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文学思想探析结果

朱熹讨论唐代以前作家作品之时代特点。朱熹关于历代作家作品的讨论，最著名最系统的当然是《诗经》和《楚辞》，著有《诗集传》和《楚辞集注》，这两部文学研究的专著已经在前面进行过比较系统的分析。除了这两部系统的经典名著，朱熹关于历代作家作品的讨论主要是平常与学生的问答记录。《韩文考异》虽然与作家作品之讨论有关，但主要是韩愈诗文版本校勘学著述。^[11]所以，可以这样说，朱熹关于历代作家作品的研究和讨论，除了《诗集传》和《楚辞集注》大多集中在《朱子语类》卷一三九和卷一四〇有关论文的篇章里。朱熹与学生讨论历代作家皆是从心中流出之切身体会，有感而发，言论零散，往往一言半语，含蕴义理，识见非凡。钱穆称赞朱熹:“谓战国乱世之文有英伟气……非深于文者不能知，尤非深于史者不能知，更非深于道者不能知。”^[12]理解奥义，诚非易事。

在这些篇章零散的讨论中，朱熹对文章的时代差异看得很清楚。他认为有治世之文，有衰世之文，有乱世之文。《六经》是治世之文，庄严正大。《国语》是衰世之文，其语言萎靡繁絮，呈露的是衰落的气象，周之不能振起是必然的。战国时代的文章可以说是乱世的产物，但其间有英伟气，是衰世《国语》之文不能相比的。楚汉间文字真是奇伟，后世哪容易赶得上!乱世之文超过衰世之文，因为其有“英伟气”，《国语》为什么说得繁絮冗弱呢?只是因为气衰。战国文字为什么有英伟气呢?只是因为其文字豪杰，一刀一枪，非你杀我，则我杀你。《国语》的文字极困苦、振作不起，是时代的内在气象衰弱造成的；战国文字豪杰，也是由于乱世英雄豪杰并起的内在气象造成的。楚汉间文字之所以奇伟也是一个时代的内在气象的反映。^[13]在这里，朱熹论文章时代之差异是高度概括的，是从总体论述的，是宏观的直觉的，并不是各时代每一篇文章都是这样，但并不因此影响此种评断的价值和参考意义。

朱熹在论到具体作家时也谈到文学的时代区分。他说:汉初贾谊的文章质实。晁错说厉害处是极好的，但其答制策便乱说了。董仲舒的文章缓弱，其《答贤良策》关键的地方说不到，至无关紧要处，却又说了几百字。东汉文章又更不如，渐渐趋于对偶。例如杨震这批人说谶纬，张平子不以为然，但平子的意思又不过是理会风角、鸟占，哪里又比谶纬好什么!渐渐衰落到三国两晋，文气更加卑弱。^[14]这里的批评并不全面、系统，只是从某一角度而言，是有局限性的。比如朱熹批评董仲舒的文章缓弱，只是就他有这个缺点而言，并不是对董仲舒文章的全面评价，好的地方当时来不及说。对其他人的批评也是如此。朱熹在与学生讨论时，主要目的是想说明时代变化对个人文章风貌的影响。总体上认为西汉高过东汉，东汉高过三国两晋。他对不同时代文章的总体概貌是以“文气”高下来衡量的。这与他对“治世之文”、“衰世之文”、“乱世之文”的研究方法是一样的。“治世之文”雍容典雅、平正高伟；“乱世之文”奇伟英杰、激情跌宕，朱熹都欣赏，但对“衰世之文”平庸无力、文气卑弱则感慨无奈，不予欣赏。

莫砺锋谓“朱熹认为古今文章演变的关键是骈偶化。”符合朱熹论文实际情况。又说朱熹“有厚古薄今的文学史观念”^[15]，此一论题则十分复杂，需要具体分析。朱熹对文学气象的时代区分有时研究得较细，如他认为，司马迁文雄健，有战国文气象，非凡超卓，气概雄伟；贾谊的文章也是如此；董仲舒的文章充实；刘向的文章也比较充实，好，没有那华而不实的气象。与仲舒文章比较而言，后者更加滋润发挥。大体说来，武帝以前文章雄健，武帝以后文章更实。到了杜钦、谷永等人，就太弱无归宿了。匡衡书多有好处，汉明经中都不似此。^[16]可以看出，时代的划分是相对的，有时非常宏观，如治世之文，衰世之文，乱世之文的说法。有时相对缩小范围，如西汉、东汉、三国两晋的区别。还有比较细致的，象以上武帝以前文章雄健，武帝以后文章更实的分析。朱熹对文章之“实”，“较实”是赞成的，但对文之“精彩”更欣赏。所以他说“仲舒文大概好，然也无精彩”^[17]。最好是“实”而“精彩”的文。朱熹对于时代的文学差异，表面看来是“今不如昔”。其实并不是越古的时代越好，而是根据实际情况来评价。他曾经对学生说，我们看仁宗时制诏之文极为朴素，表面看是无华彩丽词，但其中的意思气象是那样的深厚久长，看起来好象是拙，但其中的思想见解是那样的确实无疑。当然他们有时用字并不是很恰当，但他们文章的气象多好啊!^[18]这就说明宋初文章深厚充实，比之“衰世之文”是好多了。《国语》的时代自然是比宋初的时代古得多。这就证明朱熹并非是一个“今不如昔“论者。与仁宗时制诏之文相比，朱熹认为后来的一些人写文章一味纤巧不实，是不能与之相提并论的。但到二苏(苏轼、苏辙)出来，又做出了那壮伟发越的文章，以前不曾如此。这些根据实际情况评价各时代文章文学的辨证法思想值得我们重视。学界流行观点以为朱熹是文学复古论者，只是抓住片言只语得出结论，^[19]不足置信。

朱熹对他自己所处时代的文章文学总体是不满意的，尤其是“时文”，他曾经比较说，如果能将《汉书》以及韩文熟读，不相信做不出好文章。我以前见一个人作《马政策》，上面写道:“观战，奇也；观战胜，又奇也；观骑战胜，又大奇也!”这虽然粗，中间却有好意思。而今天的时文，一两行便做万千屈曲，若一句题也要立两脚，三句题也要立两脚，这是多少衰气!^[20]联系起来看，朱熹对各个时代的文章之评价，最反对的是纤巧不实、无病呻吟、矫揉造作，其文风必然是“多少衰气!”反之，在艺术技巧上差一点，但如果文实，“气象尽好”、“却有好意思”的话，还是比“一味纤巧不实”的好。如果文做到像二苏那样“壮伟发越”，那自然更好。朱熹论文重实，更欣赏在“实”的前提下能“壮伟”、“奇伟”、“英伟”、“精彩”、“雄健”、“豪杰”等。以时代而论，并不是一个退化论者，而是根据各不同时代的实际情况加以分析批评。如南宋固是衰弱，文章也是不振，但也有好的，超过前世的。与朱熹同时代的陆游被朱熹推为“当今第一人”就是证明。但南宋在总体上毕竟是积弱不振的，其文风也有衰弱的趋向，不能不加以正视。

朱熹对时代与盛衰之关系亦予关注。他说，大体说来，文章盛，则国家却衰。如唐贞观、开元都无文章，到了韩昌黎、柳河东以文显，而唐的政治也就不如以前了。^[21]但要注意，这只是大体的说法，不能一概而论。否则，说《六经》是治世之文，《国语》是衰世之文就有矛盾。其间有更加复杂深微的关系，难以用一二言语说清。朱熹在这里强调了一个值得重视的观点:文章盛时国家却衰弱。历史上常有这种情况出现。韩愈讲“不平则鸣”，“文以气为主”，正因为国家走向衰弱，有识之士才会为之奔走呼号，表达自己对国家民族利益的关心，形之于文辞，就会出现“文章盛”的情况。说文章“穷而后工”也是这个意思。苦难往往是伟大文学的催生剂，丰富复杂、艰难困苦的生活有利于作家的生活体验的深刻有力，也是“文章盛，则国家却衰”的一个重要因素。贞观、开元盛世，文章却平平，是因为盛世人们一心追求国家社会建设，“不平则鸣”较少，所以文章文学不怎么样。朱熹讲“都无文章”是相对的说法，在修辞上并不十分准确，有没有“文章”只是相对而言。朱熹的文学见解其真理性也是相对的，是有条件的，值得我们重视，但必须辨证的分析、研究，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研究者尤其要注意他的口语是被学生记录下来，流传至今，语言局限性在所难免。

朱熹论诗，也能从时代的区分入手。他认为，古诗须要看西晋以前，如乐府诸作皆佳。《文选》中刘琨诗格调高远。东晋诗已经不如前人，齐梁诗更加浮薄。齐梁之间诗，读了使人四肢懒慢怕动。总之，这便是世态衰下，其为人也就不能不受影响。^[22]显然，他认为不同时代，诗文等等的艺术风格是不一样的，诗既然是时代生活的反映，这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世态衰下与此一时代之人物风貌有着必然的联系，不能不影响到文学创作的盛衰，不能不影响到文学作品的艺术风格的趋向。朱熹论诗文之创作之所以深刻独到，与他本人诗文创作之巨大成就有直接关系。清人李重华称紫阳雅正清明，所推南宗一大家，今人亦认为朱熹的文学创作理应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23]

朱熹具有文学发展变化观念。在进行文学的时代分析中体现了他的文学评论的价值观:文从心中流出，自然而然，“天生成腔子”才好。他反对造作的对偶文字，因为造作的纤巧的文字是世衰德薄的一种反映，对社会人心没什么益处。朱熹研究文学时代之变化，其重心所在乃国家社会和谐发展、长治久安。文风世风密切关联，敦厚恕道，宁拙毋巧。张健论朱熹文章与时代“更有他针对整个文化现象的辽阔视野”^[24]，中肯确实。

朱熹概论唐代以前的文章作家。他对先秦战国、楚汉间文字之奇伟特加重视。说战国文字:“有英伟气”，“更有些精彩”，“豪杰”；楚汉间文字:“奇伟!”他曾比较说:

韩文力量不如汉文，汉文不如先秦、战国。^[25]

这在表面上给人一种印象，就是文章力量随时代而递减。韩文在朱子看来“规模阔大”，“高”，已经难学，而比较汉文和先秦战国文，力量又不如。这里面有很深的历史文化内容。朱熹提到后人学习先秦战国文字的情况也可以供我们参考。(www.xing528.com)

老苏父子自史中《战国策》得之。……^[26]温公文字中多取荀卿助语。^[27]杨氏壁立万仞，毫发不容，较之墨氏又难。^[28]今人去学《左传》、《国语》，皆一切踏踏地说去，没收煞。^[29]

再联系说“孟子是大底文字”，说《楚辞》是“说出”的文学，“三代圣贤文章皆从此心写出。”就可以明显看出“楚汉间文字真是奇伟，岂易及也!”这句感叹语的深长含义。他在这里并不完全以“道”的文学观来衡量文字，而是主要从气象力度上来衡量。“英伟”、“奇伟”、“精彩”、“豪杰”，这些用语都是以整体的历史性的标准来比较的，是在最高层次上运用的。那是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圣贤英杰生活实践中留下的自然而然的文字，所以是难于学习而达到其崇高境界的。但是学习这些非凡的文字又是非常有益的。愈是天赋、生活阅历接近于非凡文字的创造，愈是容易成功。如苏氏父子学习《战国策》则是。朱熹不止一次称其为文“雄健”、“雄浑”、“明快”、“气豪”，有“不帖帖意”也就是有英气，是接近于战国之文的风格的。朱熹又批评其“巧”，其“驰骋”而“疏漏”，也就是说不太符合自然流露“说出”的文学标准。苏氏父子文学成就之大，影响之广，是时代文学的代表，是历史长河中文学的高峰之一。这一点朱熹是肯定的。否则，很难想象谈到东坡文字的次数在《语类·论文》中最多。批评某家文字多并不意味着该文学家的地位低，恰恰相反，以朱熹之“致广大、尽精微”的境界，能多批评某文学家，实质已说明该文学家的重要。对黄山谷也是如此。尽管反感他的雕琢造作，但由于他的独特的影响，独特的成就，还是讨论了很多。从朱熹对先秦战国文的评价，可以看出他是用历史长河中聚集起来的精英文学，经过剪裁选择和安排，塑造一种理想的文学形象，树立一种理想的文学标准，在“道”的文学理念的观照下用来指导后世的文学欣赏和创作，其深意和用心及其内在的辩证规律，是值得好好思考和研究的。

朱熹论先秦作家作品多作为经典榜样与后世比较，《诗集传》和《楚辞集注》中以屈原为代表之先秦作家已有专论，其他零散评论之作家作品主要有《孟子》、《战国策》、《左传》、《国语》、荀卿、墨氏、杨氏、苏秦、张仪等，从中可见朱熹非常欣赏英伟雄杰之作品。此可证专家以为朱熹“斥为衰世之文或乱世之文”之误。^[30]

朱熹对汉代文学是推重的。分司马迁、司马相如与班固、扬雄以下为两组。前者为“说出”，后者为“做文字”。而且“就纸上做”而论“班扬便不如已前文字”。他特重《史记》，说“司马迁文雄健，意思不帖帖，有战国文气象”。对贾谊的文字也有类似的评价。但贾谊文章另有“质实”的一面。他论文重“实”。说“仲舒文实。刘向文又较实，亦好，无些虚气象；比之仲舒，仲舒较滋润发挥”。但对董文的“缓弱”与说不到紧要处表示不满。说“晁错说利害处好”，但也有乱道的“答制策”。在“雄健”和“实”之间，朱子是看到其复杂的辩证互动关系的。“雄健”易趋于“驰骋”好异，“实”易趋于“太弱无归宿”。所以对“实”的仲舒文说其“大概好，然也无精彩。”总体来说，西汉到东汉，文章趋于对偶，文气渐弱，朱子对此是不满的，从这里也可看出他重雄健的有不帖帖意的《史记》文字。但从“实”的角度出发，他又重视象汉高八年《诏》与文帝《即位诏》那样的简明扼要的文字，对《汉书》也非常重视。提倡大家学习《汉书》、韩、柳文。这里有一点矛盾的现象，就是他极力推崇、欣赏《史记》，明显过于班固的《汉书》，认为《史记》是“说出”的，具有“不帖帖意”的雄健文风，是具有“战国文气象”的奇伟文字。而对《汉书》则说其为“纸上做”的，而且不如以前纸上做的文字了。按说，二者之间是有明显的高低差异的。但他又说:“班、马、孟子则是大底文字。”^[31]则是把二者与《孟子》并列。这种矛盾现象主要是由于比较的角度不同造成的。从艺术风格上来说《史记》更口语化，有奇气，《汉书》则更整丽优雅。可见朱子虽然把从心中流出的文字作为标准，但也并不否认在“纸上做”的文字。人工的雕琢如果能有生气贯注其中，就会“巧得来不觉”。艺术风格的多样性，是被朱子所接受的。另外，他极力提倡学习《汉书》，而说《史记》又可学又不可学，也是一种矛盾现象，他反复说:“今人要做好文者，但读《史》《汉》韩柳而不能，便请斫取老僧头去!”“若会将《汉书》及韩柳文熟读，不到不会做文章。”^[32]“《史记》不可学，学不成，却颠了，不如且理会法度文字。”^[33]这其中已经透出了矛盾中的内在统一性，是考虑到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及其时代环境复杂的互动关系而说出的。朱熹论汉代作家主要有司马迁、司马相如、班固、扬雄、董仲舒、贾谊、晁错等，亦在比较中加以评论。在汉代最高层次作家比较中其推崇《史记》溢于言表。张健所列汉代作家“司马迁、董仲舒、扬雄、班固”^[34]，未及司马相如、贾谊、晁错。此可见朱熹平时所论作家之多，必有未被记录者。朱熹论唐前作家尚有曹操、曹丕、曹植、刘桢、沈约、谢灵运、鲍照等，均极简略，论曹操，则受时代影响有所偏颇。

朱熹对唐代以前的作家谈得最具体最多的是陶渊明。关于朱熹论学《文选》、乐府诸篇，束景南在《朱子大传》中有较好的叙论。^[35]这里主要谈对陶诗的认识。对渊明诗作朱熹特别欣赏。从古以来之诗人和诗作除对《诗经》《楚辞》作专门研究外，直到唐代之前，其后便要数到陶渊明，而且对其人品人格亦相当敬重。说其他人往往一句带过。如:“《选》中刘琨诗高”。“鲍明远才健，其诗乃《选》之变体，李太白专学之。”^[36]对曹操虽然多说了几句，乃是微言大义借此发挥。而对陶渊明其人其诗则津津乐道。朱熹特别强调渊明诗之“平淡出于自然”。认为后人学他平淡相去甚远。这意味着一种诗文风格的形成不是单纯后天学习的问题，跟人的个性、品格、气质、情怀、抱负、修养以及时代历史等等因素都有密切的关系。也说明“平淡”的多样性和细微差别。这在审美的辨别和选择上是重要的，对艺术欣赏之准确把握从而获得更好的效果也十分有意义。

另外，朱熹对陶诗风格的多样性作了典型的阐述:“陶渊明诗人皆说是平淡，据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觉耳。其露出本相者，是《咏荆轲》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说得这样言语出来!”^[37]这是他特有的学术风格。他喜欢反流俗之见，揭出新的发明，但并不是否认一般的见解。比如这里，“人皆说平淡”这个“人”实际也包括他自己，他本来就说“渊明诗平淡出于自然”。但为了强调被一般人忽略的新见，在语气上就好象与人争论一般，“据某看，他自豪放。”好象他又不承认渊明诗之平淡的一面。这使我们必须特别注意，以免产生错觉。这里实质是说渊明诗:一、除了平淡的风格外，还有豪放的诗风；二、渊明《咏荆轲》诗则明显体现出刚劲、豪放的风格。但不论是平淡还是豪放，都能出之自然。

关于朱熹对陶渊明之论述，张健有较好的研讨，^[38]韩钟文结合朱熹和陶潜生平诗歌加以探讨，亦有可观，但说朱熹“将陶潜作为自己人生理想的楷模”^[39]则不合朱熹之人生实践的圣贤理想。即以诗言，亦非理想。朱熹在给《谢成之》的信中曾说:“以诗言之，则渊明所以为高，正在其超然自得、不费安排处。”^[40]可见“平淡”出于自然最好，出于自然就是“不费安排”、不造作的意思。而苏轼之和陶诗尽管高才“似不费力”，却“失其自然之趣”。^[41]但当比较陶韦两家诗的时候，朱熹则更欣赏韦应物诗“自在”、“气象近道”。说其为人如诗，作诗又如其为人，所以“其诗无一字做作”。

问:“比陶如何?”曰:“陶却是有力，但语健而意闲。隐者多是带性负气之人为之。陶欲有为而不能者也，又好名。”^[42]

这就把他们之间的区别清晰地表达了出来。从而证明天性上的差异对于诗歌风格的重要影响。综合起来，我们可以看出朱熹关于陶渊明诗与韦应物诗的两个观点:一、陶诗比韦应物诗有力，语言劲健。二、陶诗“意闲”这方面是与韦应物诗的风格有某种相通之处的。但又有区别，韦诗因天性“自在”无所求而“气象近道”，此“意闲”出自内在本心的流露；而陶诗则是因“有为而不能”后“身有余劳，心有常闲”的修炼克己功夫的自然表达。说陶渊明“好名”并不一定是不好，夫子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追求抱负和理想不一定不注意自己的名声和影响。人是社会性的动物，精神价值的实现是人生表现的最高层次。朱熹的比较深刻入微。他说“杜工部等诗常忙了”与渊明诗之“意闲”作比较，也并不是说杜诗“忙”了就一定不好。但从韦诗之“自在”到陶诗之“意闲”，再到杜诗之“常忙”，有明显的诗风上的差异。都有独特的审美价值，形成了一个诗风变化的动态系统，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和思考。朱熹对陶诗评价极高，考其一生行事，辞官文字之多为数千年中国官场所仅见，退隐之志与陶略同，其激赏陶渊明之诗，实为激赏陶渊明其人，激赏其人格风采。