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健研究朱熹论唐代作家作品比较全面，从陈子昂到李杜韩柳，到白居易王建等，论及十多人。主要是叙述资料，略加说明，无深入研讨。[43]关于朱熹论李杜韩柳等人之诗，束景南《朱子大传》有一些论述，可供参考。[44]本书分别作专题讨论。
束景南著《朱子大传》说到朱熹的《杜诗考异》，谈到朱子论作诗学习李杜，如士人治本经，[45]值得参考。
朱熹论诗于杜甫之矛盾最为突出。细细研究，可以得到重要的启示。首先认定杜甫夔州以前诗佳；夔州以后自出规模，不可学。从朱子下面的话来看，评价不同还是很明显的。
杜诗初年甚精细，晚年横逆不可当，只意到处便押一个韵。如自秦州入蜀诸诗，分明如画，乃其少作也。[46]杜子美诗好者亦多是效《选》诗，渐放手，夔州诸诗则不然也。[47]
夔州诗却说得郑重烦絮，不如他中前有一节诗好。[48]杜子美晚年诗都不可晓。……其晚年诗都哑了……[49]
朱熹一再强调:杜诗中前一段好，晚年诗则另当别论。早中年多是效《选》诗，后来却“渐放手”而“自出规模”。因而与传统诗风大异，“意到处便押一个韵”，“横逆不可当”。在这个问题上当时就有不同的看法。黄庭坚说夔州诗好，朱熹也承认“鲁直一时固自有所见”。这说明他又并没有完全认为夔州诗没有自己的独特价值。考虑到他论文喜欢与流俗唱反调，能见人所未见、人所难见，全面客观地看待一个诗人，如对陶渊明、李太白，都能从另外一个方面指出渊明诗亦有豪放之风，太白诗亦有“雍容和缓底”的风度，这里特别指责杜甫夔州诗是因为鲁直说好，大家“便却说好，如矮人看戏耳!”并且因此轻视杜甫中前的诗，所以激起他的反响。为了强调自己的观点，在那种时代背景下，对夔州诗加以挑剔性的批评也就顺理成章。事实上，他没有否定夔州诗，只是从杜甫自身前后的比较中得出诗风变化的结论。有两点可证:一是开始说的“自出规模，不可学”。二是说“鲁直一时固自有所见”。如果再联系他说的“苏黄只是今人诗”，语带批评和不满，就更可证明，杜诗之地位在他心目中是不可动摇的。欲作《杜诗考异》，虽未成却说明在朱子心目中，杜诗在诗中之地位犹如韩文在文中之地位也。张健以为朱熹之论杜甫夔州诗与老杜“老去渐于声律细”的自陈不合，[50]实质朱熹说“晚年诗都哑了”正是因为杜甫晚年太讲究格律，不合自然。再看他对杜诗的批评:
老杜诗“致远思恐泥”，东坡写此诗到此句云:“此诗不足为法。”[51]
这是借此反对文字好用经语。
杜子美“暗飞萤自照”语只是巧。[52]
这是朱熹偏向“自在说了”的诗风，不喜欢雕琢之巧的又一证明。他认为“杜工部等诗常忙了”，不如韦应物诗“气象近道，意常爱之”。这都是就某一方面而论，并不证明韦诗之历史地位高过杜诗。实质他更关注杜诗。很遗憾杜诗中有很多误字，并举例说:
如“风吹苍江树，雨洒石壁来”，“树”字无意思，当作“去”字无疑，“去”字对“来”字。又如蜀有“漏天”，以其西北阴盛常雨，如天之漏也，故杜诗云:“鼓角漏天东”，后人不晓其义，遂改“漏”字为“满”，似此类极多。[53]
对杜诗用典之不被理解也加说明:
杜诗“万里戎王子，何年别月支”，后说花云云，今人只说道戎王子自月支带得花来。此中尝有一人在都下，见一蜀人遍铺买戎王子，皆无。曰:“是蜀中一药，为《本草》不曾收，今遂无人蓄。”方晓杜诗所言。[54]
比较白居易之爱官职，“诗中凡及富贵处，皆说得口津津地涎
出。”朱熹更推崇杜甫:
杜子美以稷、契自许，未知做得与否?然子美却高，其救房琯亦正。[55]
这不但是比较杜白二人优劣，而且也是论诗品并及人品。再看下面两段话，可以见出朱熹心目中杜诗究竟占有何种地位:
作诗不学六朝，又不学李、杜，只学那峣崎底。[56]作诗先用看李、杜，如士人治本经。本既立，次第方可看苏、黄以次诸家诗。[57]
首先把李杜并列而称，可见于二者之间没有高低之评。其次，用“治本经”来比较学李杜，可见杜诗在诗界地位之高。第三，把六朝与李杜并列，可见李杜在六朝之后作为高峰的成就。所以，我们不能因为他对杜诗提出过严厉的批评，而没有对李白诗作如此的苛责就认为朱子心目中的李杜地位有悬殊。要知道，朱熹批评杜诗是就整体中的任何一点点缺陷而论，并不是代表对杜诗的总体评价。对杜诗的总体评价是:六朝以后就是李杜，李杜诗是“本经”。至于杜诗前后诗风的变异是一种客观情况，个人审美的差异朱熹也是承认的，所以并不影响对杜诗所作的崇高评价。
朱熹对文学之“巧”始终抱有怀疑的态度，在自然之美与人工之美之间，或在其隐微的变化之中，更偏爱自然的“真味发溢。”更欣赏“自在”的“气象近道”。但归根结蒂说来，朱熹对杜诗之重视和推崇罕有其匹，并不因为个人的审美趣味，而影响对多元化的丰富的文学审美评价。当然，他对自然从胸中流出之奇丽英伟的诗风更加向往。审美评价受个性时代影响，不可强求一律，朱熹崇尚自然，反对雕刻，与其担心中国知识分子虚华不实影响社会风气有直接关联。此点不可不予以深刻理解。[58]
朱熹评论李白不如杜甫多，且多推崇无指责，张健因此谓“朱熹对李白的推崇，似尚超出杜甫”[59]，实乃皮相之见。束景南曾论及朱熹作诗学习李杜，如士人治本经。[60]谈朱熹论李白诗非无法度，自然之好。[61]
朱熹认为李白学习鲍照诗很成功。“如‘疾风冲塞起，砂砾自飘扬；马尾缩如蝟，角弓不可张’，分明说出边塞之状，语又俊健。”对李白诗风，说他“不专是豪放，亦有雍容和缓底，如首篇‘大雅久不作’，多少和缓!”朱子不但认为“李太白始终学《选》诗，所以好”，而且说“太白五十篇《古风》是学陈子昂《感遇诗》，其间多有全用他句处”[62]。他对李白学《选》诗，学陈诗都表示好，给人一种感觉是模仿好，而杜诗晚年“自出规模”则“不可学”。这其实是一种误解。因为李白诗固然学习前人好，但在思想和艺术上更多的还是新创，并不蹈袭前人。这里可以透出一个重要的信息，他所重学习意在创新，而之所以批评杜诗“自出规模”乃是由于看到杜诗之精雕细琢，趋于“巧”，这就不如《离骚》那样说出来的文字自然可观。倒是李白在格律诗上下功夫比杜甫少得多，用自由奔放的格式表达思想感情为多，所以更加自然、生动、有力。无论是豪放，还是雍容和缓，都出之自然，冲口而出。朱熹对此不但很欣赏，而且作了更深层次的理解:
李太白诗非无法度，乃从容于法度之中，盖圣于诗者也。[63]
这个评价是很高的，正如说李杜诗是士人之“本经”一样。朱熹欣赏李白诗的自然之好，也有与传统不同的见解。
或问:“李白‘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前辈多称此语，如何?”曰:“自然之好，又不如‘芙蓉露下落，杨柳月中疏’，则尤佳。”[64]
这里可以见出他对诗的意境之深入理解和欣赏水平。前者虽然广为流传，但毕竟是露出痕迹，不够含蓄，不够自在；而后者则境象浑然一体、清新空灵，含蓄不尽。所以朱熹强调李白自在，符合“平易不费力，句法混成”，有“混成气象”的标准。分析可知，“自在”并不影响诗风的多样性，豪放可以自在，雍容和缓也可以自在。比较而言，杜诗就不那么“自在”了，杜甫自己说“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而且又说“晚节渐于诗律细”，这就难免刻意雕琢的痕迹。朱熹的批评是深刻中肯的。至于后世学者就更着重在形式上学习而忘其根本了。黄庭坚说老杜诗无一字无来处，倡“脱胎换骨、点铁成金”之说，是杜甫始料不及的。但在客观上杜诗人工美更突出，这就易于启导后人雕刻模仿以至流弊丛生。朱熹对李杜诗都作了崇高的评价，说李白“圣于诗”，“从容于法度之中”，提倡“自然之好”等等，联系对杜诗的批评，就更能见出圣贤之深远的艺术用心。
李杜诗歌实唐诗最高之典范，朱熹充分肯定欣赏，对杜诗之批评实质证明其十分重视，二者忧国忧民，情怀抱负无不相通，所不同者中庸境界与人生实践不无差异，在文学批评尽可以理想责之，在现实生活则躬自厚薄责于人可也。
朱熹对白乐天诗在《语类·论文》中没有总体评价，只具体谈到他的《琵琶行》，说“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云云，这是和而淫；至“凄凄不似向前声，满坐重闻皆掩泣”，这是淡而伤。[65]评价不高且有微词。但“和而淫”与“淡而伤”毕竟属于可审美的艺术风格范畴，只是境界不高而已。
朱熹对白乐天为人之不满溢于言表:并以之与杜甫相较，认为差之甚远。张健认为朱熹由诗意“挑剔”白居易未必“清高”，[66]其实朱熹只是实说，并非“挑剔”。但朱熹又说:“唐人惟韩退之、柳子厚、白居易用古韵。”这又说明乐天在朱熹心中次第不轻。又说:“行年三十九，岁莫日斜时。孟子心不动，吾今其庶几。”此乐天以文滑稽也。然犹雅驯，非若今之作者村里杂剧也!这也给我们再一次的启示:他无论是论文论人，都是就历史时代的最高层次立论。我们不要因此就以为他对白诗及其为人就那么轻视。他仅仅是从理念的最高层次和标准来衡量他及其作品中的缺点罢了。他也没有就乐天全体诗作评价。
白乐天亦有一诗畅快李德裕。乐天，人多说其清高，其实爱官职。诗中凡及富贵处，皆说得口津津地涎出。[67](www.xing528.com)
朱熹和学生讨论历代作家与《诗集传》、《楚辞集注》不同，其思考内容跨度很大，具有发散性思维特征，信息量极大，研究这些文学评论必须有机联系，辩证思考。
朱熹评诗评文还有一特点:是兴之所至，突然对某家某诗文某一方面有一感想和看法，即冲口而出。如评价李贺与刘叉诗:
李贺较怪得些子，不如太白自在。又曰“贺诗巧”。
刘叉诗:“斗柄寒垂地，河流冻彻天。”
王建《田家留客》云:“丁宁回语屋中妻，有客莫令儿夜啼!”[68]
前一条是突然想到李贺诗风之怪，又雕刻精工；后者是欣赏刘叉和王健诗句各有不同境界。因为《朱子语类·论文》是他的弟子记录下他的话整理而成，所以在客观上也不能同《诗集传》、《楚辞集注》、《韩文考异》的自成体系相比。但《论文》在杂乱的形式中存在着一个内在的有机的系统，这要靠我们来研究、分析、整理。他的书信论及诗文也比《语类·论文》更有形式上的整一性。如果我们比较他这三方面的异同会得到很多的启发。从朱熹论乐天诗到寒山诗，到李贺、刘叉诗等，我们能够看出他论文的多层次性、多角度性及其具体而微的特殊性。但是，我们还必须注意到他不管在什么情况下论文论诗，都是有自己的深切体味的，经常是在反复吟诵之余触发灵感，即时捉住，自然“说出”。在这个意义上讲，《语类·论文》的重要性及其意义是不亚于《诗集传》和《楚辞集注》的。
张健在叙述朱熹论韩愈诗文时说:“朱子对他的诗远不如对他的文那么重视。”此乃仅凭“在文集中无一语及之”[69]所下之结论，实际上朱熹对韩愈诗文一体重视并无很大差异。朱熹对于韩文之理解也远远超过常人。这是相当辩证地看出韩文的多方面文字风格的，而且能从文体之不同作具体分析，对韩愈文章“反复曲折，说尽事理”，予以高度评价，是“真文章”。这样，在脱离了某种理论争鸣之后，对韩文作出了实事求是的评价。或肯定韩子“文气笔力之盛，关键纪律之严”，或赞美韩诗“冲口而出，自然奇伟”，或论以“高古”，“深于骚者”，“文体特为横逸”；或从艺术上进行分析:“反复曲折，说尽事理”，“词气抑扬顿挫”，“语意连接，文势开合”，等等，都充分显示出朱熹对韩文的深刻认识。清人王棻跋《考异》说:“观朱子于韩公之文，一字一句，不肯轻易放过，其服膺昌黎，诂训不苟如此，岂东汉、六朝所能驾二公而上之者耶!”[70]这种论断是中肯的。
大抵今人于公之文，知其力去陈言之为工，而不知其文从字顺之为贵。[71]
(韩)公之诗冲口而出，自然奇伟。[72]
韩公之文虽曰高古，然于此等处亦未尝敢故为新巧，以失庄敬平易之体。但其间反复曲折，说尽事理，便是真文章，他人自不能及耳。[73]
朱熹讨论韩愈的诗文很多，《韩文考异》中就有不少考证的文字说明他自己对其“文理”的看法。钱穆对此有精辟之论述。[74]《朱子语类》卷一三九和一四〇有关论文的条目中，亦有几十处谈到韩愈的文章文学，这在朱熹的文学研究中是相当突出的，在他讨论的所有的历代作家中也是屈指可数的。在与学生讨论时，朱熹认为汉末以后属对文字越来越多，文风也越来越弱。直到韩愈出来才扫去陈规陋习，做成古文，但并不是彻底改变了，“亦止做得未属对合偶以前体格”[75]。在这里客观地肯定了韩愈的改变文学风气的功劳。在另一处说:“古赋虽熟，看屈宋韩柳所作，乃有进步处。”这是他对学习韩愈文章的肯定。“屈宋韩柳”并称，是值得注意的。他又认为，《进学解》是“祖宋玉之文”。“读得韩文熟，便做出韩文底文字”[76]，这是他认为学习对象之重要，选择之重要，对韩文作出间接的肯定。朱熹认为“韩文力量不如汉文，汉文不如先秦战国。”这是从宏观上作一种总体的比较。他对韩文虽欣赏肯定，但又从大的方面加以批评。时代与文章之盛衰亦有关系，他谈及“韩昌黎、柳河东以文显，而唐之治已不如前矣”[77]，都是对韩柳古文加以肯定的意思。朱熹认为“韩退之议论正，规模阔大，然不如柳子厚较精密。”又说:“韩文大纲好。”“但韩难学”。这是从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及学习等方面讨论韩文。韩文“规模阔大”[78]出自天赋，所以难学。朱熹对韩愈之思想与行为之关系论述道:“韩较有些王道意思，每事较含洪。”所以不能如子厚“精密”。“退之要说道理，又要则剧，有平易处极平易，有险奇处极险奇。且教他在潮州时好，止住得一年。”[79]这说明韩愈的行文在思想上是“说道理”的，在艺术上行文起伏不平，平易与险奇交替而行，该平易则平易，该险奇则险奇。而且韩得了潮州生活阅历之力。从语气上看，也不完全都是赞扬，但从朱熹讲行文要曲折来看，总体上是肯定的。“议论正”与“说道理”都是对文章内容的肯定。“规模阔大”、“平易”、“险奇”，对文字风格也是基本肯定的。
朱熹认为韩愈力量大，易创新。“韩亦不必如此，自有好处，如《平淮西碑》好。”同时认为韩文《禘义》说懿献二庙“说得好”。“韩文公诗文冠当时。”而且“后世未易及”。但朱熹认为他上宰相书却可笑，诗注都一齐写在里面，解说也重复无意义。他肯定“退之《除崔群侍郎制》最好”而《伯夷颂》之“一凡人沮之誉之，与彼夫圣人是一对，其文意尤有力”[80]。
朱熹对韩文之用字被后人误写也倍加用心，详见《韩文考异》。在《语类·论文》中有一条说:
退之《送陈彤秀才序》多一“不”字，旧尝疑之，只看过了。后见谢子畅家本，乃后山传欧阳本，圈了此“不”字。[81]
这表明他对文章之用字准确之重视。他认为韩愈用词有时很险怪，说“韩退之墓志有怪者了”。朱熹最喜欢“韩文《宴喜亭记》及《韩弘碑》”。朱熹对退之“虽辟佛”，又多接引僧徒，“又却都是那破赖底僧”表示不满。说他晚年见到高僧大颠于海上，佩服其“阔大胜妙”之说，不必为他“出脱”。朱熹认为韩愈“不曾理会他病痛”，所以才会说大颠“颇聪明，识道理，实能外形骸以理自胜”[82]。皆是不满之词。当然，朱熹对韩愈批评最严厉的还是有关文道关系的论述。朱熹说“文者，贯道之器”是错误的!因为“这文皆是从道中流出”[83]。这段论述相当重要。韩愈的这句话意在说明，文是一种独立于道之外的东西，理应用来“贯道”。这样言外之意是许多文没有“贯道”，而且是客观存在的。这就有可能推出“文”亦可不必“贯道”而有存在价值的前提。韩愈所说是历史的客观情况。文是丰富、复杂的，正如人本身的丰富、复杂一样。所以韩愈才揭起“文以贯道”的旗帜!在目的上与朱熹没有什么两样。莫砺锋谓“朱熹高度评价韩愈等人恢复古文传统的历史功绩”[84]。其文道关系论之争，乃纯粹学术问题。但是无论如何，朱子在批评韩愈的时候，关于“文”和“道”的论述都是具有非凡的价值的，对人们的创作和研究及文学欣赏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
朱熹说“韩千变万化，无心变；欧有心变”[85]。这对韩愈的评价是相当高的。“无心变”是不有意在“变化”上下功夫，不造作，但功力深厚，胸中世界博大精深，眼前意境流转无穷，故自然“千变万化”、魅力无穷。“有心变”则是另一层次之境界矣。
朱熹对韩文的态度还可以从下面的话中得到印证:这种评价可谓实在是高，把韩文与《孟子》并列已说明问题。韩愈自己讲“文以气为主”与孟子讲“善养吾浩然之气”确实相通。朱熹对韩文之如长江大河、滔滔不绝，“自然纯粹成体”更是欣赏备至。
可看《孟子》、韩文。韩不用科段，直便说起去至终篇，自然纯粹成体，无破绽。[86]
这些都是平常朱子讨论韩文的零碎的记录，整理归纳以后，可以大致看出他的主要倾向及其文学思想的观念。
① 首先对韩愈的力去陈言、改变文风的历史功绩加以肯定。
综合而论，朱熹认为韩文可与《孟子》、《史》、《汉》相接，而高于柳、欧、曾诸家。这些都是在具体的研究、分析、比较中得出的看法。当然，朱熹对韩文的批评是丰富、复杂、辩证的。
他对韩诗论述较少，认为潮州诗“却好”。又欣赏其《斗鸡联句》:“一喷一醒然，再接再砺乃!”有“戒谨恐惧底心”。说:“争观云填道，助叫波翻海!”是退之之豪；而“一喷一醒然，再接再砺乃!”是东野之工。朱熹欣赏韩愈诗:“强怀张不满，弱力阙易盈。”并分析说:“上句是助长，下句是歉。”又指出:“退之《木鹅诗》末句云:‘直割苍龙左耳来!’事见《龙川志》，正是木鹅事。”[87]从这几条简短的讨论来看，他是肯定韩诗的成就的。至少指出两点:一、韩愈诗的豪放之风；二、韩愈诗的句法不凡。而且对韩诗之用典用事也加关注。看来他一生爱好韩文韩诗，虽然也严厉批评其缺陷，但肯定其独特的价值，评价之高，罕有其匹。他用心做《韩文考异》决非偶然。
以韩愈诗文在中国文学史上地位之高，朱熹对之时有严厉批评，此乃其理学性格所决定。考察朱熹纷繁讨论内容，不难发现唐代最受批评作家即韩愈，宋代最受批评作家乃苏轼。此证明其批评愈多，地位愈高，影响愈大。朱熹实为中国最理想主义之文学批评家，于此可见。
朱熹对柳宗元文谈的不少，数量赶不上韩、欧、苏，与曾巩相仿。他在《语类》论文中，首先谈子厚“亦自有双关之文”，说明“他效世间模样做则剧耳”。“双关之文”就是骈体文。朱熹对此并不很满意。又说柳宗元的《贞符》之文体“亦不免乎蹈袭”。但他对子厚之文总体还是肯定的。以“屈宋韩柳”并称，亦可见其评论次第。又如“及韩昌黎柳河东以文显”也是此意。朱熹认为柳宗元之文比韩愈“较精密”，但不如韩文“规模阔大”。在学习柳文的问题上，朱熹持保留和矛盾的态度。一边说“柳文是较古，但却易学”，一边说“学柳文也得，但会衰了人文字”。他认为柳宗元本人“学人处便绝似”。《平淮西雅》之类甚似《诗》，诗学陶者便似陶。但人们学韩柳，必须先学韩，后再看柳，否则，便会坏了路头。因为“柳文亦自高古，但不甚醇正”[88]。但对子厚之《辨鹖冠子》及说列子在庄子前，及《非国语》之类之“精密”还是十分肯定的。
古赋须熟，看屈宋韩柳所作，乃有进步处。[89]
朱熹对宗元文风格之不满主要是“局促”，“合尖气短”。如《伐原议》就是。但他认为“柳文虽不全好，亦当择”。这是谈到了东坡、老苏、欧公、曾南丰、韩昌黎之文后说的。然后又说:“合数家之文择之，无二百篇，下此则不须看，恐低了人手段。”这说明他对柳文批评不满虽较多，却仍作为大家看待。
今人要做好文者，但读《史》、《汉》韩、柳而不能，便请斫取老僧头去![90]
所与并列者《史记》、《汉书》、韩文而已。总之，朱熹对柳宗元文章的评价主要是:一、认为柳文“高古”但“不醇正”，说理论事“较精密”。二、认为柳文在风格上“局促”，火急火忙的，好象没说完就不说了，也就是说文风上不像欧阳修那样从容不迫、含蓄不尽。这都是从高处严格要求，而且是就全体中找出可以指摘的缺陷，因为柳文的许多好处他还未来得及论述和欣赏，比如柳文之峻洁简炼等。但不可否认，柳文是存在“局促”的缺点的。至于说“醇正”与否的问题，是思想上的争鸣，不一定就对，但就一种评价的体系而言，值得我们好好参考。张健研讨朱熹论柳宗元说到“简而不古”与“较古”、“高古”矛盾，[91]其实朱熹所论语境不同，具体与抽象不同，情况复杂，并非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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