。东坡因诗而得祸，被贬黄州也证明朱熹的看法不是没有道理。
朱熹评论苏轼诗文给人启示极深，他以义理之线性标准衡量作家作品与其圣贤理想追求完全一致，苏轼则以天真烂漫、苍茫浩瀚之情震烁世俗人心而深受大众爱戴。实质二者为天下后世忧心尽瘁之博大胸怀并无不同。心统性情，情理相通，气禀复杂，情肆理灭。
张健谓“子由为三苏之末，几乎是世人公论，故朱熹也未多论，只说他诗文气缓而力衰，且不明白，其理由当是才弱之故。……也许还比较公允”[160]。此论不全面，朱熹评价苏辙较张说实多，三苏各有千秋，人生追求不尽相同，非世俗之论所能理解。
东坡、子由晚年文字不然，然又皆议论衰了。[161]
其说利害处，东坡文字较明白，子由文字不甚分晓。要之，学术只一般。”
诸公祭温公文，只有子由文好。[162]
子由挽南丰诗，甚服之。[163]
今人多先引故事，如论青苗，只是东坡兄弟说得有精神，他人皆说从别处去。[164]
且如进卷，方是二苏做出恁地壮伟发越，已前不曾如此。[165]
《古史》中多有好处。如论《庄子》三四篇讥议夫子处，以为决非庄子之书，乃是后人截断《庄子》本文搀入，此其考据甚精密。”[166]
这里有几点值得注意:一、东坡、子由晚年文字较近理，但“议论衰了”。这是必须强调的一个认识过程。意为思想上近理了，艺术性却不足了。二、仍然批评苏氏“学术只一般”。这个评价体系中的价值观念是一致的。三、又强调苏氏文风“有精神”、“壮伟发越”的优长。朱熹在内心深处之向往苏氏文章之雄健文风、英伟气概随处可见，不一而足。四、朱熹对苏辙的《古史》称赞备至，对其史学卓识与精密的考证能力予以充分的肯定。
仅从上述已决然可知朱熹评论苏辙亦不可低估，尤其对苏辙史学卓识加以称扬，此则为评论苏轼所无，兄弟二人在朱熹心中均为有精神壮伟豪迈之士，其评论多寡乃因其性格和具体人生追求影响社会方式各异。[167]
张健对朱熹评论江西三宗首要人物黄庭坚论述简要中肯，尤其说朱熹“正面承认他开创新格的功绩”[168]。很有眼光，可见朱熹并不反对新创之文学思想。束景南谈朱熹批评江西诗派的诗风和学风，[169]可以作为朱熹论黄庭坚等人文章文学的背景资料。这里为省篇幅，只就朱熹原著文本进行分析研究。
他对苏门高足黄庭坚评价如下:
后来如鲁直恁地着力做，却自是不好。
古今拟《骚》之作，惟鲁直为无谓。
入本朝来，《骚》学殆绝，秦黄晁张之徒不足学也。[170]
朱熹认为黄鲁直一向求巧，反累正气。黄庭坚文刻意造作，不足学也。这都是就高层次相比较而言，非世俗之文可与并论也。这里也反映了朱熹一贯反对造作之“巧”的文学观念。
对东坡诗，朱熹认为与黄庭坚一样是“今人诗”，但与黄的区别是:苏才豪，而黄费安排。对山谷诗则批评更多，从中可以见出朱子的审美价值观念的复杂和微妙。对黄庭坚之审美趋向于杜甫晚年格律精细的诗是有异议的。因为黄本人在“巧”的道路上越滑越远。
蜚卿问山谷诗，曰:“精绝!知他是用多少工夫。今人卒乍如何及得!可谓巧好无余，自成一家矣。但只是古诗较自在，山谷则刻意为之。”又曰:“山谷诗忒好了。”[171]
从表面上看是赞不绝口，实质上对山谷诗之“巧好无余”非常不满。与古诗之“自在”加以对照，说明其“刻意”为之、“忒好了!”分明是一种隐微的反语。但是在另一面，朱子从文学发展和山谷本人的实际成就而论，是承认他“自成一家”的。朱子在评价作家作品时往往既用自己的审美价值体系去衡量，也把他们放在客观的历史环境和文学发展中加以评价，这样就能更全面客观地看到作家作品的多面性，是美是丑，是优是劣，是高是下，就将不是以一个人的主观评价体系为标准。张健说朱熹认为黄庭坚“文不如诗”，[172]此论可信，所归纳朱熹批评黄诗要点，亦可参考。
山谷诗确是有地位的，因为朱熹认为李杜诗是学诗之本，然后便是说到“苏黄”诗了。
如近时人学山谷诗，然又不学山谷好底，只学那山谷不好处。[173]
后山雅健强似山谷，然气力不似山谷较大，但却无山谷许多轻浮底意思。然若论叙事，又却不及山谷。山谷善叙事情，叙得尽，后山叙得较有疏处。若散文，则山谷大不及后山。[174]
另一条与此相类的内容则是:
后山诗雅健胜山谷，无山谷尖洒轻扬之态。然山谷气力又较大，叙事咏物，颇尽事情。其散文又不及后山。[175]
从此可见，山谷诗的“好底”与“不好处”在朱熹心中是一目了然的。山谷诗也“雅健”，且力气大，但有“轻浮”，或“尖洒轻扬之态”。对山谷诗之叙事咏物，朱熹则是十分赞赏的。在他的眼光中，美好的文学并不是完美的，不好的文学中也会有一些值得审美的价值，但这均是就高层次的作家作品而立论。对山谷而言，比之古诗、李杜相差甚远；比之东坡有相近之处，都是“今人诗”。但苏才豪，不造作，而“黄则费安排”。因而要低一等。但其刻意造作之优长又非常人所能及，足以“自成一家”。其影响无论优劣，在某一时代可能会很大。他把后山与山谷作一比较，说后山“雅健强似山谷”但不如山谷力气较大，叙事也不如山谷叙得尽，但山谷散文不及后山远甚，诗风比后山轻扬。这里证明了朱熹文学批评用语的多层次性。
朱熹单独说后山诗时，称其“极有笔力”，与山谷比较时则又说“气力不似山谷较大”。朱熹之批评往往是就某时某地具体情况而作，这里可得一有力的证明。再如，说“韦苏州诗高于王维、孟浩然诸人，以其无声色臭味也”。这里说“高于”是就他们的整体水平评价呢?还是就“无声色臭味”而言呢?按照朱熹的语气，则显然偏向于后者，也就是说，在这个方面是肯定高于王维、孟浩然诸人的。同理，朱子在批评某作家作品之缺陷和不足的时候，也是往往就事论事，并非一下子就顾及全面的。朱熹讨论黄庭坚诗文批评语言所显示之层次性颇值关注思考，审美主体和研究之具体语境可能导致对历代作家作品评价标准之异同，事实上也不可能以纯粹客观的评价标准来衡量所有作品。以朱熹思想学问旷古罕有其匹，尚且有所偏颇，一般学者受到学养、识见限制，对于历代作家作品认识和叙述之真实性可想而知。
朱熹评论石曼卿虽然很少，却可引发有价值之思考。曼卿乃欧阳修诗友，张健认为朱熹“对宋代诗人的好评，即使苏黄也不过此”[176]。何以朱熹对他评价极高却少有论及?
朱熹论文论诗有两个相反的倾向。一是就某一作家的全体作品中的毛病而谈，如对杜诗、苏氏父子之文等；一是就某人全体作品中之优长而论。如说“范文正公好处，欧不及”。这句话是就范文正公的“好处”来与欧公相比，并不是说欧公的“好处”，范文正公全有。另一个最典型的事例是对石曼卿诗的评价。首先说其诗“极有好处”，如“仁者虽无敌，王师固有征；无
私乃时雨，不杀是天声”。然后又说:朱熹承认“不见其全集”，这些诗是“小说诗话中”引用的。显然，这是人们称颂的最好的诗句之一。他就此称道其价值，而且认为其诗风“雄豪而缜密方严”是难得的，比一般的豪放诗风要佳胜。在“缜密方严”中隐隐透出“雄豪”的气质和本色，这当然是一种极高的美学境界。但是这并不能说曼卿诗全体如何如何好，起码还没有得到客观的事实证据。朱熹举诸大家诗以为世楷模，仍然是《文选》、李杜、苏黄等。可证明他论文的这两种相反的倾向性。朱熹论文大多均为一时一地对一人一事作片断的讨论，客观上不可能顾及全面。只有从他大量的论述中加以系统的辩证的理解，才能看清他的文学思想的真面目。
曼卿诗极雄豪，而缜密方严，极好。如《筹笔驿》诗:“意中流水远，愁外旧山青。”又“乐意相关禽对语，生香不断树交花”之句极佳，可惜不见其全集，多于小说诗话中略见一二尔。曼卿胸次极高，非诸公所及。其为人豪放，而诗词乃方严缜密，此便是他好处，可惜不曾得用。[177]
张健认为朱熹评论其父之诗“用语几乎是朱熹心目中最上品的标准——可以比美陶韦的，这当然多少受亲子之情的影响”[178]。值得思考。
朱熹论其父诗说:“其诗初亦不事雕饰而天然秀发，格力闲暇，超然有出尘之趣。远近传颂，至闻京师，一时前辈以诗鸣者，往往未识其面而已交口誉之。”[179]可谓推崇备至。显示了他一贯的审美倾向:最欣赏那“不事雕饰而天然秀发”的文学作品。同时，在文学欣赏中体现对“超然”“出尘之趣”的人格精神境界的追求。
朱熹论张巨山诗歌说:“乃学魏晋六朝之作，非宗江西者，其诗闲澹高远，恐亦未可谓不深于诗者也。”[180]可见其对“闲澹高远”诗风的提倡。他始终对魏晋六朝之平淡深邃的诗风予以肯定，并提倡人们学习模仿。用“萧散澹然绝尘”、“闲澹高远”等评语评价巨山诗文和字，确实不同凡响。“虽不免含有对前辈的一番敬意，亦足见巨山确有高妙之处。”[181]朱熹文学评论语境之具体情境细微复杂，与其评价体系之层次性错综交合，需要作出确切之论述。
朱熹评论黄子厚诗语境背景很特殊，黄是其同窗学友，均为刘子翬弟子。“朱熹对黄诗的称誉，未免过于热心之嫌。”[182]朱熹曾对巩仲至说:“其诗自楚汉中来，绝不类世人语。”[183]可知评价之高。朱熹论黄子厚诗说:“子厚之文学太史公，其诗学屈宋曹刘而下及于韦应物，视柳子厚犹以为杂用今体不好也。……其于骚词，能以楚声古韵为之节奏，抑扬高下、俯仰疾徐之间，凌厉顿挫，幽眇回郁，闻者为之感激慨叹，或至泣下。由是其诗日以高古，遂与世亢，……晚岁之诗，其变化开合，恍惚微妙，又不止余昔日之所知也。”[184]这种对同时代人的评价确实有自相矛盾的地方，正如他对陆游的推扬时所说的那样。但也证明了我的另一个观点:朱熹论文论诗的层次性。他的标准不是同一、一贯如此。而是看怎么比，在什么背景下说。这里就是在同时代人的较低层次上立论，虽然赞扬之词不断，其实是难于与陆游或欧曾苏诸大家相提并论的。同样“高古”一词，但可能“高古”的层次有三六九等。这是他文学批评中的实有现象，我们必须加以注意。
朱熹在比较中批评同时代诗人说:“老硬”是一种诗风，朱熹并不否定其价值，但“太枯淡”则不好。“枯淡”尚有审美上的可取之处，而“太枯淡”则不好。朱熹用过“枯槁”一词批评诗人，是否定的含义。他批评文学之用词是非常丰富、准确而辩证的，值得我们专门研究。由于在不同的场合下，境况不一，朱熹对同一诗人的评语是不一样的。这是生活的复杂情况所造成的。我们不必苛责古人，但作为研究者又必须认清这一点，了解他立论的不同层次、不同背景、不同角度，才能比较准确、全面地理解他的文学思想。
方伯谟诗不及其父钱监公豪壮。黄子垕诗却老硬，只是太枯淡。徐思远(玉山人)与汝谈比诸人较好。思远乃程克俊之甥，亦是有源流。[185]
朱熹对女诗人评价因其罕见而弥足珍贵，他对女性看法很平和客观，亦有不少传说，其论李清照等女诗人只有数十字，却洞察入微:朱熹在这里的评论不但承认“本朝”妇人李易安与魏夫人“能文”，而且对于杰出女诗人的见识和才华表示了惊叹和肯定。李清照作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女作家已经为后世所公认，而朱熹作为“本朝”人对李清照文学成就的肯定，意义非凡，值得我们重视。张健对朱熹没有论及李清照和辛弃疾词表示遗憾，并说:“大概是以词为小道的缘故。”[186]此说有理。同时还要理解，朱熹既不以文学研究为职业，即不可能面面俱到进行评论，他的文学评论具有随机性，后世研究者不可不知。
本朝妇人能文，只有李易安与魏夫人。李有诗，大略云“两汉本继绍，新室如赘疣”云云。“所以嵇中散，至死薄殷周。”中散非汤武得国，引之以比王莽。如此等语，岂女子所能![187]
朱熹论历代作家作品是很注重人品与文章合二为一的。他在《王梅溪文集序》中说:
予尝窃推《易》说以观天下之人……于汉得丞相诸葛忠武侯，于唐得工部杜先生、尚书颜文忠公、侍郎韩文公，于本朝得故参知政事范文正公。此五君子，其所遭不同，所立亦异，然求其心，则皆所谓光明正大、疏畅洞达、磊磊落落而不可掩者也。其见于功业文章，下至字画之微，盖可以望之而得其为人。[188]
总体上说，朱熹对于同时代人文学作品的评价，其肯定主要是从人品功业出发，凡是这方面表现突出的人，他们的文章文学往往得到高度的肯定和赞扬。他对于王梅溪文章文学的肯定即是如此。这里以历史上人品道德高尚的著名人物为例，阐述了他重视人品道德功业的思想倾向。
朱熹具体评价王梅溪的人品和诗品说:
其心光明正大，……其诗浑厚质直，恳恻条畅，如其为人。不为浮靡之文。论事取极己意，然其规模宏阔，骨骼开张，出入变化，俊伟神速，世之尽力于文字者，往往反不能及。其他片言半简，虽或出于脱口肆笔之余，亦无不以仁义忠孝为归，而皆出于肺腑之诚。[189]
王梅溪的诗“浑厚质直”，与他的为人一样，在艺术上，“规模宏阔，骨骼开张，出入变化，俊伟神速”。朱熹对于王梅溪诗歌的评价，凸显了他注重思想内容纯正的文学观念。又因为是给本朝的名臣文集作序，所以正面的评论更多。事实上，朱熹的文学评价体系在这样的情况下，变得比较宽松了。联系朱熹对杜甫的批评，可以看出他追求文学理想表象上往往自相矛盾，而在内在逻辑上却是辩证统一的。纯粹理念之形象显现的完美的文学是不存在的，自古以来有数之卓绝非凡的作家如杜甫、韩愈者，在朱熹的理想主义文学观的批评下，也是缺陷很多，但并不影响其伟大和深刻、辉煌和壮丽、广博和精微。同理，他对于同时代某一作家的高度赞扬也并不意味着真的对此一作家持完全肯定的态度，不过是没有用理想主义的文学观加以挑剔。
张健对朱熹评论陆游诗文叙述较为全面，指出在朱熹眼中陆游“诗文俱是上乘”，且认为陆游“和朱熹诗论有相近之处”[190]。均言之有据。
关于朱熹对陆游诗歌创作的认识，束景南的看法值得参考。[191]朱熹对于陆游诗歌的赞赏溢于言表:
放翁之诗，读之爽然。近代唯见此人为有诗人风致。如此篇者初不见其著意用力处，而语意超然，自是不凡，令人三叹不能自已。[192]
放翁老笔尤健，在今当推为第一流。[193]
放翁笔力愈健。……柳州《南涧》等诗，最是放不下者，但其气格高远，旨趣幽深，故读之者苦不甚觉，此亦古今文字言语得失利病之所由。[194]
从“近代唯见此人为有诗人风致”一句可看出，朱子对放翁诗评价极高，但用词难免绝对化，“诗人风致”不必只会陆游一人才有，杨万里、范成大、尤袤、辛弃疾、张孝祥等同时代人不至于没有。且他与此数人多有交往，说明朱熹用词会有绝对化的毛病，但在本质上他只是极言放翁诗好。指出这一点对了解他因强调某一点某一方面用词夸张而带来的自相矛盾是重要的。我们必须全面、综合地来考察他说话的背景和意图，才能去除误会，抓住实质。
综合考察朱熹评论历代作家作品零散言论，会发现他在随机议论中自有其内在逻辑性:以时代论文关注国家盛衰，以义理论文兼及作家人品，以文道论文主张合二为一，以文辞论文提倡冲口而出，以风格论文赏鉴自然实在。追求文学理想，正视文学现状，意在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容或人心偏颇，道心微失。所望于来哲传承者，圣贤道统之大同世界理想而已。
【注释】
[1]张健著《朱熹的文学批评研究》，台北商务印书馆，1969年版，第77—115页。
[2]参见吴长庚著《朱熹文学思想论》，黄山书社，1994年版，第85—180页。
[3]参见吴长庚著《朱熹文学思想论》，黄山书社，1994年版，第316—322页。
[4]参见莫砺锋著《朱熹文学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4—208页。
[5]李士金著《朱熹文学思想述论》，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版，第202—222页。
[6]李士金著《朱熹文学思想述论》，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版，第223—259页。
[7]任长龙、隗芾:《从朱熹眼中的韩愈看儒学经典作家对前贤之继承》，《周口师专学报》1997年第2期。
[8]沙先一:《试论朱熹对杜甫夔州诗的评价》，《杜甫研究学刊》1998年第3期。
[9]莫砺锋:《论朱熹关于作家人品的观点》，《文学遗产》2000年第2期。
[10]莫砺锋:《论朱熹对历代诗歌的批评》，《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00年第1期。
[11]参见束景南著《朱子大传》，福建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979—985页。
[12]钱穆著《朱子新学案》第一册，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222页。
[13]参见《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288页。
[14]参见《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291页。
[15]莫砺锋著《朱熹文学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79—182页。
[16]《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291页。
[17]《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291页。
[18]《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11页。
[19]参见张健著《朱熹的文学批评研究》，台北商务印书馆，1969年版，第24页。
[20]《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17页。
[21]《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294页。
[22]《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21—4322页。
[23]林鸿荣、宋宏志:《文学史应为朱熹诗留一席位》，《齐鲁学刊》1987年第1期。
[24]张健著《朱熹的文学批评研究》，台北商务印书馆，1969年版，第23页。
[25]《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294页。
[26]《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00页。
[27]《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01页。
[28]《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12页。
[29]《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16页。
[30]罗根泽著《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新1版，第198页。
[31]《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299页。
[32]《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17页。
[33]《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16页。(www.xing528.com)
[34]张健著《朱熹的文学批评研究》，台北商务印书馆，1969年版，第77页。
[35]束景南著《朱子大传》，福建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58页。
[36]《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21—4322页。
[37]《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23页。
[38]张健著《朱熹的文学批评研究》，台北商务印书馆，1969年版，第78—80页。
[39]韩钟文:《朱熹论陶渊明》，《上饶师专学报》1985年第3期。
[40]《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755页。
[41]《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755页。
[42]《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25页。
[43]参见张健著《朱熹的文学批评研究》，台北商务印书馆，1969年版，第81—89页。
[44]参见束景南《朱子大传》，福建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59页。
[45]参见束景南《朱子大传》，福建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441页。
[46]《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23页。
[47]《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23页。
[48]《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24页。
[49]《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24页。
[50]张健著《朱熹的文学批评研究》，台北商务印书馆，1969年版，第85页。
[51]《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24页。
[52]《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25页。
[53]《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24页。
[54]《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24页。
[55]《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26页。
[56]《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32页。
[57]《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32页。
[58]参见李士金:《朱熹严厉批评中国知识分子》，《郑州航空工业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
[59]张健著《朱熹的文学批评研究》，台北商务印书馆，1969年版，第83页。
[60]参见束景南《朱子大传》，福建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441页。
[61]参见束景南《朱子大传》，福建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1037页。
[62]《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23页。
[63]《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23页。
[64]《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23页。
[65]《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26页。
[66]张健著《朱熹的文学批评研究》，台北商务印书馆，1969年版，第89页。
[67]《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26页。
[68]《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26页。
[69]张健著《朱熹的文学批评研究》，台北商务印书馆，1969年版，第86页。
[70]《昌黎先生集考异》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648页。
[71]《昌黎先生集考异》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76页。
[72]《昌黎先生集考异》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98页。
[73]《昌黎先生集考异》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74页。
[74]钱穆著《朱子新学案》第五册，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248—275页。
[75]《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289页。
[76]《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293页。
[77]《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294页。
[78]《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295页。
[79]《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295页。
[80]《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297页。
[81]《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297页。
[82]《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298页。
[83]《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305页。
[84]莫砺锋著《朱熹文学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9页。
[85]《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299页。
[86]《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15页。
[87]《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25页。
[88]《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295页。
[89]《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290页。
[90]《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17页。
[91]张健著《朱熹的文学批评研究》，台北商务印书馆，1969年版，第88页。
[92]张健著《朱熹的文学批评研究》，台北商务印书馆，1969年版，第89页。
[93]束景南著《朱子大传》，福建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86页。
[94]《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290页。
[95]《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00页。
[96]《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01页。
[97]《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02页。
[98]《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05页。
[99]《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01页。
[100]《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03页。
[101]《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05页。
[102]《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07页。
[103]张健著《朱熹的文学批评研究》，台北商务印书馆，1969年版，第89页。
[104]《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06页。
[105]《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08页。
[106]《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09页。
[107]《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13页。
[108]《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15页。
[109]《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17—4318页。
[110]《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33页。
[111]《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07页。
[112]张健著《朱熹的文学批评研究》，台北商务印书馆，1969年版，第92页。
[113]《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918页。
[114]束景南著《朱子大传》，福建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86页。
[115]张健著《朱熹的文学批评研究》，台北商务印书馆，1969年版，第96页。
[116]《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02页。
[117]《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02—4303页。
[118]《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03页。
[119]张健著《朱熹的文学批评研究》，台北商务印书馆，1969年版，第96页。
[120]《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08—4309页。
[121]《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09页。
[122]《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17页。
[123]《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11页。
[124]《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531—3532页。
[125]张健著《朱熹的文学批评研究》，台北商务印书馆，1969年版，第93页。
[126]《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294页。
[127]《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03页。
[128]《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09页。
[129]《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26页。
[130]张健著《朱熹的文学批评研究》，台北商务印书馆，1969年版，第97页。
[131]束景南著《朱子大传》，福建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92页。
[132]《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291页。
[133]《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299页。
[134]《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00页。
[135]《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02页。
[136]《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05页。
[137]张健著《朱熹的文学批评研究》，台北商务印书馆，1969年版，第97页。
[138]张健著《朱熹的文学批评研究》，台北商务印书馆，1969年版，第99页。
[139]《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293页。
[140]张健著《朱熹的文学批评研究》，台北商务印书馆，1969年版，第97页。
[141]《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00页。
[142]《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299页。
[143]莫砺锋著《朱熹文学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46页。
[144]《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02页。
[145]张健著《朱熹的文学批评研究》，台北商务印书馆，1969年版，第99页。
[146]《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04页。
[147]《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05页。
[148]《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05页。
[149]《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06页。
[150]张健著《朱熹的文学批评研究》，台北商务印书馆，1969年版，第100页。
[151]《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07页。
[152]《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07页。
[153]《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13页。
[154]《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14页。
[155]《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18页。
[156]张健著《朱熹的文学批评研究》，台北商务印书馆，1969年版，第101页。
[157]《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21页。
[158]《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24页。
[159]《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27页。
[160]张健著《朱熹的文学批评研究》，台北商务印书馆，1969年版，第101—102页。
[161]《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05页。
[162]《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07页。
[163]《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09页。
[164]《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10页。
[165]《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11页。
[166]《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06页。
[167]参见林语堂著张振玉译《苏东坡传》，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30—136页。
[168]张健著《朱熹的文学批评研究》，台北商务印书馆，1969年版，第103页。
[169]束景南著《朱子大传》，福建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440页。
[170]《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290页。
[171]《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27页。
[172]张健著《朱熹的文学批评研究》，台北商务印书馆，1969年版，第103页。
[173]《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32页。
[174]《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33页。
[175]《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33页。
[176]张健著《朱熹的文学批评研究》，台北商务印书馆，1969年版，第92页。
[177]《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27页。
[178]张健著《朱熹的文学批评研究》，台北商务印书馆，1969年版，第109页。
[179]《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506页。
[180]《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093页。
[181]张健著《朱熹的文学批评研究》，台北商务印书馆，1969年版，第110页。
[182]张健著《朱熹的文学批评研究》，台北商务印书馆，1969年版，第111页。
[183]《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096页。
[184]钦定四库全书《晦庵集》卷七十六《黄子厚诗序》，第1145—588页。
[185]《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30页。
[186]张健著《朱熹的文学批评研究》，台北商务印书馆，1969年版，第108页。
[187]《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31页。
[188]《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641页。
[189]《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642页。
[190]张健著《朱熹的文学批评研究》，台北商务印书馆，1969年版，第107页。
[191]束景南著《朱子大传》，福建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1034—1035页。
[192]《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649页。
[193]《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108页。
[194]钦定四库全书《晦庵集》卷六十四《答巩仲至》，第1145—2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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